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古代中國宗教觀念淡薄的原因

彭無情

（南京大學哲學系，南京210093）

試析古代中國宗教觀念淡薄的原因

彭無情

（南京大學哲學系，南京210093）

西周以后的古代中國宗教觀念較為淡薄，其原因主要是：中國古代在宗教發展尚不完備的情況下較早地出現了理性化思潮、無神論觀念，儒家思想的成熟與完美為人們提供了終極關懷的最高哲學，先人而后神的人本主義文化傳統大大降低了神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祖先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對其它神靈的信仰與崇拜，皇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古代中國人注重現實的功利主義思想。

古代中國；宗教觀念；淡??；無神論

同世界其他早期國家一樣，中國的夏、商時期，是神控制、主宰一切的時期。當時人們將自然界和社會中一切都歸結“天之明命”（《尚書·太甲》），認為人間的吉祥或災禍以及政治權利皆來自于天，“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書·湯浩》）。通過殷商卜辭和《尚書》等古籍可以看出我們古人的宗教信仰氣氛非常濃厚?！暗哿钣曜隳辍?、“今二月帝不令雨”；“帝其降禍”；“王作邑，帝若”。從這些卜辭來看，殷人無可爭議地信仰了“帝”?！暗邸边@位天神具有極高的權能，它主宰著風雨雷電，水澇干旱，決定著禾苗生長，農產收成；它還管轄天時，既可賜福賜祥，亦可降饑降災。那時的人們對“帝”還有極其復雜的祭祀儀式，殷王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幾乎無日不舉行祭祀，其中多數由殷王親自主持。殷人的“帝”確實不像普通的原始部落的部落神，它那種統管自然與國家的氣質，正如陳夢家先生所說的“與《舊約圣經》希伯萊人之上帝吻合”。夏、商的這種有神論觀念，是華夏祖先由自然崇拜向圖騰崇拜、祖先崇拜逐漸演化的必然結果，也是進一步發展成為古代中國人宗教觀念的精神源頭。

但是從西周朝開始，情況開始有了很大的變化。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們認識自然、解釋自然和駕馭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人們對神畏懼和討好、迎奉的程度大不如前，神的地位下降了，神與人的關系也疏遠了，隨之，人們的宗教觀念也淡薄起來。這樣，整個社會從尊神轉向了尊禮，神下降到了次要地位，從而使宗教禮儀向社會禮儀的轉化成為可能。這種變化的實質在于宗教神秘性的日趨淡化和政治性、倫理性等世俗因素的日趨增強。政治與宗教也開始分離，即從注重神事的典型神權政治逐漸轉向注重人事的王權政治格局。其例證之一即是由絕對的卜筮權威（無事不卜，一切聽命于卜）逐漸轉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左傳·桓公十一年》）。

無所不包的宗教禮儀系統也逐漸內化為社會禮俗系統中的核心因素，它們以其作為傳統社會神圣而堅固的精神支柱的姿態，繼續與社會生活保持著高度的整合關系：敬天祭祖作為全民信仰的中心，被當作國家儀典的重要內容。這時，不重祭祀對象而重祭禮，尤其重祭禮中祭者心態的調整和人格的重塑，表明周人已意識到了祭祀禮儀所具有的深刻的象征意義和實踐功能，并自覺加以利用，這種利用本身即意味著人類行為在周人意識中已居顯要地位。這表明，殷人宗教觀念中潛具的人文因素正被周人一步步推向極致。這一推進對儒家人格主義傾向及先秦人文思潮的影響極大。正是由于意識到祭禮作為象征系統的實踐功能，孔子才能在把鬼神的存在擱置起來的同時，又明確地肯定了祭祀的作用。對待祭祀的態度，孔子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保ā墩撜Z·八佾》）從而，古代中國人對神采取一種存而不論的態度。平時重視人的作用而不強調神的功能。只有在特殊情況下需要神才把希望托付給神，要求神為人服務，形成了一種功利主義的神權觀。

古代中國人這種淡薄的宗教觀念形成的原因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中國古代在宗教發展尚不完備的情況下較早地出現了理性化思潮、無神論觀念

中國很早就產生了對自然現象的理性化思考，并且表示出了對神不可知甚至是懷疑的態度。從《禮記·表記》所載夏人“事鬼神而遠之”，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這里面隱藏的乃是一場變革。

