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觀念對中國古代政治早期建構的影響及其現代意義

吳保傳，李志松

（西北大學a.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b.哲學與社會學學院，西安710069）

時間觀念對中國古代政治早期建構的影響及其現代意義

吳保傳a，李志松b

（西北大學a.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b.哲學與社會學學院，西安710069）

政治是有生命的，是時間中的存在。對政治生命永恒性和科學性的追求，使得早期人類開始關注時間觀念與政治生命間的內在聯系。時間觀念不僅影響了中國古代早期政治理念、政治制度的發展，而且對保持現代政治生命的先進性和生命力仍然具有重要啟示。

時間觀念；政治生命；早期建構；宗教時間

夏商周是中國古代政治的早期建構時期。殷人的占卜祭祀制度以及周人的嫡庶制是早期政治制度的典型形態，這些政治制度的建構與宗教時間、道德時間有著密切聯系。時間觀念是人們反思政治生命的理論視域，是政治生命永恒性和科學性的觀念基礎。

一、殷人的宗教時間與占卜祭祀

在原始社會，自然界向人類提供了兩種時間經驗。一種是循環時間的經驗，主要來自直觀的自然現象，如日夜交替、四季輪回。自然時間秩序成為人們效法的對象；另一種是不可重復時間的經驗，主要來自生老病死過程的切身體驗。古人在這些時間經驗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自然時間觀念。時間既有循環性，又有不變性；既是人要效法的對象，同時又是人要超越的對象。

自然時間不僅影響了早期社會的農業生產，而且還建構了早期社會的政治生命。農業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立國之本，制定歷法、組織農業生產成為古代政府的工作重點?！渡袝虻洹分杏涊d，“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這里說的“人時”，就是根據自然規律而制定的歷法，政府要把它慎重地頒授給人民，讓他們按照歷法去安排農業生產。歷法，是自然時間秩序的體現，古人稱之為“時令”，它是政府頒布“政令”的依據。舜命令后稷說：“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谷?！盵1]27舜讓后稷去負責農業，要求他按照時令去播種莊稼。不僅農業生產要按照時令，而且，“百工惟時”。[1]51在他們看來，政令必須符合“時令”，否則就會出現惡果，所以，對于那些不能按照時令安排生產的官員，要嚴懲不貸?！跋葧r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盵1]95由此可見，自然時間對當時統治者統一社會生產、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自然時間對王權政治也有影響，這體現在很多君王的言行之中。比如夏桀，他說：“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夏桀借助“日”以自然時間的不變性來說明和論證政治生命是不會改變的，也是不會滅亡的。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民眾心甘情愿服從統治。然而，他拒絕承認自然時間的循環性，所以，他對政治生命沒有憂患意識，對民眾實行肆無忌的殘暴統治，這必然會引起怨恨，夏朝的滅亡也在情理之中了。當時民眾不堪沉重壓迫，發出“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詛咒（《尚書·湯誓》）。

由此看來，政治生命的建構不僅需要時間的不變性，還需要時間的循環性。殷商取代夏后，開始意識到政治生命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循環的。殷人以時間的循環性為前提，提出了宗教時間。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宗教時間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循環的?！渡袝けP庚》中有言:“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薄疤炱溆牢颐谄澬乱??！边@表示政治生命是上天賜給的。上天不僅可以賜予政治生命，而且，還可以收回。商代的開國君主商湯在對夏桀開戰前的誓詞中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氖嫌凶?，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盵1]107自然時間也有循環性，但是，這種循環是自然界的自身行為。而宗教時間的循環是上帝鬼神所主宰的。人的生命中有吉兇、善惡、生死等差異，在商代，一般認為鬼神上帝是這些差異的最終決定者?！渡袝ひ劣枴分姓f：“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彼?，殷人講的循環是宗教時間中的循環，是鬼神上帝主宰下的循環。

其二，宗教時間具有較強的不穩定性。時間不只是現在，過去從未停止，未來并非未來。過去時間中的存在，是以鬼神、祖先神為主，未來時間中的存在，也是以鬼神為主。所以，對于只是生活在現在時間序列中的人類來說，要想認識和改變過去、未來時間序列中事物的發展方向，就必須討好鬼神。如何討好鬼神呢？殷人發明了占卜祭祀。由此不難理解，占卜祭祀是商代的頭等大事?！皣笫?，在祀與戎?！保ā蹲髠鳌烦晒辏┑?，鬼神上帝真能為人了解事物的完整時間序列、發展方向提供可靠的依據嗎？顯然不能。雖然，在殷人看來，鬼神可以前知，可以后定，可以貫通過去、未來乃至整個時間序列，但是，鬼神上帝本身就是喜怒無常、意志難測的，具有不確定性，這使得人心放蕩無所定?！抖Y記·表記》中記載殷人“貴尚習鬼神。鬼神無體，故云虛無之事。以為事不在實，故心放蕩無所定也”。因此，希望從鬼神、宗教時間那里獲取建構政治生命的信息，其實也是不可靠的。

