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誠懇的建設性批判

○程 鋼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漁先生著《中國人的思維批判》，繼承了魯迅、柏楊等對國民性進行反思的傳統，對中國近現代落后的根本原因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傳統思維模式的落后是根本原因，需要進行全面的改革。閱讀之后，我想提一點淺見。

一

一個民族要發展，就不能回避對于自身民族文化的態度，大凡有生命力的民族，對自己的文化傳統，都是既能傳承，又能批判，最終歸于發展。文化的發展，必然包含繼承、批判、發展這三個環節。

在很長的時間里，與周邊相比，以五經為核心、以禮樂文明為特征的中華民族一直處于較高的文明位勢，即便在軍事上敗于游牧民族，我們仍然相信自己要比對手更加文明，并為此發展了一套夷夏之辯的理論。鴉片戰爭之后，面對全面崛起的西方世界，我們在多個方面失敗，這才促使中國人進行真正的文化反省與批判。國民性批判思潮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并且形成了以魯迅等人為源頭的思潮性批判傳統。

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魯迅等人所代表的國民性批判思潮，具有特定的進步意義。在世界文明史上，勇于對本民族進行深刻的批判，是一個民族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盡管不是充分條件）。以猶太人為例。在《圣經·舊約》的“先知書”中，對猶太人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其程度決不亞于魯迅對中華民族國民性的批判。這種自我批判并沒有摧毀猶太民族的自信心，相反，由于這種批判的持續存在，使得猶太人具有超強的文化承受能力。承受得起自我批判，是一種文明肌體健康的表現。因此，在這種意義上，對本民族的缺點進行必要的批判，有如牛虻的叮咬，在特定條件下有利于牛的成長。

二

要評價這本書，應當置之于國民性批判的思潮變化之中加以考察。國民性批判隨時代起伏而變化不定。特別是它與民族的自信心具有錯綜復雜的關聯，因此，要衡量這種思潮的價值，需要設定如下的前提，即這種批判必是誠懇而有又建設性的。

所謂誠懇而又能具有建設性，當有兩層涵義。

第一，這種批判是有條件的、特定的和相對的，換言之，這種批判的意義不是無條件的、全面的、絕對的。這種批判必須有很強的時代性，要針對民族面臨的具體問題而批判，而不是泛濫無邊的自我貶斥。國民性批判好比是一種文化治療術，它旨在治療疾病，而不是徹底否定病人。

這種批判是相對的。國民性不是抽象孤立的存在，不存在某種絕對不變的國民性，它只能存在于動態的歷史過程之中，特別是存在于與他民族相互交往的真實過程之中，換言之，只有與其他民族相比較，才能突顯自己的民族性。因此，只有動態的歷史的國民性，不存在抽象的穩恒不變的國民性。

第二，這種批判最終要有建設性的成果，要與中國歷史上具有類似功能的思想傳統不斷建立關聯，不斷傳承創新的能力，使之不斷地加以補充、調整，成為民族文化的重要脈絡之一。從長時段歷史的角度講，對國民性的批判將會對民族的自我醒悟和理性自覺起到積極鞭策的作用。例如，古代猶太對自身的批判最后融入《圣經·舊約》這樣的經典作品，成為傳世名作。再如，現代的魯迅先生，其對國民性的深刻批判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得魯迅成為現代史上永恒的青年導師，鼓舞了幾代知識分子。

與以往的國民性批判相比，這本書的基本前提中似乎注入了具有我們時代特色的內容。在我的印象里，以往的國民性批判總與文化激進派相關聯，對傳統保守主義予以劇烈的否定。這本書既堅持國民性批判的立場，同時又對文化保守主義給予了較多的肯定。這大概是這本書的鮮明特點。

這種新意最集中地表現在第一章。在其中，作者對當今流行的幾種影響很大的觀點進行了梳理與辯駁。

作者對以下觀點進行了辯駁：（1）“封建和專制根源論”；（2）儒家文化根源論；（3）制度、體制根源論。這三種觀點是歷史上影響極大的觀點，在很長的時間內很有影響力。

（1）封建專制根源說。在很長時期內這是欽定的正統觀點，并與比較簡單機械的直線式的世界文明進化觀關聯在一起。按照某種進化觀，人類歷史應當經歷“古代—中世紀—近代”或“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的模式，將中世紀封建主義看成是為了發展近代化必須徹底根除的前提條件。在行動上，則將政治反封建與民族復興簡單掛鉤，形成了某種政治決定論。作者明確表示不同意這種立場。

（2）儒家文化根源說。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儒學曾受到來自多方面的批判。批判的共同理由是，儒家是中國保守主義的大本營。這種批判思潮認為，中國落后的原因在于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因此只有通過文化上的激進變革，才能取得進步。這本書以日本與韓國的發展經驗為依據，對這種儒家文化根源論進行了辯駁。作者的觀點吸收了近三十年來有關“亞洲四小龍”、“儒家資本主義”、“韋伯問題”等一系列文化討論的成果。

