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俗世威爾》看新歷史主義對傳記理論的闡釋與啟示

雷鵬程

（洛陽理工學院 外語系，河南 洛陽 471023）

一、傳記的歷史性和文學性

傳統傳記理論認為，傳記是對人物的生平記述，歷史真實性是其第一要素，傳記寫作必須以史實為基礎。然而，在文學闡釋中重塑傳主的生平，最終的傳記作品往往只是關于他的敘述和闡釋，因為逝去的故人已不可能重現和復原，正如我們不能再現真實發生過的歷史?！皬母旧险f，歷史是非敘述的、非再現的，不過，除了以文本的形式，歷史是無法企及的，或換句話說，只有先把歷史文本化，我們才能接觸歷史”。［1］(P82)由此可見，歷史性和文學性構成了傳記的兩個基本屬性?！皞饔浖炔皇羌兇獾臍v史，又不完全是文學性虛構，它應該是一種綜合，一種基于史而臻于文的敘述”。［2］(P44)如何兼顧歷史事實與傳記事實的二維平衡，成了傳記作品的內核問題。

關于傳記的真實性建構和藝術化虛構，趙白生在《傳記文學理論》一書中曾指出，現代傳記發展的一個趨勢是從客觀真實開始走向虛構?！霸谑放c文，它不是一種或此即彼、彼此壁壘的關系，而是一種由此及彼、彼此互構的關系”。［2］(P44)他認為，由于史與文的相構，或者歷史與文學的互文性關系，促就了傳記作品中虛構的客觀存在，即歷史記述本身已經趨向文學化，純粹客觀真實的歷史已經不復存在。這一觀點恰恰呼應了新歷史主義有關“歷史的文本性”的主張。

二、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

新歷史主義批判大多以“歷史性”與“文本性”及其相互關系作為主要參照點，據此，蒙托洛斯（Louis Montrose）提出了新歷史主義的定義，即“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他解釋說：“我以‘文本的歷史性’指所有的書寫形式——包括批評家研究的文本和我們處身其中研究其他文本的文本——的歷史具體性和社會物質性內容；因此我也指所有閱讀形式的歷史性、社會性和物質性內容。 ”［3］(P20)“歷史的文本性”有兩層含義：一是文本通過保存和涂抹的選擇過程對歷史進行文本建構，這個過程受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的制約；二是當文本轉換成文獻并成為歷史學家撰寫歷史的依據時，它再次充當闡釋的媒介。［4］(P44)

新歷史主義的文本歷史觀對傳統的歷史觀念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在新歷史主義看來，歷史不再是一種客觀存在，它取決于歷史“闡釋者”主觀立場的“歷史敘述”或“歷史修撰”，是修辭的靈活運用和語言結構的敘事構型。歷史演化成了對過去事件的描述，這種描述并非純粹的客觀再現，而是滲透著語言運用者對事件的解釋。傳統意義上的歷史事件的客觀記述也成為一種話語或文本的主觀撰寫。對此，海登·懷特（HaydenWhite）進一步論證道：“為了將歷史事件作為思辨的對象來進行建構，它們必須用某種自然或技術語言來加以敘述。對于事件所進行的分析或解釋，無論是思辨科學性的還是敘述性的，都總是對預先已被敘述的事件的分析和解釋。這種敘述是語言凝聚、替換、象征化和某種貫穿著本文產生過程的二次修正的產物?！保?］(P100-101)這種明顯具有后現代色彩的歷史觀，無疑是?？碌鹊暮蠼Y構主義歷史觀的延續?！皻v史的存在就是作為話語和文本而存在了，而想象和虛構也就成為歷史所無法擺脫的宿命”。［6］(P112)但毫無疑問的是，新歷史主義的這一理念也促使了在觀念、方法、實踐上的文史融合，使得“闡釋者”擁有運用自己的話語，對歷史實施自己的構建成為可能。

三、格林布拉特的傳記理論與實踐

作為新歷史主義的領軍人物，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將該學派的批評模式引入傳記寫作，用具體的文本實踐對傳記理論作了新歷史主義闡釋：2004年，推出新作《俗世威爾：莎士比亞新傳》。在這部傳記中，格林布拉特將莎士比亞置身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視域里進行解讀。當時政局更迭，宗教紛爭，黑死病蔓延，莎士比亞居住的小鎮也經歷著“突變、不安和觀念混亂”。通過從“屠夫”到“倫敦劇作家”的身份轉變，莎士比亞在完成“自我塑鑄”的社會化建構的同時，也闡釋了社會權力結構與“自我戲劇化”展現的深層關聯。

