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二維解讀和不同追求
——路遙、賈平凹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道路透視

王紅莉

（陜西教育學院中文系，西安710061）

現代性的二維解讀和不同追求
——路遙、賈平凹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道路透視

王紅莉

（陜西教育學院中文系，西安710061）

現代性包含兩個互相矛盾和沖突的維度：一個是啟蒙現代性或社會現代性，另一個則是審美現代性或文化現代性。雖然同樣堅持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道路，但路遙和賈平凹的創作具有不同的現代性追求，前者側重于啟蒙現代性，后者則突出表現為審美現代性。

路遙；賈平凹；現代性；啟蒙現代性；審美現代性；現實主義

（一）

現代性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文化范疇，它既是一個歷史概念，又是一個邏輯范疇。自啟蒙時代以來，現代性就包含兩個互相矛盾和沖突的維度。一個是啟蒙現代性或社會現代性，它體現為理性的勝利。合理化和工具理性是其基本表現，它展現為社會生活的現代化。另一個則是審美現代性或文化現代性。隨著啟蒙現代性的產生和全面擴展，一種相反的力量也隨之降生并進一步加強，這就是審美現代性。它以文學藝術為典型形式，始終與社會現實保持清醒的距離，堅持不屈的批判精神。其基本精神就是對制度化的反抗。它從人的感性存在出發，尊重人的個體感性和差異，抗議理性的狂傲擴張；它是對科技理性造成人的片面性和單面化的一種反抗。[1]230這兩種現代性相互纏繞、相互關聯又相互沖突。

從文化、文藝層面上看，現代性主要表現為以現代主義精神為代表的文化，以及由此確立的思想、價值和精神傾向?，F代性自身存在的文化悖論早在20世紀就反映在中國作家的創作活動中，比如魯迅先生《傷逝》里的子君和涓生就是如此，經自由戀愛自覺結合后反而心里失落，沒有感受到期望的幸福。隨著20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深入，現代性問題在當代文壇愈加彰顯出來。許多作家在追隨現代性的同時，仍流露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沉醉與依戀，表現在作品中就是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傳統精神與現代精神、傳統思維方式與現代思維方式的“斷裂”。

現代性社會學家西美爾認為，個體的生成可以視為現代性的標志。舍勒也提出，現代性關涉個體和群體安身立命的基礎的重新設定。[2]22-23這就說明我們更應該關注在現代性語境下人的價值信念發生的變化，人如何在個體發展與新的價值秩序間保持平衡。從人的角度思考現代性,現代性的基本沖突就可能表現為：人的主體性的極度發展及其帶來的人的自由性的極度增強與人的幸福感的獲得不成正比。[3]8

本文旨在以著名作家路遙和賈平凹的創作為例，從現代性在其作品中的不同表現，重新審視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在新時期的創新和發展。

（二）

路遙的創作處于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未來充滿了各種美好的憧憬,到處都涌動著新的時代氣息?，F代主義正處于方興未艾階段，路遙仍然堅定地選擇了傳統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他認為，“在當代各種社會思潮藝術思潮風起云涌的背景下，要完全按自己的審美理想從事一部多卷體長篇小說的寫作，對作家是一種極其嚴峻的考驗?！盵4]4與西方小說注重虛構性截然不同，路遙師承柳青以來的現實主義創作風格，又借鑒俄蘇文學的現實主義手法，注重寫實即生活的再現。在小說的人物塑造、情節鋪排、細節描寫、遣詞造句等方面，路遙與柳青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農村重大變革中普通農民的命運沉浮，不同的是柳青反映的是20世紀50年代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就是將個體勞動聚合成大集體的生產方式。而富有戲劇性的是，作為柳青忠實的追隨者，路遙恰恰反映的是由于長期的“大鍋飯”給農村經濟帶來的破敗和家庭生活的困頓，20世紀80年代農村重新實行生產責任制和“包產到戶”政策，農民們由疑惑、猶豫到擁護、歡迎的過程。面對每一次的歷史變革，大多數人都承受著被動轉變和接受的痛苦過程，但是柳青和路遙作品的主人公們始終是一些走在時代前列的先進人物，思想、行為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及生活環境高度契合，高揚著時代的主旋律。路遙的作品還刻意強調人的主體意識，尤其是人敢于直面困境、勇于戰勝困難的樂觀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激情彌漫于整部作品。

