北宋軍事衰弱的原因探析

摘要:北宋擁有號稱百萬大軍,但在對遼、西夏、金的戰斗中屢遭挫敗。這表明,北宋軍事實力衰弱。究其原因:從宏觀層面看,北宋推行“重文抑武”的國策以及消極防御的軍事戰略,直接導致了軍人地位的急劇下降,嚴重影響了軍隊作戰的積極性;從中觀層面看,軍事指揮系統既相互分立,又相互牽制,且事事受控于上,直接導致了軍事指揮系統的僵化,嚴重影響了軍隊作戰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從微觀層面看,士兵招募寬泛、訓練松懈以及武器裝備匱乏、低劣等,直接導致了軍隊戰斗力低下。

關鍵詞:重文抑武;軍事指揮系統;兵源素質;武器裝備

收稿日期:2009-10-27

作者簡介:周寶硯(1974-),女,安徽明光人,南京政治學院政治學教研室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國政治制度史,行政學理論。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軍事十分衰弱的朝代,雖號稱百萬大軍,但在對遼、西夏、金的戰斗中卻屢遭挫敗。本文認為,導致北宋軍事衰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大體上可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逐一探討。

一

從宏觀層面看,造成北宋軍事衰弱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在治國方略上,積極推行“重文抑武”的國策;二是在軍事戰略上,嚴守“守內虛外”的消極防御戰略。

北宋之所以采取“重文抑武”的國策,既與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國紛爭混亂的歷史背景有關,也與北宋皇帝起家的特殊經歷有關。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典型的軍閥割據時期,統治基本上以武治為主,所謂“五代為國,興亡以兵”。^[1]由于“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2]軍隊被用來實現改朝換代的工具。而更為嚴重的是,文官墮落到只能配給征收賦稅作計量工作的地步,原有政治文化中的道德依附基本上蕩然無存,他們對于服務于哪一朝皇帝已無動于衷,這種情形對當權統治者來說,無疑是致命的打擊。為了扭轉這種風氣,北宋建國后,極力推行文治,大興科舉取士之風,同時,大興理學,對官員道德的講求,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境地。再加上,北宋開國皇帝是通過軍事政變上臺的,因此,為了避免類似事件繼續上演,宋太祖采取“杯酒釋兵權”的方式,收回了功臣宿將的兵權;并派文臣到地方任職,剝奪節度使的行政權;此外,還派專人任轉運使,剝奪節度使的財權。通過改革,宋太祖把兵權、行政權和財政權都收歸中央,徹底改變了自唐后期以來的武人專橫、藩鎮割據的局面。

這種改革,可以說是矯枉過正?！芭d文教,抑武事”^[3]國策的推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文官隊伍迅速膨脹,文官雖多,但由于政治體制架構上對文官行事之自由的嚴格限制和監察,使得文官之間彼此牽制,沉陷于內耗之中,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另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軍人地位急劇下降,人人恥于入武。在宋代制度上,同一品級的官吏,文職官員的位置在武職官員之上。若文武官員同時面對掣肘時,命運也往往有天壤之別。史載:史珪嘗譖文臣梁夢升,夢升反得升官;又譖武臣張瓊,瓊為太祖撾死。^[4]文臣高于武將以及軍人處處受排斥的風氣很快在民間漫延,“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賤武”民諺也就從那時流傳下來。

從國防角度來看,北宋不利的地理條件,使其面臨著周邊少數民族的軍事威脅,軍隊的作用就更加凸顯。然而,來自周邊的軍事壓力,并沒有引起北宋統治者足夠的重視,反之,他們認為執政的著力點在防范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威脅上。宋太宗明確表示:“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甚為可懼,帝王合當用心于此”。^[5]由于精力主要放在防范內患上,使得北宋統治者在邊事上采取了被動、消極防御的戰略。

