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認知：比較心理學的視角

雷 泉

（北京大學 心理學系，北京 100871）

1.引言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這個定義來看，文化是人類特有的一種社會歷史現象。然而，人類本身是物種進化的產物，我們能否在處于進化階梯不同位置的物種身上看到人類文化起源的痕跡呢？畢竟文化作為一種高級社會現象不太可能憑空產生，至少，人類的近親物種應該能或多或少地展現出一些“文化”特征。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文化表現為某個社會的普遍行為模式，生活在某種文化中的個體通過社會化的過程學習到這種文化特有的行為規范和技能，從而獲得文化身份。文化有其認知基礎，人類的文化是和其復雜的認知能力相聯系的，而發達的腦容量是人類認知能力的物質基礎，尤其是新皮層對意識等高級心理功能的發生有著重要的作用。那么，文化是認知進化的產物還是認知進化的動力呢？文化和認知的關系是進化心理學不可回避的一個問題。

我們也許可以通過恰當的界定使文化成為人類的一種標志性特征，但是涉及文化的認知基礎，我們卻有必要去探討其進化起源，即構成人類文化的認知成分有哪些、在多大程度上為其他物種所共有，對認知進化軌跡的描繪將有助于深化我們對于自身文化的理解。社會智力是描述動物尤其是靈長類動物的社會行為的一個認知概念，比較心理學家提出了一系列用來解釋社會智力進化的假說，如一般智力假說、適應性智力假說等。本文圍繞對人類文化與動物“文化”的理解，嘗試性地闡釋了文化與認知的一些關系。

2.智力與智力假說

智力本身是一個界定比較模糊的概念，籠統地講，智力是解決問題的能力，指的是一些比較復雜的信息加工形式，社會智力則是比較復雜的社會信息加工形式。然而，對于進行深入研究而言，我們應該對智力包含的方面有一個更為明確的界定。相比于其他的靈長類動物，人類有很大的腦容量，同時進化出了大量特有的認知技能，例如語言、數學運算和科學推理。這些技能是怎么產生的呢？

一般智力假說認為，較大的腦容量使人類在所有的認知功能上都優于其他物種，使得人類擁有了更大的記憶容量、更快的信息加工速度、更強的推理能力和更有效的未來規劃。與一般智力假說相對，適應性智力假說認為，認知能力的進化是與特異的環境壓力相適應的，例如有些鳥類因為需要儲藏食物，所以進化出了比較優越的記憶功能，而鴿子則進化出了較強的空間定向能力。具體到靈長類動物的認知進化，Humphrey（1976）提出的社會智力假說認為，靈長類動物的社會生活包含著復雜的競爭和合作關系，動物個體在社會生活中需要互相辨別，識別關系并互相欺騙，復雜的社會生活正是靈長類動物認知進化的動力。社會智力假說已被廣泛擴展到其他一些被認為社會生活也很復雜的物種的進化上。

Whiten和Byrne（1988）曾區分了社會智力假說的三種不同含義。第一種含義是，智力不僅體現在動物對物理世界的問題的解決上，而且體現于它們對社會生活問題的解決上，這是一般智力在不同領域的表現。第二種含義是，復雜的社會生活選擇了那些能夠成功解決社會生活問題的個體，使物種的社會智力得到進化，這種智力具有領域普遍性，即在社會領域普遍起作用。第三種含義是，復雜的社會生活決定了智力的具體形式，即不同的社會生活問題要求物種具備與之相應的特異的智力形式，于是社會智力便呈現出多模塊的結構，吸引了廣泛研究的“心理理論”就是社會智力模塊的一個例子。社會智力假說的第三種含義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文化智力假說的基礎。

文化是人類社會的重要方面，獲得文化身份也是人類個體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那么人類是否進化出了與文化相適應的認知技能呢？文化智力假說認為，人類不僅是社會性的，而且是超社會性的，人類個體需要在社會互動中習得語言，還要在文化實踐中習得所在文化特有的規范和技能，這些社會任務使得人類進化出了專門的社會文化認知技能，這些技能體現在社會學習、社會交流和“心理理論”上。文化智力假說得到了一些證據的支持，研究者發現，人類幼兒在物理認知技能上和黑猩猩幾乎沒有區別，但在社會文化認知技能上表現得更為優越（Herrmann etal.，2007）。

