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書商盜版大陸書的各種奇招

○古遠清

臺灣于1949年開始“戒嚴”，并頒布《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嚴禁大陸作家、學者的書在臺灣出版和流通?？墒?，有不少大陸學術著作，對于臺灣地區的學者、研究人員、學生，有著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他們都想看。懾于臺灣當局的壓力，他們不能光明正大地讀。出版商為了適應讀者這一需求，只好采取盜版的方式。盜版可免付作者稿費，對講究經濟效益的書商來說，是一本萬利的事。為避免查禁，臺灣書商只能將大陸學者的著作加以“整容”。有時“整容”得越離譜，檢查時反而越容易蒙混過關，從而導致某些大陸書被盜版后面目全非。

1976年，臺灣出版界出現了一樁怪事：已于1948年8月12日去世的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在1976年10月竟出版了由臺北華聯出版社印行的《語文通論》新著。此書共收論文11篇。臺灣古典文學專家黃永武和現代文學專家周錦均認為它是偽書，應為當時還健在的復旦大學教授郭紹虞所著，但來不及考證明白。另一古典文學專家林慶彰在1978年超越許多障礙，終于讀到了郭紹虞的《語文通論》和《語文通論續編》，考證出華聯出版社取郭氏《語文通論》的前三篇和《語文通論續編》的前八篇拼湊而成，并將郭紹虞的名字改為朱自清。所謂朱自清著《語文通論》的真相，《書評書目》1980年4月號曾加以詳細披露。

林慶彰通過對近千種盜版書的研究，歸納出臺灣書商盜版大陸書的手段有以下幾種：

一、刪改書名和作者

魯迅等合著的《創作的經驗》（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6月），被臺灣書商改為“魯迅著”，書名亦被改為《〈阿Q正傳〉的成因》。

臺灣開明書店翻印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時，版權頁上的作者變為“臺灣開明書店”。

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賀昌群的《元曲概論》時，作者被改為“賀應群”。

中華書局在翻印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時，將著者的名字改為“本局編輯部”。這種改法，顯然是出于無奈，劉大杰是留在大陸的學者，按規定其名字不能出現；但這樣改畢竟有剽竊他人成果之嫌，1957年6月第二版問世后，被人檢舉；后來幾經交涉，才將書名改為《中國文學發達史》。

五洲出版社在1967年11月翻印茅盾的《世界文學名著講話》時，將作者改為“曹開元”，書名易作《世界文學名著評話》。華貿出版社于1976年翻印時，則將作者茅盾改為林語堂，書名改為《世界文學名著史話》。

大漢出版社于1977年2月翻印朱光潛的《我與文學》，將書前的序言由葉紹鈞所作改為朱自清。

元山書店翻印李澤厚的《美的歷程》時，故意漏掉作者的“澤”字，成了“李厚著”。

華聯出版社翻印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時，作者被改為“張世祿”。

長歌出版社翻印魯迅的《古小說鉤沉》時，書名改為《古小說搜殘》，作者用杜撰的假名“孟之微”。

臺灣商務印書館翻印葉紹鈞（葉圣陶）點校的《傳習錄》時，將作者改為“葉鈞”。

宏業書局翻印胡云翼的《唐詩研究》時，將作者改為“胡云”。

牧童出版社翻印北京大學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時，書名改為《中國思想史資料導引》，作者用假名“馬岡”。

某出版社翻印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時，用“換頭術”的辦法，改為另一歷史學者楊寬所著。這也是為了逃避檢查。

二、刪除序跋

刪除序跋，使偽書難于考證，有利于盜版的順利進行。

例如，周予同注釋的《經學歷史》，藝文印書影印時，刪去前面的《序言》等18頁。

河洛圖書出版社翻印周氏注釋的另一本《漢學師承記》時，刪去周氏的《序言》54頁。仁愛書局在翻印余嘉錫的《世說新語箋疏》時，刪去周祖謨的“前言”4頁。

三、刪去部分篇章

本鐸出版社在翻印張舜徽的《中國文獻學》時，刪去第十二編第三章《我們今天編述中華人民通史的必要與可能》部分。臺灣商務印書館在翻印朱自清與葉紹鈞合著的《精讀指導》、《略讀指導》時，將葉氏所作的部分刪去。

四、合數書為一書

如郭紹虞的《語文通論》的例子。

五、什么都不改，照原稿用，可在扉頁上無大陸作者授權的簽字或說明，版權頁倒印上“版權所有，不準翻印”。

在以上幾種手段中，最常見的是刪改作者的名字。因這些作者大都列入國民黨警方編印的禁書名單，尤其是像魯迅、郭沫若這樣敏感的人物，更不能亮相。這就難怪李何林所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不但書名篡改為《中國新文學研究參考資料》，而且書中凡提及魯迅、茅盾、瞿秋白、周作人、鄭振鐸、郭沫若的名字，均被簡化為魯、茅、瞿白、周、鄭、郭。對此內行人自然猜得出來，但對青年學生，無疑要誤人子弟。

至于其他篡改方法，如前所說，有的是為了瞞天過海，掩人耳目，更多的是出于營利目的。因當時兩岸未溝通，大陸作者均不可能知道他們的著作被盜版?，F在兩岸實行民間文化交流，盜版的事再也掩蓋不住了，有不少大陸作者通過親友去討版稅乃至上法院控告。也有一些出版商一旦查到被盜版者的地址，登門道歉，補送樣書和稿費?？梢?，“海盜”不是沒有，但畢竟不能代表臺灣出版界的主流。

令人欽佩的是臺灣有林慶彰這樣的專家審理戒嚴時出現的偽書。為徹底了解大陸近四十年出版傳統文史哲圖書的總數，他曾邀請數位老師、研究生一起編輯《大陸出版文史哲圖書總目（1949—1989）》。這本書的完成，除可供臺灣學術界翻檢大陸圖書之用外，也是考辨這些偽書不可缺的工具。（林慶彰：《如何整理戒嚴時期出版的偽書？》，臺北，《文訊》，1989年 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