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擬印未果的《力余集》

○趙國忠

1933年8月底，結束了兩年的留學生活后，李健吾回到了古都北平。直到1935年8月又離平赴滬任教，這滿滿的兩年間，他苦苦筆耕，一方面固然為生活的重壓所迫（愛人輟學，自己又無穩定的工作），另一方面，學成歸來，也想一展雄才。這兩年是他一生中創作最為勤奮的時期，也是最為豐產的時期，許多重要著作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包括劇本《這不過是春天》和專著《福樓拜評傳》?？梢哉f，這一時期的寫作，為其奠定了一生的名聲。然而，說是創作的豐產期，數數看，僅出版了長篇小說《心病》（1933年11月開明書店初版）和三幕劇《梁允達》（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10月初版），前一部作品還是他讀清華大學時就已完稿了的。那么，發表在報刊上的那些詩文，就沒有結集出版的可能么？其實是有的，李健吾為此寫過一篇序，遺憾的是，不知何因，這部書最終未能出版，這篇序也未見收入李健吾任何作品集，乃是一篇集外文?，F抄錄如下：

《力余集》序

一個人活著別無所長，意有所樹而力未逮，似乎只有過往的自我還比較可以依戀。不敢妄想做到克臘西克精神的地步，我有時主張把情感縮的緊緊的，多留些空當，做為一己自由活動的園囿。我的意思是，絕不徒事感傷。然而這卻也真正折磨情感，因為情感，一種徘徊于故址廢墟的苦修士，絕不會容許自己和平。其結局，得不到正當的發展，進不足為士大夫道，退不足以語眾氓，終則上不上，下不下，逃不出中產階級的氣質，正好一個字可以網盡：“俗”。

每逢分析自己的時光，“俗”這個字最先來到我的意識邊。聊自解嘲的是，這里不盡是習俗之俗，雖說更是世俗之俗，留戀塵世，染有不少現實的泥腥。我并不感覺這要不得，然而有時因之臉紅卻也不假。我這本集子，包括三間小屋，其實正中只有一個大紅匾額，曰：“未能免俗”。

這三間小屋，最神秘（或者最淺顯），最粗陋，也最應理知趣，加以永久封鎖的，就是那十二首無以名之，名之曰詩歌的一間。因為別無更好的名詞，只得聽其儹眉了。然而可以誓之天日的，起首僅僅將這當做一種宣泄，底稿草成，便當做一種練習，好來捶凝那些茫無所歸的紛繁的情緒。很有些披露了的，自然因為下述的三個原因：發表些情詩，希望感動對方，朋友勒索，不得不應付，因為的確，熱衷于發表，無論如何，朋友大半不曉得我寫新詩，即使曉得，也相信我寫不好的。這末一點我全然同意。直到今日我重檢舊稿，在詩歌這一項，發表的始終居于少數。幾乎難得一首可以說做好，值得佩弦夫子加個圈圈兒的。完全付之一炬，未免心酸，躊躇再四，終于選出十二首，不負此青春一度。而這十二首之中，有兩首隔了六七年，未曾一見天日。

另外一間小屋，便是游簡那一部分，原本僅只預備一個人住的。然而情不自禁，也就索興公開了。至于散文，除去朱大枏一篇年月較遠，下余全是兩年來的意外收獲。凡年月在朱大枏一篇以前，如今統統刪去，所以也僅只得到十二篇，實際依舊露出習作的馬腳，算不得什么文章。

不脫中產階級的積習，我終于打開三間隔板，改作一道走廊，任憑過往來客游憩，但求不要興來題字，勿令我失掉我之為我，那就是一座假山的本色，也就是我這俗子的特色了。

七月十八日

這篇序刊在1935年9月12日曹葆華主編的《詩與批評》第61期上?！对娕c批評》1933年10月2日創刊，1936年3月 26日出版第74期后?？?。它借用的是《北平晨報》副刊《北平學園》的版面，由曹葆華以清華大學“詩與批評社”的名義編刊，最初設想每隔十日出版一期，每月逢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出版，但在具體運作過程中未能嚴格執行。這是一個以刊發詩歌創作和介紹西方現代詩論為主的副刊，曹葆華、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葉公超、陳敬容、常風、南星等都有作品在上面刊登。

《力余集》的書名，典出《論語·學而》中“行有余力則以學文”。李氏用此典，有不是正業的意思，這里是一種客氣的說法。這部書雖未出版，序中透露的信息倒是應當注意的，它對理解李先生的作品很有幫助。如“我有時主張把情感縮的緊緊的，多留些空當，做為一己自由活動的園囿”,意思說他很少將自己赤裸裸地獻給讀者，當然，這不是說他沒有感情，而是表明他是用理智來駕馭感情，“絕不徒事感傷”。

《力余集》序中，我感興趣的還是這三間房中到底儲藏了哪些具體的東西，且試著做些索解。

先揀容易的說。文中云：“一間小屋，便是游簡那一部分?！崩罱∥峄貒?，寫過一組游記散文，記其在意大利幾個城市的游蹤，內容即是后來出版的那冊《意大利游簡》（1936年4月開明書店初版）。在《李健吾創作評論選集》的序中，作者寫道：“《意大利游簡》是我從國外給我未婚妻的書信，回國后，她把這些書信又給了我，我就交給開明書店出版”。所以，文中有云“原本僅只預備一個人住的。然而情不自禁，也就索興公開了”。

