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視野下公共性的歷史生成與轉換

胡群英，郭湛

（1.廣東工業大學文法學院，廣州510090；2.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100872）

哲學視野下公共性的歷史生成與轉換

胡群英1，郭湛2

（1.廣東工業大學文法學院，廣州510090；2.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100872）

公共性是人的社會性本質在公共生活中的表現方式，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前提條件，同時它也界定了人類活動領域的內部劃分。共同體或組織是公共性生成的實體條件與界限，在不同的歷史和共同體條件下，公共性生成的現實基礎和意義不盡相同，因而具有一定的流變性。以一定歷史事實為基礎的公共性概念同時還具有能夠超越其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的功能，因而具有更普遍的解釋效力和規范意義，這使得公共性在實現現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內在轉型上具有重要的轉換功能。

公共性；組織體；歷史生成

公共性是人類生活的社會性本質的表現方式或具體呈現。共同體或組織是其歷史生成和發展的基地，一定歷史條件下，人的共同體或組織的存在方式不同，公共性的具體內涵和作用條件也不同。

一、公共性是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相互揚棄

在阿倫特和哈貝馬斯等人看來，公共性所表明和揭示的是人們超越私人生活的狹隘范圍而實現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的一種特定狀態和基本性質，它表明形成和體現公共性的舞臺不是私人利益角逐的戰場，也不是既定政治權力的運作空間，而是人們為了共同的利益和事務聚集到一起，集思廣益，群策群力，試圖形成集體行動的主題、規則和品質的一個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自由的而不是強制的動態領域。

首先，公共性揭示的是人的這樣一種生活狀態，它能夠使眾多個人在共同活動中展示自我屬性、實現自我價值，并產生出超越個人生存需要和生存期限的共同財富。同時，公共性也是人的這樣一種自我理解，它能夠使人們在公開的社會交往領域特別是在共同行動和話語交流中生成、確證和表達自我同一性，包括自我身份和自我追求，承認他人的自我同一性，從而獲得面對他人、尊重他人和相互塑造的機會，并因此形成共同意識及其相應的行動方式和表達方式。在這里，公共性成為個體超越其自然屬性而展現其社會性本質的運作機制和表現方式。沒有公共性，就難以形成社會活動的正常規則，而只能遵循自然界的叢林法則，人的生活就無異于動物的群居生活。由此可得出，沒有公共性，人類就難以超越個體當下有限的生存狀態和狹隘封閉的本能意識或意識化了的本能，去創造共同的文化財富，并使之在歷史上延續下去，在空間中不斷擴展開來。

其次，公共性表達了人類根植于其生存條件和物種潛能基礎上的自我組織和自我超越的強烈傾向，是人們組織社會生活的主要方式，是在人們交往過程中形成和表現出來的個體意志、集體意志及其相互關系，是表現在個體意志中的社會性，是表現在集體意志中的人類特性，是表現在人類歷史活動中的永恒追求。它的具體內容取決于人的活動的時空范圍、種類和組織方式，并在人的各種活動中形成和表現出來。所以，公共性不是發生在人類歷史某一個階段上或某一個社會中的偶然事件和突生現象，而是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的一個內在品質；不是人的某種社會活動的獨有性質，而是人的一切社會性活動的一個基本性質。它在照亮人的某些活動、某些品質和某些主題的同時，又將人的另一些活動、另一些品質和另一些主題淹沒到黑暗背景中，并在其歷史光點的移動中反復變換其黑暗背景和主題形象。

