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嶺南與嶺外詞人交流考論

范松義

(重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047)

清代嶺南與嶺外詞人交流考論

范松義

(重慶師范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047)

清代嶺南詞人與嶺外有著不斷的詞學交流，這對嶺南詞有積極的影響。首先，詞學交流促進了清代嶺南詞人的成長與嶺南詞的發展。另外，這種交流有助于清嶺南詞人與嶺南詞地位的提升。再者，詞學交流還對嶺南詞風的嬗變有重大的影響。

清代;嶺南詞;交流

清詞是中國詞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其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即是強烈的地域性，這是清詞研究中必須關注的問題。對此學界已有涉及，不過現有成果多局限于某一地域詞體的自身，卻忽視了地域間的交流。事實上，清詞的發展并不是靜態的，各地域間常有不同程度的互動。我們對清詞地域性的考察，也應該有開放性的眼光，這樣能對清詞的發展演變有更為全面、深入的觀照。

作為清詞重要組成部分的嶺南詞，在其發展過程中即與嶺外有著密切的交流。由于廣東地處南疆，遠離當時的文化中心，有學者論述嶺南詞時認為“嶺南文人較少機會與中原文士相接”［1］，這種觀點并不準確。有清一代，不少嶺外詞人曾游歷嶺南，嶺南詞人亦常漫游嶺外，相互間多有直接聯系。同時，有些詞人間雖始終未曾謀面，但書信不斷，屬于神交?？傮w而言，清代嶺南詞壇并不孤立與封閉，而是呈現出開放性。由此也可以說，清代嶺南詞的發展也是內力與外力共同作用的結果。若對嶺南詞與外界的聯系沒有清楚的認識，就不可能對清代嶺南詞的發展與嬗變有準確的把握。對此問題，迄今尚無人進行考察。

本文要解決的問題是:其一，從微觀的角度講，清嶺南詞人與嶺外詞人有哪些具體的交流。由于嶺南詞人與江、浙詞人交流最多，在論述時將其分列，而將嶺南與其他地域詞人的交流合而論之。同時，論述時以嶺外詞人為綱。其二，從宏觀的角度講，這種交流對嶺南詞的嬗變有何影響。

一、清代嶺南詞人與江蘇詞人的交流

吳綺(1619－1694)，字園次，江蘇江都(今揚州)人。有《藝香詞鈔》、《蕭瑟詞》。嶺南著名詞人屈大均有《鏡中人·本意和吳湖州》，可知二人有唱和。

江藩(1761－1831)，字子屏，號鄭堂，江蘇甘泉(今江都)人。詞集名《江湖載酒詞》。儀克中有《霓裳中序第一·題江鄭堂丈對酒當歌圖》。江藩有《風入松·書儀君墨農〈劍光樓詞鈔〉后》。

郭麐(1767－1831)，字祥伯，號頻伽，江蘇吳江人。有《靈芬館詞》。吳蘭修與為郭麐神交。吳蘭修曾讀郭麐詞而甚敬佩，乃托黃霽青請郭氏為己詞作序，郭氏有“跌蕩而婉，綺麗而不縟”的評價。又，郭麐亦曾為儀克中詞集作序，多贊美之詞。

孫爾準(1770－1832)，字平叔，號戒庵，江蘇金匱(今無錫)人。有《泰云堂詞》。吳榮光著有《青玉案·送平叔中丞開府皖江》等詞，孫爾準則有《秋霽·吳荷屋典試浙江，繪湖山秋霽圖，屬題》。

鄧廷楨(1775－1846)，字維周，江蘇江寧(今南京)人。詞集名《雙硯齋詞鈔》。鄧廷楨曾為粵人陳其錕詞集題辭。

湯貽汾(1778－1853)，字若儀，號雨生，江蘇武進人。有《琴隱園詞集》?；浫藚翘m修與湯貽汾關系密切。貽汾善畫，蘭修《憶舊游·題雨生十九僧圖》等即是為其題畫之作。兩人別后，蘭修有《望江南·寄雨生》詞。湯貽汾則有《東風齊著力》詞寄蘭修。又，儀克中與湯貽汾友情亦深。湯氏離粵后，儀克中有《謝池春·懷湯雨生都尉云中》及《聲聲慢》兩詞以抒思念之情。后兩人重逢于杭州，儀克中有《浣溪沙》詞記其事。