西周時期已經出現了無神論思想的萌芽。西周人鑒于商人虔誠祭祀鬼神，仍難逃覆滅命運的事實，對神的權威性展開了質疑。周人說：“天不可信?！保ā渡袝ぞ龏]》）表明了對天的懷疑。周人還認為神是否保佑一個朝代，根本的原因是看君主是否反映了百姓的意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哲》）說明已把人的力量擺在首位，神處于服從的地位。

在中國宗教的理性化方面，有兩位偉大的人物作出了貢獻。一位是周公，他總結了夏、殷滅亡的歷史教訓，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制禮作樂”的思想，即“德治”的理念，并認為德才是能否“受天命”的唯一根據。于是，周公將人神溝通的根基，從巫術性的神秘力量轉為君王人性中的德治能力；將不可捉摸的、魅力型的通靈能力，轉變成可以規則化、系統化的道德力量。而“德”的主要內容又是：保民、聽民、愛民。這樣，又進一步將人與神之間的關系轉換為君王與人民之間的關系。于是，君與神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民與神的關系，即：“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保ā渡袝ぬ┱苌稀罚案尢赵唬憾荚谥?。在安民?！炻斆髯晕颐衤斆?，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保ā渡袝じ尢罩儭罚坝跻孕∶袷芴煊烂??！保ā渡袝ふ俸啤罚┻@標志著人的主體意識的蘇醒，這種主體意識是依賴道德能力的。另一位就是孔子，他將人自身自“天”的籠罩下獨立出來，將外在的超越之天懸置起來之后再來談人?！白釉唬禾旌窝栽?？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陰貨》）“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所以，孔子不認為某些特殊的人可以直通神意，動搖了巫術、宗教的基本架構，并開始了以“天人相分”的方式來談論神人關系，談論人類自身問題。于是對普遍人性的關注，成為孔子關注的焦點。他對人的定義，也接著周公所開創的理性化道路，將人定義為一個具有道德理性的主體，即“仁”。周公的“德”是對統治者說的，而孔子的“仁”則對所有的人都是開放的?！叭省睂W說的提出，使得一個系統化、規則化，并且有普遍意義和價值的道德理性體系建立起來。這樣，道德理性已從古代宗教中凸現出來，其實質上已無須古代宗教的支持，只是借助它作外殼罷了，并在此后從根本上杜絕了中國傳統文化總體格局之中可能存在和發展的占主體的真正的宗教因素。

二、儒家思想的成熟與完美，為人們提供了終極關懷的最高哲學

在西方之所以宗教神學發展非常完備，是因為它為人們提供了獲得生命終極關懷的最高哲學，為人們的精神追求提供了目標。然而日臻完善的儒學思想立足現世，同樣提供了人類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標。

中國的儒家思想是逐步走向完備的，其間有三個大的歷史階段。

先秦儒家（即孔儒）思想是華夏文化發軔時代的產物，故具有該時代所特有的混沌特點?？鬃?、孟子、荀子等提出了“仁”、“義”等思想，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礎。此時的儒家在宗教方面也有他們獨到的見解?？鬃又v“天命”，如“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但是對“天命”未作出任何明確規定，而是強調“天命”對于人的不可知、不可說和不可為的神秘性，并傾向于自然、現實地理解“天命”?？鬃訉Υ砩竦膽B度是“子不語怪力亂神”，“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這種對鬼神“敬而遠之”的態度兩千多年來一直深深地影響著國人的宗教觀念。

儒家思想發展到漢代，以等級觀念為核心的政治和倫理傾向更為突出。中國是在血緣紐帶解體得很不充分的情況下步入階級社會的，由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形成家族，由家族形成宗族，由宗族組成社會，進而構成國家。因此，整個社會血緣親情意識是相當濃厚，“六親”、“九族”觀念深入人心。而維護“六親”、“九族”的人倫次序和人倫關系的宗法式倫理道德觀念更是在人們思想中根深蒂固。在宗法制土壤里孕育出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因而也帶上了濃厚的倫理文化色彩，而且文化自身也以嚴格維護宗法等級制度作為其發揮社會功能的主要體現。漢儒以等級觀念為核心而展開自己的理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治和倫理達到了高度統一。儒家思想對政治局面全方位影響的具體操作和過程，在漢儒那里已經完成，并且為以后的宋儒無一例外的繼承下來。儒家思想真正獲得其在中國文化、歷史和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的絕對優勢，也是從漢儒起步的，并且以政治人文倫理為首要途徑。隨之，孔子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加在他頭上的桂冠也日益顯赫。但是，從人們奉予孔子的各種尊號來看，中國人心目中的孔子依然是政治人文倫理的而不是宗教的，是至尊的“先師”而不是無所不能的神。