人們普遍將“公共性”視為一個與私人性或人的自然屬性完全對立的概念，甚至將之局限在某種特定組織如城邦和民族國家，或某些特定領域如政治領域、政府領域、公眾輿論領域等等。實際上，作為人類生存條件和生存意義的一種自我描述和自我理解，“公共性”深刻反映了人的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相互揚棄。它不僅超越了固定的公私劃分，使其相對化和語境化，而且超越了人類生活領域及其表達方式的內部對立，將人類生活的基本特性和永恒追求播撒在盛衰變遷的歷史場景和日常生活中，成為人性的一種公開表達和展示。因此，所謂“公共性”，就是人們在公開的社會交往中形成的動態領域及其基本品質，它“首先意味著，在公共領域中展現的任何東西都可為人所見、所聞，具有可能最廣泛的公共性。對于我們來說，展現——即為我們，亦為他人所見所聞之物——構成了存在?！盵1]38正是在人們公開的社會生活中，人的活動的公共性才形成和發展起來，并逐步成為人的社會生活的組織基礎。由此可見，人的社會性離不開人的自然屬性，而社會性又構成公共性的基本前提和首要特征。公共性是自然人成為和保持社會人的主要渠道，是人們展示和塑造其形象和個性的主要方式。

二、公共性的歷史生成條件

無論歷史上人類共同生活的規模、結構和強度如何，人們的社會生活總是具有不可遏制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人的活動的私人性和公共性或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的區別，只是人的活動領域的內部劃分和人的主體身份的轉換。即使其間存在著嚴重的對立，也不是互不相干、涇渭分明的，而是充滿復雜的糾纏牽連、相互界定和彼此互補,這是我們了解公共性歷史生成的一個重要前提。

公共性首先根源于人類生活的存在論條件。即人的類活動何以可能的基本前提，它表達的是“人們以群體的方式共同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這一基本事實。這里，人、群體和世界是相互塑造的，絕對孤立的個人不可能擁有一個世界，只有群體才能創造出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人類基于“社會遺傳”的生活不同于動物基于本能的群居生活。個人只有通過社會的公共生活，才能逐步獲得作為人的能力和品質。哈貝馬斯說，有許多動物也是群居的，但是“把人與動物區分開來的，并不是什么社會生活形式。要想辨認出人的社會屬性的特殊性，就必須把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一種政治動物’仔細翻譯一下：人是一種在公共空間中生存的政治動物。進而言之：人是一種動物，由于他天生就處于一個公共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因此逐漸形成了使他成為人的能力”。[2]人類的互相學習只有在一個充滿文化活力的公共空間中才有可能。同時，只有基于這一社會的歷史的“公共空間”，才可能形成個人的私人空間，才能形成和表現與人的活動的私人性相對立的人的活動的公共性，公共性與私人性的劃分才衍生出相對確定的內容和意義。

其次，公共性的生成往往取決于人們組織社會生活的方式。在現實生活世界，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都不是一種攻不破的固定堡壘。例如，盧梭說：“國家的體制愈良好，則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甚至于會大大減少的，因為整個的公共幸福就構成了很大一部分個人幸福，所以很少還有什么是再要個人費心去尋求的了?！盵3]私人性與公共性誕生的意義即在于此，它們在人的活動具有社會性的認識框架下，更深刻地突入了人類生活世界的核心和更高追求。人的活動的公共性，作為人類群體共同創造世界這一事實的一種表達，它超越了個人的有限能力和生命期限。個人的私人性活動同樣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而不是一種自我封閉的單一意識和孤立生活。正是人的組織化生活方式奠定了合理劃分公私活動的基礎，人的活動的公共性才逐步獲得其真實的歷史內容。

再次，公共性的生成同時也是人的自我反思的需要。人類創造和維系了一個共同世界，個人與群體之間的差別及其互動關系必然導致人的活動的雙重屬性即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劃分。任何群體都不可能完全滿足和認可個人的所有私欲，任何個人也無法擁有其所屬群體的全部力量和品質。個人只有在群體中才能得到確認，并塑造和確立起自身形象，從而也不得不掩蓋和克制自身的私欲；同時，群體只有通過個人才能存在，因而必須對個人的某些私人性質的活動網開一面。因此，人們的生活必然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公開展現的，另一部分是私下進行的?！皬碾[私而非國家的觀點來看，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區別如同要暴露的東西和要隱蔽的東西之間的區別?！盵1]54由此，個體的私人性既得到展現，又得到隱藏，并由此形成自我的二重化。兩者之間的緊張互動不僅促進了人們的反思能力的增長，而且能夠保持和激發他們的公私活動的興趣和精力。人類各種文明之間的差異，以及各種公共性之間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公開展示什么和掩藏什么，以及由此塑造了怎樣的人的形象和品質。