丁至和(生卒年不詳)，字保庵，別號萍綠詞人，江蘇江都(今揚州)人。有《萍綠詞》?；浫它S之馴曾幕游江南，“與丁萍綠至交”［2］(2933)。丁至和有《霜葉飛·秋夜懷黃季剛》，黃之馴則有《瑤華·和萍綠詠白菊》等，可略窺二人之交流。

潘曾瑩、潘祖蔭為叔侄，江蘇吳縣人。潘曾瑩(1808－1878)，字申甫，有《小鷗波館詞鈔》。潘祖蔭(1830－1890)，字伯寅，有《芬陀利室詞》。葉衍蘭曾請二人為其父葉英華詞集作序。

杜雋(1833－1857)，字季英，江蘇金匱(今無錫)人。汪瑔曾說自己“與季英交十稔矣”［3］，知二人交情頗深。汪瑔《紅情》詞序中云“邀郎山、季英同作”。又汪氏有《水龍吟》，詞序有“得季英廣州書”、“賦此寄之”云云，知是為杜氏而作。

金武祥(生卒年不詳)，字溎生，號粟香，江蘇江陰人。有《冰泉唱和集》。汪瑔有《買陂塘·乙酉季春送粟香之梧州》，金武祥則和有《買陂塘·用前韻酬谷庵》。

何震彝(生卒年不詳)，字鬯威，江蘇江陰人。有《八十一寒詞》、《鞮芬室詞》。沈宗畸有《蝶戀花·乙卯秋日和鬯威》。

劉炳照(1847－1917)，字光珊，江蘇陽湖人。有《無長物齋詞存》。葉衍蘭有《鳳凰臺上憶吹簫·題劉光珊炳照〈留云借月庵填詞圖〉》。

夏孫桐(1857－1941)，字閏枝，江蘇江陰人。有《悔庵詞》、《悔庵詞續》。夏氏曾為許之衡詞集題辭。

冒廣生(1873－1959)，字鶴亭，江蘇如皋人。有《小三吾亭詞集》。冒廣生嘗從葉衍蘭學詞，他后來回憶說“后堂絲竹，至今猶繞夢寐”［4］(4678)。另外，潘飛聲亦為葉衍蘭弟子，與冒廣生為同門。潘氏有《清平樂·題冒甌隱郎中〈蘭閨品荔圖〉即次其自題原韻》詞，是兩人唱和之制。又冒廣生曾為潘氏《長相思詞》題詞。又，冒氏曾說“吾于歸善得友人二，其一江孝通戶部，其一則李漢珍太守也”［5］，江孝通，即粵人江逢辰，冒氏謂“二十年前孝通與吾各集李昌谷詩句為詞”［5］。李漢珍，即粵人李綺青，冒氏曾為其《草間詞》作序。

徐鋆(1885－1935?)，字貫恂，江蘇南通人。有《碧春詞》、《蠅須館詩余》。潘飛聲曾為《碧春詞》作序。

二、清代嶺南詞人與浙江詞人的交流

周筼、繆永謀、徐倬、朱彝尊、宋俊、龔翔麟

周筼(1623－1687)，字青士，浙江秀水(今嘉興)人?！睹防镌~輯》收其詞?？娪乐\(生卒年不詳)，字天自，浙江秀水(今嘉興)人。有《荇溪詞》。徐倬(1624－1713)，字方虎，號蘋村，浙江德清人。有《水香詞》。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今嘉興)人。朱氏為浙西詞派鼻祖，有《眉匠詞》、《靜志居琴趣》、《江湖載酒集》等。宋俊(生卒年不詳)，字長白，浙江山陰(今紹興)人。有《岸舫詞》。龔翔麟(1658－1733)，字天石，號蘅圃，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有《紅藕莊詞》。