毋庸置疑，路遙在現代性的探索方面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他已經從柳青以“共性”為出發點的典型化創作原則轉變為以個性特征為出發點的典型化塑造，他筆下的人物開始有了更多的個性化思想、感情和追求，這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確曾令讀者耳目一新。特別是對一些有違傳統觀念的情緒，路遙特別給予了充分的理解、寬容或同情。他參照自身的生活積累和情感體驗對人性的復雜進行了初步的探尋，表現了新的歷史階段下新的人生觀、價值觀的沖擊給普通人的心靈帶來的影響和變化，包含了濃厚的理性化道德反思。如對農民留守土地或是外出闖蕩、理想愛情與現實婚姻的矛盾、個人價值的實現與傳統的倫理道德的沖突等進行的積極思考，對《人生》中高加林在新時代的人生抉擇帶來的矛盾、痛苦，《平凡的世界》里少平掙脫故土的熱切、秀蓮決心分家的堅定、紅梅選擇對象的虛榮也沒有橫加指責，凸顯出強烈的生活真實感。小說中有一個細節講到少安和秀蓮搬出去獨住，后來為錢鬧起別扭，他感慨道，“最艱難的歲月也許過去了，而那貧困中一家人的相親相愛是不是也要過去呢？”“生活帶來了繁榮，同時也把原有的秩序打破了……”[5]農村經濟改革讓人們有了更多掙錢的途徑，更多實現人生價值的機會，但是家人之間患難與共的和諧關系開始有了裂痕，生活的幸福指數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F代性的基本沖突在此顯露無遺。

《平凡的世界》時代感極強，它不僅生動再現了改革時期農民們的思想觀念與過去的“斷裂”，而且也展示了對傳統美德的堅守。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經過奮力拼搏，農民們逐漸走出集體合作社的負面陰影，也從一味對土地的過度開采和利用逐步向保護和養護發展。同時孫少安扎根故土、孫少平回歸煤礦都表現出作家對傳統道德理性的持守，對家庭和社會的和諧有序的維護。作家刻意通過孫少安在分家、發家過程經歷的情感和理性的巨大沖突，經由道德的自我超越完成精神的升華。少安建起磚廠后不僅幫父親重修了窯洞，還將村里的貧困戶吸納到自己的磚廠工作。這恰恰實現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發展規劃。這就使得作品有較為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和理性干預色彩，成就了現實主義文學為社會、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目標。至于孫少平，同樣是農民的兒子，卻又有著與哥哥迥然不同的人生追求。他不愿意在雙水村這么個小地方屈就一輩子，想到外面的世界闖蕩和冒險，僅僅做工期間就顯示出他品性的不俗。不貪財、有追求（知識和理想）、樂于助人、吃苦耐勞，在追求愛情方面比哥哥更具時代意識。哥哥不敢接受潤葉的愛情，他和曉霞卻超越了世俗的偏見，演繹了一段不凡的愛情故事。顯然較之少安，他更自信、更理性也更成熟，所以曉霞犧牲后他就重新進行了人生抉擇。愛情對于他而言，已由浪漫的幻想和激情變成了沉重的責任和義務。作品為讀者樹立了群體式的擁有健全人格、極富魄力的榜樣式人物。作品特別注重以情動人，特別是各個人物間的親情和愛情被作家渲染得淋漓盡致，極易和讀者形成情感共鳴，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獲得極大的心理愉悅和情緒感染。這也許就是路遙作品在讀者群中人氣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中國讀者更容易接受傳統的寫實手法的審美定式，與長期以來作家創作模式受限過多造成的風格的單一有密切關系。

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說過，全部儒家哲學的核心就是將自然人變為理想人。對人性美與善的期待和謳歌往往成為作家的創作主旨，這或許能激勵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生活的勇氣和昂揚的斗志，但是價值判斷過于明顯的作品即便對讀者起到很大的誘導和感染，卻會因為獨白型話語阻礙了讀者的獨立思考，不利于促進讀者鑒賞力的提高與成熟。過于強調宏大的敘事，有時也會妨礙作家對人性的深度發掘，缺乏個體生命的本能欲望與客觀環境的沖突和矛盾，連愛情都在理性的支配下得到妥善的解決，沒有絲毫怨懟。如田潤葉對李向前，田曉霞對孫少平，秀蓮對少安的感情，都表現出黃土地上女子無怨無悔的奉獻與犧牲精神，而人的主體性需求和個體化差異被淡化和驅逐。路遙作品人物過多的理想化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本內涵的豐富性，有時代“傳聲筒”之嫌。面對市場經濟和商品大潮日甚一日的沖擊，人性的復雜和幽暗已經很難回避，但是路遙的許多人物過于完美和圣潔，仍保有傳統現實主義創作中的“英雄化”情結。

