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校與學生間利益鏈及破解

丁 倩

（江蘇海事職業技術學院 航海技術系，江蘇 南京 211170）

一、學校師生關系現狀及觀點提出

學校與學生間關系本應是和諧的，但社會上、網絡中、新聞里往往充斥著不和諧的音符。最近一則新聞在網上炒得沸沸揚揚：一著名大學教授和學生因為上課秩序問題發生肢體沖突，引起人們對教師倫理問題的關注。事后，大學的領導及同院的教授都對這一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至于人們處理問題的不同態度和方式，這里不作贅述，但就問題本身而言，也只是師生關系種種不和協的一種表現。在教育領域，存在著一些更為普遍又難于解決的問題，如以學生成績高低來考核教師成果而不管其對于學生能力的培養，使高強度的識記訓練禁錮學生的成長而忽略其身心的健康發展，以致一些人竟然形成了這樣一種錯誤認識：教師體罰辱罵學生是對學生負責。對此，我們不得不追問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問題的出現。

有學者認為，種種問題的產生癥結在于學校對其基本職責的偏頗，即無法平衡于幫助學生發展和為社會提供人才。也有學者認為，癥結在于校長、教師的職業道德，即缺乏對學生基本的認識和尊重。但最近有學者指出，關鍵是由于教師的切身利益使然。①這個觀點確實令人深思，按照這個觀點，在今天這個以成績論高低，以升學率競生存的社會，教師和學校的那些領導們之所以漠視學生的權利，傷害學生的自尊，乃是利益動機在作祟。這些在社會中要生存的個人，也擺脫不了自然人的屬性，要吃飯、要生存、要發展。要吃飯，就得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以抓學生成績為工作重點；要生存，就得用高強度的機械訓練來取代學生的天性發展；要發展，就得用既定的制度規范來禁錮學生的自由，以此獲取晉升的資本。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學校、教師的困境，為問題的實際解決找到了契機；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事實僅僅如此嗎？如果真是這樣，這些以一己之私而抑制學生天性發展的“園丁們”又何以能得到家長的認可、社會的尊重，又怎能在這個市場化的社會中立足？

二、教育利益鏈相關者及其地位

這里談到切身利益的問題，關系到廣大教師們生存和發展的各種有形及無形資產，以致于人們談到教育工作者的利益便大皺眉頭。對于教師追求自身利益的正當性及合理性，這里暫不討論，但就教育關系而言，難道僅僅關乎校長、教師、學生的利益嗎？問題似乎并沒有那么簡單。事實上，就利益的主體而言，不僅包括直接發生教育關系的學校和個人，而且涉及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如政府的立法部門、行政機構，企業單位、社會組織乃至私人投資者，他們都和整個教育關系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形成一個錯綜復雜的“利益鏈”。

（一）政府

各種事實表明，政府一直是教育這一公共產品的主要投資者和管理人。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有責任為全社會提供各種非營利的公共產品。政府對教育的投資有利于國民素質的提高，也可以提高自身管理的水平，使得社會良性發展。在日常工作中，政府以財政資助或政策優惠的方式引導著教育的發展模式和方向，是整個教育利益鏈中最大的投資人，位于利益鏈的頂端，對于教育關系的內容和管理方式起著決定作用，也是教育關系中最大的收益者。但作為一種組織，其自身也存在 “本位利益”，即在為公共利益謀求的同時，也會追求本部門的利益。②同時，隨著教育規模的擴大，專職從事教育管理的行政人員也在不斷增加，在實際問題的處理中，他們個人的利益也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對于教育政策的制定、教育模式的變革起著重要作用。

（二）學校的高級管理人員

這里的高級管理人員包括學校校長、院長、系主任等主要行政人員。通常但凡學校和學生之間出現問題，人們便將矛頭指向教師的道德水平，而這些作為管理教師們的教師，自然也成為指責對象。但從實際分析，這些管理教師的教師，充其量也僅是教育政策的執行者，而非真正決定問題的利益控權者。就其自身利益而言，無非也僅是和學校發展相關的些許個人利益，在實際操作中，表現為以經濟效益為工作重點來減輕學校經費籌措的壓力，以學生成績為管理中心以謀得學校的升級和硬件提高，并以此得到個人晉升發展的資本。在整個利益鏈中，他們似乎也只是延續了政府的文件精神，從政府上一級的得益中分得些許羹食，并非是決定問題的關鍵。

（三）教師

教師在這一利益鏈中地位頗為尷尬，由于無法從根本上擺脫學校與管理者的利益關系，便只能成為學生利益受害之“替罪羊”。一方面，教師的生存依賴于各種和學生成績掛鉤的工資獎金，另一方面，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以及近些年報紙輿論的宣揚，使得人們普遍認為教師就是應“春蠶到死絲方盡，燭炬成灰淚始干”，對教師自身利益的追求抱有疑慮。一旦出現一些和傳統觀念相違背的情況，社會便將注意力關注在教師這些微薄的利益上，使得大多數原本正當的利益謀求因為一些“害群之馬”的影響被不斷放大，成為眾矢之的。應該來說，教師夾于學生與學校領導者之間，成為兩者利益關系無法調和的“替罪羊”，自身卻非利益的最大占有者。