粵人屈大均與以上詞人皆有交往。屈大均有《摸魚子·寄秀水周青士、繆天自》。又，徐倬曾游粵，屈氏有《歸朝歡》詞記二人之交游。大均與朱彝尊友情深厚?？滴趿?1667)夏，屈大均居山西代州(今代縣)，朱彝尊過而與屈氏同游，大均有《唐多令·閱秀水朱竹垞寄靜憐詞》。后大均有《憶舊游·寄朱竹垞太史》。又，屈大均有《慶春宮·過樓桑村和宋長白》，乃是與宋俊唱和之制。另外，屈大均曾移家南京，龔翔麟有《無俗念·喜翁山移家白門》贈之。

戴敦元(1768－1834)，字士旋，浙江開化人。有《戴簡恪公遺集》。儀克中《徵招》詞序中記錄了二人研討詞學之情狀。

王衍梅(1776－1830)，字律芳，浙江會稽人。有《綠雪堂遺集》?；浫司映灿小独颂陨场ゎ}美人蕉，和王笠舫》詞。

張景祁(1827－?)，字孝威，號韻梅，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有《新蘅詞》。葉衍蘭與張景祁友情深厚。葉氏欲將己作與同邑沈世良、汪瑔之詞合刻為《嶺南三家詞》，“得蘊梅補輯遺漏，校讎聲律”［6］。二人亦有唱和之舉，葉衍蘭有《秋宵吟·和韻梅韻》等。另外，李綺青與張景祁關系亦頗密切。李綺青《聽風聽水詞》自序謂二人曾“相與討論音律，辯正聲韻”。又，張景祁有《金縷曲·送黃芑香明經回粵，即題其〈秋琴館詞〉，次見贈元韻》詞，知其與粵人黃紹昌(號芑香)亦有唱和。

張鳴珂(1829－1908)，字公束，號玉珊，浙江嘉興人。有《寒松閣詞》。葉衍蘭與張鳴珂詞學交往也頗多，但未曾謀面。張鳴珂《秋夢庵詞鈔序》云:“予與南雪先生孝緒神交……寄示所作《秋夢庵詞》，囑校定焉?！比~衍蘭刻《嶺南三家詞》時，張鳴珂亦曾過目。

譚獻(1832－1901)，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有《復堂詞》，又編選有《篋中詞》。葉衍蘭與譚獻書信不斷，葉氏孫葉恭綽年輕時即?？匆娝c譚獻、張景祁論詞的書札。［7］葉衍蘭曾請譚獻審讀其詞集。葉衍蘭刻《嶺南三家詞》，乃是請譚氏代選。不過二人亦屬神交。譚獻《復堂日記·續錄》八月十三日條云:“閱《申報》，知葉南雪翁已歸道山。此十年來未識面之老友?！保?］(391)另外，梁鼎芬在湖北武昌時曾協助譚獻編選《復堂詞錄》、《篋中詞續》。

朱祖謀(1857－1931)，字古微，號彊村，浙江歸安(今湖州)人。有《彊村語業》及《集外詞》。朱祖謀與晚近嶺南詞壇關系極為緊密。李綺青與朱氏有唱和，綺青詞中存《金縷曲·和古微侍郎原韻》一首。又，麥孟華、潘之博與朱祖謀交游更密?？涤袨橹^“朱彊村侍郎久與二子游，多所倡和”［9］。同時，劉翰棻、楊鐵夫為朱氏入室弟子。朱祖謀曾為劉氏《花雨樓詞草》題辭。楊鐵夫讀南宋吳文英詞時，朱氏曾“微指其中順逆提頓轉折之所在，并示以步趨之所宜從”［10］。又，陳洵與朱祖謀曾于上海相會，切磋詞學。離別時陳洵作《燭影搖紅·滬上留別彊村先生》。

三、清代嶺南詞人與其他地域詞人的交流

納蘭性德(1654－1685)，字容若，滿族正黃旗人。有《飲水詞》。梁佩蘭多次入京應試，與性德結交。梁佩蘭南歸，納蘭性德有《點絳唇》詞相贈。后納蘭因感歷代詞選無佳者，遂作《與梁藥亭書》，邀佩蘭入都同操選政。但因納蘭病逝，選政之事流產。

孔昭虔(生卒年不詳)，字元敬，山東曲阜人。有《繪聲琴雅》。吳榮光曾為孔氏詞集題詞。

陶仲冕(1753－1827)，字六枳，號陶山，湖南善化(今屬長沙市)人。有《露蟬吟詞鈔》、《續鈔》。吳榮光《買陂塘·和唐陶山廉訪仲冕、江珧柱韻》等詞，皆為與陶氏唱和之作。