最后，公共領域及其公共性的存在還成為人類生存的歷史連續性條件和個人追求永恒在場的重要途徑。正是公共性奠定了人們超越其個人有限性的基礎條件，從而衍生出其超越歷史存在的可能性。個人或小群體的存在只有獲得一定公共性后才可能進入更廣闊的歷史空間，也只有具有一定公共性的事物才獲得歷史性存在的資格和條件?！氨凰怂娝?，其意義只來自這一事實：每個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聽的。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義?！盵1]44

三、組織體——公共性賴以存在的實體形式

公共性是人的類存在的基本屬性和條件[4]，它表達的是“人是生活在一起的”這一事實。根據日常生活經驗，人們“生活在一起”總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組織體而實現。也就是說，人類是一種創造組織并在組織中生活的存在物，各種組織體構成人的活動的公共性的實體條件。就組織的一般意義而言，它是人的力量的有機集合，是人們克服個體局限、實現自我超越的社會力量?；舨己浪拐f，人類的生活世界“需要有各種不同的組織來處理人們的不同的關系”，“必須有最大的靈活性，才能使組織的形式適應人類需要的多樣性”。[5]有什么樣的組織體，就會生成相應的公共性以及內部公私劃分，這也是我們必須對公共性界限進行分析的一個基本理由。

公共性總是通過一定的實體形式來獲得自己的具體內容和規定。盡管人類社會組織形式多種多樣并處在生滅不已的變遷中，但一定的公共性總伴隨其中。這是因為，不管什么樣的組織體都有其自身的整合機制和排斥機制：一方面它將某些個體吸納其中，一方面將另一些個體排除在外；一方面張揚人的某些特性，一方面擠壓人的另一些特性，人的活動的公私界限由此生成，由此可見，具體的公共性并非人人可共享，它需要人們優先獲得某種組織體的“成員資格”。所以，當我們具體談論公共性及其活動領域時，必須優先確定是何種組織體的公共性。就此而言，動輒放大公共性對象為“普天下公眾”，不僅是無的放矢，相反可能誤入歧途，使公共性被架空成為一種沒有法力的咒語，導致“公共性的缺失”。脫離了對人類活動的組織形式的考察，就無法辨別公共性問題的真實所在。只要我們具體考察人類組織形式及活動就會發現，一定社會組織一經創建或形成，作為組織成員的個體與組織整體的對立也即出現，公與私的緊張和對立就不可避免。盧梭在分析“社會”這個龐大的組織體時就曾說，在行政官個人身上，我們可以區別該組織體內糾纏著的三種本質上不同的意志：首先是個人固有的意志；其次是全體行政官的共同意志；第三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權的意志。[6]個體在這種組織角色沖突和人格沖突中很容易被組織和整體收編，個體與整體、公與私由此產生曠日持久的緊張對立和拉鋸。而組織天然具有一種自我擴張趨勢，正如“市場”這一經濟組織形式就具有一種超越國家和民族的擴張能力，公共性問題才在近代尤其是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現代才彰顯出來。

