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西南服務團移民及文化研究

何瑛 鄧曉

(重慶師范大學 歷史與社會學院，重慶 400047)

重慶西南服務團移民及文化研究

何瑛 鄧曉

(重慶師范大學 歷史與社會學院，重慶 400047)

西南服務團組建于1949年6月，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它是在南京、上海解放，新中國即將誕生的形勢下，為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黨的中心工作轉向城市的精神，為滿足即將解放的西南廣大地區對干部的需要，由第二野戰軍組建的，具有軍事移民的性質。在解放、接管和建設新重慶的過程中，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就這次移民活動的形成到完成進行了全過程、多視角探討。

西南服務團;移民;重慶;文化

西南服務團是在南京、上海解放，新中國即將誕生的形勢下，為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黨的中心工作轉向城市的精神，為滿足即將解放的西南廣大地區對干部的需要，而由第二野戰軍組建的。它組建于1949年6月，旨在為解放、接管和建設西南服務。這支軍事移民隊伍進軍大西南后，與主力部隊、地下黨一道，迅即投入接管城市和開辟新區的工作，為解放和建設大西南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西南服務團的組織建設

西南服務團的組織建設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它的初創時期，二是它在常德的整編時期。

1949年5月，中央軍委根據全國戰局的發展形勢，決定第二野戰軍向尚未獲得解放的大西南進軍。為迎接全國的解放，大量吸收和培養革命干部的任務迫在眉睫。在此前后，中共中央特地發出了《關于爭取知識分子及對新區教育的指示》(1948.7.3.)、《中央關于準備五萬三千個干部的通知》(10.28.)、《關于三萬八千干部的布置》(1949.6.11.)等文件，“決定由華北局、華中局、西北局和山東分局調配、招收3.8萬名干部，但因當時各新解放區所需干部缺額大，一些原抽調給二野的干部又補充各新解放區去了”［1］(54)。為解決二野10000名干部缺額，劉、鄧根據黨中央的部署，決定以老區干部為骨干，在剛解放的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等文化經濟較發達地區招收一批進步大中學生和技術人員，組建西南服務團隨軍南下，并肩負“解放大西南，建設大西南”的重任。1949年6月12日二野做出組建西南服務團的決策，并按軍事編制，將其列為進軍大西南的第五梯隊，隨戰斗部隊同步進軍。

西南服務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它的骨干，他們是分別來自東北、華北、中原等老區具有豐富斗爭經驗的老干部，共6000余人，主要擔任西南服務團各支隊、大隊、中隊的領導。二是作為戰士的11000余人(上海4800人，南京3000余人，其余來自蘇南、皖南等地)中則包含了各大專院校的學生、各產業工會職工，各社會團體以及廠礦企業的工程技術人員、專家、教授、文藝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服務團占隨軍入西南四省干部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由此可見，“這支以6000多名老區來的干部為骨干，以南京、上海、蘇南、皖南、北平等地招收的11000多名大、中學生和青年職工為主體的干部部隊，從它成立之日起，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隸屬于二野建制?！保?］(1)

對于西南服務團成員的軍人身份，我們可以從當時頒發的軍屬證上看出:“茲有宋武均同志系安徽省皖南地區宣城縣七區雙橋村人，此次隨野戰軍向西南進軍參加本團工作，現已編入一支隊四大隊二中隊，依據安徽省政府優待軍人家屬條例之規定予以軍屬待遇。特此證明團長曹荻秋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日?！保?］

西南服務團直屬二野政治部領導。為保證黨對服務團的絕對領導，“鄧小平指定由原三野副政委、南京市軍管會副主任宋任窮同志負責，并調二野五兵團副政委、南京市副市長張霖之，華東支前司令部副司令、中共江淮區黨委書記曹荻秋，原冀魯豫軍區第三縱隊政委、中共皖西區黨委書記彭濤，中共贛東北區黨委書記萬里，二野后勤部部長段君毅等同志組成籌建西南服務團的領導班子”［1］(55)。1949年6、7月，西南服務團第一團(團長曹荻秋)、第二團(團長彭濤)、蘇南團(團長宋學武)分別在上海、南京和無錫成立。7月28日，西南服務團總團在南京正式成立。由宋任窮任總團長，張霖之、曹荻秋、彭濤任副團長。不久，三個團又按去向改建制為:川東支隊、川南支隊、重慶支隊、云南支隊、貴干隊和西南局直屬隊6個支隊及技術大隊、財經大隊、文藝大隊等。繼后，為保障四川、重慶的接管工作，“四川干部工作隊”也被編入西南服務團。

