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面排序”假設與形態-音系接口

夏賽輝

(南開大學,天津,300071)

生成語法各模塊的內部結構及模塊間的關系是生成語言學的重大理論課題,這其中就包括諸如形態模塊的內部結構、形態與句法以及音系等其他語法模塊的關系等問題?！皩用媾判颉?Level Ordering)假設是針對上述問題作出的一種回答。Booij(2000：297)將層面排序的核心思想歸納為：詞庫由2個或多個有序層面組成；形態規則和音系規則在相應層面運行。層面排序是詞匯音系學重要的理論來源之一?！霸~匯音系學理論框架內的許多分析共有的一個典型特征是都利用了層面和層面排序,以至于詞匯音系學有時被等同于層面排序”(Booij 2000：296)。本文擬從起源、發展、證據和挑戰四個方面對“層面排序”假設進行梳理,以期加深對這一假設及相關理論問題的理解。

1. 起源

“層面排序”假設的形成貫穿于形態學在生成語法中取得獨立地位的全過程。生成語法標準理論(Chomsky 1965)中沒有獨立的形態模塊,其功能與操作分置于詞庫、句法和音系等模塊。詞庫是由具特有屬性及不可預測信息的語素構成的集合,但詞庫本身不具解釋作用；任何由規則支配的現象都歸句法或音系模塊處理,句法處理與結構相關的規則,音系處理與語音相關的規則。SPE(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雖未明確將形態作為語法模塊獨立出來,但開始意識到在句法與音系之外尚有其他,表現在將go/went等異干交替和其他一些不規則或不能產的交替交給再調整規則處理,而不由音系部分處理。顯然,至少有一部分由再調整規則處理的交替現象與形態相關,但SPE并沒有明確再調整規則處理的交替與音系規則處理的交替有何不同(Aronoff 1976：9；Carstairs-McCarthy 1992：52)。

Chomsky(1970)區分了兩類名物化現象,將派生構詞形成的名詞交給詞庫處理,屈折構詞形成的名詞交給句法處理,從而確立了詞庫的地位并暗示詞庫有其內部結構。Halle(1973)首次回應Chomsky(1970)建立詞庫的呼吁,提出詞庫應作為獨立的、具有語法解釋作用的模塊存在,并初步勾勒了詞庫模塊的內部結構及它與語法各模塊之間的大致關系。至此,形態這個“語言學領域的波蘭”,長期被音系和句法等強鄰虎視眈眈、覬覦侵吞的弱者(Spencer & Zwicky 1998:1),最終獲得了在生成語法中的獨立地位。

形態具有與音系同等重要的理論地位,其內部結構以及它與音系的關系等問題開始凸顯并亟待解答。在這種背景下,Siegel(1974)提出了層面排序的思想。她以Chomsky(1970)對派生構詞和屈折構詞的分類為基礎,區分了兩類英語派生詞綴。上述區分依據三條標準,即1)與重音的關系：Ⅰ類詞綴(即+類[X1]詞綴)誘發重音移動,Ⅱ類詞綴(即#類詞綴)不誘發重音移動；2)所附著的成分：Ⅰ類詞綴可附著于詞干或詞,Ⅱ類詞綴只能附著于詞；3)兩類詞綴附著的先后順序：Ⅱ類詞綴必須在Ⅰ類詞綴之后附著。雖然Siegel沒有明確使用“層面排序”這一名稱,但她所區分的兩類詞綴實際上將英語構詞分成兩個層面：在第一層面,重音敏感的詞綴附著到詞干上,英語重音規則施行；在第二層面,重音中性詞綴附著,重音規則不施行。第一層面在第二層面之前進行。這樣,Siegel不但說明了構詞的先后順序,還指出了形態與音系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后來的形態研究具有深遠影響。

2. 發展

Allen(1978)首先使用了“層面排序”這一術語。她注意到,英語復合詞的組成成分與Ⅱ類詞綴類似,即都不能應用諸如鼻音同化之類的非自動音系規則；此外,Ⅰ類和Ⅱ類詞綴都不能附著在復合詞上,但復合詞可以進行規則的屈折變化?；谏鲜鲇^察,她將Siegel(1974)的“層面排序”假設進行了擴展,提出英語構詞的三個層面：第一和第二層面分別對應Siegel(1974)的Ⅰ類、Ⅱ類詞綴,第三層面為復合構詞層面。這一假設被稱為“擴展的層面排序”假設,對詞匯音系學理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鋪墊作用。

