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兩種苦惱的傳統——從蔣慰堂的一句話說起

○（臺）王大智

記得上次寫蔣復璁（字美如，號慰堂）老師，是1990年他去世的時候，我正在美國華盛頓的史密斯機構（Smithsonian）作研究。文章發表在臺灣《新生報》。轉眼間，20年過去，那家報紙已經沒有了。

蔣老師在臺灣做過中央圖書館館長、故宮博物院院長。我上他的課，是史學系的博士課程。他教我們“版本目錄學”，地點在故宮博物院宿舍。學期結束，他都要請我們吃飯，那是一件大事。

大約30年前，蔣老師曾經跟我們講過，“中國知識分子的毛病，在于不謙虛”。當時我對這句話，沒有什么了解。但是這種話少有人說，也就印象深刻，記到現在。30年后，這句話我有了體會，對老師更加佩服，更有無限的感念。

在中國，儒家一直是知識界的主導學派；知識分子自然也多所遵循其傳統教化。儒家的基本形象，大概可以用“溫良恭儉讓”幾個字形容。這幾個字可以代表孔子的形象，也可以代表儒家的形象。換句話講，儒家是以謙恭有禮的謙謙君子形象著稱。但是，《史記》上卻記載，兩千五百年前當孔子見老子的時候，老子劈頭就說他“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鬃踊厝λ膶W生說：今天我看見龍了！表示他對老子的佩服。

老子為什么說孔子驕傲呢？儒家不是在行為上要求謙虛有禮嗎？老子的說法必有其深義，他絕對不是說孔子的言行舉止驕傲；如果他說孔子的言行舉止驕傲，那是與孔子形象完全相反的事情。老子在說什么呢？

儒家由孔子開其宗?？鬃觽€人有一種氣味，而影響到整個儒家風格；那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固執態度。這種態度，并不是在社會上蔑視習慣禮數，所謂的沒有禮貌；而是驕傲地面對自己的存在及命運。在老子的立場，他認為這種態度完全不實際，沒有用，所以他說“是皆無益于子之身”。老子說孔子驕傲，是說孔子面對自己的存在及命運時不謙虛；是說孔子以為主觀和客觀可以相對抗，理想和現實可以相對抗的態度不謙虛。老子出于一片好意，表示不要活得太辛苦了?？鬃右彩芙?，但是他做不到！否則他也不必說老子是龍；龍代表千變萬化、可望不可及。

蔣復璁像

孔子到了一定年齡，個性也有所改變。例如他說“五十而知天命”，司馬遷也說“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梢?0歲以后的孔子，漸漸知道天命難違；知道主、客觀間的互動與妥協，是人生常態?！兑捉洝肥菑娬{主、客觀變化，而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完全相反的學問?？鬃幼⒁狻兑捉洝?，表示他對存在與命運的驕傲有了轉變。他開始對存在與命運有了謙卑的感覺，他終于了解老子要他謙虛是什么意思。他的“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那句話，非但謙卑且有懺悔的意思?？鬃硬辉倌贻p氣盛。

雖然如此，辛苦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仍然是儒家的主軸精神。子貢是這樣，所謂“賜不受命”；孔子家鄉的人也是這樣，所謂“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后世的孟子、荀子以至世世代代的儒家信徒都是這樣；對于個人的存在不謙虛、對于命運不謙虛。這種不謙虛，孟子表現得最激烈，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斀裰?，舍我其誰也”；老子說孔子的“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就是這種“舍我其誰”的驕傲。以個人而言，“我”之于社會中，何其渺??；抱持著絕對的高人一等心態，與整個社會相計較，何其痛苦？以社會而言，若是人人都懷抱“舍我其誰”的心態，相互紛爭，社會何其混亂？這種驕傲不是為人處事上的、禮貌上的驕傲；而是過分地以自我為中心，過分自尊的表現。這種心態若是不得控制，便走上狂妄自大的路；所謂“狂簡”。這是老子批評孔子的原因，也是兩千多年來，儒家信徒的痛苦根源。

儒家自漢代起，成為中國的法定學術。印度佛教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也對中國有極大的影響。佛教有好多派別，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很大；以佛教的立場而言，那種差異稱之為因緣說法。而各種派別間，最能夠為中國知識界接受的，自然要說到禪宗。

中國佛教有八大宗派的說法，除了天臺、法相、三論、華嚴四門以外，密、凈土、律、禪是專門講如何解脫修行的法門。這四個解脫修行法門中，禪宗最能夠與中國原有的老、莊思想相結合。同時因為禪宗不講鬼神，與其說它是宗教不如說它是哲學。這種介于宗教與哲學間的思想，很受中國知識分子青睞。魏晉清談，固然可以說已有禪宗影子，唐宋以后的知識分子，談禪更是普遍。宋代理學混合儒、釋、道三家，那釋的部分不涉鬼神，便以禪宗為主。明代王陽明建立心學，也是名義上遙接孟子“求其放心”之旨以為儒學延續，實際上禪味十足。否則王氏末流泰州學派，也不會得“狂禪”之名了。

禪宗對中國知識界影響大，而禪宗的特點是什么呢？那就要將禪宗與其它宗派作個比較了。禪宗所以不像宗教，因為它非常強調自修，也就是認為人可以因為修行而成佛。唐代六祖慧能到黃梅見五祖弘忍時候，二人的對話，把禪宗的風格表露無遺。五祖說：“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立刻頂他一句“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六祖這句“惟求作佛”把話講得很清楚：不做和尚，不做羅漢，不做菩薩，只要作佛；其它都是“余物”——剩下的東西！這種精神的涌現，似乎又見儒家孟子那種“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的凌厲氣勢。而“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更是能夠和“惟求作佛”千古輝映，不過一個要成圣，一個要作佛。

就宗教而言，要作佛雖然是大氣魄，但是要作佛是苦的。這個苦處并非過程辛苦之苦，而是它與宗教的基本功能背道而馳。宗教很簡單，它的存在目的是予人安慰；通過對于一種未知而不得求證的信仰，讓全能者賜予保護與希望。但是要作佛，卻是通過修行，讓自己變成那個虛無飄渺的全能者。既然要做全能者，可以因為修行而變成全能者，那么，所有全能者能夠給予人的安慰，便都因此而消失了（因為，自己即是那個想象中的全能者）。這是禪宗作佛之苦，它的苦與儒家那種要成圣的苦一樣：因為對存在與命運的驕傲，導致現實上與精神上的磨難。

宋代禪宗五派之一，法眼宗三祖永明延壽禪師在《四料簡》上說得好：“有禪有凈土，猶如帶角虎?！保ǘU宗修持加上凈土宗修持，好像老虎有了角一樣厲害）什么意思呢？原來凈土是要上西天，而禮拜阿彌陀佛的。延壽禪師希望禪子們除了一心作佛之外還要念佛禮佛，希望禪子們除了自參自修外，還要對佛菩薩表示一定的尊敬，表現一定的謙卑。進而明白人定勝天固然不錯，但是天助自助又未嘗不好？除去自我修持，讓佛菩薩加持、幫助有什么不好？既然信佛，何必拒佛于千里之外？去掉這種無意義的驕傲與固執，才是成佛之道。

孔子的“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和永明延壽的“有禪有凈土，猶如帶角虎”，是儒家與禪宗領袖的真心法語，無上懺悔。然而，千年過去了，儒家依然慷慨激昂，禪宗依然慷慨激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依然因為慷慨激昂而苦惱。因為，面對存在及命運時的不謙虛，是一種最大的苦惱根源。

蔣老師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毛病，在于不謙虛”，是一種深刻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