然而，格林布拉特融文學解讀于歷史傳記的作法在文學評論界掀起了軒然大波。有學者認為，格林布拉特主要采用小說創作技巧對證據進行想象，模糊了傳記與小說、傳記與評論的界限。［7］(P54)也有學者批評格林布拉特將自己的情感和經歷傾注于傳記寫作，認為他表面上是在寫莎士比亞，實則是在寫自己：“在解讀莎士比亞時，格林布拉特已經將自己的情感和經歷注入其中，在對莎士比亞的分析中他的影子更是隨處可見，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他與死者的對話更像是與自己塑造的理想形象在對話?！薄渡勘葋喭ㄓ崱肪庉嬐旭R斯·彭德爾頓甚至認為，《俗世威爾》一書表面是謹慎的學術成果和經過慎重思考所作出的評價，實際上幾乎都是無根據的推測。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格林布拉特以其淵博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知識為基礎，分析和解讀了大量的關于莎士比亞的史料和作品文本，對莎士比亞進行了文化詩學的研究，并通過其假設、推論、演繹等想象力的介入，不時大膽發揮其想象力，對莎士比亞生平中的某些較為隱私之處作了大膽猜測和判斷，也為讀者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想象空間。

那么，在《俗世威爾》中，格林布拉特到底是如何權衡真實敘事和文本虛構的呢？格林布拉特把對莎士比亞的人物建構放在文藝復興時期宏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中研究，通過莎士比亞的家庭生活、社會經歷、宗教信仰和劇本創作等細節描寫，透視特定文化歷史背景下的人物事件和社會現實。一方面，他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原始證據，包括前代傳記作家的研究成果，以增強傳記真實性的一面。書中對于莎士比亞偷獵的軼事的記載和闡釋最能證明這一點。針對來自跨越兩個世紀的三個敘述者——17世紀晚期的牧師理查·戴維斯、18世紀早期傳記作家尼古拉斯·羅和18世紀中期的約翰遜博士的有關莎士比亞因“偷獵鹿和野兔”而被“鞭打”、“關押”后逃往倫敦的記錄的真實性，格林布拉特未置可否，只是客觀地提及當今的傳記作家們懷疑其真實性。在他看來：“問題的關鍵不在確證的多少，而在這一事件可供發揮想象的余地，這件事是提供莎士比亞生平、職業情況的關鍵信息的重要途徑。 ”［8］(P104)另一方面，格林布拉特對民間猜測、回憶記錄、檔案資料、信函遺囑等非正史資料也表現出非凡的興趣。這種對歷史碎片、歷史檔案、歷史軼聞的尋覓，或者把歷史描述當作“敘述”，或者敘述生活經歷以構成歷史事實，“是對非主流歷史的關注和重視，對邊緣化生存意義的肯定”。［9］(P56)格林布拉特的這種“軼聞主義”實踐得到了海登·懷特的認可，在懷特看來，零星插曲、軼聞軼事、偶然事件、異乎尋常的外來事物、卑微甚或簡直不可思議的情形等許多方面，都可以被視為“詩學的”，“因為它們對在自己出現時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組織形式、政治支配和服從的結構，以及文化符碼等的規制、規律和原則表現出逃避、超脫、抵觸、破壞和對立”。［5］(P106)

通過社會歷史背景與作品文本的雙重闡釋是格林布拉特塑造莎士比亞的另一重要手法。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戲劇家，莎士比亞可謂功績卓越，部部作品都堪稱經典。然而，莎士比亞卻沒有留下任何有關本人和家庭的日記、書信、訪談、自傳或回憶錄等歷史傳記寫作必不可少的原始資料，這就使得按照傳統的傳記手法來還原真實的莎士比亞已成為高不可越的精神仰望。因此，許多學者從莎士比亞的作品入手，來探究這位偉大的劇作家的人生歷程。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述：“在毫無文獻記載的情況下，一代代熱心崇拜者們以莎士比亞的作品為重要根據，從中尋找線索。他們細心研讀了他留下的眾多作品，那些劇本、詩歌首先閃現了作者的生活意趣，又對他可能從事過的職業提供了引人入勝的暗示?！保?］(P41)在書中，格林布拉特頻繁地挖掘并引用莎士比亞的作品，并以此來映射出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展現莎士比亞的生平經歷。格林布拉特懷疑莎士比亞因為繼承父業，熟悉手套行業，而在劇本創作中，將其行業微型化，把皮革用作隱喻的素材?！恶Z悍記》里，彼特魯喬有一條羊皮韁繩；《第十二夜》里費斯特評論道：“一句話對聰明的人來說就像是一副小山羊皮手套?！保?］(P29)父親的沒落處境使得莎士比亞一再表現出對收復失去的財產、頭銜和身份的強烈渴望?！兜谑埂分?，馬伏里奧誤入圈套，遭受奇恥大辱，格林布拉特認為，這源于莎士比亞的內心世界，是其對自己 “謀求貴族地位”計劃的嘲笑。［8］(P51)格林布拉特還不無目的地引述《愛的徒勞》等劇作中的夫妻關系，浮想聯翩，試圖揭示莎士比亞的婚姻內幕。在《溫莎的風流娘兒們》中，斯蘭德溫抖出：“結過婚以后，大家慢慢互相熟悉起來，日久生厭，也許愛情會自然而然地一天不如一天?！备窳植祭剡€在《亨利六世》、《約翰王》等劇作中深挖例證，以說明“易位和挪用的巧妙混合，從傳統宗教素材到世俗表演的翻新，以及神圣與褻瀆的混雜確實是莎士比亞所有著名詩歌、戲劇的特征”。［8］(P73)