3.文化與動物“文化”

一般認為，文化為人類所特有。既然如此，從比較心理學的視角來研究文化似乎就沒有意義了，因為其他物種根本沒有文化。然而，人類心理、人類社會和人類文化都不可能憑空產生，在文化問題上對人類及其他物種進行全或無的區分將阻礙我們對人類文化進化的理解。相反，如果我們細致地分析構成文化基礎的認知成分，進而探討這些成分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于其他物種尤其是靈長類物種的社會行為中，這將深化我們對人類文化起源的認識。

Byrne等人（2004）總結了有關文化的若干觀點，并分析了不同觀點之間的互補關系，指出很多物種的行為至少部分體現了文化的某些側面。首先，文化是一種模式，這種模式通過社會學習而形成，組成模式的文化特質并不一定具有適應價值，任何具備社會學習能力的物種都能表現出“文化”。然而，不同物種在社會學習中所傳遞信息的性質是不一樣的，這是由物種的認知能力決定的，在這種意義上，文化是心智的符號，復雜的信息傳遞是物種具備高級心智的證據。文化能夠克服認知局限，使文化中的個體能夠有效地應對環境挑戰，從而獲得生存優勢，所以文化是一種獎勵系統，然而這種獎勵被限定在一定范圍內。文化特質具有內在的不完善性，某種文化行為總是解決問題的暫時方案，在文化傳播過程中，由于個體學習和自然選擇，這種方案不斷得到優化，由此形成了文化的棘輪效應。文化還是一種物質產品，標志著物種的小生境建設，這些物質產品逐漸分化，構成了物種的知識庫并成為文化進一步向前推進的基礎，使得物種的生存環境不斷得到更新。文化還賦予物理客體以意義，使之成為社會規范的象征，從而改變了文化本身，以及文化學習的環境。

社會學習是文化形成的重要機制，但社會學習并不必然地導致文化的產生。Whiten和van Schaik（2007）在總結其他研究者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金字塔模型用來描述從社會學習到人類文化的各個層次。社會學習或者社會信息傳遞非常普遍地存在于靈長類、非靈長類有脊椎動物甚至無脊椎動物的群體生活中，然而大部分社會學習傳遞的僅僅是一些只具有臨時功用的信息，例如哪里有食物或者天敵在什么地方。社會學習構成了文化金字塔的底座，為其上各個層次的發生奠定了基石。金字塔的第二層為傳統，大部分社會學習的效果都是短暫的，只有那些產生持久效果的社會學習才能形成傳統。傳統是由社會群體中的兩個以上個體所共享的行為模式，具有一定的持久性，群體中的其他個體通過社會學習來習得這種行為模式。傳統的形成可能要求物種具備如模仿、教學等較高級的社會學習形式。然而，傳統本身并不是文化，只有當一個物種同時擁有跨越不同行為領域（捕食技能、社會習俗等）的多種傳統，形成獨特的復雜性時，我們才說這個物種有了自己的文化。文化是金字塔的第三層。在傳統和文化之間作出這種區分一方面考慮了人類文化的特征，兩種不同的人類文化往往是在多個領域同時表現出差異，呈現出整體的復雜性，每種人類文化都是由一系列獨特傳統所構成的復雜整體。另一方面為進行文化的比較研究提供了兩個相互聯系的不同層次，有利于揭示不同物種所達到的不同“文化”程度。在這種區分之下，盡管傳統普遍存在于有脊椎動物中，但只有少數系數較高的過著群居社會生活的哺乳類動物才表現出文化的跡象。文化金字塔的第四層，即塔頂，為累積文化，原有的傳統經過不斷改造變得越來越復雜，便構成了累積文化，正是累積文化造就了人類文化的豐富性，從我們的語言到科技的發展都是文化累積的結果。累積文化真正地把人類和其他物種區分開來，是人類獨有的文化層次。