由于組織內部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與其所屬更大組織內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具有復雜關系，因此，公共性必須從對社會組織的特性、類別及其相互聯系的方式和強度進行具體把握中抽象出來。例如存在一個國家內的政府公共性、政黨公共性和市民團體公共性及其相互關系，當然也存在超越國家的區域公共性如歐洲共同體，甚至關涉整個人類的世界共同體公共性或世界公共性。如康德所說：“從公共權利的全部質料之中（就國家之內人與人的或者還有各個國家相互之間各種不同的由經驗所給定的關系）進行抽象，那么我就只剩下公共性這一形式?！盵7]正義、權利等只有依靠公共性才能具體地加以確定，而公共性只有在人們的社會組織生活中才能落實到位。在這里，我們反對的是離開具體語境或無視具體語境去談的公共性，而不是反對擴大公共性的有效范圍。脫離人的活動的現實前提條件，公共性只會成為一種抽象存在物，導致人類生活世界走向分裂、對立，甚至某種公共性的缺失抑或壟斷，而不是真正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如近代以來，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民族文化的公共性就成為當今時代人們把握公共性的主要坐標，它向內可以聯系和制約其內部組織，向外可以聯絡其他國家、其他文化及各種世界組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只能在某一文化圈里，也就是在相對封閉的社會理性所支配的空間里尋找公共性，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將公共性放到整個人類的歷時空間和共時空間里去把握其普遍性因素?！盵8]

四、公共性的歷史轉換

在實踐意義上，公共性同時又是一個對人的整體性存在何以可能進行歷史的和哲學的反思的規范范疇。就此而言，公共性具有流變性，古往今來的一切公共生活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地體現出公共性的全部品質，而只是程度不一地體現出公共性的若干內容和意義。也就是說，不同歷史時代人們的現實生活決定了公共性的內涵和功能等必然發生流轉。

任何一個概念都有其歷史基礎，或如馬克思所說，“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9]。但以一定歷史事實為基礎的概念往往能夠超越最初產生的特定歷史環境，具有更普遍的解釋效力和規范意義。誠然，阿倫特是描述和分析了古希臘的城邦公共性，但她的目的是以此來表明和強調公共性的現代意義，哈貝馬斯也大抵如此。這樣，他們對公共性的各種歷史形態的描述和分析往往帶有規范化、理想化的意義。同樣，他們對公共性和公共領域的理解和界定往往和歷史事實的經驗描述聯系在一起，表現為對某種歷史經驗的總結和概括，具有事實性的特征。這種規范概念與描述概念的相互交織，給人們理解他們的公共性理論帶來不小的困難和混亂。如果我們充分注意到并較好地把握了他們對公共性的生成及其意義的這種雙重理解，就會使我們更深刻地把握事實概念與規范概念之間的復雜關系。這樣，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公共性的各種歷史形態及其當代意義，并以此來籌劃和展望當代公共性的發展態勢。

當我們以一種公共性反思另一種公共性時，才能看到某種公共性的相對性并抽象出公共性本身的一些共有特性，才可能對某種公共性進行歷史性的分解和重組。只有通過各種公共性的相互比較，把握公共性的主要意義及其歷史嬗變過程，我們才能理解人類生活的公共性的具體內容，包括它的有效范圍、基本特性和特定主題，防止某種公共性如資產階級公共性的普遍擴張和話語霸權，不斷推進當代人類公共生活的自我理解和自主塑造。

[1][美]漢娜·阿倫特.人的條件[M].竺乾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德]哈貝馬斯.公共空間與政治公共領域[J].符佳佳,譯.哲學動態,2009,(6).

[3][法]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120.

[4]胡群英.論人的類存在的公共屬性及公共條件[J].甘肅理論學刊，2008,(5).

[5][英]L.T.霍布豪斯.形而上學的國家論[M].汪淑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02.

[6][法]盧梭.社會契約論[J].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78-79.

[7][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J].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139.

[8]李明伍.公共性的一般類型及其若干傳統模型[J].社會學研究,1997,(4).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6.

[責任編輯：張亞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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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0）08-0050-03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人的活動的公共性及其限度研究”（03 A Z X 003）。

胡群英（1973-），江西高安人，哲學博士，廣東工業大學文法學院教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公共性問題研究;郭湛（1945-），黑龍江海倫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歷史觀和文化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