在“重文抑武”的國策以及消極防御戰略的指導下,北宋軍事集團很難吸引到真正優秀的人才?？v觀北宋一代,名將尤少,即使偶有幾位名將出現,也無法充分施展其才能。如北宋初年的楊業,可謂“老于邊事,洞曉敵情”,^[6]但宋統治者就因為他是武人,是北漢投降過來的降將,不信任他,最終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雖被譽為宋初名將第一,兩次任樞密使,也不過是能遵命耳;曹彬之子曹瑋,亦是北宋的御邊名將,被任命為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天禧四年,任簽書樞密院事,又參與最高軍事決策,但在宰相丁謂的排擠下,只能默默死去;狄青雖功勛卓著,位至樞密,但由于出身武將,最終被打發到陳州任地方官。即使如此,統治者對狄青仍不放心,“每月兩遣中使撫問”,以監視其行動。狄青每聞使來,即“驚疑終日”。^[7]狄青到任不過半年左右,便郁悶而死,年僅50歲。

二

從中觀層面看,北宋軍事指揮系統分立與相互牽制及皇權對作戰的干預,嚴重干擾了作戰指揮及戰場決斷。

北宋建國后對軍事指揮系統進行了調整和改革,實行樞密院--三衙體制。樞密院是唐朝后期設置的機構,原意是利用代表皇帝的宦官參與宰相議事,分宰相之權。北宋繼承了樞密院體制,但樞密院主要由文官掌握,負責全國軍政。樞密使和副使位列宰輔,與宰相一起參與軍國大事的處理,其職責是:“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凡侍衛諸班直、內外禁兵招募、閱試、遷補、屯戍、賞罰之事,皆掌之”。^[8]由此,樞密院從宰相那里分得軍國機務這一塊,而又不負責除軍政以外的其他事務。這樣一種把軍國大事從政治事務中截然分開的作法在現實中很難執行,最后只能是組成宰相集體,共議軍國大事,共同對皇帝負責。

三衙的全稱是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和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五代初即已出現侍衛親軍,宋太祖即位之初,解除了主要禁軍將領的兵權,同時取消殿前都點檢和副都點檢兩個高級軍職,并將侍衛司分為侍衛馬軍司和侍衛步軍司,同殿前司一起合稱三衙。三衙長官皆稱都指揮使,并稱“三帥”。三衙三帥之設,一方面降低了軍隊統帥的級別,同時也在無形中分散了軍權。雖然三衙的統兵由中央擴大到地方,即掌管禁軍和廂軍,但三衙職掌卻大為減少,“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9]可見,三衙只負責軍隊的訓練與日常管理,而無發兵之權。

樞密院和三衙都負責軍事,但兩者地位并不平等。相對于武人的三衙,文官的樞密院有著不可比擬的優越性,處處體現著“重文抑武”的國策。但權勢雖大的樞密院,在權限上卻有一個禁區,就是絕對不能沾軍隊的邊,可見這是一個典型的“不知已”的決策者。這種軍事中樞機構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權一分為三?！氨鲇跇忻?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sup>[10]樞密院有調兵之權,卻不掌管軍隊;三衙掌管軍隊,卻無調兵之權;遇有戰事,則由皇帝任命率臣領兵出征,從而實現了“調兵權”、“握兵權”、“統兵權”的分離。但軍隊中樞機構既彼此分立,又相互牽制,直接導致了政出多門,各自為政,不能相互協調,缺乏統籌安排等一系列問題。

此外,宋朝皇帝還通過“臨陣授圖”以及擴大監軍權限等方法來加強對作戰軍隊的掌控。出征前,皇帝和樞密院事先規劃好陣圖,領軍將領按著陣圖打,打輸了沒有罪。如果不按陣圖打,打輸了固然罪無可免,打贏也要請罪。很明顯,這種打法有著致命的缺陷,因為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如果非要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陣圖打,根本無法應對隨時可能變化的軍情。武將王德用曾坦率地批評過天子授陣圖的做法:“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于屢敗?！盵11]

