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微觀史的一次成功實踐

○譚徐鋒

《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王笛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2月版，59.00元

王笛教授的新作《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以下簡稱《茶館》）是其“成都三書”的第二部，此前《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推出后廣受好評，一時洛陽紙貴。經過十年磨一劍，《茶館》姍姍來遲，給讀者提供了茶館這一最具成都特色的公共舞臺的全景式書寫。

清末以來，茶館在四川尤其是成都市民生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茶館與成都人的方方面面緊密相關，正是基于此，著者企圖透過茶館這一微觀世界來觀察中國20世紀前半期地方文化如何竭力抵制國家文化同一模式的推行，以及國家權力對地方的侵蝕與滲透如何遭到地方的“弱者的反抗”。

在川籍老作家沙汀看來，“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館，恐怕就是人們唯一寄身的所在了”，甚至他對此不無微詞，以為茶館是“慢慢酸化著一個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泡茶館“幾乎成了一種嗜好，一種分解不開的寵幸，好像鴉片煙癮一樣”。茶館本身的包容性與低成本，使之具有極大的輻射力，“有閑階級”與“有忙階級”在其中皆能自得其樂，并且不會成為甜蜜的負擔。成都有“懶城”之稱，可謂其來有自，此間茶館絕對“功”不可沒。

一

對于某些茶客而言，茶館不是家卻勝于家。他們早出晚歸，時常是不在茶館就在去茶館的路上，吃喝拉撒皆有茶館包辦。泡茶館重在“泡”字，即使國難當頭，作為一種生活習慣，照“泡”不誤！當然，茶館里是有公共輿論的，“民眾真正意識，往往于茶館中盡情發抒”，舉凡街坊瑣事與軍國大計，都有涉及，由此“來經營自己的精神生活，并找出現實的利益來”。喜歡泡茶館的記者就頗有創意，有時徑直將極佳的談話刊于報章。

既有茶客，必然有老板與伙計。圍繞茶館的經營、相互競爭與聯合，茶館伙計的分類與演化，著者通過爬梳成都地方檔案，結合當時的報刊，進行了細密的梳理。茶館多為小本經營，但是清末新政以來，國家權力無處不在，茶館經營者只好以同業公會的形式組織起來，在與政府的角力中維護自身的利益。書中重建了成都當年茶社業公會的組織結構、領導階層、成員構成與功能活動，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圍繞茶館業價格展開博弈?？谷諔馉幹帮@得從容，而戰時與戰后隨著物價、資源供應的劇變，茶館的經營格外艱難，漲與不漲，既有政府對價格的嚴密掌控（茶館業以抗稅甚至罷市作為回應），又擔心漲價后與市民交惡，得罪了衣食父母，后果愈發不可收拾，而這當然不是經營者所愿看見的。

茶社業公會與地方政府之間可謂愛恨交織，前者一方面盡力彌合茶館經營者與政府之間的裂縫，除了與地方政府就行業利益進行斡旋，還組織同業支援地方政府相關活動。另一方面，出于擔心茶館數量無限增多加劇行業危機，尋求地方政府對控制茶館數量的支持，畢竟茶社業公會的權力實在有限。在國家獨大的局面下，相互呼應是虛，實則相互利用而已。

二

以往中國城市史和勞工史研究者或許由于缺乏史料，或許是過多關注紅色工人運動（往往是絕對人數并不太多的產業工人），對數量巨大的服務業從業者反而關注極少。這本書則對此頗為留心，考察茶館里的堂倌與女茶房，茶博士利用其豐富的社會閱歷和精湛的茶藝，將茶館里的風波一一化解。書中利用新中國成立后的調查等資料，大致估算出當時成都茶館雇工數量、薪資；更將堂倌的動作舉止、言語一一點出，還涉及負責燒水的甕子房，他們早出晚歸，經常滿面塵灰。而在男人的世界里討生活的女茶房，給當時的茶館增添了不少亮色，她們的出現，既是生活所迫，更有社會風氣漸開的大背景。吊詭的是，商業利益的驅動造就了女招待，而一旦女招待意識到自身的優勢所在，不僅不以為忤，反而很快便懂得怎樣以姿態、動作、聲音取悅茶客。她們在從中獲得回報的同時，無形中也打壓了堂倌的獲利空間，無良茶客的刁難、男同行的仇視，加上多少殘存的社會偏見，這些往往出身清苦的女子，無言的辛酸可想而知。這一細致入微的觀察，應該是研究近代中國服務業從業者尤其是女招待的先聲。