Siegel(1974)和Allen(1978)的共同點之一是均沿用了SPE中使用的+、#等邊界符號,并將由這兩類邊界符號區分的詞綴分別與Ⅰ類、Ⅱ類詞綴聯系起來。Pesetsky(1979)采用層面排序思想探討俄語的構詞,但他摒棄了這兩類邊界符號,認為只有層面才是詞庫至關重要的部分,音系規則分為在詞庫內運用的規則和詞庫外運用的規則,前者在詞庫的每一層面循環使用。他同意Rotenberg(1978：17)的看法,認為引起音系變化的不是邊界符號而是詞綴本身,棄邊界符號而取層面,不但能簡化系統,使形態與音系之間的關系更清楚直接,而且為進一步探討邊界符號所無法企及的層面間的關系以及形態—音系交互關系等問題打下基礎。他的文章成為詞匯音系學的發端。

對層面排序探討最充分的是詞匯音系學,基本假設見于Pesetsky(1979)及Booij(1981)。圖1為Mohanan(1982)和Kiparsky(1982)提出的兩個最具代表性的模型。

圖1 Mohanan(1982)和Kiparsky(1982)的詞匯音系學模型

由圖1可知,兩種模型均假設：詞庫由若干層面構成,層面數量視具體語法而定；構詞、音系過程交替發生,相互作用；上一層面由構詞和音系規則共同作用,它們的輸出項進入下一層面。不同之處在于：前者的音系規則在一個音系模塊中,但有在詞庫模塊內運用和在后詞庫模塊運用之分,后者將音系規則分置詞匯規則和后詞匯規則兩個音系模塊；前者允許音系規則既在詞庫中也在后詞庫中運用,后者則排除了這種可能；前者認為只有一部分詞匯規則是循環規則,后者認為所有詞匯規則都是循環規則；前者提出在某些情況下層面是可逆的,即當前層面的輸出可以回流(loop)到前一層面,而后者堅持層面不可逆。

顯然,兩種模型都利用了“層面排序”這一核心假設,但對于形態—音系交互及各層面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存在分歧。音系規則的作用域和構詞層面是否趨同(converge)?對形態信息敏感的音系規則和不依賴形態信息的純音系規則是否可以成為劃分詞匯規則和后詞匯規則的標準？前者是否都是非自動規則而后者都是自動規則？前者是否都循環應用,而后者都不循環運用？對上述問題的探討引導了詞匯音系學乃至生成語法的發展。

“層面排序”假設發展到詞匯音系學階段已經比最初的假設要深入、復雜得多。后續研究除了探討不同語言構詞層面數量與順序外,還有學者試圖從兒童語言習得的角度檢驗該假設,其中Gordon(1985)的實驗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3. 來自兒童語言習得的證據

Gordon(1985)從兒童語言習得角度檢驗了Kiparsky(1982)提出的英語層面排序的假設。根據Kiparsky(1982)的假設,英語名詞構詞有三個層面：不規則名詞復數在第一層面形成,復合詞和規則復數分別在第二、三層面形成。如該假設成立,應當獲得兒童語言習得證據的支持,即兒童不會將內含不規則名詞復數的復合詞,如mice-eater,錯誤地表達成由該名詞的規則形式構成的復合詞,如*mouses-eater。Gordon(1985)在實驗中誘導33名3-5歲兒童分別說出一組復數或為規則、或為不規則、或總為復數的名詞的單數、復數和復合詞形式。結果表明：兒童幾乎不產出內含規則復數的復合詞,如*rats-eater；兒童一開始使用不規則復數就懂得在復合詞內部使用；只有復數形式的名詞,如clothes-eater,被選擇性地使用在復合詞內。由于兒童幾乎沒有機會接受內含不規則復數名詞的復合詞輸入,如mice-eater,所以兒童能夠正確表達非由后天學習獲得,而由內在語法決定。Gordon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層面排序以及層面排序作為語法有機構成的假設。

不過,Buck-Gengler等研究者(2004)認為Gordon的解釋存在一定問題,主要是Gordon在誘導兒童說出名詞的復數后緊接著讓他們說出內含這一復數形式的復合詞在認知加工上存在一定的便利,使得兒童在被要求回答內含該名詞的復合詞時采用已知名詞的不規則復數來構成復合詞。與之相反,如果目標復合詞是“不規則名詞單數+名詞”的形式,認知加工則存在一定困難,使兒童難以在短時間內從名詞的不規則復數(如mice),得出該名詞正確的單數形式(如mouse),于是兒童干脆同樣采用已知的名詞的不規則復數來構成復合詞。而從具有規則復數的名詞(如ducks),得到其單數形式(如duck),則不存在這樣的認知加工困難。Buck-Gengler等人用實驗證明這兩種情況確實存在認知加工差異,于是認為,不管“層面排序”假設是否成立(事實上她們認為是不成立的),Gordon的實驗結果應該用認知加工來解釋,而不應歸結為內部語法。

