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的禁娼運動

何立波

新中國成立初期，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娼妓制度，仍然在危害著婦女的身心健康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諧，從而成為當時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對此，黨和政府通過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堅決予以廢除和取締，在短短的幾年時間之內，徹底根除了這一丑惡的社會現象，大批不幸的妓女獲得新生。

建國初期娼妓狀況及社會影響

據統計，新中國建立之前，全國的妓院約有近萬家，其中上海登記在冊的有800多家，妓女9000余人；天津有530家，妓女1669人；北平有230多家，妓女2000余人；另外還有相當的游妓暗娼遍布社會的各個角落。在一些大城市，妓女人數與當地人口的比例在1:150～200之間，比例相當之高。而且由于妓院林立，致使性病流行蔓延。

1949年3月進入北平后入住香山雙清別墅的毛澤東，有天晚上帶了秘書，乘一輛吉普車進入北平城內觀察社會。在一個胡同口，一家妓院的老鴇正在毆打一個體弱有病、實在不能接客而逃出來的小妓女。小妓女被打得苦苦哀求。毛澤東看到后非常憤怒，讓秘書趕快去阻止。秘書撥開人群，用身體護住小妓女喝道：“不準你們毒打她!”那老鴇蠻橫地說：“你是哪路神仙，關你什么屁事，她是我的丫頭，我打她你管得著嗎!”秘書揮手擋住老鴇說：“我就要管，我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我們決不允許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這樣的折磨。閃開，你必須馬上送她上醫院看病?！?/p>

不久，北平市委書記彭真來見毛澤東，匯報了北平妓院的情況。彭真此前也暗訪了北平的妓院。一天深夜，他率領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到前門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帶的妓院了解情況。彭真問一位15歲的妓女情況時，她痛哭流涕地講述了自己被拐賣到妓院的遭遇，還告訴彭真，她一天接客10多人，被老板盤剝后一天所得就是4個窩窩頭。彭真氣憤地說：“這是人過的日子嗎?我們共產黨能坐視不管嗎?”毛澤東聽了彭真的匯報后也非常生氣，立刻把公安部部長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長羅瑞卿叫來，斷然說：“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我們要把房子打掃干凈?！弊源?，新中國拉開禁娼運動的序幕。

迅速取締娼妓制度的“北京方式”

在毛澤東的親自督促下，黨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對娼妓制度予以堅決廢除與取締。首先，采取不同方式對各地妓院實行集中取締、封閉。當時各大城市的做法，基本上可分為“北京方式”和“天津方式”兩種。

所謂“北京方式”，即是指在較短時間內集中人力物力，采取果斷措施，將全部妓院予以封閉。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時，羅瑞卿接到北京市長聶榮臻下達的命令，封閉妓院的行動組立即出發。羅瑞卿在當晚8時行動前，以召開會議的名義，已把各家妓院的老板、領家“請進”了各區公安局“軟禁”，指出他們的罪惡，要他們向人民和政府交代問題，并對他們宣布了封閉妓院的命令。這次行動，沒有一個老板、領家漏網，對他們中一些罪大惡極分子立即拘捕。當晚8時，北京市出動干警和公安總隊官兵2400人，在市民政局和市婦聯配合下，一夜之間將全市224家妓院封閉，抓獲老鴇、班主454人，解放妓女1268名。11月22日上午，羅瑞卿向周恩來總理電話匯報封閉妓院的行動結果。周總理高興地稱贊羅瑞卿干得好，并告訴他，毛主席很關心封閉妓院的事，他馬上就向毛主席匯報封閉妓院的戰果。

北京在一夜之間封閉所有妓院的消息，在全國產生了極大影響。隨后，其他具備條件的城市如青島、長沙等也紛紛效仿北京，在較短的時間內封閉了妓院。各地公安機關針對這一新情況，結合加強對妓院、妓女的治安管理，適時地作出部署，大張旗鼓地開展宣傳運動，揭露娼妓制度的罪惡，鼓勵妓女重新做人。許多地方報紙紛紛正面報道首都北京掃除罪惡的娼妓制度、拯救上千名妓女跳出火坑的真實情況，使許多蠱惑人心的謠言不攻自破。

