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不到了》：虛假的“記憶文學”

○吳拯修

與7年前發表的《借我一生》一樣，余秋雨給今年新版回憶錄《我等不到了》貼了一個怪標簽：“記憶文學”。

回憶錄偏不叫回憶錄，卻冠以“記憶文學”的怪名稱。這種標新立異當然不止是商業炒作，更是一個海派文化商人的精明考量?！坝洃浳膶W”在回憶錄和自傳體小說之間騎墻。墻的一邊，是真人實事；墻的另一邊，是虛構想象?！坝洃洝笨赡苡姓`可能遺忘，“文學”允許虛構允許想象。早早立起這兩道阻擋批評之火的防火墻，他就可以躲在墻后把回憶錄當成幻想小說來操弄了。

“記憶文學”，是余秋雨給自己簽發的一張制假許可證。

故事新編“徐家匯”

《我等不到了》，余秋雨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5月，35.00元

2009年10月25日，《信息時報》爆出一條新聞，上海徐家匯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說明書中一位文化名人浮出水面，著名作家余秋雨持股1.5%成為該公司第十大股東，上市后將獲利數千萬，估計身家過億。

余秋雨持股“徐家匯”，一時間議論紛起。核心問題是，余秋雨的股份是職工內部股，來自職工持股會。財經評論家葉檀在去年10月28日《央視財經頻道環球財經連線》中質疑當年余秋雨緣何能購得職工股，“也許當時徐家匯商城改制時，實在是太需要余秋雨這200多萬的現金了，所以求助于當時的余秋雨”、“不過，這個原因顯然也說不通，因為徐家匯商城位于核心商圈，這么好的地段，如果要低價招股的話想入股者多如牛毛，我想，不要說兩百萬，就是兩千萬也能夠招之即來?！?/p>

半年以后，余秋雨在《我等不到了》用一個文學傳奇來回應葉檀所謂的這個“說不通”的原因。

幾年前這家百貨商店要從國營“轉制”為股份制時，我曾遇到過里邊的一位年輕經理。他說：“我們這種國營企業，一無車間，二無品牌，三無技術，四無資金，絕大多數的顧客都到大大小小的‘超市’里去了，轉制后很可能倒閉，老職工的情緒一片灰暗?！保ā段业炔坏搅恕?，P235。下引該書只列頁碼）

談到后來，經理問我，有沒有可能在他們“轉制”困難時刻參一點股。他說：“我們商店的職工都是你的忠實讀者，如果你能用寫書的稿酬參一點股，一定能提升他們的信心，穩定他們的情緒?！保≒236）

說到這里，《我等不到了》的又一個傳奇故事派上了用場。余秋雨說，1968年下鄉前他口袋中只有3元錢，上海第六百貨商店的一個女職工同情他，賣給他一包野外工作服（P135）。時隔33年后，那位經理向他求救時，他想起“這家老式百貨店曾經掛過油膩膩的黑色棉簾子，一個渾身淋濕的大學生用三元錢買得一包棉衣，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來”，于是，在“毫無把握”的情況下，他“還是決定參股”。（P236）

女職工滴水之恩，余秋雨涌泉相報。美好的原因帶來更美好的結果。戲劇文學教授余秋雨編寫了一個現代版美國式“百萬富翁”的傳奇。

我們不知道國企為什么“轉制后可能倒閉”，也不知道如果不是余秋雨出手相救，上海第六百貨商店會不會倒閉。這些問題姑且不論，我們只談論它的真實性。

上海第六百貨商店改制前是什么狀況？商務部在《中國零售業分等定級信息管理系統》中說：上海第六百貨商店位于上海市商業中心之一的徐家匯商圈，被譽為上海百貨行業的“常青樹”。自1993年起，公司連續多年獲得“全國用戶滿意企業”、“全國商業信譽企業”、“全國文明單位”、“全國購物放心街示范店”活動示范店、“上海市質量標兵企業”、“上海市民最喜愛的十佳商店”等國家及市級榮譽稱號。上海第六百貨商店由此被譽為“商界小巨人”。

既是“常青樹”，又是“商界小巨人”，真是人見人愛的搖錢樹聚寶盆，這種公司的職工原始股，不買的才叫傻瓜。上海第六百貨商店曾經得到過這么多榮譽，居然“老職工的情緒一片灰暗”。余秋雨所謂的那個經理，居然說什么“一無車間，二無品牌，三無技術，四無資金”，難道他想在上海的繁華地段辦工廠嗎？葉檀和余秋雨，誰說的更符合事實呢？

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也曾經講過那個三元錢的故事，“得到三元錢，試圖買一件能在野外勞動時穿的長棉衣，走了好幾家舊貨店都沒有。終于在八仙橋的一家勞保剩余物資商店看到一件，卻要四元，只得空手而歸?！保ā督栉乙簧稰179）

7年之后，在《我等不到了》中他忽然記起原來并沒有“空手而歸”，有一個女職工曾經賣給他“一包棉衣”，于是就有了新的故事。拿這個從天而降的女職工說事，分明是余秋雨根據需要與時俱進的記憶。