Buck-Gengler等人的說法存在一定問題。即使我們承認mice→mouse相比ducks→duck存在認知加工上的差異,也不能認定Gordon的實驗結果不正確,因為Gordon實驗中的兒童都被要求說出某一名詞的單數、復數和復合詞形式,并不是如Buck-Gengler等反對的那樣,僅僅被要求說出某一名詞的復數和復合詞形式。因此,是否存在這種由mice得到mouse的所謂認知加工困難的提法本身就有一定問題,因而也無法真正推翻Gordon的研究。

4. 挑戰

雖然“層面排序”假設獲得了上述來自兒童語言習得的支持,但它也面臨著來自加括悖論的挑戰。同時,層面的數量、順序及層面回流也是該假設必須面對的問題。

4.1 加括悖論

加括悖論(Bracketing Paradox)對“層面排序”假設構成嚴重挑戰,是形態研究的熱點課題。加括悖論指構詞和音系對形態結構分析產生矛盾要求的現象,由Siegel(1974)首次提出。以ungrammaticality為例,根據次范疇要求,un-只能加在形容詞上,不能加在名詞上,因此要求(1)a中的結構分析；但根據是否誘發重音移動來判斷,un-是Ⅱ類詞綴,-ity是Ⅰ類詞綴,Ⅰ類詞綴必須在Ⅱ類詞綴之前運用,這就要求(1)b中的結構分析：

(1) a. [[un grammatical] ity]

b. [un [grammatical ity]]

究其實質,加括悖論反映了形態和音系對結構分析的不一致,音系規則的作用域可以不由形態結構決定。加括悖論體現了構詞-音系交互關系的復雜性。加括悖論不僅存在于英語中,還存在于其它語言中,如俄語(Pesetsky 1979)。任何完善的形態理論都必須對加括悖論作出合理解釋。支持“層面排序”假設的學者們對加括悖論的解釋也存在較大分歧。

Siegel(1974：105)的解釋是,有些前綴,如hyper-、circum-、auto-等,既是Ⅰ類前綴又是Ⅱ類前綴。這樣,如果un-也有雙重屬性的話,作為Ⅱ類前綴的-un就不會與同作為Ⅱ類詞綴的-ity產生誰先誰后的矛盾,加括悖論也就不存在。Strauss(1982：37)認為這種說法缺乏內在動因,作為Ⅰ類前綴的un-和作為Ⅱ類前綴的un-并沒有任何音系差別,如兩類un-都對詞干的重音沒有影響,都不發生鼻音同化等。如果簡單地將加括悖論解釋為某些Ⅱ類詞綴本身具有雙重屬性的話,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解釋為什么這些前綴具有與其它前綴不同的特性,沒有揭示其深層次的原因。

Allen(1978)的解決辦法是改變un-的次范疇性質,允許un-既附著到形容詞又附著到名詞上。這種解決方案也遭到了Strauss(1982：37)的反駁。首先,能附著到名詞詞干的un-前綴數量極少,且有限制,如un-不能附著到單語素名詞上(如*unperson,*unlanguage)。實際上,un-能附著的名詞除了個別零星散例,如unemployment、unacceptance外,最多的就是以-ity結尾的名詞。這使得un-似乎成了一個特例,可以用例外來解釋。但是,至少還有其它3個Ⅱ類前綴,re-,de-,和mis-,表現出了和un-一樣的性質。Allen(1978)的解釋也顯得牽強且不全面。

Strauss(1982)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即將Ⅱ類前綴放到復合構詞層面上。他觀察到,Ⅱ類前綴與Ⅰ類前綴及Ⅱ類后綴的性質都不同,如Ⅱ類前綴遵守循環重音指派規則；能與中心詞分離,如mono-andtri-syllabic；能在復合構詞完成之后附著,如pseudo-balancebeam；必須附著于詞。因此,他認為,Siegel(1974)對Ⅰ、Ⅱ類詞綴的劃分只對后綴有效,對前綴無效。Ⅱ類前綴應當被視作復合成份。Strauss的主張雖然觀察到了Ⅱ類前綴的一些特性,但置Ⅱ類前綴與Ⅱ類后綴的一些共性于不顧的做法沒有引起響應。

加括悖論在詞匯音系模式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視,因為學者們意識到,加括悖論不解決,將給“層面排序”假設和詞匯音系理論帶來嚴重后果。Kiparsky(1983)采用了重新分析的辦法。他認為,Ⅱ類前綴un-在底層和表層表達里都是附著到形容詞上,只需在第二層面之后對輸出項進行重新分析,就可以使整個過程既遵循“層面排序”假設,又不違反次范疇原則。如(2)所示：