到了宋儒最終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哲學體系。宋儒構筑了宇宙本體和人生本體完全合一的理論體系，并且始終把漢儒的政治人文倫理思想根植其中，從而最終實現了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統治地位。宋儒雖然引用了佛、道的思想成果，但是在哲學領域，他們主氣主理、主心主我、無極太極，卻絕不容迷信而神圣的天命。梁啟超曾借用《莊子·天下篇》中的“內圣外王”對宋儒作概括，從中可以看出其現實的政治人文倫理核心，這些都與任何形態的神是沒有關系的。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基本特點是重人事，輕鬼神；重人倫，輕物理，并沒有以神靈或天命作為其理論中心，也沒有以一個超越的神作為他們最高的信仰對象。

正是由于儒家思想自身的成熟和完美，其實用主義精神和現實主義態度，以及嚴密完善的政治學說和倫理規范，造就了中國文化政治人倫化的特色。與此同時，儒家思想也就成為古代中國政治和國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這樣以來，完善的儒家思想幾乎完全能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沒有給宗教留下空間。

三、先人而后神的人本主義文化傳統，削弱了人們的宗教情感

縱觀歷史，以人本主義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所產生的影響，大到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結構，小到個人的思維走向和行為模式。所謂天地之間人為貴，在宇宙萬物中，以人為中心，強調人的價值的至高無上性，強調人有參天地、贊化育的能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傾向。人本主義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特征，是由中國哲學中以人為本、以人為目的和以人為尺度的思想傾向所決定的。這種人本主義文化傳統表現在人與神的關系上，倡導先人而后神，帶有典型的中國文化色彩。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絕大多數思想家從來不完全否定神，當然也從來未像西方基督教那樣把神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所以在中國文化中，哲學居于主導地位，而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居于主導地位。中國傳統思想中往往以人的需要和精神改造神。以民情知天命，先人而后神，敬鬼神而遠之和神道設教等思想均是以人本觀念對神道觀念的改造和修正?？梢詮娜齻€方面加深理解：其一，以民情知天命。西周初已提出神雖要崇敬，但人事更值得關注，敬神與保民是統一的思想?！疤煳窏捳?，民情大可見?！保ā渡袝た岛啤罚氨M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保ā睹献印けM心上》）在這里，神、人已被巧妙地結合為一體，神已人文化了。其二，人先而神后。在中國傳統人本主義文化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充分肯定了人的價值?！八鹩袣舛鵁o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保ā盾髯印ね踔啤罚┮虼嗽谔幚砩袢岁P系時，眾多的思想家主張先人而后神，如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保ā墩撜Z·先進》）其三，神是工具，不是目的。墨子認為，天神猶如“輪人之規，匠人之矩”（《墨子·天志中》）即神是人手中的工具?！兑讉鳌诽岢觥笆ト艘陨竦涝O教”，對后來的思想影響很大。只要把神作為工具，不管神在外觀上有多尊嚴，它已失去目的和意義，真正目的是人。

先人后神，人情高于神意，這種人本主義的文化傳統在客觀上削弱了人們的宗教情感。

四、祖先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們對其它神靈的信仰與崇拜

所謂祖先崇拜是指對祖先亡靈的崇拜，在本質上是一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受血緣觀念支配的宗教意識和活動。產生于原始社會的祖先崇拜，不但沒有隨著原始社會的滅亡而消失，反而在奴隸制社會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這是因為我國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屬于宗法制社會，整個社會也是由無數的親族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族集團按宗法制度構成，即是說原始社會氏族組織的基本結構在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中并沒有完全消滅，而是還廣泛地保存著。這種社會組織結構的一致性，決定了這兩種社會形態之間在很多方面存在著繼承關系，祖先崇拜因而獲得充分發展。