殷人的宗教時間是對自然時間的一種超越，它具有循環性和不穩定性兩個基本特征，這對商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

宗教時間的循環性，使得殷人對政治生命保持著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們提出了“慎終于始”和“時乃日新”的政治理念?！盁o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1]139。治理百姓、安居其位，是很艱難、是充滿挑戰的。如何應對呢？要慎終，而關鍵在于要有好的開始，善終是由善始創造的。但是，善始又不完全等于善終。所以，殷人主張要以“日新”、“維新”的精神創造政治生命?！敖袼猛跣路拭?，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盵1]143宗教時間的不穩定性，對殷人的政治建構也有重大影響。從天命無常角度出發，他們進一步認識到天命不可信，可以信賴的只有人類自身及其道德?！暗隆笔恰吧裰鳌?，是固定的，只有保持住“德”，才能保持住天位?！疤祀y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侍旄ケ?，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盵1]141“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1]138天子之位并不是一勞永逸地會得到上天、民眾、鬼神的支持，只有始終如一地敬天、愛民、祭神，才能得到支持；只有永遠用德、明德，王位才能保住。因為天命無常。如果不能一直明德，天位就必然會失掉。

總之，由于宗教時間的循環性和不穩定，殷人既要祭祀鬼神，又要明德。商代君主無不“明德恤祀”?！渡袝ざ嗍俊分杏涊d：“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辈贿^，具體來看，殷人前期比較注重鬼神，中晚期注重明德。鬼神是無常的，而“德”就是“神主”，這樣，殷人的政治建構就逐漸由“恤祀”轉向了“明德”。這也是《禮記·表記》說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殷人的祭祀傳統很早就孕育了這種新轉向、新因素。首先，從祭祀對象的理性化來看。殷人重點祭祀的是祖先神，而不是“上帝”。其實，殷人已經有了“上帝”的觀念。他們認為，“上帝”統率著自然神和祖先神。既有“令雨”、“令風”等支配自然的能力，也有“降食”、“降禍”等主宰人間禍福的能力[2]145。但是，卜辭中的祭祀主要是“有關于自然神祗和祖先祭祀”[3]636，而并無明顯的祭祀上帝的記錄[3]580。既然上帝是至上神，為什么不享受祭祀呢？殷人認為，“惟吉兇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盵1]143上帝是難以相信的，只有人自身及其“德”值得信賴；另外，由于人和祖先神之間畢竟存在著血緣上的親近關系，祖先神曾經是人，而不是難以相信的上帝。所以，殷人更愿意通過祖先神來提升祭祀的效率。其次，從祭祀時間的制度化來看。對殷人來說，死去的祖先很多，不能一股腦地胡亂祭祀。這樣，就存在如何確定祭祀秩序的問題。他們認為，祖先的生日、死日是祖先神靈再次進入或離開現實世界的時間。于是，他們以先王先妣名號中的干支作為祭日，按照祖先的“生日”來祭祀。在商代末期逐漸形成了制度化的祭祀即“周祭”。最早發現“周祭”的是董作賓。他說：“自上甲始,大宗小宗,依其世次日干,排入‘祀典’，一一致祭?！ㄆ潇氲洌┍榧白驽?周而復始?！盵4]3可見，殷人根據祖先的時間秩序將祭祖活動形成了嚴格制度。再次，從祭祀過程的功利化來看。殷人祭祀過程分為祭祀前準備和正式祭祀兩個階段。以祭祖為例，祭祀前十日要確定祭祀對象和時間，是為“筮（卜）日”。祭日若吉，則祖先神就會如期降臨。祭日確定后，商王一般有幾日的齋戒，然后才能在“祭日”正式祭祖。祭祀過程是以祖先神的降臨為前提，以祖先神幫助逢兇化吉為目的。

殷人通過宗教時間的循環性，解釋了政治生命的變遷。以時間的循環性為契機，通過祭祀和明德來建構政治生命。但是，由于宗教時間是以鬼神為主導，鬼神自身的虛無本性決定了商代的政治生命具有很強的不穩定性。商代中晚期出現了“祭祀”向“明德”的轉向，預示著道德時間觀念的出現。