皇帝在“臨陣授圖”的同時,還派“監軍”監控軍隊作戰。宋初,太祖派一些能征善戰的大將去做統一工作,但又擔心大將們重兵在外會危害中央的皇權,于是差遣宦官充當領兵或監軍以分主帥兵權。如曹彬伐江南,太祖“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會討。^[12]太祖進攻北漢太原,宦官李神祐兩次從征。太宗時進一步強化了宦官的監軍權。太宗任命宦官王繼恩“為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從中覆?！?sup>[13]自太祖太宗之后,北宋歷代繼統之君均給予宦官以指揮、監督軍隊的大權。北宋末年,宋徵宗派宦官童貫率大軍往討方臘起義軍,破例地“把東南事盡托付給他”,并“準許其便宜行事”。^[14]宦官作為內臣,很少能有軍事指揮才能,更不要說去實地參與戰斗,因此,派宦官監督作戰,無異于讓外行指揮內行。在這種情況下,武將要么屈從迎合宦官,從而維持其統帥權;要么與宦官發生矛盾,從而極有可能遭到宦官的抵毀和誹謗。由此可見,這樣一支在重重束縛和監控下的軍隊,已經失去了作戰的主動性和靈活性,又何談戰斗力!

三

從微觀層面看,兵源把控不嚴與武器裝備的質劣、匱乏,直接導致了士兵戰斗力的低下。

士兵素質是決定軍隊戰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宋代士兵都是招募而來的,是職業兵。一般來說,職業兵既然是專業的士兵,其戰斗力應當遠遠高于隋唐以來的府兵,但事實并非如此。北宋士兵戰斗力之低與兵源及武器裝備有很大關系。

首先,從中央軍(禁軍)的來源看,宋初對禁軍的選拔非常嚴格,但沒能堅持下來。宋初,選拔禁軍時,對身高體重都有明確規定。起先用一個活的兵樣,后來用木頭做成一個人的樣子,送到各地方各隊伍,符合這標準的,就送中央當禁軍,此外,凡才力技藝有過人者,也都收補入禁軍。此時,朝廷“屯戍征討,百役并作,而兵力不屈”。^[15]但太宗雍熙三年攻遼失敗以后,北宋已喪失了收復燕云失地的信心和能力,轉而采取守勢,軍事積弱局面開始出現。真宗、仁宗時期對遼、西夏用兵,募兵規模和范圍不擴大,兵源素質不斷下降,流民、饑民甚至盜賊都被招募入伍?！?景德四年)選殿前司龍騎卒材勇者隸龍猛。先是,此軍十三指揮皆募強盜以充,時寇賊希少,故議并省?！?sup>[16]兵源素質低下到了這種程度,戰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宋初統一戰爭后,很長時期內軍隊都缺乏正規而嚴格的訓練,禁軍驕惰成性,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17]這樣一支驕惰之軍,站不成行,聽說打仗,早就嚇得不知所措。名為騎兵,卻不能披甲上馬;名為射手,箭卻在“馬前一二十步即已墜地”。^[18]“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sup>[19]由于“教閱訓練之事盡廢”,所以“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20]

其次,從地方軍的來源看,招募過于寬泛,使得所謂的地方軍根本無戰斗力可言。地方軍主要包括廂兵、鄉兵和蕃兵。廂兵名為常備軍,但實際上是各州府和某些中央機構的雜役兵,供地方官府役使。主要任務是筑城、制作兵器、修路建橋、運糧墾荒以及官員的侍衛、迎送等。據《宋史?兵志》載,宋初廂兵,大半老弱病殘,這樣的軍隊根本沒有戰斗力。鄉兵是按戶籍丁壯比例抽選或募集土人組成的地方民眾武裝。平時不脫離生產,農閑集結訓練。擔負修城、運糧、捕盜或協同禁軍守邊等任務。鄉兵可以說是非正規的地方軍。蕃兵是北宋西北部邊防軍,招自歸順部落的少數民族的人民充當。諸部族首領被封軍職,率部族軍戍守邊境,目的是以夷制夷,防范邊境少數民族的騷亂,編制不定,多數情況下只給一個名義和少量補助。此外,還有地方縣一級武裝力量士兵和弓手,數額均不多,每個縣多為數十名,負責縣的吏役和地方治安。但這些地方武裝力量弱不禁風,以至于平時連稍微大一點的團伙盜匪都對付不了。每當流竄的匪幫臨境,申報中央派兵來不及,往往就由官員出面,以牛、酒、金帛賄賂他們,讓他們到別處去。