祖先崇拜在我國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在古代的各種宗教形態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任何一種宗教觀念也不能與祖先崇拜相比擬。德·格魯特在《中國人的宗教》一書中，在論述祖先是中國人家族的權威和保護神之后，得出“我們不能不把對雙親和祖宗的崇拜看成是中國人宗教和社會生活的核心的核心”的結論?！抖Y記·郊特性》說：“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這是中國人對萬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觀念。由于自然界給我們衣食，祖先給我們生命，所以要報本答恩，報答的方式便是敬天祭祖。這樣，敬天祭祖作為全民信仰中心，被作為國家儀典的重要內容，而祖先祭祀的宗教活動，則作為宗法性社會習俗的主要部分，構成了宗法性社會的基本內容。

先民的祖先崇拜有濃厚的宗教意義，他們相信祖靈有神通，可以福佑子孫，也可以降臨災禍，所以子孫要敬祭祖先,以求家人平安。但是祖先崇拜中包含著潛在的人文精神，這種精神后來得到發展。早期的遠祖崇拜，其內涵是崇拜祖先的崇高人格和豐功偉績，血統的觀念并不強烈，所以從中發展出圣賢崇拜，而且成為強勢文化，它抵消了鬼神崇拜，形成人文主義的文化價值理想。祖先崇拜主要是對祖輩和父輩的喪葬祭祀，與現實生活十分切近，這是祖先崇拜的重心所在。后來，祖先崇拜又逐步演化出一系列禮儀制度和文化。祖先崇拜的對象盡管具有超現實的神圣的權威性，但無論如何也擺脫不掉與后代的血統聯系，因而從非宗教的角度看，他畢竟還是人。事實上，作為氏族以及后來家族的保護神，祖先與后代子孫的聯系除了宗教神秘的特征之外，還包括倫理道德的現實內容。這種情況隨著倫理道德的發展而越來越明顯，并越來越表現出世俗文化的特征。同時，祭祀祖先是為了發揚孝道，《禮記·坊記》說：“修宗廟，敬祭事，教民追孝也?！毙⒌赖膶嶋H意義在于鞏固家族的血緣關系，繼承和發揚祖先的余澤，使家族延綿發達。

總之，具有世俗文化特征的祖先崇拜觀念與崇拜超自然的神奇力量的神靈觀念和宗教，在本質上具有明顯相互抵牾的一面。祖先崇拜在加強氏族和家族成員的凝聚力、強化氏族和家族觀念、維系其成員之間的團結方面曾起過巨大的作用。進入奴隸制時代以后，祖先崇拜對于鞏固統治階級地位，維護等級持續的重要性，是其它宗教所難以比擬的。中國人精神上的慰藉往往通過祖先崇拜即可滿足，而不需刻意地對其它神靈加以頂禮膜拜。

五、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宗教僅僅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工具

專制統治對中國民眾宗教意識的影響是借政權的力量實現的。自從夏王朝建立以后，歷代王朝統治者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利。他們不僅在政治上壓迫、經濟上剝削被統治者，而且還從思想上、文化上控制、操縱、毒害被統治者，“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周易·現卦》）王朝統治者不斷強化著神權統治，自稱是“天子”，受命于天，代表上天的意志來到人間管理國家。他們宣傳君權神授，從而為其統治天下蒙上神秘的面紗。歷代王朝統治者絕不容許任何宗教勢力同皇權分庭抗禮，這使歷史悠久的中國從未出現過政教合一的中央政權。盡管佛、道二教在歷史上（南北朝、唐）曾經顯赫一時，但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或社會勢力，始終沒形成與皇權相抗衡、甚至凌駕于世俗權力之上的力量；道教、佛教等宗教的興廢也完全是由皇帝的好惡來決定的。

對于統治者而言，宗教不過是為皇權辯護的工具，這一方面使中國長期以來形成了以封建皇權為中心的統一體；另一方面又使皇權成為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宗教在這樣的文化和社會氛圍中難以真正進入人們的心靈，熔鑄成一種對權威敬畏的情感——宗教情感。

使用王權來干預宗教，控制宗教成為一種傾向和傳統，其代表人物就是隋文帝。首先，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帝王身份正式明令禁止讖緯之學的人。這意味著古代中國統治者對中國文化，主要是政治層面非宗教文化的自覺和肯定。這種自覺和肯定為后來歷代帝王所承襲，成為一種傳統，反過來又大大強化和穩固了中國文化的這一特色。其次，隋文帝又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首創者。始于隋唐，盛行于宋元明清的科舉制度，對古代中國之人文心態，起了定型的作用。作為政治機構的源頭活水，科舉制度完全以儒家思想為考試內容和錄取標準，作為步入仕途、獵取功名的階梯，科舉制度又進一步把儒家思想塞滿了人們的腦袋。