在隨后的7、8、9三個月，匯合后的各團在南京二野軍事政治大學進行了集訓，以加強服務團的思想建設。鄧小平等二野主要領導都前往授課，課程內容為革命理論、形勢、仼務以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二野政委鄧小平在9月12日為全體團員作的“大報告”中，就曾以“過關”為題，要求革命青年要過好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三個大關。他強調“這三個大關是每個參加革命營壘的人必須過的關，問題是有的過得去，有的過不去?！谧龈锩ぷ鳟斨?，有無數的關要過，但是這些無數的關都可以包括在剛才說過的三個關里面……”［3］當時軍大的校長兼政委是劉伯承，教育長為徐立行。

西南服務團在經過艱苦的行軍之后，于1949年10月底至11月初，陸續到達湖南常德。先后到達常德地區的有川東、重慶、公安支隊和文藝大隊(駐常德)，及川南支隊(駐桃源)，共計10375人。在常德，“曹荻秋同志從華東帶領華東支前司令部一批地方干部和上海一批進步青年學生所組成的西南服務團，與二野的部隊會集在一起，準備跟隨部隊進軍大西南?！保?］(3)在常德，全團對徒步行軍進行了總結，對接管重慶進行了全面布置。11月3日，鄧小平主持召開干部大會，會上“西南服務團副團長張霖之作了《關于接管城市的報告》。大家明確了接管城市特別是接管原國民黨陪都重慶的方針、政策和紀律”［1］(67)。團員們學習時事政策，聽了常德地委的新區接管工作經驗和川東地下組織對四川情況的介紹，學習了《重慶簡介》，對重慶社情、敵情動態、物產、風俗等有了初步了解。

在常德期間，服務團組成了新區地、縣領導班子，并定位到人到單位，明確了接管任務。同時重新編組了重慶支隊，新編組成了公安、財經、房地產、文教、新聞、工會、青委等專業接管隊伍。以公安支隊為例，1949年，中共南京市委從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學校抽調1125人，組成西南服務團公安支隊，作為解放重慶后各級公安機關的基本力量。此時，該支隊又會合了從二野三兵團等抽調的136名干部，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公安部的干部班子，任命二野三兵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劉明輝為重慶市公安部部長。［5］

如果說南京的初創構建了西南服務團的基本組織，明確了其主要目的與任務，并為隨后艱難的西進做好了思想準備;常德整編的重要意義則在于，它不僅是對前一階段的休整，更為接管重慶奠定了具體、細致而有力的組織基礎。從1949年的6月中旬到12月初，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西南服務團完成了它奇跡般的組建及遷移過程。

二、西南服務團在重慶的接管工作

西南服務團在重慶的接管工作，從1949年12月3日開始，到1950年1月23日完成，歷時53天。整個工作具有有序、深入、高效三大特色。

西南服務團在重慶的接管工作，是在軍管會的指導下有序地進行的。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接管工作從12月3日重慶市軍管會成立開始。軍管會“由二野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張際春任重慶市軍管會主任，二野第三兵團司令員陳錫聯任副主任兼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和重慶巿長，主管軍管會工作;二野五兵團副政委張霖之任市委書記，主管黨務和群團工作;曹荻秋任市委書記，主管政府工作”［6］(34-35)。該人選中共中央與二野前委早在南京時已經確定。

重慶軍管會下設政務、軍事、財經、交通、文教、后勤6個接管委員會和1個公安部，接管步驟亦分為政務、軍事、公安、財經、交通、文教及后勤七大系統進行。北碚劃歸重慶后，又于12月12日設立北碚軍管分會，專門負責北碚的接管工作。［6］(37)西南服務團于1949年12月8日、16日、28日分三批抵達重慶。

接管重慶的任務是艱巨的，必須以深入細致的態度來完成。重慶城市接管任務復雜而繁重:“大批匪特四處潛伏，陰謀破壞;散兵游勇流竄街頭，騷擾滋事;起義、投誠、被俘的90萬國民黨軍隊急需供給、改造和改編;10萬左右的舊人員等待接收。工商業極度萎縮，80%的工廠停業關閉，全市失業員工及停業待工者達22萬余人?！保?］(3)對此，軍管會先后采取了13項治亂措施，從而確保了接管工作的順利開展。時任重慶市公安局長的劉明輝回憶到:“整個接管時期，我們在對敵斗爭上基本上是做到了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的。起到了確立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和維護社會正常生產的目的?！保?］(25)

