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旱蝗湯”鬧中原

○許鳳才

席格先生編著的《水旱蝗湯悲歌》，以史學工作者的眼光，哲學工作者的睿智，文學工作者的筆觸，檔案學工作者的理性思維，真實、客觀地描摹了20世紀上半葉，發生在中原大地上的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歷史悲劇，滿含深情地謳歌了中原兒女不畏強暴、不懼神威、堅忍不拔、熱愛生活、追求幸福的英雄氣概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水旱蝗湯悲歌》放棄了其它帶有鮮明傾向性的史料記載形式，情有獨鐘地選擇了檔案資料作為經緯主體，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仿佛每幅圖表，每行數字都反映著時代的滄桑，記錄下了人們生活的點點滴滴。

《水旱蝗湯悲歌》，席格編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510.00元

因書中所選用的資料，大多出自基層政府普通工作人員之手，所描所繪都是原生態的，更接近“現實”；又因為這些資料的制作者，都來自生產、生活的第一線，有許多人甚至還是某個具體事件的親身經歷和親自參與者，耳聞目睹，整個過程和人物都爛熟于心，是最具有發言權的；所以，它們很少有人工雕鑿的痕跡，一切皆出自“自然”，源于生活的實質。

這本書通過統計圖表和阿拉伯數字來再現“水旱蝗湯”給中原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和災難，展現了中原人民在與自然災害作斗爭中所發揮出來的智慧。

一

這本書還原了一些長期被誤讀和誤解的歷史“真實”。

編著者在《導言》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對水災、旱災、蝗災，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如今，人們的認識和看法都是基本相同的。

而獨對“湯災”的定義發生了分歧，不少學者認為“湯”應為“趟”。因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河南土匪橫行，被視為“土匪的王國”，而土匪又被稱為“趟將”，由于語音區分不清造成文字記錄的錯誤、誤將“趟”寫成了“湯”。這種說法究竟正確與否，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寬泛地講，“湯”災，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是民國時期兵災、匪災的一個統稱，都是人為原因所造成的災難。

編著者在這里所言，雖然沒有明確地肯定“湯”就是“趟”的誤讀和誤解，但從這本書第四章“湯災”所選錄的檔案資料來看，不少學者所認為的“湯”應為“趟”之誤的看法是不無道理的。

湯恩伯是1940年入主中原地區的，立足未穩，河南便遭遇了民國三十一年百年未遇的大旱災?！疤飯@龜裂，赤地千里，二麥顆粒無收，秋禾全數枯萎。于時樹葉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細泥，亦用果腹?！边@是《河南災情實況》一書“序”中所言，又云：“災民因饑餓難忍，而服毒者，縊死者，自刎者，甚至殺兒以求一飽者，所在多有，司空見慣，同時無主棄嬰，到處可見，音若泣聲，到處可聞，死尸橫野，無人收埋，鬼哭神號，無殊地獄。陰森凄慘，絕異人寰，據調查此次旱災餓死者達二百二十萬人。真乃人間空前浩劫?！笔聦嵣?，據《河南災情實況》中的統計附錄所記，這次旱災導致河南死亡人數多達三百余萬。

更為可悲可恨可憎的是，盡管河南人民已經因旱災，絕大部分都在死亡線上掙扎、徘徊，但國民黨反動政府卻熟視無睹，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并沒有因“旱災”而減去分毫。正如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謝偉思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所言：“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加重的實物稅和征收軍糧?！狈倍嗟目辆桦s稅，不僅使基層災民無力承擔，甚至是國民黨政府最基層的官員也無法承擔，以致他們外逃躲避，甚至選擇死亡。

多災多難，導致千里赤地“白骨盈野”、“餓殍遍地”。

落后愚昧的鄉民村夫，無力怨天，只能尤人，而千夫所指、萬人痛罵的自然是地方的軍政首腦——大名鼎鼎的“中原王”湯恩伯。

無可否認，湯恩伯入主中原之初收編土匪、流氓及舊軍閥，也是導致人們視“湯”為災害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

朱連法先生在《民國上將湯恩伯》一書中有一段話說得很客觀，道出了湯恩伯收編雜牌部隊及土匪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本來，湯恩伯的野戰軍軍風整肅，軍紀嚴明是毋庸置疑的。比如第13軍行軍時，每連縱隊均有一軍官手持“執行革命軍紀”的小旗，壓陣于后，專門負責督管軍風。然而，收降了眾多軍紀松懈的雜牌部隊之后，部隊素質大幅度下降。特別是在河南收編的游雜部隊與反正偽軍，紛紛打起“湯氏”旗號為害鄉里。民風強悍的河南之地，民間武裝在大戰后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百姓本不堪其苦。收編之后，這些游雜部隊依然難以駕馭，常常滋事生非，魚肉鄉民。而這些帳，則一概記到了湯恩伯的頭上。