再次,從士兵的武器裝備來看,武器裝備的低劣與匱乏也極大地影響了戰斗力。宋代發明了火藥,且火藥開始應用于軍事,這為武器裝備以及作戰方式的改變提供了可能。但由于社會精英群體集中在文官隊伍之中,缺乏對新軍事手段的敏感和重視,更沒有思考由此可能引發的軍事變革,依舊擺脫不了冷兵器時代的傳統用兵思維模式。宋軍使用的武器,除太祖、太宗和神宗(熙寧六年以后)等朝所造“戎具(較為)精勁”外,其余多數時間,兵器制造的質量都普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如,河北“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21]“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22]出現這一狀況的原因,除了主管官吏不諳兵器或玩忽職守外,還與士兵不斷增多,兵器需求量大增,而軍器工匠與制造兵器的原材料嚴重不足有關。因此,即使在很短時間內制造出了大量兵器,也只能是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與此同時,騎兵最重要的裝備之一馬匹也十分匱乏。宋代是漢族各個朝代中騎兵最少的,北宋僅有十多萬,不到唐朝的1/3,因此其使始終建立不起強大的騎兵部隊。

此外,宋代士兵社會地位十分低下,其突出表現就是刺字,故招募士兵往往稱為“招刺”。刺字為軍,對士兵心理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因為在當時只有某些罪犯和奴婢,才會受到如此懲罰。因此,當士兵帶著壓抑甚至怨恨的情緒進行戰斗時,很難說會有殺敵立功的激情。于是,戰勝時,軍士易恃功而驕,欺凌百姓;平居無事時,常因軍官虐待,起而作亂。北宋河北路澶州衛南縣巡檢使張繼明性情暴虐,不恤士卒,導致軍卒“持兵讙噪,將殺繼明以為亂”。^[23]北宋一代,大的兵變沒有,小的兵變時有發生,這也使得相當一部分軍事力量陷于內耗之中。

綜上,由于宋朝“重文抑武”的國策以及消極防御的軍事戰略,致使北宋武人地位急劇下降,嚴重影響了軍隊作戰的積極性;再加上,皇帝的防范和猜忌心理相當嚴重,使得軍隊的中樞機構既互相分立,又互相牽制,導致軍事指揮系統過于僵化,直接影響了軍隊作戰的主動性和靈活性。此外,作為戰場生力軍的士兵卻由于招募寬泛,訓練松懈,武器裝備低劣、匱乏等,直接導致了戰斗力低下。由此,北宋一代雖經濟、文化輝煌一時,但卻難以逃脫被動挨打的局面,終亡于邊患。

參考文獻:

[1]歐陽修.新五代史:卷27康義誠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50兵制[M].長沙:岳麓出版社,1997.

[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脫脫.宋史:卷274史珪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7.

[5]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楊文公談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M].北京:中華書局,1985.

[7]王安石.臨川集:卷57除左仆射表[M].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本.

[8]脫脫.宋史:卷162職官二[M].北京:中華書局,1977.

[9]脫脫.宋史:卷119職官六[M].北京:中華書局,1977.

[10]李綱.梁溪全集:卷43辭免知樞密院事札子[M].四庫全書本.

[11]脫脫.宋史:卷278王超傳附王德用[M].北京:中華書局,1977.

[1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6[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3]脫脫.宋史:卷466宦者一[M].北京:中華書局,1977.

[14]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42[M].北京:中華書局,2004.

[15]蘇轍.欒城集:卷2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67[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7]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59原弊[M].影印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18]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32[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9]司馬光.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41[M].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20]不著撰人.靖康要錄:卷7[M].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21]章如愚.山堂群書考索后集:卷43[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117河北奉使奏章卷上[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3]范純仁.范忠宣公集:卷14朝議大夫閻君墓志銘[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王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