動物是否具有文化？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對文化的定義。如果我們站在人類的角度，把人類文化的獨特方面規定為文化的必要特征，那么動物“文化”當然就是無稽之談。事實上，人類中心主義一直是比較心理學研究的一個陷阱，我們往往站在人的立場，并且用一種敘事的方式去看待其他物種的行為（Barrett etal.，2007）。當我們把著眼點放到文化的形成機制，即社會學習上并試圖在其他物種身上發現人類文化的進化痕跡時，我們該采取什么樣的途徑呢？我們首先必須在其他物種中確定出一些具有“文化”特征的行為模式，并且這些行為模式是經由社會學習形成的。社會學習是一種信息傳遞過程，這個過程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往往為地理障礙所阻斷，于是同一物種被分化成為不同的知識網絡，信息在同一知識網絡中流通及共享，使得一些局部傳統得以形成，而不同網絡之間的傳統差異就是“文化”的體現。舉例來說，一個地點的大猩猩種群通過社會學習過程形成了某種普遍的取食技能，而在另一個地點的大猩猩種群卻沒有掌握這種取食技能，或者形成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取食技能，這種差別可能就是一種“文化”的線索。以往的很多研究都采用這種邏輯，但需要慎重的是，某種普遍的行為模式有可能并不是社會學習的結果，而可能是由遺傳或者生態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說，種群的每個個體都獨立地經由個體發生或個體學習的途徑而掌握某種行為，結果同樣表現為一種共享的行為模式，而種群之間的差異是由遺傳或生態因素的差異引起的。

然而，在實踐上，要排除遺傳或生態因素的影響是相當困難的，尤其當某種行為模式具有生態適應價值時，我們更難以確認其是否經由社會學習而形成。有研究者（Byrne，2007）指出，如果我們的興趣在于發現人類文化和大猩猩“文化”的淵源關系，進而更好地理解當今人類的技術文化，那么我們完全可以轉換一種思路。我們可以把目光聚焦到大猩猩所擁有的那些高度復雜的技能上，如果這些技能在同一種群中具有普遍性，我們就可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因為高度復雜的技能在每個個體身上獨立重復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不可能是遺傳的結果，所以我們基本可以斷定這樣一種行為模式的形成是社會學習的結果，而且由于這些技能具有高度的復雜性，我們更能從中看到人類技術文化的進化痕跡，而這正應和了我們對文化進行比較研究的目的。

4.文化與認知

文化有其認知基礎，復雜的社會行為模式要求有發達的社會智力與之相適應，而適當的腦結構是智力的生理基礎。社會腦假說認為，靈長類動物腦的進化是由社會信息加工、個體及關系識別的需要驅動的。文化過程是一種社會認知過程，那么文化和認知在進化上孰先孰后呢？對于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種理解是，文化可以幫助物種應對環境的挑戰，于是在進化過程中，那些有助于文化形成及維系的認知特質得到了選擇，諸如“心理理論”、句法結構、因果推理等認知成就都是由于其具有文化功能而進化出來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智力是文化的產物。另一種理解是，每種認知成就都是對環境或社會壓力所作出的直接的適應性反應，這些壓力包括獲取食物、抵御天敵、合作狩獵、內部競爭等。這些認知成就減小了群居生活的代價，同時這些認知機制使得社會學習更加高效，于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化這一副產品。從這個角度來講，盡管文化在某些物種的群居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其進化卻是從屬于更實用的認知功能的進化的。

社會智力假說認為，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對物種的智力進行選擇，智力無法適應復雜的社會生活的個體將被淘汰。具體到文化，文化選擇的是什么形式的智力呢？可能是一般智力，也可能是領域普遍性的智力，即統一的社會智力，還可能是模塊化的智力，即特異于某一具體問題的智力形式。文化往往是個體創新的成果經由社會學習的傳播而形成的，所以創新和社會學習都是文化的必要認知機制，然而創新是一種更一般化的智力形式，而不僅僅局限于社會領域，這使我們對一般化的智力選擇和模塊化的智力選擇兩者的區分變得困難。文化對智力進行選擇是一個方面，而在另一方面，文化也促進智力的發展。這一點在人類文化中是顯而易見的，實際上這也是教育的基礎，在一個豐富的累積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個體將更富有智力，而這又進一步推動著文化向前發展。文化對其他物種的智力發展有著同樣的作用，使它們得以充分享受進化帶來的好處。

5.結語

毫無疑問，從比較心理學的視角來研究文化將深化我們對人類自身文化及其起源的理解。然而，進行比較研究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我們必須擺脫過度人類中心主義的束縛，從而避免對動物“文化”進行全或無的判斷。我們可以從文化與認知的關系入手，分析構成文化的認知成分，并以此為線索去探究人類文化與動物“文化”的淵源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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