吳嵩梁(1766－1834)，字子山，江西東鄉人。以內閣中書官貴州黔西知州。有《香蘇山館詞》。吳嵩梁為粵人吳蘭修《桐花閣詞》作序，謂蘭修為“今之玉田生”。

程恩澤(1785－1837)，字云芬，安徽歙縣人。有《春海詩余》。吳蘭修、儀克中與程恩澤曾同登廣州之越秀山，三人皆有《水龍吟》詞記其事。

胡元博(生卒年不詳)，字小初，廣西桂林人。楊懋建有《高陽臺·戊戌春詠萍，和小初觀察韻》。

倪鴻(生卒年不詳)，字延年，號耘劬，或稱云癯，廣西桂林人。有《花陰寫夢詞》。倪鴻嘗宦游廣東二十余年，常與嶺南詞人聯袂出游，游則共同吟詠。倪氏有《探春慢》詞，詞序云其與張維屏、黃培芳、譚瑩出游唱和之情形。倪鴻又有《百字令》詞，謂其與許玉彬、沈世良、李應田“茶話之余，共填斯闋”，則又是一次集體唱和。又，沈澤堂與倪鴻也有唱和之詞。

朱鑒成(1820－1865)，字眉君，四川富陽人，興文籍。有《題鳳館遺稿》。朱鑒成曾為汪瑔詞集題詞，稱汪詞“兼有北宋之秦，南宋之姜”。

盛昱(1850－1899)，字伯韞，號伯希，滿洲鑲白旗人。有《郁華閣詞》?；浫肆憾Ψ以驈椲览铠櫿露ス?，盛昱作《金縷曲》送之。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號蕓閣，江西萍鄉人。有《云起軒詞》。梁鼎芬與文廷式過從頗密。梁氏集中《憶王孫·懷萍鄉文蕓閣孝廉》，文廷式有《賀新郎·贈梁節庵》。又黃遵憲有《賀新郎·乙未五月，蕓閣南歸，飲集吳船，特填此闋，以志悲歡》詞，文廷式集中則有《賀新郎·贈黃公度觀察》。另外文廷式有《賀新郎》，序中云“丙戌都中與汪莘伯聯句之作”，汪莘伯即粵人汪兆銓。

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號云門，又號樊山，湖北恩施人。有《樊山集》、《樊山續集》。葉衍蘭有《金縷曲·題〈雅遜齋詩鈔〉贈樊云門大令增祥》。

王鵬運(1849－1904)，字幼霞，號半塘，廣西桂林人。有《半塘定稿》、《剩稿》。戊戌政變后，王鵬運以《春明感舊圖》遍征題詠，曾習經作有《尉遲杯》。王氏讀后云:“河梁生別之詞，山陽死友之痛，不是過也?！保?1］(272－273)

易順鼎(1858－1920)，字實甫，湖南龍陽(今漢壽)人。有《六憶詞》、《琹臺夢語》等。易氏為葉衍蘭詞集作序，提及二人交往:“曩在京師過從譚藝……先生歸粵后，猶時以郵筒相問訊，嘗寄所作《秋夢庵詞》命序?！币醉樁υ吻?，衍蘭作《陌上花》送之。又，潘飛聲有《金縷曲·席上酬易實甫觀察即次見贈原韻》，是與易氏唱和之制。另外黃遵憲有《金縷曲·實甫為題〈吳船聽雨圖〉，和韻奉答》詞。

四、詞學交流對清代嶺南詞的影響

從詞學交流的形式看，兩地詞人常以詞往來，或互相唱和，或以詞代書，或為對方之丹青、詞集題詞。另外，兩地詞人也?；ハ嘌杏懺~學，廣東詞人還常請江浙詞人審讀詞集，并題辭、作序，同時也有粵人為江浙人之詞集作序者。再者，有些江浙詞人與廣東詞人間還有師承關系，這種交流更值得注意。