“寓禁于限”的“天津方式”

北京的封閉妓院行動，掀起了全國范圍內的禁娼運動。天津市根據自己的特點，采取了不同于北京那種暴風驟雨方式的“天津方式”。

所謂“天津方式”，就是先采取多種限制措施，引導妓女逐步走向新生，到條件成熟時一舉封閉妓院。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召開了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對處理妓院和妓女問題，專門做出了“嚴格管理限制，消滅老板領家對妓女的壓榨，幫助妓女轉業，以達到全部徹底消滅的目的”的決議。天津之所以采取這種循序漸進的做法，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天津市以娼妓業為主的人約2萬，若集中封閉收容，要涉及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在剛解放財政還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必將加重人民負擔。因此，只能從天津的實際出發，在“寓禁于限”方針下，逐步取締和消滅娼妓業。當時，和天津情況相同的城市還有太原、武漢、西安、上海和福州等地。

1949年3月至1950年初，太原、天津、上海、武漢等城市，首先制定和頒布了有關規定，加強對妓院和妓女的管理。這些“規定”和“辦法”主要包括：(1)登記妓院老板的個人情況及妓院建筑、衛生設施等：(2)以現有的妓女人數為限，妓院不能再行私自擴大妓女人數；(3)妓院登記領取特別執照，并設置顯著標志，登記妓女并使之領取貼有本人照片的許可證；(4)未滿18周歲的妓女不能接客，禁止息有性病和懷孕已逾四個月及分娩后未滿三個月的妓女接客。不能引誘未滿20歲的狎客及接待軍政、公務人員；(5)妓女定期到指定的醫療部門進行體檢；(6)妓院不準大擺花酒、深夜喧嘩及聚眾賭博、私自留宿身份未明者，對窩匪、私藏毒品、槍支者嚴厲處置；(7)不準院主打罵妓女并強迫接客；(8)禁止妓女外出狎宿，如外出時需向當地派出所報告。

這些城市還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限制嫖客。各級公安機關采取“麻煩嫖客”的策略，加強了對螵客的檢查，要求妓院老板每天將留宿嫖客的姓名、職業、年齡、住址等登記下來，當天送交當地派出所，以便隨時核對嫖客身份。每當華燈初上時，巡邏的民警便開始在妓院附近檢查盤問，同時到妓院中核對嫖客的身份，這使許多人不敢再涉足妓院。

為了從根本上鏟除娼妓毒瘤，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對罪大惡極的妓院老板、領家和鴇母等進行了嚴厲打擊。如天津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間，先后將惡貫滿盈的數十名惡霸妓院老板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云南省也在解放初期依法逮捕并嚴懲了41名罪大惡極的鴇母和釣臺，其中2人被判處死刑。政府的嚴厲懲處起到了很大的震懾作用。

上述管理措施，有效地限制了妓院的活動，達到了控制妓院的發展和妓女人數增加的目的。以西安市為例，1949年5月西安解放時尚有妓院375家，采取管理措施后到1950年4月，妓院已降至240家。天津從解放到1950年1月，妓院減少了213家。隨著娼妓數量的逐步縮減，

各城市先后于1951年到1953年之間，選擇適當時機對殘存妓院進行了集中查封和取締。

在遠東最大的城市上海，1949年6月市公安局責令全市妓院登記，審核發證，并規定：一、凡狎客涉足妓院必須登記姓名、職業、住址，每天送公安局備查；二、不得容留公務人員和身份不明者；三、患有性病的妓女不得接客；四、不準妓女到馬路上沿街拉客。7月28日，市公安局頒布了《管理妓女暫行規定》，對妓女的身體健康、從業要求、妓院登記手續、營業情況等作了詳細規定。接著，市公安局又核發了《妓女營業許可證》，市衛生局性病防治所頒發了《娼妓身體檢驗證》。8月16日，市公安局頒布《管理妓女、妓院暫行規則》，宣告廢除妓院主與妓女之間的一切契約，如妓女申請脫離，妓院應無條件允許其自由。這一系列規章，對整治社會風化起到一定作用，同時為徹底取締妓院創造了條件。