由于啟蒙現代性的規劃之一是增強現代人的主體性，使現代人的生活在理性原則的指導下越來越趨向自由，在作為主體支配世界的過程中感到游刃有余。[3]22路遙的作品正是運用理性從道德的熏陶和規訓角度對人的情感進行磨礪、凈化和升華，所以路遙的現代性更傾向于啟蒙現代性，他的現實主義也就更純粹、更理性。

（三）

隨著現代性的發展，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和評價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與審美現代性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系，尤其是道家文化。中國的浪漫精神就可以追溯到莊子，莊子的不假人為，不求規范，反束縛、超功利的審美人生態度在根本上與西方浪漫主義接近，它們都注重人的個性和感性的發展，反對理性對人的過度束縛，主張實現人的自然化。所以審美現代性也被稱為浪漫現代性。賈平凹尊崇道家文化傳統中的清和平淡，心之虛靜等思想，更傾向于從審美現代性維度揭示現代人自由的虛幻性。

道家審美意識中以“美”為核心，協調并統一真、善、美的關系的觀念，無疑也與康德及西方馬克思主義許多代表人物的美學理念一致，都堅持美的非功利性，認為美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超越功利需要、沒有利害關系的存在，是人的自由自覺的對象化本質的實現和確證：無論是藝術品的創作還是欣賞，都展示了人所特有的本質規定性，即自由。對此賈平凹完全認同，他說，“我可能不是一個政治性強的作家，或者說不善于表現政治性強的作家，我只有在作品中放誕一切，自在而為?！盵6]18

賈平凹曾概括中國漢民族文學“作品是武器或玉器，作者是戰士或歌手”，而西方文學作品重在分析人性，愈到現代文學，愈是如此，由此產生了眾多的杰作。魯迅先生的偉大就在于既分析了人性的弱點，又有完全的中國的味道。所以賈平凹聲稱自己得改變文學觀，在分析人性中彌漫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渾然之氣，意向氤氳，將是他的興趣所在。[6]30果然賈平凹冒天下之大不韙，繼續探尋新的創作視角，嘗試新的創作手法，不斷在創作實踐中自我超越。他明確表明，“以實寫虛，體無證有，這正是我的興趣?！薄叭绱嗽綄懙脤?，越生活化，越是虛，越具有意象?！薄爱攲懽饕哉w來作為意象而處理時，則需要用具體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來完成?！盵6]29《廢都》應該就是作家以實寫虛的典型。莊之蝶雖然披著名人的絢爛外衣，可是內在精神世界只是一個失去了自我的空殼，他的最終出走是精神的出逃。迷蒙中他似乎做出了一個明智的最后決定：遠離世俗名利的禁錮，到他鄉尋求精神和靈魂的自由。即使他最終在車站辭世，靈魂至少完成了一次自我超越。這里的莊之蝶雖然保留著作家身份，但又不僅僅是知識分子的代表，他似乎已經成了人欲的化身，在欲海中掙扎的凡夫俗子。他的存在彰顯出普遍存在于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知識分子群體中的焦慮感。莊之蝶早已經失去了理想化人物的特征，表現出濃厚的“非英雄化”傾向。

賈平凹的作品由于更側重表現人性的丑陋和幽暗曾備受某些讀者及學界質疑，人們往往指責他的小說過于壓抑和晦暗，缺乏路遙作品的明朗和樂觀。然而我們應該認識到，幽暗意識是發自對人性的與生俱來的陰暗面和人類社會中根深蒂固的黑暗勢力的正視和警惕。唯有悲劇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廉價的樂觀主義應該受到鄙視和摒棄。沒有勇氣直面人生悲劇性的文化是可怕的，一個缺乏悲劇意識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在《浮躁》之后，賈平凹一改宏大敘事的傳統，轉向當代人生悲劇性的思考?！稄U都》中莊之蝶的虛無、苦悶及最終出走，《高興》里劉高興進退兩難的生存困境，《秦腔》里農村生活在現代化沖擊下的尷尬處境和衰敗趨勢，都強有力地證明了作家已從初期《商州初錄》、《商州又錄》對質樸純潔美麗的再現轉向了對現代化浪潮下反人性反自然規律、對人的愚昧和丑陋的嚴厲批判。賈平凹沒有簡單地迎合中國主流文化，而是從分析人性弱點入手，展示現代社會的合理化進程中人在精神上的墮落、頹廢和茫然，靈魂的荒蕪，面對永無止境的物質欲望的膨脹人受到的物的擠壓和異化現象。