要說明的是，以上是根據現有文獻對清代嶺南內外的詞學交流進行了粗略的勾勒，這絕非歷史之原貌。比如當時詞人間唱和之作品定然不只今日所見，他們或者隨寫隨棄，或者編集時刪掉不錄，這些情況都可能存在。又如詞人間進行口頭交流，彼此商榷詞學，這也甚常見，但其情狀今已無法得知了?？梢钥隙ǖ氖?，當時詞人之交流要比現在可考者密切、頻繁得多。這對嶺南詞有重要的影響。

首先，詞學交流促進了清代嶺南詞人的成長與嶺南詞的發展。一個詞人的成長，既與自身對詞學的興趣、創作天分、用功程度等因素有關，又與個體所在區域的詞學氛圍和外來的影響有關。前者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這里主要討論后者。良好而濃郁的詞學氛圍，對詞人的成長大有益處，這是很明白的道理，而相對來說清代嶺南詞壇在這方面還有欠缺。清代嶺南詞人有200余人，在全國名列第四，已有一定的聲勢。但這與江蘇的2000多人與浙江的1200多人相比，實在還有相當的差距，因此直到光緒年間汪瑔在《秋夢庵詞鈔序》尚有“方今服嶺之外，人文蔚然，獨詞之一途作者蓋寡”的感嘆。同時嶺南詞人間的互動也不夠，詞人群體不多，詞社僅僅有越臺詞社、山堂詞社兩個［12］，大規模的唱和以及探討詞學的情況很少見。應當說，與江、浙這樣的詞學重鎮相比，嶺南還不算清代詞學的發達區，當地的詞學氛圍仍嫌不夠濃郁。在這種情況下，詞學交流對嶺南詞人的促進作用就顯得愈發重要。一個表層的影響是，這種交流對粵人的創作起到了刺激作用，促使了嶺南詞人創作數量的增加。當然，作品數量對一個詞人來說并非關鍵，但也有其特殊意義。因為一個作家若要具備一定的文學素養，一定量的創作訓練必不可少，所以這有助于嶺南詞人創作水平的提高。另外，假如詞友的詞藝較高，這對嶺南詞人的進步更有直接的影響。李綺青的學詞經歷最具代表性。李氏創作之始不過是“取宋人作規仿一二”，還處在模仿階段。后來認識張景祁之后，“乃相與討論音律，辯正聲韻，遂為填詞之始”［13］。張景祁年輩較尊，詞名早著，李氏與其“討論音律，辯正聲韻”自然受益良多，他自己也承認此時方為“填詞之始”，由此可見張景祁在其詞學生涯中之重要。由此來看，嶺南詞人與嶺外詞人交流切磋可以取長補短，有利于自身水平的提高，這自然優于閉門造車。整體而言，詞學交流有助于嶺南詞人的成長，從而推動了嶺南詞的發展，使得嶺南詞壇更具活力，自然具有特殊的文學意義。

其次，詞學交流還有助于清嶺南詞人與嶺南詞地位的提升。嶺南位于南國，地較偏遠，這使得嶺南詞不易引起其他地域尤其是詞學中心區的關注。因此若要擴大自身的影響，嶺南詞人除了修煉內功，還必須與外界進行交流。以籍貫來看，粵人之詞友既有江、浙兩地之人，又有山東、安徽、湖南、四川、江西、廣西等地人，地域比較廣泛。這其中與江浙詞人的交流尤其有重要意義。有清一代，江浙詞人水平最高、影響最大，同時掌握著清代詞學之話語權。在交流中，不少江浙詞人包括郭麐、譚獻、朱祖謀等巨匠對嶺南詞人評價頗高，有力的擴大了粵人在詞壇上的影響。［14］總體而言，詞學交流使得嶺南詞人更容易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而且這不僅僅是個體行為，更是在展示嶺南詞之實力與成績，對提升嶺南詞的知名度有重要作用。

再者，詞學交流對于嶺南詞風的嬗變也有重大的影響。在清代詞壇，江浙詞為中心與主導力量，粵人與外界的交流也以江浙為主。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接觸到了詞學中心區的詞學思潮，了解了其發展態勢，同時也受到了江浙詞學風尚與審美理想的巨大影響。清初至鴉片戰爭以前，江浙詞風已經波及嶺南，只是影響還不大。從道光后期至光緒中期，浙西詞風則大盛于嶺南。光緒后期至民國初年，廣東詞人又多尊奉常州詞派。這其實是嶺南詞融入清詞發展的主流而與清詞的演變合拍的一個過程，對嶺南詞從邊緣化而走向全國具有特殊的意義。而這一點實現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兩地詞人有著密切的、不斷的交流。