一般說，肯定儒家文化的人大多不進行國民性批判，從事國民性批判的人往往批判儒家文化。因此，儒家文化與國民性批判成為二元對立的關系。這本書既進行國民性的批判，也沒有徹底否定儒家文化。這在國民性批判史上，似乎是一種新的觀點。

作者對保守主義（其中包括儒家文化）作了新的評價。這本書對英國的保守主義，對猶太民族的極端保守主義都給予了正面的評價，并明確指出：“保守是進步的基礎，沒有保守不可能有真正意義的進步?！保≒69）“中國人的思想不是保守而是僵化?！保≒71）從而在保守與批判之間保持了一定的均衡與張力。

（3）“制度、體制根源論”。將科技創新乏力歸咎于制度、體制，可謂是尋常見解，作者對此表示異議。作者以蘇聯、以色列、德國（納粹時期）為例，說明制度、體制根源論并不能成立。例如，一方面，作者承認“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的社會制度和體制都是非常嚴酷的”（P11），另一方面，作者指出蘇聯在科研乃至在經濟發展都曾取得過重大的成就。

總的來看，這本書的種種議論，針對的是我國科技創新乏力的問題。書中所論，均持之有故，言之有理。

三

這本書的標題是“中國人的思維批判”，這里的“思維批判”針對的是我國科技創新乏力的問題，并對教育改革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作者積極回應了“錢學森之問”：為何我們培養不出創新人才？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沒有流于泛泛的批判，而具有建設性的意義。

全書的重心在于批評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所謂模式，按照作者的說法就是一種思維定勢，是一種內在化的長久穩定而又普遍起作用的思維方式、思維習慣。作者呼吁中國人進行思維模式的變革，而這種思維模式的養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比較自然的結果是要從教育著手。

這些內容比較集中地體現在第七章之中，因此，我想就第七章發表一點評論意見。在我看來，全書似乎有一個基調。這個基點是強調科學，批評人文（作者稱之為“文人”）。換言之，在科學與人文兩種精神之間，作者明顯地偏向科學。對此，我想提一點商榷意見。

作者提出，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的缺點是模糊性，缺乏精密性，要克服模糊性，就必須養成科學的精密的思維習慣。對于這些看法我都是同意的。但是，真正的科技創新過程中，不但需要精密性，還需要模糊性?？茖W創新的過程，就是精密性與模糊性相互作用的結果。

科學思維能力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科學證明，它的特征是精密，在多數情況下，人們徑直稱其為科學思維；另一種是科學創新（或發現、發明），這種能力事關人的想象力，與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等具有緊密的內在關聯。我們所說的創新能力，實際上是兩種能力的復雜綜合體。一項重要的科學創新，既離不開嚴謹的、精密的科學實證能力，也離不開彌散開闊、新境迭出的想象力?？萍紕撔碌哪芰κ且环N綜合的能力?？萍紕撔乱辉~，其實有廣狹兩種涵義。一種是廣義的，既包括精密性，又包括發散性。一種是狹義的，它主要指發散性。

懷特海有句名言：“通向智慧的唯一的道路是在知識面前享有自由，但通往知識的唯一途徑是在獲取有條理的事實時保持紀律?！彼f的智慧，指發散性思維方式，而他所說的知識，則指嚴密的科學推理。

不妨接受懷特海的術語，對科技創新來說，智慧與知識，精密性與發散性，有如車之兩輪，缺一不可。要獲得面對知識的自由，我們需要人文的智慧，這是很難用精密的科學思維所取代的。正如懷特海所說：“我們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專門知識的人才。專業知識為他們奠定起步的基礎，而文化則像哲學和藝術一樣將他們引向深奧高遠之境?！保≒142）

因此，懷特海富有睿智地指出：“要使知識充滿活力，不能使知識僵化，而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問題?！保≒127）為了使知識充滿活力，就離不開發散性思維方式的培養。

四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需要簡單地分析一下我們所使用的創新概念。創新似可分為兩個層面。第一，是實際的創新過程，第二，是基本符號系統的思維訓練。由于現實世界的高度復雜性，每次創新過程都是極其特殊的個案，因而創新過程是不可教的。但是，人類教育卻有一項奇特的本領，能夠通過某些基本思維模式的訓練，幫助學生提升其思維能力，最終有助于學生針對特殊的情境發揮其創新潛力。在學校里，這種基本的思維模式訓練，表現為對語言符號與數學符號的傳承與創新能力。從教育的角度看，一切創新，最終要歸結為基本符號系統的傳承與創新；或者起碼說，應與這種符號系統的創新具有深刻而復雜的關聯。