在該傳記中，格林布拉特也用具體的文本闡釋實踐了其“自我塑鑄”理論的重要含義，該理論是新歷史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文本闡釋方法主要是觀察作家在表達自身的欲求、感情和思想觀念時，所涉及的文化成規、社會約束、宗教習俗等文化及意識形態與政治力量的沖突，作家通過創作行為，使自我得以不斷塑形?！端资劳枴返牧硪粋€標題是“莎士比亞如何成為莎士比亞”（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顯然，作者旨在強調這位來自斯特拉福德小鎮的窮小子是如何從沒落的手套商的兒子搖身一變，成為偉大的劇作家的。格林布拉特借助莎士比亞與大學才子派的交往，建構了莎士比亞逐漸步入“倫敦劇作家”行列的成長歷程。納什、格林等人才華橫溢，但是他們大多無視社會習俗，放蕩不羈，無一不是在30歲前后便死于狂飲暴食或酗酒滋事。這種帶有反叛性格的異我（Other）形象的塑造，恰恰印證了格林布拉特有關自我塑造的主張：自我塑造是經由某些被視為異端、陌生或可恨的東西才得以獲得的。［10］(P85)在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作中，格林等人被塑造成著名的“福斯塔夫”等人的形象；而莎士比亞則把自己塑造成那位睿智聰明的哈爾親王。格林生前傲慢勢利，對莎士比亞極力挖苦攻擊，窮困潦倒時又向莎士比亞借錢。這樣，莎士比亞的“自我塑鑄”在與大學才子們對立面的抗爭中成型。

顯而易見，《俗世威爾》的寫作模式是新歷史主義的。在這部傳記中，歷史與文學不再是矛盾的二元對立；恰恰相反，文本與文化、文本與歷史形成了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塑造、同時涌動的互動關系。格林布拉特多借助于莎士比亞的劇本內容來闡釋和證明其現實人生；而相對于莎士比亞虛構的作品文本，其真實的人生經歷才是其劇本情節存在和升華的最好理由。這樣一來，莎士比亞的人物構建和其作品文本兩者之間相互指涉，陷入到一種相互的循環闡釋之中，歷史客觀性遭到了作者無形卻有意地顛覆，傳統藝術觀念中的真實與虛構、藝術與生活之間的界限，在互文性的游戲中，也變得模糊起來。

借助于新歷史主義的文本歷史觀，我們發現，傳記的人物構建其實和歷史的文本記述一樣，可以分別被傳記作家和歷史學者有選擇地敘述出來，成了主觀建構的博弈對象。另一方面，傳記的文學虛構也通過新歷史主義“歷史的文本性”找到了理論上的依據，使得傳記文學中針對客觀歷史性所要求的真實建構與藝術虛構的二元對立迎刃而解。從這一層面上看，新歷史主義無疑為傳記的發展前景帶來了新的理論闡釋和技術啟示。

［1］Jameson，Fredric.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M］.Ithaca：CornellUniversity，1981：82.

［2］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3］Veeser，H.Aram，eds.The New Historicism［C］.New York：Routledge，1989：20.

［4］張進.新歷史主義與歷史詩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44.

［5］張京媛.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6］陸濤.傳記理論的新歷史主義闡釋［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5）：111-115.

［7］王麗莉.格林布拉特新歷史主義的莎學研究實踐［J］.國外理論動態，2007，（4）：54.

［8］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辜正坤等譯.俗世威爾：莎士比亞新傳［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9］傅潔琳.格林布拉特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研究［D］.山東大學，2008.

［10］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文藝復興自我造型》導論［A］.文藝學和新歷史主義［C］.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7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