到1951年，上海徹底取締妓院的條件已成熟。1951年11月，上海市委作了《關于本市處置娼妓的計劃》，決定全面封閉妓院、集中收容妓女。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取締妓院、收容妓女的決議，并建議人民政府對上?，F存的娼妓亦應有計劃、有步驟地加以取締。11月25日晚9時，市中心9個公安分局統一行動，對殘存的妓院和妓女進行突擊清查。這一晚，72家殘存的妓院被封閉，181名公娼被收容，334名妓院主、老鴇、龜奴(妓院的男傭)被逮捕。不久，被收容的妓女(公娼、私娼)全部被送往新建的上海市婦女勞動教養所。

上海經過第一次大收容后，公開宿娼被禁止了，但是各種暗中賣淫卻并未絕跡。到了1952年夏，暗娼活動又猖獗起來，后由隱蔽轉為公開活動。嵩山、老閘等區的各游樂場所，如大世界、先施樂園、大新游樂場等，成為暗娼活動的集中地，狎客以工人為多，也有少數機關干部和現役軍人。1953年夏，暗娼又由隱蔽轉為公開活動。1953年9月9日，市人民政府司法委員會批復市民政局《為變更收容處理暗娼辦法的請示報告》，由公安、民政兩家和市救濟分會聯合行動，以嵩山、老閘等五區為重點，突擊收容暗娼554人。這次收容，在處理方針上采取收容改造少數，教育警告多數，應用政府管制與群眾監督教育相結合的辦法，重點收容在公共場所公開拉客、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和社會風氣及屢教不改者。對一般初犯失足者和情節輕微的暗娼，由公安局拘留教育一兩天并留下違警記錄后，交里弄群眾監督；外省來滬者一律遣送回鄉，交當地群眾監督。1953-1958年初，婦女教養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多名。此后20年間，社會上的暗娼活動基本消失。

由妓女到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把收容起來的妓女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黨和政府成立了生產教養院，對妓女進行集中改造，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對妓女進行思想教育。妓女雖然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但長期的寄生生活也使其沾染了許多惡劣習氣；再加上由于聽信社會上的一些謠傳，說什么“妓女統統要剃光頭，押到邊疆去開荒、敲石頭”、“所有的妓女都要送到煤礦去和煤黑子配對”、“妓女的財產都要沒收”等。因此在改造初期，妓女的抵觸情緒普遍很大，有的還和工作人員哭鬧、耍賴，甚至挖墻腳準備逃跑。對此，政府一方面給妓女以生活上的關心和照顧，并耐心宣傳和解釋政府的政策，揭穿各種謠言，以打消妓女的顧慮；另一方面通過各種形式進行思想教育，幫助她們提高覺悟。教養院的工作人員還熱心幫助妓女學習文化，使許多原來不識字的妓女，甚至能寫信和寫簡單的文章了，這對于提高其思想覺悟有著重要意義。

上海的做法很有典型。1951年12月27日，上海婦女教養所組織500余名收容妓女，舉行第一次控訴大會，人民法院將五名妓院老板押解到場。收容妓女看到昔日兇惡的妓院霸主帶著手銬，跪在群眾面前，都爭相上臺控訴。有的收容妓女說：“自墮入火坑的第一天起，就在老鴇、龜頭的拷打下被迫接客，最多的一夜要接十幾個，接少了則脫光衣服罰跪在洗衣板或瓷碗底上。生了梅毒，下身潰爛，老鴇將‘楊梅子剪掉，抹上鹽水，還要繼續接客?！碑敺ㄔ盒紣喊约嗽褐骱蛢春莸睦哮d將受到國法制裁時，她們激奮起來，有的說：“在舊社會我們受迫害，警察保護老鴇，壓迫我們?，F在人民政府為我們申冤，我們才吐了苦水，真的翻身了?！?951年底至1955年，婦女教養所組織較大規模的控訴會三次，小型的不計其數。