在現代消費社會，大眾文化也在“工具理性”和消費至上原則影響下不知不覺中實施著某種程度的文化控制，賈平凹的《廢都》就曾被指是消費文化的產物，繼而引發了文壇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經過十幾年的沉淀，讀者和學界更趨于理性。賈平凹敏銳的嗅覺、獨到的感受力及不俗的表現力已獲得更多人的認可。我們不得不承認，作家曾經的所有這些嘗試與努力并非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勇于創新的藝術精神之體現。所以即便賈平凹作品并非十全十美，也可以更為寬容的態度對待，不必過于求全責備。

基于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深刻理解，賈平凹以傳統文化為底蘊，在藝術追求上大膽創新，通過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學的創作手法，沖破了現實主義傳統的固有模式，不斷超越自我。特別是他的中后期作品，模仿和借鑒現代主義的自覺性愈加明顯，在作品現代性的探索方面走的更遠，成果也更顯著。在回答《文學家》編輯關于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提問時，賈平凹的一席話就是對他興趣極濃的魔幻現實主義做的最佳注腳，“我首先震驚的是拉美作家在玩熟了歐洲的那些現代派的東西后，又回到他們的拉美，創造了他們偉大的藝術。再者，他們創造的那些形式，是那么大膽，包羅萬象，無奇不有，什么都可以拿來寫小說，這對于我的小家子氣簡直是當頭一個轟隆隆地響雷?！盵7]盡管賈平凹一再強調未讀過《百年孤獨》，但是從其作品中我們發現了《百年孤獨》的魔幻之影，如《百年孤獨》反映的農業文明的衰落、商業化社會引發的道德淪喪話題，以淺顯的口語講述老祖母的故事的敘事方法及神秘主義分別可以在賈平凹的《高老莊》、《土門》、《黑氏》、《遠山野情》、《龍卷風》、《故里》、《癟家溝》、《廢都》、《懷念狼》等作品找到例證。[6]286-288

賈平凹歷經了更為漫長的改革過程，認識較之路遙更加全面、客觀和理性，在反映改革的深度與力度上比路遙更進一步也就不足為奇了。路遙只是用純粹的現實主義筆法反映了現代化發展初期，人們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及物質生活的逐漸富足，內心的驚詫、猶疑和驚喜。但隨同文明的推進，人們在享受消費社會的好處時，也無時不處在現代社會對人的重壓下。人們在享受物質極大豐裕的同時，也要承受隨之而來的精神貧乏。賈平凹不僅看到了啟蒙理性為社會發展帶來的極大繁榮和巨大收益，更親歷了由于經濟大潮和商品意識的建立給社會各階層人們帶來的心靈震撼和撞擊，賈平凹不得不面對這更為紛繁復雜的現代社會，著力刻畫人的靈魂承受的前所未有的各種誘惑和由此發生的可怕的裂變。人與人之間的心理疏離及其造成的個體生存的不確定性、不安全感和孤獨感這個曾經被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反復提及和描寫的人的困境，也成為今天困擾中國現代人的重大問題。這也是審美現代性關注的焦點問題。

審美現代性注重此刻和當下，堅持自我的專斷，迫切尋求超越，它是為了個體生命在失去彼岸世界的支撐后得到的此岸支撐。審美現代性對現存的文化規范和價值持批判和否定態度。[1]231賈平凹通過借鑒西方現代主義創作的觀念和手法，豐富和發展自己，其具體生動的作品對審美現代性做了最佳闡釋，同時也完成了由以現實主義為主的創作風格向多種藝術表現形式并舉的跨越，從而在中國當代文壇上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創作風格。

[1]黃力之,張春美.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與現代性[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2]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3]周憲.文化現代性與美學問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4]雷達.路遙研究資料[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5]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M].濟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146.

[6]雷達.賈平凹研究資料[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7]答《文學家》編輯部問[M]//賈平凹文集·求缺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329-330.

[責任編輯:黎峰]

I 206.7

A

1002-7408（2010）08-0108-03

陜西省教育廳科研基金項目（08 J K 024）。

王紅莉（1964－），女，甘肅蘭州人，陜西教育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中西文學與文化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