河南省檔案局館藏的有關“湯”災的資料，絕大部分是指匪患。

二

《水旱蝗湯悲歌》揭秘了一些塵封半個多世紀，鮮為人知的歷史事件。

1938年6月9日，為阻止日寇鐵蹄的長驅直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采取了“以水代兵”的軍事斗爭策略，在鄭州花園口掘開了黃河大堤，企圖水淹日軍，茍延殘喘于一時。

滔天巨浪，滾滾洪流，雖然暫時阻擋住了侵華日軍南下的步伐，但它給中原人民所帶來的災難，卻是用任何語言和文字都無法表達的。

黃水所到之處，沃野成沼澤，村莊變廢墟，數百萬鮮活的生命頃刻間被吞噬，上千萬的鄉親頓時失去家園，喪失土地，在戰火中東奔西突，饑寒交迫，承受著人世間任何民族都未曾遭遇過的痛苦和折磨。

抗戰8年，黃泛區人民在死亡線上徘徊了8年，吃盡了人間的苦和累。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在圍繞黃河花園口復堤問題，共產黨人和國民黨政府展開了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激烈交鋒。

代表著祖國前途和希望的中國共產黨人，處處以民族大義為重，時刻牢記人民的福祉就是自己奮斗的目標。在黃河花園口復堤問題上顧大局，講團結，重民生，求實效，表現出了極大的寬容和耐性，令人由衷地感到敬佩和愛戴。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政府，完全不看黃河決堤8年后所形成的生態環境，置下游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于不顧，“貿然開工，使其重歸故道”。

如果完全按照國民黨政府制定的“復堤”方案實行，勢必會引發更多處的決口，造成不可想象的新水患；而如果強烈反對，則會致數以百萬計的黃泛區人民仍不能擺脫黃水泛濫之苦，難以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享受抗戰勝利的喜悅?；谏鲜鲋T多原因，中國共產黨人一方面同意堵口，使黃河重歸故道，讓豫皖蘇黃泛區的人民群眾能夠早日脫離苦海，重建家園；另一方面則又提出了先整修故道黃河大堤，遷移故道河床居民而后堵口的主張。

國民黨政府出于政治、軍事等方面的考慮，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合理主張并未充分采納，仍一意孤行，冒天下之大不韙。

為此，國共雙方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馬拉松”式的談判。這本書披露的“開封協議 ”、“ 荷 澤 協 議 ”、“ 南 京 協 議 ”、“ 上 海 會談”、“邯鄲會談”等檔案資料，向世人揭示了雙方圍繞黃河花園口復堤進行斗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共產黨人的大智大勇，國民黨官僚階層的腐敗貪婪，都在這一份份無聲的記錄里得到了一覽無余的展現。

三

“水旱蝗湯”危害中原的悲劇已經過去了一個甲子，但認真探討產生這一悲劇的歷史根源和社會基礎，無論是學術價值，或是現實意義，或是檔案學的功能，都可謂是很明顯的。

造成“水旱蝗湯”一同鬧中原悲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里既有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方面的因素，也有政府無能，基礎設施落后等人為的主觀原因。編著者在《導言》中的一段話，就要言不煩地論述了產生“水旱蝗湯”悲劇的主客觀原因。

可以說民國時期的河南災害，無論頻度、廣度、還是強度，都要超過其他省份。而致災原因，則是自然原因與社會原因相互作用的結果。首先，從自然原因來看，地域氣候特征引發了自然災害的發生。河南地處中緯度地帶，南北氣候在此過渡，具有明顯的大陸性氣候特征，地形地質條件復雜，各種自然災害十分嚴重。而自然災害所導致的破壞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理，又進一步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從而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其次，就社會原因而言，腐敗的政府，落后的公共設施，不僅直接導致了匪災、戰災，而且還引發水災等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如1929年、1930年發生在中原的新軍閥混戰，不僅直接引發了戰災、兵災，而且加劇了匪災。1938年的“花園口事件”是人為原因造成的黃河決口，結果導致數百公里范圍內的良田變成了黃泛區。由于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理，災民大量外出逃荒，黃泛區內大量土地長期處于荒蕪狀態。1942年大旱發生之后，又加劇了這種狀況。所謂“旱極生蝗”，黃泛區內開始發生蝗災。由于防治不力，再加上有利于蝗蟲滋生蔓延的生態環境，最終導致蝗災在1943年大暴發。國民黨政府救助不力，日軍燒殺搶掠，水、旱、蝗等自然災害頻發，天災與人禍交織使災后余生的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編著者的分析是中肯的，所下的結論應該是準確可信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據，不失為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