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勢者心里在想些什么

長　平

上世紀90年代初,大眾手機還沒面世,有一臺傳呼機已是非富即貴。那時街邊公用電話旁常排著長隊。我多次看見這樣的情景:一個人手持傳呼機,徑直走到電話機旁,對正在通話的人說:“我要回個傳呼?！睂Ψ骄蜁Y束通話,而后面排隊的人,無一抗議?；貍骱舻娜?也往往作匆忙狀,迅速作了回復,掉頭昂然而去。

前不久我和朋友說起這個情節,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排隊打電話的人,多半都有要緊的事;而等待回復的傳呼,未必就比其他事更要緊。但是大家似乎默認了這個秩序:有錢有勢的人,可以顯得比別人更重要一點,可以占大家一點便宜;但不能太過分,比如你霸著電話說個沒完,可能就會有人抗議。

事實上此情此景并非那么不可思議,只不過在今天替換成了別的東西。比如大家會接受,好的教育資源集中在大城市,而高校招生還要向大城市傾斜;風沙常年在內蒙古肆虐不算什么,一旦北京受到侵襲,那就是大新聞了;官員抽煙喝酒不花錢,是正常的事情……

當年我也曾在公用電話機旁的隊列中?；叵胱约旱男膽B,我既甘愿接受現實,同時也頗為不平:留意聽傳呼機主通話的內容是否真的緊急,盤算著假如他在閑聊該怎么趁機發作。10多年后,我的這些想法被稱為“仇富”心理。

但為什么沒人分析一下那些傳呼機主的心理?第一,他們希望傳呼機不僅是通訊工具,而且是身份的象征,想要和普通人區別開來;第二,他們可以利用這個身份,占有比別人更多的社會資源,省掉排隊的麻煩;第三,他們希望這種占有得到排隊者的認可,同時又擔心他們不買賬,所以要裝出很忙的樣子;第四,隊列中也有人忍不住要嘟嚷兩聲,他們必須考慮如何去應對,是以一種傲慢的姿態表示不在乎呢,還是以權勢的威脅讓對方住口?

傳呼機很快普及了。這時人們明白了,傳呼并不是情況緊急的代名詞,想要回復還得老老實實排隊去。然而,有些手持中文傳呼機的人,仍會匆匆忙忙地走來說:“我要回個傳呼?！北M管中文傳呼機要貴很多,但是排隊的數字傳呼機持有者并不買賬,紛紛說:“我們都要回傳呼?！备蝗说奶貦嚅_始受到質疑。如果中文傳呼機主執迷不悟,堅持要插隊,勢必引起雙方爭吵乃至扭打起來。這時候的“仇富”心態,就可能導致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說到群體性事件,我的這個例子就顯得有些輕佻了。如今的群體性事件,往往釀成人命關天的悲劇,而且更多地是群眾與公權力的對抗。官方認為,這些群眾是被少數破壞分子煽動起來的。但是,群眾怎么就那么容易被煽動起來呢?掌握了大量宣傳資源的官方,為什么不煽動他們回家看“快樂女聲”呢?一個回答是,這是“三仇(仇富、仇官、仇警)定律”在起作用。

診斷“三仇病”的人,雖然也都認為為富不仁、貪贓枉法和濫用權力是病因,但是通常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公眾的病態心理,他們在這種心理狀態中夸大了富人、官員和警察的壞處,甚至根本不了解情況,也不想了解情況,“逢富(官、警)必反”,有反必應。

我們的確受過“逢×必反”的教育?！胺彩菙橙朔磳Φ?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種教育教人“仇富”,認為地主和資本家都不是好東西?！叭鸲伞钡姆治龇椒?其實也是這種教育的結果,因為它首先要做的是對人群進行分類,然后貼上一個“愛”或“仇”的標簽。

我反對貼標簽的解釋方法,但是并不反對心理分析?！叭稹睂ο蟊旧淼男睦頎顟B,是理解此類社會現象的關鍵。而與“三仇”相比,“仇民”是一個更重要的主題。

權勢者對待普通民眾的態度,通常是居高臨下和忽視。這會讓民眾產生憤怒的情緒,但還不至于“仇恨”。讓人產生仇恨的,是權勢者濫用權力,魚肉百姓。有人在網上發帖舉報,就遭跨省追捕,官員們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有人套用孟子的話說:官視民為草芥,民視官為寇仇。放到現代政治文明中來,這句話需要更多的解釋:官如何能夠視民為草芥?人人都用過了傳呼機、手機和網絡之后,開始明白了,現代政治理念是,公權力來自于民眾的讓渡和授權。如果一個官員是被民眾選舉出來的,就意味著他受多數民眾的賞識。很難想象,民眾會仇恨自己選出來的人;同樣難以想象的是,一個人會仇恨賞識他的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