1950年1月9日至13日，重慶民政局、勞動局、建設局、文教局、工商局、企業局、衛生局、人民法院等單位成立。其間，服務團成員們被分配到市委組織部和宣傳部、西南局、市委政策研究室、婦聯、工會工作，參與了金融、地稅、郵電等各行業的接管工作，重慶及附近區縣的工改工作。服務團集體的軍事行動由此結束。

由服務團專門人才組成了4個財經大隊(稅務、銀行、房管、工程)。組織接管重慶銀行的是北平合作銀行行長鄧辰西，其下組成了以合作銀行南下干部為核心，包括老區銀行人員、西南服務團同志和部分舊銀行人員的接收隊伍。其任務為“接管舊銀行、清理整頓私營銀行、錢莊以及包括銀樓在內的金融市場，并建立人民銀行”［8］(79)。他們接管了以四大銀行為主、在渝的數十家金融機構，并對各私營行莊、銀樓等進行了監督清理，其工作的艱辛與細致是不言而喻的。1949年12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西南區分行、川東和重慶分行正式宣告成立。正是由于接管隊伍“采取了一系列正確的貨幣金融政策，進行了一系列穩定貨幣金融的斗爭，從而為重慶地區以至整個西南的經濟恢復與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為以后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創造了一個穩定的貨幣金融條件”［9］(43-44)。

還在上海，鄧小平就請陳毅的堂兄、著名兵工專家陳修和為修筑成渝鐵路，帶動四川經濟復蘇出謀劃策。陳修和答應制訂修路方案，并推薦和物色了50多名專家，合并組建西南服務團技術大隊。技術大隊于1949年10月6日由南京出發前往重慶，抵達重慶時已擴至近200人。在重慶“根據各人的技術專長，分別分配到西南鐵路局、西南交通部、西南水利部、西南農業部、人民銀行西南區行、西南或重慶建筑公司等部門參加接管工作”［2］(62)。他們以軍事聯絡員身份完成接管后，又投身恢復發展生產第一線。1950年6月15日成渝鐵路開工，在直接參加其修建的西南服務團戰士100多人中，技術大隊就占了80多位(其中高級工程師16人)。

軍管會下屬文教委員會先后接管了正中書局、文化服務社在渝的分支機構，獨立出版社、中訓團、益世報、民言報、時事新報、時與潮雜志社以及世界書局等單位。其間，西南服務團文藝大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們中“多數同志參加了于12月25日成立的重慶文藝工作團，部分同志參加了西南和重慶市文教部門的接管工作”。新聞隊所屬的出版人員“一面開始接管工作，一面著手組建新華書店西南總分店”［2］(62-63)。1950年1月3日，新華書店西南總分店正式在黃家埡口原正中書局的地點營業。此外，西南服務團郵電大隊分別參與了新成立的電信部、郵政部的接管工作，工會和青委大隊到重慶后也立即組建了重慶市總工會和共青團重慶市工委。

重慶的接管是高效的。從1949年12月3日始，到1950年1月23日“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召開止，僅歷時53天，接管工作便宣告勝利完成。在會上，市長陳錫聯作了題為《關于重慶的接管工作》的報告。報告指出，在此期間“共接收了機關、工廠、銀行、公共場所、公共工程等大小單位(不包括學校)374個;接收員工(包括學生)100 647人;接收的物資主要有黃金10 796兩、白銀8 555兩另777公斤、銀元148 690元、美鈔50 218元、食米6 762石另17噸、稻谷15 561石、食鹽95 758擔、大小好壞汽車1 883輛”［6］(37-38)。在接管的過程中，西南服務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重慶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既是重慶接管工作的結朿，也是重慶走上建設“人民的生產的新重慶”的開始。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劉伯承在會上作了題為《為建設人民的生產的重慶而斗爭》的報告。他指出今后的工作是:“在重慶進一步建立革命秩序、保衛治安、恢復生產、開展文化教育運動，以漸次恢復起來的人民的重慶，來支援即將完成的解放戰爭，協助農村土改，發展農業生產，然后在農村土改與農業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重慶市的生產建設，使之穩步地繁榮起來?！保?］(10)在此后的新重慶建設時期，西南服務團作為一種組織形式，雖然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但它的團員們卻在各行各業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接管工作是有組織、按計劃、有步驟高效率地進行的，而重慶接管的主要力量正是西南服務團的團員們。他們是順利接管重慶的重要功臣，由于他們的努力，重慶這座千瘡百孔的城市迅速而順利地完成了新舊社會的蝶變。而作為軍事移民的成功范例，這一時期的寶貴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三、西南服務團移民在重慶的守望