二、周人的道德時間與嫡庶制

以殷人的失敗命運為鑒，周人重新審視上天與人事、鬼神與明德的關系，為了構建科學性、永恒性的政治生命，他們提出了新的時間觀念，即道德時間。

首先，周人在商代“明德”的基礎上提出了道德時間。前面說到，殷人的“明德”是在祭祀中形成的，主要針對祖先神而言的。周人雖然也肯定祖先神對于政治生命創造的歷史功績，但是，他們認為要想保持和發展政治生命的永恒性，就必須著眼于現實中的人，尤其是現實中人的同心同德?！疤煲曌晕颐褚?，天聽自我民聽?！敝挥械玫矫癖姷闹С?，才能“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以上引自《尚書·泰誓》）。自商代中晚期開始，人們就發現政治生命的發展不能僅僅關注鬼神上帝的外在因素，而應該重點關注人性和道德層面的內在力量。因此，必須在政治中融入道德。這就是周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政治理念[1]327，認為有道德的政治才能得到上天的輔助，政治生命才會長久。這樣，政治生命的建構，也就從外在轉向了內在，因此具有了深厚的人性基礎。

雖然說周人的道德時間是在商代中晚期“明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兩者還是有本質區別。殷人的“明德”主要處理的是神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以祖先神為重心。而周人的道德時間主要針對的是天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以現實中的人為重心，這是“天命靡?！睔v史意識與“敬德”、“保民”的人文道德意識結合在一起的產物。所以，后者更具有人文精神。

其次，道德時間內的循環觀念的深化。與殷人一樣，周人也認為時間是循環的。上天隨時可以收回成命，重新開始或結束某個政治生命，這就是“天惟時求民主”[1]333。周公說，“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盵1]317意即：周人雖然接受了天命，但不敢說：它的基業會永保美好。即使上天熱忱輔助，也不敢說：它最終不產生不祥。這充分表現出周人對時間循環時刻保持著警惕，對政治生命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不過，周人道德時間的循環與殷人宗教時間的循環也有區別。周人認為時間的循環并不取決于祖先神，而在于明德、保民?！渡袝た嫡a》是周公告誡康叔如何治國的一篇重要文獻,它總結了周人克殷的歷史經驗教訓。周公指出，天之所以受命于文王，是因為文王具有“克明德慎罰”的德行；之所以文王不廢王命，是因為文王能夠“用康保民”。這套君權神授理論實際上道出了政治生命循環的內在邏輯：天意決定于民情,民情決定于王敬德與否?！渡袝ふ僬a》結合夏商周三代歷史經驗，明確指出:夏人、殷人都是因為“不敬厥德”,才“早墜厥命”。周人只有“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才能“祈天永命”。由此看來，以周公為代表的周人，認為道德才是政治生命的內在動力，只有敬德，政治生命才能具有永恒性。在《尚書·召誥》中,周公最后仍然不由地發出一聲長嘆：“惟命不于常!”這說明，周人仍然有時間循環觀念，只不過，這種循環是道德時間內的循環，是在敬德、保民的道德實踐基礎上對政治生命的居安思危。

道德時間內的循環，是周人試圖超越的對象。在周公看來，只有道德才能延續政治生命，使之不會轉移。他說，“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盵1]317周公希望通過道德時間的綿延性來超越時間的循環性，通過人事的實踐努力來超越政治生命的周期規律。周公對君奭說，“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1]324-325百姓沒有不能善始的，只是很少有人善終。所以，從今往后，要敬德愛民。這說明，周公開始朦朧地意識到民眾的選擇和支持并非是一朝確定而永遠不變的。執政地位不是無條件的，歸根到底在于敬德愛民。

最后，周人的道德時間與嫡庶制有密切聯系。周代政治制度是以嫡庶制為中心而展開的，嫡庶制的歷史貢獻，主要是結束了夏商以來混亂的繼統之法。繼統之法是指王位應該按照什么規律來合理有序地轉移過渡，它直接關系到政治生命的穩定性和永恒性。殷人實行兄終弟及為主、以父傳子為輔的方法，這種繼統標準是“既非立嫡立長，又非選賢舉能，而是先子后弟，擇壯而立”。[5]王國維曾指出，這種標準容易引起政治混亂，而周人的嫡庶制可以克服這個弊端。[6]456-457從表面上看，嫡庶制是根據人之年齒長幼的自然時間秩序來確定的，但是，深層次來看，它貫徹了周人的道德時間秩序，是尊尊、親親兩大原則的體現?！暗帐?，尊尊之統也，由是而有宗法有服術，其效及于政治者，則為天位之前定，同姓諸侯之封建，天子之尊嚴?！苋艘宰鹱鹬x經親親之義而立嫡庶之制，又以親親之義經尊尊之義而立廟制，此其所以為‘文’也?！盵6]467-468可見，嫡庶制體現了尊尊、親親兩大原則，以此構建了周人的宗法制、封建制以及宗廟制度。