那個奇怪的經理指定余秋雨“用寫書的稿酬來參一點股”，“一定能提升他們的信心，穩定他們的情緒”。所以余秋雨的稿酬特別值錢，作家余秋雨在這里解答了經濟學家葉檀的那個幼稚的問題：“為什么是余秋雨？”

余秋雨的記憶，確如他自己所言，“比文學還文學”。

如何改寫歷史為現實服務，余秋雨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范例。

恩恩怨怨沙葉新

余秋雨在《我等不到了》沿用當年寫作組影射點名的手法，不直接點名地點了許多批評者的名。他照例避開和批評本身正面接觸，專拿與批評者的種種過節說事。為的是把讀者忽悠進他預設的房間，讓讀者暈暈乎乎地認為對余秋雨的批評不過是文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最新的一個故事直指戲劇家沙葉新。

余秋雨用幾千字的篇幅講這個故事。他說沙葉新在1970年編過一部戲《邊疆新苗》，“這出戲，用一串生動的故事證明學校是害人的，文化是坑人的，教育是騙人的，年輕人應該全部到邊疆去，那里是比任何家庭都溫暖的地方”。孩子們因這出戲被騙到邊疆?！安痪弥?，孩子們在荒無人煙的窩棚邊朝著上海方向哭喊著爸爸、媽媽，再哭罵著那個劇作者的名字”。（P131）

余秋雨繼續編排沙葉新，說在下鄉20周年的時候，一大群知識青年包圍了沙葉新，推擠著要打沙葉新一頓。正是偉大的余秋雨，站在沙的身邊保護了他。（P194）

我們不了解余秋雨和沙葉新的恩恩怨怨，但是，恐怕沒有幾個人會相信余秋雨編造的這個故事。因為它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常理。

1969年，在黑龍江插隊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訓華，在一次特大山洪中，為了兩根電線桿而送了命。市里點名要求正在干校勞動的沙葉新，以金訓華事件為素材創作了話劇《邊疆新苗》。

知識青年下鄉在先，金訓華的事跡在后，《邊疆新苗》更在后，余秋雨的怪異故事從何談起？20年后，他們會把上山下鄉歸罪于《邊疆新苗》的作者之一的沙葉新，要“打他一頓”嗎？沙葉新如此“罪大惡極”，為什么“文革”后受清查的不是沙葉新而是余秋雨呢？

余秋雨的兩個手指以手槍狀瞄向沙葉新時，三個手指卻指向了自己。1975年第7期的《朝霞》雜志，領軍的首篇文章正是余秋雨的歌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記一位縣委書記》。這是余秋雨和朱永嘉一起“到贛南山區跑了一大圈”回來所寫的文章。經過實地考察，他給讀者描繪了一幅知識青年踴躍下鄉、貧下中農熱烈歡迎的美妙圖畫。文章結尾通過“一個女青年清亮婉轉的歌聲”，要新一代知青在“山岙萬年飄”！

今年4月，沙葉新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毫不猶豫地將《邊》劇歸入“遵命文學”。他這種看法，在“文革”結束后越來越強烈，以致認為這種作品比幫閑之作還要厲害，是幫兇了。（見《一介書生的“出走”》，2010年 4月 2日《南風窗》）沙葉新曾對自己發過“幫兇”這種狠話，余秋雨有片言只語提到過他的散文《記一位縣委書記》嗎？余秋雨敢于像沙葉新一樣直面自己的過去嗎？余秋雨搬起一塊“歷史問題”的大石頭砸向沙葉新，結果應了那句著名的俗語，砸中了自己的腳。

余秋雨繼續演繹與沙葉新的關系：“后來，上海市文化局來向我征詢意見，我還推薦他做了一個劇團的團長?！保≒199）

沙葉新當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是在1985年，而余秋雨所說的推薦，應在1989年之后。沙葉新當院長在先，余秋雨推薦在后，豈非咄咄怪事。再說，沙氏成名遠在余秋雨之前，1985年沙葉新當院長的時候，余秋雨在干什么呢？“我在上海東北角的一個小房間里又開始了苦讀，時間長達七年?！保≒185）他的所謂“苦讀”，是從解脫清查的1978年開始的，“七年”即1978年至1985年，余秋雨正在啃戲劇史理論的冷骨頭呢！上海市文化局會到這個小房間來征求余秋雨的意見嗎？余秋雨又怎么能夠“還推薦他（沙葉新）做了一個劇團的團長”？

英國作家毛姆說過：“讀者本來沒那么傻，你卻拿他當傻瓜，這是很危險的?！保贰毒藿撑c杰作》）

冷飯再炒“石一歌”

關于余秋雨和“石一歌”以及上海寫作組的關系早已真相大白。在新的回憶錄《我等不到了》中，他不僅對這個陳年老謊進行冷飯再炒，而且添加了新的作料。

余秋雨告訴讀者，當年他在《文匯報》寫批判俄羅斯戲劇表演理論家斯坦尼的文章，是因為“說不定能夠在報社食堂免費吃飯”。（P132）而他應胡錫濤要求寫批判文章，是因為“我‘借’了人家飯票很難拒絕”。（P133）