在重慶城市建設的大潮中，西南服務團的移民精英又堅定地扎下根來，轉業到各行各業，為第二故鄉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們中的許多人至今還留在重慶。

建國以來留在重慶的西南服務團成員，有的走上了領導崗位，有的成為了文化科技戰線的骨干，也有的在普通行業中默默地奉獻了一生。據統計，當時西南服務團約有7000多人到重慶工作，后因工作調動、過世等原因，至今約有3000多人留在重慶。目前，該團史研究會已聯系上老戰友2800多人。其中年齡最小的已有76歲，最大的有90多歲，平均年齡80多歲。

在西南服務團隨同二野解放大軍西進的過程中，每解放一個縣，就留下一個中隊負責接管和政權建設。幾乎重慶每個區縣和部門、工礦企業、學校都有西南服務團戰士。他們中的絕大部分轉了業，但在軍隊中形成的作風與文化卻一直伴隨著他們。曾任軍管會文教委員會主任的任白戈后來評價說:“當時，無論是軍隊干部、西南服務團干部或地下黨的骨干，絕大多數同志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高漲的革命熱情?！@支可愛的干部隊伍是當時接管山城的主要支柱，并且在接管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現在，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成為當前四化建設中的領導骨干?！保?］(15-16)

勿庸否認，也有少數團員曾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斗爭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極左”路線的沖擊。究其原因，是“一些來自京(寧)、滬等地區的知識青年，文化水平較高，在舊社會家庭較為殷實，有的又出身于地主、資本家或反動官僚家庭，或者有親屬在港、澳、臺或海外，有這樣那樣的社會關系，因此，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也就較多地成為斗爭的對象”［2］(84)。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被錯誤處理同志的問題得到了糾正，服務團成員們經中央批準享受轉業軍人的待遇，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還下發了“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關于抓緊解決原西南服務團部分成員落實政策遺留問題的通知”［10］。

近些年，西南服務團移民的歷史價值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重慶市各級政府曾在不同場合給予其充分的肯定。

1989年，西南服務團紀念建團40周年大會在市人民大禮堂舉行時，市委書記肖秧曾出席祝賀。

1999年5月，2000多名原西南服務團的老同志，歡聚在市人民禮堂，隆重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建團50周年。［11］

2004年6月，為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暨西南服務團成立55周年，“鄧小平與西南服務團”論壇在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來自全國20余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千余名服務團老同志出席了論壇。市委書記黃鎮東、市長王鴻舉為此發來賀信。［12］

2009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成立60周年大會”在中共重慶市委小禮堂舉行。400多位西南服務團老戰士、老干部歡聚一堂，共同回顧當年西南服務團重慶分團進軍山城、扎根西南、建設重慶的輝煌歷程。市委書記薄熙來出席并作了講話?！氨∥鮼碚f，西南服務團為解放和建設大西南立下了汗馬功勞，3200萬重慶人民將永遠銘記在心。今天，我們紀念西南服務團成立60周年，不僅要緬懷他們的歷史功績，更要把老一代的優秀品質傳承下去、發揚光大?！保?3］會上，服務團的老同志們還領到了“入渝60年紀念章”。在此前后，重慶不少區、縣也舉辦了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建團60周年大會或座談會。