(2) [[grammatical]A+ ity]N

第一層面

[un [[grammatical]A+ity]N]N

第二層面

[[un+[grammatical]A]A+ity]N

重新分析

按照“括號消抹規約”(Bracket Erasure Convention),這樣的重新分析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重新分析之前,grammatical和-ity之間的括號就已被消抹,un-自然也不可能再附著到grammatical上了。因此只能解釋為ungrammaticality作為特例沒有進行括號消抹。不少學者將這種對“括號消抹規約”的放寬看成是對詞匯音系學的嚴重削弱,因此,Kiparsky的解決辦法充其量也只是對加括悖論的部分解決(Spencer 1991：401)。

上述4種解決方案都是在接受“層面排序”假設的前提下,從音系、形態模塊內部或雙方關系角度提出的。還有些方案從句法語義角度提出,如Pesetsky(1985)和Sproat(1985)。遺憾的是,尚沒有一種解釋能以不損害理論的其它方面為代價全面解決加括悖論這一難題。還有許多方案直接否認“層面排序”假設,如Aronoff和Sridhar(1987)、Fabb(1988)和Halle和Kenstowicz(1991)。詳細探討可參考Sproat(1985；1998)、Spencer(1991)、Cole(1995)等,在此不另贅述。

4.2 層面數量

雖然層面的數量視具體語法而定已成共識,但即便是同一門語言,其層面的具體數量也存在諸多爭議。以英語為例,Siegel(1974)提出兩個層面,Allen(1978)及Kiparsky(1982)提出三個層面(二者對具體層面的看法有分岐,詳見下表),Mohanan(1982)、Halle和Mohanan(1985)則堅持四個層面說。如表1所示：

表1 英語詞庫層面

除英語外,其它語言的詞庫層面數量也不盡相同。根據Booij(2000：297),荷蘭語有三層和兩層之說,漢語普通話為四層,冰島語為兩層,意大利語為三層,德語為三層,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為四層,達科他語(Dakota)為三層,伊博語(Igbo)為三層,巴斯克語(Basque)為兩層。此外,以詞匯音系學為理論框架探討具體語言構詞層面和音系過程的博士論文也不在少數,如Hargus(1985)對Sekani語的研究、Borowsky(1986)對英語的研究、Folarin(1987)對約魯巴語(Yoruba)的研究、Ngunga(1997)對Ciyao語的研究、以及Plapp(1999)對俄語的研究等。

層面數量的不確定表明,形態與音系關系密切,音系表現是判斷層面數量的依據之一；形態層面與音系層面之間的對應不一定對稱；跨語言形態層面數量的變異體現了形態模塊自身的復雜性,但變異不是沒有約束的,變異規律體現普遍語法對可能語法的限制。

4.3 層面順序及回流

層面排序的基本假設是,詞庫由一套有序層面構成。Kiparsky(1982)堅持嚴格的層面排序,認為層面與層面之間不能回流。但是,Mohanan(1982)和Halle和Mohanan(1985)提出,在某些情況下,應當允許層面回流,比如,應當允許第二層面“Ⅱ類派生”和第三層面“復合”之間的回流,以解釋英語中unself-sufficient等例子和Malayalam語中的規則順序問題。分歧的實質在于對形態與音系關系理解的不同。Halle和Mohanan將回流僅僅看作層面間順序關系的一種,并不代表層面是無序的。由圖1可知,在Mohanan(1982)的模型中,由于音系規則只有在詞庫內運用和詞庫外運用的區別而不存在某一層面上形態與音系的對應,回流不會導致音系規則的回流,也就不會導致形態與音系關系的改變。但Kiparsky(1982)的模型顯示,層面一旦回流,涉及的不僅僅是形態,同一層面的音系規則也必須回流,導致音系規則的順序改變,形態與音系的關系亦隨之改變?；亓麟m有助于解釋具體語言中的問題,卻嚴重削弱了“層面排序”假設,故Spencer(1991：115)認為接受回流無異于“承認層面排序并非解決語素排序問題的正確途徑”。

5. 結語

“層面排序”假設是生成語法模組論思想在形態中的體現,它推動了生成語法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人們得以重新審視語法模塊的構成,尤其是形態模塊內部及其與句法、音系的關系；直接推動了詞匯音系學的發展,使之成為生成音系學的重要理論發展；括號悖論和回流等體現出來的形態-音系、音系-句法的非趨同現象為語法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值得注意的是,在OT(Optimality Theory)理論出現后,這種不同語法模塊間結構的非趨同現象由于語法模塊線性推導關系變為平行處理而得到更為合理的解釋,各種類型的“同界制約”條件(Alignment Constraint,見Prince & Smolensky 1991；McCarthy & Prince 1993)在語法中的排列能直接導致這類非趨同現象。就對這類現象的處理來看,OT語法模型在觀念上是進步的,非趨同現象成為語法成分(即制約條件)和語法機制作用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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