讀了這個故事新編，每個讀者都會一萬個同情余秋雨。一個被饑餓所迫的青年人，為了吃飯，只好出賣自己，批判斯坦尼。你還能批評他什么呢？當然必須有一個假定：你根本不知道或者沒有看過余秋雨發表在《學習與批判》上的那些大批判文章！他在《我等不到了》還再次解釋參加“石一歌”的由來?！爸芏鱽硭妥吣峥怂珊?，在上海布置了一系列重建文化教育的事。他要求大學復課，先招‘工農兵’學員，好讓教師們都借著這個理由從農村回校編教材、編詞典。文科教材最容易受到極左派指責，周恩來提議，可以先以魯迅作品為教材?！庇谑?，“這就與我有點關系了”。（P153）在這里他成了周恩來麾下的一員。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紀事本末》記載：1972年2月26日和27日，尼克松總統和夫人一行由周恩來陪同先后到杭州和上海進行訪問。28日發表中美《聯合公報》。所謂“周恩來送走美國人后”的種種布置當在2月28日之后，但是“石一歌”寫作組卻早在1972年1月3日就成立了，余秋雨已經在其中辦差兩個月！1972年3月出版的余秋雨所謂的“教材”《魯迅雜文選》的說明中赫然寫著，“我們在今年（1972年）1月試編了這本《魯迅雜文選》”。

余秋雨做事在前，周恩來布置在后。這個時間顛倒告訴我們，即使有周恩來在上海布置了一系列重建文化教育的事，也與“石一歌”的余秋雨沒有一點關系了！

余秋雨繼續編造故事來講述自己如何反對“工總司”。他說，“碰巧的是，我突然聽到，醫院附近有一家創辦不久的文學雜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煩”、“第二天我離開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當時被稱為‘寫作組’的文教管理部門，那家雜志應該也是他們管的”、“他們不了解我，但從表情看出了我對工總司的厭惡，就對我說：‘我們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總司的動靜，好嗎？’”余秋雨說：“我早就想會會他們了！”（P156）

在這里，余秋雨“無限校正”了他曾在《借我一生》中講到的這個故事。在《借我一生》中他說，在《朝霞》的一篇小說被“工總司”抓住了尾巴后，“這里就出現了一件對我很不仗義的事情。朱（永嘉）、王（知常）等人為了盡快脫鉤，便想找一個寫作組之外的年輕人去糊弄一下，表示已經沒有關系，心急火燎之中竟順手逮住了我”。（《借我一生》P254）

自己親身經歷的同樣一件事，兩次講述的情節完全不一樣?！督栉乙簧反_實可以不再印刷了。否則，豈非讓七年前的余秋雨出來自打耳光？

余秋雨很會“做”文章，無奈事實真相不是“做”出來的。

舊恨新仇說“誹謗”

在新作中，余秋雨繼續把別人的批評一律稱為誹謗?！罢u謗者”的“誹謗”不僅在數量上是“世界紀錄”，而且內容駭人聽聞。

據說古遠清曾經“誹謗”余秋雨：“可能要篡奪國家的最高權力”。余開偉的“誹謗”更是聞所未聞：“這個評論家說，中國開始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可能是你在做中學生的時候發動的?！保≒218）

古遠清、余開偉們會說這種令天下人恥笑的昏話嗎？把一種明顯弱智的說法強加給對手，然后大加撻伐，是當年寫作組的慣用手法，余秋雨至今駕輕就熟。

在判定批評者的批評都是“誹謗”的同時，余秋雨自夸清白：“放心，我調查過，文化界里邊，在‘文革’中像我這樣干凈的，至少還沒有遇到過，如果有，也絕不會寫誹謗文章?！保≒224）

被名氣自我綁架的余秋雨顯然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憑什么資格他有權對全國千百萬文化界人士做“文革”調查？他又有什么條件能完成這個課題？最“干凈”的余秋雨在“文革”結束后尚且被清查近3年之久，就是說，當年沒有被清查的其他文化界人士都是漏網之魚？

且讓我們后退一萬步，認同回憶錄可以虛構。但是，虛構不等于虛假。虛構是若干可能性之一，虛假是根本不可能?？匆豢从嗲镉晟厦娴墓适?，或時序顛倒矛盾百出，或因果倒置邏輯混亂，或海上起屋荒唐無稽，就知道什么是虛假了。

理論支撐實踐，藝術為說謊破冰。余秋雨的“記憶文學”，由虛構而虛假。有意的虛假就是邪心獨具的欺騙。

誠信是和諧社會的基石。作為同代人，我們有責任幫助余秋雨為歷史留下真相。

余秋雨曾經說過，“有一個時期，我幾乎每天都在想中國知識分子與虛假的關系問題?！保ā督栉乙簧稰444）

我也在想，但我想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之一的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