金戈(西南服務團成員原南岸區區長)在“風云六十年，彈指一揮間”回憶中談到:“據統計，1950年以來，扎根在南岸區工作的176名西南服務團的同志中，有45人先后擔任了區級機關黨政各級領導職務;有45人擔任了事業單位的職務;有28人當上了大學教授、高級工程師、經濟師、律師、作家;還有更多的同志戰斗在工農業生產、水利建設、財稅金融、商業貿易、文教衛生、公安政法等各條戰線上?！保?4］留在重慶的西南服務團團員中，涌現出了眾多杰出人物:劉谷音(“全國優秀女企業家”、“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首屆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宮家和(“國務院三峽移民工作特殊貢獻獎”獲得者)，章增榮(“全國減輕農民負擔”、“三峽工程移民工作”先進工作者)，金戈(“創建國家級經開區的尖兵”)，林定恕(重慶市軟科學一等獎、科技進步二等獎獲得者)，賴寶珍(曾榮獲吉林、四川省兩省勞動模范稱號)，錢康(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榮譽證章獲得者)，楊德俊(以《化學元素行列表》獲國際學術貢獻金獎)，張民生(“全國公安功臣模范二等功、公安部二級金盾獎”獲得者)，丁國均(中國科技出版社“突出貢獻工作者證書”獲得者)，孫紹文(國家一級律師，獲國家司法部表彰)，楊殿貴(“全國老有所為貢獻獎”獲得者)，朱培德(中共中央組織部“優秀黨務工作者”稱號獲得者)，袁毅平(“中國人像攝影大師”獲得者)。此外，還有國家一級律師、市人大法律顧問馮世奎，全國舞協副主席邢志汶，著名美術家朱宣咸，篆刻書法家孫德均，重慶市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副會長徐雄，原重慶市民政局長重慶市慈善會創建者朱一心，國家一級作家、著名兒童詩人張繼樓等等。［3］榮獲全國老干部先進個人、關心下一代先進工作者、杰出優秀少先隊輔導員的魏仲云，在2009年還光榮入選了重慶黨史人物傳《解放60年重慶英雄譜》。［15］(386)以上所述，僅為不完全統計。

西南服務團的大多數留在了這座城市里的各行各業、從事領導或普通工作，成了真正的移民。在建設重慶的日子里，他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堅持起著模范和帶頭作用，他們中的一些人至今仍老有所為。

四、西南服務團移民文化探討

近幾年，隨著人們對建國初期新舊政權交替歷史的深入關注，隨著團史研究會自身不懈的宣傳與努力，西南服務團的歷史價值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探討與研究西南服務團的歷史與文化業已成為當代史學界的任務之一。

筆者以為，分析西南服務團移民文化，至少應包含三個方面內涵:首先，其作為一種集體軍事移民，在整體上有著二野軍大所培育、在7000里行軍中得到發揚光大的革命文化傳統。該傳統在重慶接管過程中曾起過重要作用，在其后團員們于各行業的獨立工作中也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持或傳承。其次，作為個體的聚合，絕大多數團員為下江人，有著相似的江南地域文化背景，該固有文化的影響是深層次的，對年長者而言其文化與習俗可能伴隨一生。第三，服務團來重慶后，成員們又以骨干的身份被分配到不同的區、縣行業，并被要求與當地民眾打成一片，因而對本地文化持主動接納態度，其大多數早已“入鄉隨俗”了。

我們注意到西南服務團的紀事僅從1949寫到1950，這是因為隨著西南城市接管工作的完成，作為一個軍事組織它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其主要領導后來成了地方政府及軍隊的高級首長，一般干部及普通成員也多成了地方各行業的領導或骨干。作為一個移民整體組織及依附其上的獨立文化已不復存在。但作為個案研究，其文化與精神在其每一個獨立成員身上依舊長期體現，并不妨礙其研究價值。

此外，自上世紀末80年代以來，在渝的西南服務團的團員們不但成立了團史研究會，并以此為契機開始了自身文化的重建。［16］沙坪壩區團史研究會成立于1988年1月，在2004年該會回顧成立16周年的歷程時，強調要繼續圍繞中心工作，堅持開展團史研究活動，要以“三關心”為重點，強調:“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始終是團史研究會工作重中之重”;“從政治思想上和生活上關心老戰友，是團史研究會經常性的重要任務”;關心下一代“是團史研究會的重要任務，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17］(239-240)我們由此強烈地感受到了團員們始終如一的理想追求和歷史使命感。

