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城市文脈能延續嗎？

文/葛劍雄 編輯/于翔漢

葛劍雄：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歷史地理、中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專家。祖籍浙江紹興，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現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國際地圈生物圈中國委員會委員，國際歷史人口委員會委員，HISTORICAL GEOGRAPHY編委，上海市政府參事，上海市政協常委等。

一座城市是否有生命力？其生命力是強是弱？是否能得以延續？決定性的因素是它的功能，即這座城市是否具備了這種功能所必需的條件，這些條件是否得到發揮。一般來說，這需要兩方面的條件，用今天的語言說，就是硬件和軟件。

城市的生命力來自城市的功能

從最早的城市問世，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可以是一種，也可以是多種。

故宮太和門銅獅攝影/徐洪云/CFP

北京CBD商圈，晴朗的一日。 攝影/cfp/CFP

早期的城市往往兼有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祭祀——對各種神，對祖先等；另一方面是社會管理——對城內及這座城市影響所及范圍內的人。但這些功能賴以發揮的基礎還是人。要是沒有人，不僅會沒有執行兩項功能的人，也會因缺少影響對象而使這些功能名存實亡。因為即使是對神或祖先的祭祀，實際效果如何也取決于周圍的人是否受到影響。

中國古代的城市大多是因為政治功能而形成并生存的，基本上都是從國都至縣（邑）的各級行政機構駐地。這些城市往往也是地區的或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甚至是軍事中心。但隨著政治中心的轉移，一座城市的其他功能也可能隨之消失。

一座城市是否有生命力？其生命力是強是弱？是否得以延續？決定性的因素是它的功能，即這座城市是否具備了這種功能所必需的條件，這些條件是否得到發揮。一般來說，這需要兩方面的條件，用今天的語言說，就是硬件和軟件。

前者是指基本的自然環境和建筑設施，后者是指城里的人和那些人維持著的傳統。例如中國古代的首都，必定要根據建都的基本原則選定城址，如“天下之中”、“四塞之地”、“上游形勝”、“虎踞龍盤”等。還得根據自然條件的缺陷和實際需要，建造城墻、關隘、運河、道路等，以及宮殿、園林、衙署、市場、寺廟、兵營、民居等。要有與此相適應的皇室、貴族、宦官、文武官員、將士、居民、商人、工匠、僧尼等。

這些人中間有不少是首都特有的，或者是因為首都而特別多。而他們的地位和作用，更是其他城市所無法等量齊觀的。就是普遍百姓，由于生活在首都，也會享受到一定的優待，形成優越感。首都的地位一經確立，還會吸引大批流動人口，其中相當一部分會轉化為移民。一個長期延續的首都，必定會形成其獨特的文化和文化傳統。其他功能的城市，如經濟、文化、軍事、交通、祭祀、旅游等類型的也是如此。

一旦城市的功能改變，即使自然條件依然如故，相應的硬件和軟件都會隨之改變。否則，這些硬件和軟件不是過剩，就是不足，或者只能廢棄，城市就會失去生命力。

城市的文脈是其生命力的體現

所謂城市文脈，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傳統，而不是僅僅指當時存在的文化。因此，城市文脈與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續有著密切的關系。

簡單地說，一方面是指現在的文化，一方面是指過去的文化，如果這兩者是延續的，那就形成了一種傳統。如果兩者是不同的，或者以往有過這樣的不同，這種傳統就中斷了，難以形成文脈。

一座城市，盡管現在的文化很發達，如果過去的文化已不復存在，或者從來沒有這樣的文化，要形成文化傳統必定要假以時日，形成自己的文脈更需要長期的積累和綿延。

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脈，并且得到延續，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才有可能推到極致。文脈不僅是城市的基本設施、名勝古跡、文物遺址的積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結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記憶，提供調節人地關系和適應變化發展的經驗。

但是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保持不變的功能。特別是在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或者受到天災人禍的摧殘，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強制改變，或者被破壞殆盡，延續數百上千年的文脈就此中斷，幸而不絕如縷，也已岌岌可危。

春到三峽 攝影/楊鐵軍

例如，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的都城建康（建業），作為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存在了三百多年，其功能基本不變，文脈得以延續。但到隋滅陳時將建康城徹底毀滅，將地區行政中心遷往別處，當地人口幾乎全部外遷。從此，這座六朝古都從地圖上消失了。