要注意的是，以上所說的詞學交流對嶺南詞風的影響是“趨同”，也就是使得粵人整體上認同共同的美學風貌。除此之外還有“趨異”，就是說這種影響有時也使得某些粵人的詞學理念有特異之處。比如清末民初嶺南詞壇雖為常派牢籠，但有一些嶺南詞人仍然崇奉浙西派，與當時的主流詞風不盡相同。這些詞人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一樣，如沈澤堂是因為家族詞學傳統(其父沈世良是近代宗奉浙派的粵人中的標志性人物)，有些詞人則是因為在詞學交流中受到了嶺外詞人的影響。這里仍可以李綺青為例。李氏與浙人張景祁交好，上文已談，而張氏是近代浙西詞派的一位重要詞人。在《聽風聽水詞》自序中，李氏還特意記錄了張景祁對當時詞壇的評價:“近世詞人務為艱深，謂即清真、夢窗，不知相去愈遠。夫玉田，學清真者也，雖無周之意境，而清婉近之;草窗，學夢窗者也，雖無吳之奧麗，而雅密似之。所謂善學前人者也?！睆埵蠈堁?、周密這兩位浙派樹為典型的詞人頗為推重，可見其詞學思想。兩人經常切磋詞學，且張景祁對李綺青來說亦師亦友，是其詞學生涯的引路人，自然也會影響到他的詞學觀念。因此說，李氏之所以詞宗浙派并不是隨意選擇的結果，也不是因為單純的個體喜好，而是有浙人張景祁的影響在起作用。這樣，我們在考察清嶺南詞的嬗變的時候，對李綺青這樣特殊的詞人，就不會簡單的視其為偶然，而是能夠看到其背后的因素，從而有更深刻的認識。

［1］ 陳永正.嶺南歷代詞選·前言［A］.朱庸齋、陳永正.嶺南歷代詞選［M］.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

［2］ 杜文瀾.憩園詞話［A］.唐圭璋.詞話叢編［M］.中華書局，1986.

［3］ 汪瑔.小樊川詩鈔序［A］.杜雋.小樊川詩鈔［M］.清刊本.

［4］ 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A］.唐圭璋.詞話叢編［M］.中華書局，1986.

［5］ 冒廣生.草間詞序［A］.李綺青.草間詞［M］.民國刊本.

［6］ 葉衍蘭.粵東三家詞鈔序［A］.粵東三家詞鈔［M］.清刊本.

［7］ 葉恭綽.全清詞鈔序［A］.葉恭綽.全清詞鈔［M］.中華書局，1982.

［8］ 譚獻.復堂日記［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9］ 康有為.粵兩生集序［A］.粵兩生集［M］.民國刊本.

［10］ 楊鐵夫.改正夢窗詞選箋釋序［A］.楊鐵夫.改正夢窗詞選箋釋［M］.上海人文印書館，1933.

［11］ 梁令嫻.藝蘅館詞選［M］.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12］ 范松義.清代嶺南越臺詞社考論［J］.暨南學報，2008，(3).

［13］ 李綺青.聽風聽水詞自序［A］.聽風聽水詞［M］.民國刊本.

［14］ 范松義.論清詞中心區與邊緣區的關系——以江浙對廣東的影響為個案［J］.南京社會科學，2008，(10).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i Poets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and Those in Other Areas in the Qing Dynasty

Fan Songyi
(College of Arts，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There was perpetu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i poets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and those in other areas in the Qing Dynasty，and it had an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i of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Firstly，the communication conduced to the compose of the Ci poets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and it helped the whole Ci to develop.Moreover，the communication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evolvement of the style of the Ci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Otherwise，the communication conduced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status of the Ci poets and the Ci of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the Qing Dynasty;the Ci of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communication

I206.2

A

1673—0429(2011)04—0012—06

2011－05－07

范松義(1978－)，男，文學博士，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