總之，在專制主義統治下，在宗法制度影響下，在“忠君”的思想氛圍中，皇權享有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的權力，而宗教則成為皇權的婢女，有時甚至連婢女都不如，并極力想出種種違背原教規教禮的制度或具體形式，以迎合皇權。

六、古代中國人注重現實的功利主義思想

中國人執著有限的世俗人倫秩序，漠視個人生命終極價值的追求，沒有對超驗世界的神性困惑，中國宗教（道教與佛教）沒有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截然分立，中國人的作為“天人合一”中最高存在者的天道是理性與存在、價值與現實合一的實用理性，天道與人是同處在一個等級的現實存在物，并非是高于現實人生的另一種不同質的絕對存在。這種實用理性的思維模式，只能讓人們滿足于現世生活的享樂，傾心于人倫關系的和諧，這就從根本上斷絕了指向未來的終極思想和絕對價值，用無限的理想來支撐有限的存在的必要性，這樣，就不會產生對超世的天啟的企盼和對上帝的崇拜。

在充滿艱辛又多磨難的農耕生活中，中國民眾形成了注重現世的人生觀。而對現世的重視又極大地制約著他們對超凡入圣理想的追求，難以形成信仰專一的宗教情感。他們十分理性地看待外部世界，對于與現實生活沒有直接關系的外物多不理會，也不會向往或全身心地追求虛無縹緲的宗教境界。

但是，遇到嚴重的自然災害，而又無力左右自然界的情況下，他們就視晴雨、豐歉為天意。為了求得自然的寬容與恩賜，保佑四季平安，他們才會禮遇神靈，向神靈祈求，于是就祭天祭地，供奉龍王，祭祀一切與農耕生活有關的神靈，伏羲、神農、龍王爺、土地神、塘神、玉皇大帝等等，數不勝數的神受到虔誠的祭拜和供奉，成為他們生活中崇拜的對象。中國古代人宗教意識的實用功利性使他們在崇拜、供奉對象的選擇上，無論哪路神靈，只要認為有用就祭拜，從而呈現出多神的特征。各種神靈都是為現實生活服務的。人們與神靈交通，燒香磕頭是為了祈求降恩賜福，祛疾去災，平安地生活，顯然，功利色彩遠勝于精神的慰藉。中國民眾重視現實生活的人生觀，使他們宗教信仰的實踐形態具有鮮明的功利色彩。

在世俗文化層次上，中國的宗教卻沒有自己獨立的地位，人們的宗教觀念和行為被深深打上了“現實主義”的印記。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既尊孔子又拜觀音，既尊如來又拜老君，既敬關公又接財神，既信龍王又供土地神……。這樣，菩薩與祖先齊聚，鬼怪與神仙共祭。宗教信仰的不純不專，說明宗教從來沒有在世俗文化層次上成為中國人的第一需要，并且宗教為政治化、功利化文化心態所統攝，失去了神圣的靈光。對神的功利性傾向還表現在“用菩薩掛菩薩，不用菩薩卷菩薩”的隨意役神態度上，平素對于神簡直不理，到有事時，如患疾病等，才去祈禱，祈禱祭祀之后又置于腦后了，即“臨時抱佛腳”、“無事不登三寶殿”，此類情況很常見。而對于一般民眾來說，不守教規并不傷天害理，“酒肉穿腸過”的濟公佛就受到人們的祭拜。在現實生活中，民眾也經常出現對佛、道兩教的不恭態度，一些嘲笑和嬉戲兩教及僧道的順口溜也流行成了俗語。

凡此種種原因，西周以后古代中國人的宗教觀念只能是異常淡薄了。即使是體系已完備的宗教，想在中國存在下去，也不得不努力改變自己，以迎合中國人的心理，遷就中國民眾的已有觀念，慢慢地走向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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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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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0）11-0081-04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重點學科“民族學與宗教學”基金項目“新疆故城宗教文化研究”（X J Z Z 201001）的階段性成果。

彭無情（1980-），男，湖北黃岡人，南京大學哲學系2010級博士研究生，新疆師范大學教師，主要從事宗教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