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軍事史研究的新成果

○高壽仙

明代的軍事體制，對前代既有繼承，又有創新，班軍就是一項很有特色的新制度。但長期以來，這一問題沒有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大大影響了對明代軍制的理解。彭勇先生堪稱系統研究明代班軍制度的第一人，2006年，其所著《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為中心》由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很快就引起明史學界的高度重視，《明史研究》、《博覽群書》以及臺灣《明代研究》等刊物都曾發表書評，認為是明代軍事方面有突破性的學術專著。在北京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評選中，該書榮獲二等獎。

《明代北邊防御體制研究》,彭勇著，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56.00元

在集中精力探究京操班軍的同時，彭勇先生對邊操班軍也很關注，搜集整理了大量相關資料。經過數年的研究和寫作，他又完成了《明代北邊防御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一書，2009年12月由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以明代邊操班軍制度的演變為線索，進一步分析了班軍這種獨特的軍事組織管理制度的基本屬性及其實際運行狀況，并把研究的視角投向新的領域，全方位地考察分析了明代北京城的軍事防御戰略、北邊防御體制的轉變，以及其對明帝國尤其是北部邊境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民族、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影響，既把明代軍事史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也豐富和提高了明代史相關領域的研究水平。

在宏觀思維和微觀考證方面，該書皆有值得稱道之處。

首先，對宏觀問題的把握頗有新意。作者在“緒論”部分指出：明朝統治者的民族觀、天下觀和國家觀直接影響到他們對“邊地”、“轄境”的認識。明王朝在制定邊地防御政策時，一方面要建立確保統治中心安全穩定的防御體系，即所謂的“居重馭輕”的防御體系；另一方面，則盡可能在“以德至上”的基礎上，維護和諧的邊疆政治局面，建立“天下大同”的政治格局，在邊疆地區盡可能采取溫和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而不是采取嚴酷的民族對抗、武力恐嚇或彈壓措施。這種治邊思想的顯著特點，決定了明代邊地防御的方略。此說有助于加深對明代民族問題的理解和思考。

這本書按照自東向西的順序，論述了明代“九邊”各鎮的戰略地位、輪班邊操制度的實行及其演變，以及防御效果等。對于各鎮在九邊防御體系中的特點和地位，作者有著透徹深入的把握。如薊鎮防御的研究重點是“薊鎮入衛兵”，保定鎮重點研究了頗具特色的“忠順軍”，宣大二鎮和陜西三邊四鎮則集中研究了各自成體系的戰略地位、防御體制變化和邊鎮軍民的經濟生活等。作者指出，在以京畿為中心的北邊防御體系中，各鎮的地位和作用頗有差異，如遼東防御“以京畿為中心”，薊鎮在嘉靖“庚戌之變”后逐步成為京師防御的重心，山西和宣大三鎮同時擔負對邊地和京師防御的雙重任務，陜西三邊四鎮由于遠離京師，其防御既服務于以京師為中心的北邊防御體系，同時又受制于西北邊陲自身的防御壓力等。這些分析和論述，對準確把握有明一代北邊防御體制的特點和演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作者還以精煉的言語，概括了明代北邊防御體制的構建及其演變對明朝國家命運的影響，反映了作者寬闊的視野和深邃的思考。

其次，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多有創見。如對忠順營的研究，就填補了一項空白。忠順營的前身，是明初來降或歸附的元朝舊部，初以“達官軍”相稱，分散于明朝全國各地（主要安插在都司衛所里）。對明初內遷達軍的研究，學界一向比較重視，但對于明中期以后這批入遷民族的情況，則研究極少，許多問題都沒有弄清楚。該書詳細梳理了保定、河間、定州等地內遷達軍的職能演變和歷史命運，認為“達官軍歸附明朝之后，到明清易代止，忠順軍的歷史命運大抵可以劃分成三個時期，一是明朝建立至忠順營建立之前，是經濟生活優越、政治地位微妙的‘達官軍’時期；二是忠順營建立之后至明朝滅亡，是與華夏諸民族日益融合、社會地位稍高的‘忠順營’時期；三是明清易代后，是社會地位與明帝國內部的其他民族完全相同的平民時代”。到清代，作為特殊群體的、享受過較為優厚的經濟待遇，政治和社會地位較為微妙的忠順軍完成了他們的蛻變，成為中華民族大家族的普通一員?？梢哉f，作者對忠順營的研究，將軍事史和民族史結合起來，很有創新性，加深了對京畿地區民族融合的認識。

始于嘉靖中期的薊鎮入衛兵，是明代班軍的一個重要類型，但《明史》記載簡略而且有誤，后來的研究者亦鮮有關注?！睹魇贰け救酚涊d說：“薊之稱鎮，自（嘉靖）二十七年始。時鎮兵未練，因詔各邊入衛兵往戍?！边@本書通過對《明實錄》、邊關志書、大臣奏議和檔案材料中相關記載的梳理考訂，發現薊鎮之設并非始于嘉靖二十七年，此年也不是“入衛兵”的開始，認為“到庚戌之變的爆發，有一批入衛兵固定性的承擔起了輪流戍守京畿的職責，成為一種班軍形式，這就是薊鎮入衛軍兵”。作者對入衛軍兵的“枝數”和“人數”進行了詳實的考證，認為諸史料出現分歧和訛誤的原因，或是把旗軍和民兵混為一談，或對軍兵兩班或三班輪流梳理不清，或對隊伍前后調整或歸并等未加明辨等。在對入衛兵的職能及演變進行分析之后，作者認為“薊鎮入衛兵的出現，是明代邊地防御、亦可以說是京畿（師）防御體制的一次重大變革。入衛兵的出現保證了以薊鎮為中心的京畿防御兵力的迅速增加”，但在“隆慶和議”之后，隨著京師防御形勢的轉變，入衛兵制度也應做相應的調整，但明統治者一味因循舊章，固守舊有的防御思想，不肯廢除這項效果差、勞民傷財的制度，沿至明末，生活艱苦的入衛軍兵甚至走向仇視社會和官府的道路。通過對薊鎮入衛兵的研究，作者揭示出明代北京城防御戰略曾出現重大轉換，導致北邊防御體系發生了從京師為中心到京畿為中心的轉變。這一觀點頗有新意，對了解明代中后期北邊防御、民族關系、軍政局勢、財經狀況以及明后期國運走勢都有積極的意義。

該書的內容，很多都涉及到軍事歷史地理問題，如果配上班軍的來源地及分布地圖，將有助于讀者直觀理解明代防御體系的特點及演變。從該書后記看，作者雖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因歷史地圖搜求不易，遂付之闕如，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希望作者繼續發揚勤奮、踏實、嚴謹的治學風格，在明代軍事史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