在創新問題上，我個人比較欣賞奇凱岑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以下簡稱奇氏）的觀點，奇氏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在《創造性——發現和發明的心理學》一書中，他對創造性提出了具有啟迪意義的觀點。

奇氏對“創造性”一詞的常見用法進行了分辨，并對創造性一詞給予比較清晰的界定。奇氏認為，創造性要體現為對于客觀世界的改造過程。因此，創造性是一種社會文化的過程，它存在于以專業為特征的群體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個別天才腦中的抽象思維之內。專業群體的本質特征之一是擁有某種特殊的符號系統。因此，創造性體現在這種符號系統發生改變的過程之中。因此，對于創新研究來說，更重要的是這一符號系統的改變過程。

創造性的本質在于一種由相互作用的三要素組成的系統：（1）一種包含符號規則的文化；（2）一個把新奇事物帶進符號領域的人；（3）一個能夠辯認出并認證其創新性的專家圈子。

在上述三種要素之中，第一方面比較側重于思維的嚴謹性，第二方面則需要新奇的想象力，也就是上文中所說的模糊性、發散性的思維方式。第三則是強調專家圈子的重要性，其實是強調學術傳統的重要性。

錢學森先生曾指出：“我要補充一個教育問題，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問題。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沒有這些是不行的?！薄靶r候，我父親就是這樣對我進行教育和培養的，他讓我學理科，同時又送我去學繪畫和音樂，就是把科學和文化藝術結合起來。我覺得藝術上的修養對我后來的科學工作很重要，它開拓科學創新思維?，F在，我要宣傳這個觀點?！保ㄒ跃W絡）

想象力是一種發散的思維方式，有時候人們又稱作模糊思維，主要指其豐富的聯想力、將片斷組成協調整體的構思力，以及在彌漫無邊的零散點之間建立深刻關聯的能力，它與傳統人文的思維方式（包括藝術在內）具有深刻的關聯。中國20世紀上半葉培養出科技創新的大師，大多具有如下的共同特點：古今融會，中西貫通，文理滲透。他們的科技創新所需要的豐富而彌漫的想象力，與其深厚的傳統人文藝術修養，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有一個深刻的觀點。西蒙認為，任何一門學科的發明與創新，都要建立在對這門學科精深的了解之上。一門學科的信息量，總體上與人們精熟一門自然語言所需要的信息量相似。西蒙的觀點背后潛藏著這樣的一種假設，即知識學科的原型是人類的自然語言。不管某門科學具有何種特殊性，在人類思維最基本的層次上，它們與自然語言具有本質的關聯，盡管這種關聯有可能是曲折而隱晦的。這或許可以解釋，何以大多數做出重要創新的杰出科學家，他們的人文修養也是比較深厚的。這是因為，人類通過自然語言的訓練所獲得的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人類一切智能的兩大重要原型之一（語言與數學兩大原型），而且，與數學原型相比，它更為基本，對生活更加不可或缺。以精密著稱的科學，其主要特色是對數學原型的嚴謹運用，但究其根本而言，它仍然離不開人類的自然語言。這正是傳統人文學者擅長的領域。

如果上述粗略的說明能夠成立的話，我認為，更穩健的提法是，既要克服傳統思維模式不精密、不科學的缺點，也要充分發揮傳統人文中模糊思維、形象思維激發人類想象力與聯想力的優點。我們看到，在這本書中，作者已經打破了國民性批判中激進與保守的二元對立，但作者仍然保留了文理之間的二元對立。在教育問題上，除了在保守與批判之間維持一種必要的張力，我們還須克服文理之間二元對立，以更全面的穩健心態看待教育，尤其是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辯證互動的關系。

各國的工業化大體有兩種發展路徑。第一類是英國、美國、日本，這些國家沒有發生過劇烈的政治革命，舊傳統與新觀念相妥協，推動了工業化的發展。第二類國家，如法國、俄國、德國、中國，這些國家的全面工業化是以政治革命為前提的。第二類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過特別的曲折。當今世界的主流話語權掌握在第一類國家的手上，并在全世界形成了一種強勢的思潮，人們習慣用第一類國家成功的經驗來衡量歷史。在歷史上，我國走的是第二種路徑，這一點決定了我國不可能置第二類國家的曲折發展歷程于不顧，簡單地復制第一條路徑的經驗。

盡管各國的發展路徑有所不同，但是，參考這本書對各國科技創新成功原因的分析，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無論是哪一類國家，它們之所以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成功，從文化上講，與其靈活而成功地處理了激進與保守的關系、人文與科學的關系有關；而科技創新方面之所以曲折，乃是因為在處理激進與保守、人文與科學的關系時不夠靈活，缺乏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