書中既考察了茶館雇工的構成與待遇，也從他者的視角解讀男女茶房的社會形象以及兩者之間的性別沖突，而政府強制雇工們加入的茶社業工會，儼然成為不少雇工們不堪其擾的負擔。既然加入工會不僅無利可圖，反而還要繳納會費，難怪一些茶館雇工對工會避之唯恐不及，而袍哥的凝聚力顯然強勢得多。當然，工會，即使是政府指導下的工會，也能適度緩和工人與政府的沖突，這種“弱勢”的工會突破了以往中國工會研究的模式，更見證了國家權勢的無處不在。

相對于茶館表面上的喧囂，本為政府所禁止的袍哥以隱秘的動作、語言給茶館籠罩上不少神秘色彩，茶館本身更成為袍哥的接頭地點與活動空間。與本不合法的袍哥明目張膽地活躍于茶館相似，“吃講茶”，被官方厲行禁止，卻在當時大行其道，而主持者往往是袍哥中的頭面人物，成為解決社會糾紛的極佳手段。顧客之間（顧客中又有本地人和移民之分），顧客與茶館之間，茶館與地方政府之間，最重要的是顧客或茶館伙計和地痞流氓之間，茶館里的風波雖小，卻折射出小民的不易，社會的無序，官府的專橫。正是由于茶館的開放性，發生在其中的種種小事與糾葛通過三教九流的人物得以放大，這并未能掩蓋眾生在茶館中徜徉的流光溢彩，茶館的基調依然是相對穩定與安全的。

面對堪憂的國勢，茶客在交流中流露出關切，然而更多的是僅僅是關切而已。辛亥革命與軍閥混戰時期，茶客以微弱的捐獻以表關注時局之心。在抗日戰爭期間，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氛圍也滲透進茶館，各社會團體與政府將茶館作為宣傳愛國和抗日之地，貼標語、海報、告示，并通過藝人表演，呼喚大家的愛國心。救亡運動以多種形式在茶館中傳遞，政府甚至以抗日之名，將黨化與思想控制一并輸入，以權力打壓不利于政府的言論，引起茶館中人甚至輿論的反彈?？箲鸾Y束后，國共之間相煎更急，政府對茶館的控制日趨嚴密，黨化宣傳裹挾戰勝日本的威勢得以格式化，試圖使茶館成為其戰爭動員的重要陣地。原來的茶館清談風光不再，“茶館政治家”只好三緘其口，政治聚會變得危險，政治話語淪為奢侈，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困境中，國民政府終于“國”將不“國”。茶館依違于國家與民眾之間，在看似依舊逍遙的世相中，面對以主義為口號的政權更迭，人們不禁懷疑一貫弱勢的茶館是否還能再續舊夢。

三

著者坦承：最初對茶館這一話題能否展開為一本專書，并無太大把握，只是動手動腳找東西之后，獲取了豐富的檔案文獻，為此書的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提示我們，新史學的思路，如果沒有充分的史料支持，則往往會為“新”而“新”，所得可能極有限。新史學并非意味著一味的高空飛行，更可取的或許是在視角的轉換之后，以扎實的文獻說話，順利“軟著陸”，才能成就真正有說服力的史著。更值得稱道的是，著者頗具方法論的自覺，注重考核書中所涉及關鍵詞的中西差異，如對“國家”、“行會”等進行了詳細的分疏，提示我們進行中西比較時，應該充分考慮中國的歷史語境。

無論是新文化史，還是微觀史，都期待通過歷史敘事來重建既往歷史充滿了細節的過程，嘗試著用各種有趣而鮮活的記憶向讀者鋪陳那些光陰的故事，但僅僅如此所得畢竟有限。著者并未囿于逸聞趣事式的回憶與碎化的史料堆砌，而是將小小的茶館放入近代中國社會急劇變革的歷史帷幕之中，以重大事件為觀照來展開茶館的細膩敘事，在中國與日本、中央與地方、茶館從業者與地方政府、本地人與外地人、平民與袍哥等的互動中，小人物的各色命運與大事件的基層反響交織在一起，使得微觀史的研究視角有了更具張力的歷史維度，避免了微觀史研究容易自說自話甚至有些雞零狗碎的傾向。

著者清新的筆調，起首白描式的勾勒，書末穿越時空的想象，似乎與成都茶館的情趣暗合，使得這本書厚重之余，也顯得格外有趣。據悉，著者時下正在忙于其“成都三書”的第三部，相信有更多“能頂半邊天”的女人置身其中的社會主義新茶館，其中的味道一定更加特別。我們關切的是，在這種極力主張與傳統決裂，“男”不“男”、“女”不“女”的新時代，成都還會是那個成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