二是幫助妓女治療性病。由于被收容的妓女大都患有嚴重的性病，因此為減輕她們的病痛，政府不惜一切代價為其進行醫治。當時治病用的藥物青霉素主要靠國外進口，價格昂貴，但政府想方設法滿足供應。

在北京，妓女被集中后，北京市政府立即責成市衛生局從全市各大醫院抽調了60多名醫術精、思想好的醫務人員，組成巡回醫療隊，對所有妓女進行一次認真普查。結果發現，95％以上的人都患有性病，有的人還患有梅毒、淋病等多種性病。當時，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家百廢待興，財政非常困難。為了迅速醫治她們的疾病，北京市政府撥出一個多億人民幣(舊幣)，用于她們治療。經過醫務人員的精心治療，很快治好了她們的病。她們不少人激動地說：“要不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誰會拿這么多錢為我們治病!在舊社會多少姐妹病死、爛死也沒有人管，真是新舊社會兩重天?！?/p>

在上海，藥庫里的青霉素要運往朝鮮戰場供應志愿軍傷員使用，沒有多余的。陳毅市長了解了情況后立即批示：“先給教養院，志愿軍戰士另想辦法?！彼麍詻Q地說：“不管花多少錢，要治好她們的病，別的地方可以省，這筆錢不能省?！睋y計到1957年，上海市政府為醫治收容妓女的性病，共耗資逾18萬元。

三是進行勞動改造。好逸惡勞、好吃懶做是妓女的致命弱點。為使她們能自食其力，教養院的工作人員一方面對其進行勞動光榮教育，使她們明白婦女只有參加勞動才能解放自己的道理：另一方面根據她們的健康狀況和年齡大小等，組織她們參加適當的生產勞動。經過努力，許多妓女逐步改變了好逸惡勞的習氣，并掌握了一技之長，為她們以后踏上新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基礎。

四是安置就業。經過教育改造的妓女，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各地教養院對妓女的安置，基本上都采取了以下原則：有條件配偶從良的，準予與配偶成家；有家可歸，并保證不重操舊業者，準予回家；有一定生產技能或是無家可歸的，分配到有關部門就業。

在上海，1953年7月間，婦女教養所成立審查處理小組，對在所的2431名妓女進行集中審查，經過安置前的思想教育后，成批處理出所。至1953年底，共處理出所1171人。其中有76人被介紹到國棉四廠和華陽絲織廠工作，部分人員建立了家庭，大部分農村婦女回鄉參加勞動。所內留下的妓女均為無家可歸、無業可就者，繼續在所內參加生產勞動。1955年，根據新疆軍區的要求，上海市人民委員會政法辦公室派遣1284人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其中包括改造好的妓女964人。1956年3月，上海婦女教養所先后將所內經過初步改造的妓女1560人，遣送白茅嶺農場移地教養和安置，逐步轉為國營農場職工。1956年5月，上海選送360名經過培訓的婦女到甘肅參加農業勞動。1951-1958年初，上海市民政局陸續將已經改造好的7000多名收容妓女進行了妥善安置。

隨著對公娼的逐步取締，各地又相繼轉入了對暗娼的整治處理階段，到1956年前后，全國的禁娼工作基本結束。新中國初期的廢娼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可以說創造了一個歷史奇跡。到50年代后期，僅經過七八年的時間，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娼妓問題就得到了徹底解決。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塞里弗埃說，像上海這樣解決娼妓問題的，全世界沒有先例。她認為，上海解決娼妓問題最大成功之處有兩點：一是改造徹底。建國后只經過七年時間，從公娼、暗娼到各種變相賣淫就被全面徹底消滅了；二是工作扎實。取締婦女賣淫，關鍵是為妓女找到出路，使她們成家立業，變成有益的社會生產力。這一問題中國解決了，而且上海做得最好。

1964年中國向世界宣布，各種性病在中國內地已經絕跡?？v觀這一時期的禁娼斗爭，許多成功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只要下決心，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力量，制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就沒有不可治愈的社會瘤疾。

編輯：韓鐵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