另一間是被作者稱為“最神秘（或者最淺顯），最粗陋，也最應理知趣，加以永久封鎖的，就是那十二首無以名之，名之曰詩歌的一間”。熟悉李健吾作品的讀者都清楚，他是一位劇作家，有《這不過是春天》等多種劇本留下；是翻譯家，有《福樓拜短篇小說集》等譯著留下；是法國文學研究專家，有《福樓拜評傳》等專著留下；是小說家，有《一個兵和他的老婆》等若干小說集留下；或許感覺到自己涉獵的面太廣了，寫文學評論時他便署了“劉西渭”的名字，也有《咀華集》兩冊留下?？墒菦]人稱他是詩人，但他確確實實寫過詩，只是發表的不多，序里說選出12首，其中還有兩首未曾一見天日，也就是說公開發表有10首。我斗膽地估摸一下，試著列出篇目：

1930年10月27日《駱駝草》第 25期《進行曲》；

1933年10月23日《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3期《無題》；

1933年12月1日《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 7期《An African in love》；

1933年12月12日《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8期《隨筆》；

1934年4月23日《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21期《嫉妒》；

1934年6月12日《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26期《反動》；

1934年11月2日《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39期《誕生》；

刊發李健吾詩歌的《駱駝草》由廢名所編，《詩與批評》是曹葆華編，兩人都是他的朋友，提供詩稿固然有“朋友勒索”的因素，恐怕也有自己“熱衷于發表”的成分在。由此離十首之數已經不遠，余下的還得從序中尋找線索，特別是“發表些情詩，希望感動對方”一語更不應輕易放過。應該強調的是，這些情詩并不是寫給后來他的夫人尤淑芬的，而是另有其人。這是韓石山先生首先發現的，他的《李健吾傳》之《中學時期》一章寫到了這個女孩，“女孩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張國淦的女兒，名張傳真，甚俊秀，中學時期與李健吾同班，相戀，李健吾考入清華大學前后，兩人斷絕關系”。李健吾曾以“醉于川針”、“川針”的署名發表過詩篇，以此來感動對方，“川針”即“傳真”的諧音，署前者名是1925年3月21日在《晨報副刊》上的《鄰花》，署后者名的是1927年11月《清華文藝》第3期上的《過巴溝橋西行》。1927年《現代評論》第六卷第137期李健吾發表的新詩《最后一信》，或許是與這位心上人作的最后訣別。三首詩收在這個集子里，蓋有“不負此青春一度”的意味。

至于序中“幾乎難得一首可以說做好，值得佩弦夫子加個圈圈兒的”當是作者的謙辭。我不懂詩，也無資格評價李先生的詩，不過想換個角度看，比如，您得承認曹葆華是詩人吧，編刊自有其選詩標準，而一再向李“勒索”詩稿，若全是為了照顧朋友的情分，這樣的懸測多少有些牽強，此其一；其二，看看與李健吾在同一版面發表詩歌的還有哪幾位，他們是何其芳、方敬、羅念生等人，這幾位您也得承認是詩人吧，李健吾與他們在同版發表詩歌，作品時而還被放在顯著的位置上，質量當不會差到哪去?，F引錄一首名為《隨筆》的短詩，供讀者評析。

隨筆

太陽沒有光，

只是白，

只是白，

覆著熱上心來的灰沙，

在午夢的夏日，

仿佛我的銷沈的歲月，

噓著枯寒的黃葉，

吸入雪樣的憂郁。

捎帶說一句，李健吾在1936年7月19日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還發表過詩歌《化石》；1936年12月出版的《新詩》一卷3期上發表過《暮春》、《這不過是春天》；1937年2月出版的《新詩》一卷5期發表過《囚犯》。這幾首，當然不能歸入《力余集》，但李健吾所寫詩歌不多，同上面12首合并，幾乎就是他詩歌創作的全部了，作為資料，藉足保存。

1934年6月《中學生》第56期《家長》；

1934年10月《水星》一卷1期《藝術家》；

1934年11月《水星》一卷2期《看墳人》；

1935年1月《水星》一卷4期《車窗外的西伯利亞—旅歐零簡》；

1935年2月《水星》一卷6期《牛皋》；

1935年4月《水星》二卷2期《搬家》；

《家長》、《看墳人》、《牛皋》、《搬家》4篇后來被收入到散文集《希伯先生》一書（1939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于此才過其半，老實講，我也就查到了這些，遺漏的幾篇呢？這里，我嘗試著進行推論。比如寫朱大的那篇，他說是散文，可是后來卻收在了《咀華二集》中，換誰也得說這是文學評論或文學批評呀。我以為，后來他是將這12篇散文一分為三了，將評論意味強的收入到《咀華集》，把紀事意味強的歸入到《希伯先生》，另有不多的幾篇則放棄了。這里，主要是要認定，他的散文是一種寬泛的散文，也就是后來有些研究者講他的評論具有散文的意味，或者說是印象式的評論。

絮絮叨叨地說了上面的話，其間又是翻檢資料，又是查考出處，折騰來折騰去，為的卻是一冊未能出版的作品，恐怕只有我這樣無聊的人才干這事，我是不是閑得有些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