為此，團員們紛紛著書立說，有力地推動了對西南服務團史的研究。近20年來其主要研究著作有:由宋任窮親提書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史編委會主編，1995出版)，全書共有:組建西南服務團、整訓與整編、走向大西南、畢生奉獻在西南、歷史的回顧等五章?！痘鸺t的歲月》(中共重慶市沙坪壩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沙坪壩區西南服務團團史研究會、沙坪壩區地方志辦公室主編，2004年印刷。)內容包含:西南服務團的組建，戰斗的歷程，團史研究活動，西南服務團重慶支隊、公安支隊首批參加重慶市原十三區、十四區人員名單等?！吨袊嗣窠夥跑娢髂戏請F戰斗在重慶》(周紅原主編，2009年出版)是一本關于重慶解放接管建設60周年的紀念文集。該書收錄了50篇西南服務團團員、領導干部的回憶錄?！兜ば蔫F骨曹荻秋》(藍禎偉、魏仲云著，2009年出版)講述了西南服務團第一團團長、建國后重慶首任市長曹荻秋波瀾壯闊的人生?！督夥胖貞c》(張衛、冉啟虎著，2009年出版)是作者沿著解放大軍挺進西南之路尋訪，以真實的筆錄再現了劉鄧大軍指揮二野從南京出發，經湖南、湖北入川，一舉解放重慶的偉大歷程，其中不乏西南服務團的事跡。正是作者們辛勤的努力，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西南服務團厚重的文化，并對那次當代史上重要的、特殊的軍事移民有了更多的認識。

剖析西南服務團的移民文化，其形態是相對穩定且具有靈活性的。就穩定性而言，其“軍大”文化傳統因為政治、宣傳等因素的需要而不斷地得到重溫甚至強化，并且長期保存;同時，以下江人為主體的西南服務團移民與遷入地的文化差異大，且文化載體自身在移民前已基本成熟，因而其中年長者得以長期以至如今仍較多保留其原文化內涵。該文化的靈活性則主要源自三方面的影響:其一，服務團移民隊伍人數不多、來源較廣(包括部隊、學生、企事業人士)，且主要為臨時聚集，雖經正規集訓，但時間較短;其二，他們很快被分散派到不同的區、縣及崗位，缺少其原生文化傳承的外在環境;其三，作為領導者，他們被要求與當地民眾打成一片，因而需對本地文化持主動參與的態度。這種相對穩定與靈活性交溶的結果便是，團員們在軍大文化的基礎上加進了與時俱進的革命精神;而在生活上則除年長者“鄉音未改”外，大多數人都已“入鄉隨俗”，徹底地融入了這座城市。

西南服務團文化具有軍事移民文化的性質，它由地域傳統與革命精神二元構成。在接管重慶及以后漫長的歲月里，它不斷地與重慶的地域文化相互碰撞、滲透著。在給重慶增添活力、并豐富其文化內涵的同時，最終溶入了當代重慶文化。

［1］ 鄧小平與大西南編委會.鄧小平與大西南［Z］.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2］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史編委會.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史［Z］.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3］ “走向大西南——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建團60周年紀念展覽”，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2009.6.30-8.5。

［4］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三十三輯［J］.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

［5］ “重慶公安局公眾信息網”，chongqing police online。

［6］ 俞榮根，張鳳琦.當代重慶簡史［M］。重慶出版社，2003.

［7］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重慶市地方志辦公室編.半個世紀看重慶［Z］.重慶大學出版社，1999.

［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員會.重慶文史資料第二輯.重慶出版社，1999.1。

［9］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四十輯［J］.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10］ 川委辦［1989］31號文件.

［11］ 重慶檔案信息網.

［12］ 重慶市人民政府網中國·重慶＞政務公開＞政府公報＞2004年＞第十二期.

［13］ 重慶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成立60周年大會［N］.重慶日報，2009—07—03.

［14］ 中共重慶市南岸區委2009 www.cqna.com.cn.

［15］ 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解放60年重慶英雄譜［Z］.重慶出版社，2009.

［16］ 1986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團史研究會(重慶)成立大會”在市文化宮舉行，會長由原重慶市民政局長朱一心擔任。繼后，全市不少區、縣陸續成立了團史研究會.

［17］ 中共重慶市沙坪壩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沙坪壩區西南服務團團史研究會，沙坪壩區地方志辦公室主編.火紅的歲月(1949-2004)［Z］.2004年印刷(內部資料).

Research on the Southwest Service Regiment’s Immigration and Culture in Chongqing

He Ying Deng Xiao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The southwest service regiment sets up in June，1949 and is termed“Chinese southwest service regiment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It wa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iberation of Nanjing and Shanghai and the being born of new China，and was built by the second field battle soldier and had the military immigration’s quality.I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cess of liberation，taking over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Chongqing.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mmigration activities from its formation to completion.

southwest service regiment;immigration;Chongqing;culture

G127

A

1673—0429(2011)04—0044—07

2011－05－19

何瑛(1963—)，女，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

鄧曉(1957—)，男，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教授。

本文為重慶市社科規劃重大招標項目《三峽移民史》(CQZDZ11，2008－12－10)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