（四）學生

學生位于整個利益鏈的低端，在實行教育成本分擔的背景下，是教育產品的真正消費者，卻無法對教育政策的制定有話語權，也無法選擇自己滿意的消費方式。學生選擇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身資本，增加在勞動市場中的競爭力，但是由于教育難從受教育者本身來考慮，許多學子們于考試的重壓下苦苦掙扎。這種唯分數的教育政策又不斷阻礙著學生身心的健康發展，并導致整個國民素質能力的下降，從長遠看，必將反作用于全社會，阻礙政府服務水平的提高、國家綜合國力的發展，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五）教育投資者

這里的教育投資者包括那些出于各種目的為教育發展提供資金的企業、銀行、社會組織乃至私人投資者。在教育進入市場化運作開始，這些投資者便以一種補充者的角色出現在整個教育的利益鏈中，和政府的主體投資形成一種補充和抑制的關系。在我國，這種以私人或社會組織介入教育的投資方式還處于初級階段，他們對于教育理念的貫徹、教育模式的創新還處于探索當中。但從西方成功的經驗可以看出，這些多樣化的教育投資人必定會為教育的多樣化選擇提供可能性。同時由于他們都具有管理專業化或追求利潤化的背景，提供的教育產品必將高質量低成本，這又為教育資源的優化提供了可行性，并使政府淡出教育的前臺操作，進行教育制度改革提供了現實依據。

由上可見，教育制度的創新，絕非從教師或校長切身利益考慮即可。教育作為一種公共產品，涉及政府、市場、社會、企業乃至個人，制度的創新實質是協調政府、企業、個人間不同的利益分配，使其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而教育之所以長期以一種壟斷產品的面貌出現，又和它作為一種消費品的長期短缺密不可分，所以增加教育產品的供給并抑制單方供給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要實現制度創新，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三、教育制度創新之措施

（一）政府轉變在教育產品中主要管理者角色

多年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幾乎承擔著所有教育產品的供給，并對教育工作進行日常管理。其考慮范圍多，涉及問題細：包括學校層次的高低、辦學規模的大小、招生人數的多少、教學大綱的規范、學生評價標準的好壞等。深陷于各種日常教育管理的瑣事，政府難有精力對教育政策的制定、教育理念的貫徹進行深層次的論證和思索，同時一些行政官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以及自身能力的局限，在日常工作中往往“但求無功，只求無過”，對各種政策執行中的不和諧的關系和反饋往往視而不見，不能進行有效的追蹤和處理，從而導致教育關系的設置從一開始就難以實事求是，并導致整個關系鏈的不和諧。鑒于此，政府應從微觀的管理者角色轉變為宏觀的調控者，由“劃船人”變為“掌舵者”。事實上，“政府管理角色的轉變，并不意味著政府的作用降低了，反而變得更加重要和有效”。③而政府角色的轉變，對重構利益鏈、創新教育制度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政府由“直接接觸”變為“間接調控”，可以使得各個機構部門或行政人員無法再以自己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從客觀上切斷各種錢權交易，為制度重建打下良好基礎。另一方面，由于可以抽身于“本位利益”之外，政府可以以“仲裁者”的身份對那些提供教育產品的部門進行“準入”篩選，對不合格的機構予以“除名”，并從宏觀上對整個教育關系的調整提供有力保證。

（二）允許提供教育產品的主體多元化

傳統觀點認為，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選擇上是政府和私人兩者擇其一，但一種框架的不完善并不意味著另一種便是最好的?？扑乖凇督洕鷮W的燈塔》中解釋了私人提供公共產品的可能性，④而我國民辦學校的成功經驗也證明了私人提供公共產品的可行性。在市場化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今世界，以及以人才而取勝的國際社會，我們有必要也必須改變傳統對教育資源的集權管理，使教育產品的供給從一元化向多元化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緩解教育特別是高層次資源供給不足的“賣方市場”，才能使政府擺脫因教育規模擴大而難以承受的投資負擔。

允許產品供給主體多元化對抑制政府機構的 “本位利益”起到客觀約束的作用，也為高質量、多層次、低成本的教育產品供給提供了可能性。在教育的利益鏈中，社會組織及私人的介入，打破了政府的主體決定地位，對各種教育政策的制定起到溝通和反饋的作用。同時，由于各種組織、企業、個人具有不同的專業背景，處于不同的利益地位，他們所提供的教育產品也必然是不盡相同的。這又為校長們在學校行政執行的重心提供了選擇性，為教師們對教育理念的秉持提供了可能性，為莘莘學子對不同人生道路的選擇提供了現實性，從而從根本上擺脫校長無奈、老師苦悶、學生辛苦的局面，為教育制度的創新找到根本的切入口。

學校本應是學生成長的精神家園，老師也應是學子們靈魂構建的工程師，校長更應為祖國花朵的撫育提供溫暖的陽光和適宜的溫度。對于學校和學生間種種不和諧，僅僅期望我們的校長和教師來肩負其自身的職責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從更為廣泛的關系網中為問題的解決尋找可行之道，以社會的力量對教育利益關系的失衡形成牽制作用，為學生的成長撐起一片天空。

注釋：

①吳康寧.為什么學校會對學生的發展不負責［J］.教育研究，2007.12：21-25.

②布坎南認為，在一定程度上，政治活動也同樣同市場活動一樣，存在組織部門的利益，以自利原則為出發點，既注重從公共決策行動中獲得利益，也關心自己所要花費的成本。

③盛冰.“政府控制”模式的改變（第4版）.中國教育報，2003-8-9.

④科斯.論生產的制度結構.上海三聯書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