盡管以后的南京是在這片土地上重建的，但除了戰火毀滅不了的古代遺址遺物外，還有多少六朝遺風？太平天國戰爭不僅破壞了南京城內外的大批古代建筑和文化設施，還導致當地人口大量死亡或外逃。戰后的南京雖逐漸恢復，但城內人口已以來自蘇北、淮北等地的移民為主，城外也成了河南等地移民的樂土，少數幸存土著人口豈能承擔延續文脈的重任？

又如，1949年建都北京，在時隔22年后這座城市重新恢復首都的地位。元、明、清、民國的首都的基本設施當然不能適應新中國首都的功能，本來可以通過新建和適當改造來實現，但在革命的“不破不立”思想指導下，卻選擇以大拆大建和徹底改造的辦法。領袖希望站在天安門上看到煙囪林立的愿望，又使首都增加了經濟功能，并提出了要將消費城市變為生產城市的具體目標。到了文化革命期間，構成北京文脈的人和物都成了批判、打倒、驅逐和毀滅的對象，文脈焉能不斷？

在以往的半個多世紀中，中國的絕大多數城市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城市功能的同化、泛化，都要具有經濟功能，要以生產為主；都要破舊立新，將傳統當垃圾清除，立新卻缺乏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又經歷了史無前例的急劇擴張和大拆大建，城市功能同化、泛化的趨勢加劇，甚至盲目確保不現實的發展目標。大批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大量城市人口成為移民，能夠傳承城市文化的本地人口迅速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具有延續城市文脈的自覺性，不采取特殊的措施，文脈的斷絕是不可避免的。

南京槳聲燈影陶醉秦淮夜游人攝影/王輝/CFP

延續城市文脈需要保留必要的物，但更離不開能夠傳承文脈的人

正因為今天絕大多數城市的功能已經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原有的設施已經無法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加上中國有限的土地和龐大的人口，如果單從物質條件的需求看，城市多數原有設施的確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由于長期不重視城市建設，不重視民生，過早地剝奪了私有住房，幾乎所有的城市都面臨住房緊缺破敗、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的困難。從經濟效益看，大拆大建，增加建筑密度和容積顯然更有利，也能更快滿足居民改善生活的強烈愿望。像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上海的石庫門和弄堂，即使以往有千好萬好，既不可能成為未來民居的主要模式，也不會得到多數人的喜愛。

城市居民反拆遷的抗爭，大多不是對文化傳統的守護或對舊居的依戀，基本上都是經濟利益和社會公正的訴求。但為延續文脈著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舊物，才能保持城市的歷史記憶。

因為這些物曾經是城市多數居民的住所或活動場所，也是當時的文化和傳統賴以存在和延續的物質基礎。如果讓城市的后人僅僅憑著文字和圖像去想象，大多數人是不可能理解生動的歷史，并留下深刻記憶的。何況在物質生活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居民的精神生活要求會不斷提高，對國家和城市的記憶正是他們所需要的。

這些記憶中還包含著我們今天不一定知道或理解的抽象的智慧和價值觀念，原物的保存才能給后人以破解或汲取的可能。即使是完全屬于封建、迷信、腐朽、反動、罪惡的舊物，也有必要適當保留一些，以便讓后人了解歷史的另一面。

更為重要的是，必須有傳承文脈的人，有了人脈才能有文脈。四合院的胡同、石庫門和弄堂里必須有一些原來的居民，或者熟悉原來生活的居民后人，真實的歷史和生活并非完全可以用文字或圖像記錄的。

另一方面，這些居民完全有選擇自己的居住方式和職業的權利，如果需要他們為了傳承文脈而發揮特殊的功能，政府和社會應該給他們合理的補償和獎勵。對一些傳承特殊技藝或記憶的人，政府要保證他們衣食無憂，不斷改善，而不能讓他們去市場競爭。

西陵峽之晨 攝影/楊鐵軍

長江流域的縣城之長陽 攝影/楊鐵軍

這些物和人的保留必須用地方立法的方式加以保證，通過當地的人民代表大會進行監督，而不能根據長官意向隨意變化，也不能因為主管官員的更疊而得不到穩定。

而要做到科學決策，就離不開一批專門的研究人員，需要他們主要從事本城本地歷史和文化的深入發掘、搶救、整理、研究和必要的普及。在城市新功能的建設和新文化的創建中，也要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采用他們的成果，使本土傳統得到可能的體現，本土文化的元素滲透在新文化之中。

被延續的文脈并非一成不變：四合院不是北京自古以來的民居，石庫門的原型來自英國，一百多年前才出現在上海，但誰也不否認它們在兩座城市的歷史地位。既然如此，只要文脈得到延續，今天出現在北京、上海的新事物，為什么不能成為未來城市傳統的一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