那么，尊尊、親親又是如何統合起來的呢？我們認為是周人的道德時間。它貫徹了宗族中的父之尊、子之長的道德秩序。周王自稱“天之元子”[1]284，意思是說，周王是天的嫡長子。天人關系不再具有宗教神學性質，而是開始有了道德倫理內涵。這一轉變，含義豐富。從人的角度說，現實中的人擺脫了祖先神靈的制約，取消了神與人的中間環節，從而提高了人的地位。周武王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盵1]198這樣，體恤萬民，“若保赤子”[1]263就成為周王的天職。

嫡庶制既體現了以孝為核心的道德尊卑的等級性，又體現了以血緣為基礎的道德綿延的穩定性。當周人通過嫡庶制將這種宗法制推演到國家政治中去的時候，周人的政治生命中就注入了家族社會中道德倫理，因此，也就具有了家族那樣的穩定性。周人政治生命的穩定性和永恒性就不再是建立在虛幻的宗教時間上,而是有了道德時間的情感基礎。

三、時間觀念對現代政治生命建構的借鑒意義

首先，時間的循環性可以激發和增強現代政治生命的憂患意識。中國先人很早就清醒地認識到一切事物都是時間中的有限存在，政治生命亦不例外。這種時間的循環性使得古人對政治生命產生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具體表現為：1.從時間循環的特征來看，政治生命并非一勞永逸、一成不變。夏桀拒絕承認時間的循環性，認為政治生命在自然時間中是一成不變的,結果夏商之際的政治變革說明了這一看法的錯誤性。因此,商周兩代都承認時間是循環的、且可以改變，但卻又都認為政治生命是天或者上帝賜予的。因此，殷人云：“天難諶，命靡?！?，周人云：“惟命不于?！?，皆為此意。2.從時間循環的原因來看，政治生命必須得到民眾支持。既然政治生命是循環的，那么，循環的原因又是什么？夏商周三代對時間循環原因的理解各有不同：夏人認為是自然界的自身行為，殷人認為主要是鬼神上帝，而周人則看重敬德、保民。夏桀的錯誤認識終致殘暴統治失去民心而遭覆滅，商周兩代盡管在“恤神”和“明德”問題上各有側重，但對政治生命的循環與“民”有著不可分割聯系的認識使他們在政策上有了改變：商代開始將“天位”與“民”聯系起來考察，所謂“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1]138認識到民眾的選擇和支持并非是一朝確定就永遠不變，只有那些有仁德的政權才會得到永遠的支持。周公對君奭說，“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1]324-325“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盵1]144指出沒有民眾的鼎力支持，君王是不會獲得成功的。這些都說明，商周兩代在循環時間的指引下，已意識到執政地位歸根到底取決于民眾對執政的滿意度，后來的歷史也無不證明了這一真理。

其次，時間的綿延性可以激發和創造現代政治生命的先進性和生命力。雖然，時間和政治生命的循環性是擺在人們面前的客觀事實，但是，自古至今，人類一直都沒有放棄對政治生命永恒性的追求。時間的綿延性可以激發人們去不斷超越這種循環，從而努力保持政治生命的先進性和生命力?！渡袝ぞ龏]》中記載，夏商兩代政治生命力的衰竭最后都是因為沒有延續祖先敬神、利民的宗旨。周公說，“在我后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訓導執政者既不能遺失前人的光榮傳統，又不能“寧于上帝命”，而要“嗣前人、恭明德”。亦即言明前人、先人的優秀不等于后人的優秀，后代人需要全面學習和繼承前人的優良傳統，根據時代發展要求，繼續保持先進性，才能做到江山永葆。我們也看到，商周兩代留下了大量關于“維新”的思想資料，包括殷人“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時乃日新”以及周人“作新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等等，都給了今天的我們以重要啟示：保持政治生命的先進性和生命力，就必須承繼傳統并不斷與時俱進，保持先進性。

總之，在現代政治生命的建構中，時間觀念依然有其重要現實意義，它不僅是人們反思政治生命的理論視域，而且可以直接指導人們的政治實踐。我們不但要居安思危，清醒地認識到“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7]14,又必須勇于變革和創新，以提高執政能力，始終爭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使我們的政治生命充滿新鮮活力。

[1]黃懷信.尚書注訓[M].濟南：齊魯書社，2002.

[2]陳夢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J].燕京學報，2005，（19）.

[3]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M].北京：中華書局，1988.

[4]董作賓.殷歷譜（上編卷一）[M].北京：中國書店，1945.

[5]鄭宏衛.商代王位繼承之實質--立壯[J].殷都學刊，1991（4）.

[6]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第2冊）[M].北京：中華書局，1959.

[7]本書編寫組.大力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陳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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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2-7408（2010）11-0106-03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基金（09 Y J C 770063）。

吳保傳（1981-），男，安徽泗縣人，西北大學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李志松（1979-），男，安徽霍邱人，西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師，主要從事近代史和中國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