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語境下的國共之爭:“《野玫瑰》風波”釋疑

熊飛宇

(重慶師范大學 重慶市抗戰文史研究基地，重慶 400047)

抗戰語境下的國共之爭:“《野玫瑰》風波”釋疑

熊飛宇

(重慶師范大學 重慶市抗戰文史研究基地，重慶 400047)

抗戰時期，圍繞陳銓《野玫瑰》的上演與獲獎，重慶左翼文化界與國民黨文化當局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斗爭?！啊兑懊倒濉凤L波”實質上是在獨特的時代語境下上演的一部政治話劇。然而，據現有史料，對《野玫瑰》的批判，并非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所發動，組織。時至今日，有必要穿越意識形態的迷障，對《野玫瑰》及這次風波加以重新審視。

“《野玫瑰》風波”;中共中央南方局;國民黨當局;實質

《重慶抗戰文藝運動大事記》有這樣一段記載:“(1942年3月)戰國派文人陳銓寫的《野玫瑰》在重慶抗建堂開始演出。此劇打著抗戰的旗號，公開美化特務漢奸。演出之前，一些進步演員和劇社根據黨的指示拒絕排演。演出之后，南方局支持文化界、戲劇界的進步力量予以抵制和批評，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撤銷對該劇的獎勵并禁止上演。而陳立夫、張道藩、潘公展則公開出面為之辯護，因而圍繞《野玫瑰》上演開展了一場斗爭。這場斗爭，是抗戰時期文藝戰線上的一場重要斗爭?！保?］(604)這段文字充滿了階級斗爭的刀光劍影。且讓我們穿越意識形態的迷障，重新審視事件的來龍去脈。

一、《野玫瑰》的寫作和前期演出

關于《野玫瑰》的素材來源和創作動因，陳銓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坦白交代三問題”中，有過信實的說明。在當時，軍事間諜劇本頗為盛行，如《黑字二十八》(即《全民總動員》，曹禺、宋之的)、《這不過是春天》(李健吾)、《女間諜》、《反間諜》(陶熊)等，都廣受歡迎，特別是尤競(于伶)的《夜光杯》，對陳銓有很大的啟發。而正當此時，王克敏的女兒逃到香港，登報脫離父女關系的故事，也傳遍了昆明。陳銓據此創作了短篇小說《花瓶》，登在封鳳子主編的昆明《中央日報》副刊。為追求細節的真實，陳銓還專門請教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孟昭英?！兑懊倒濉繁阍醋浴痘ㄆ俊?。劇本完成于1941年5月，主要描寫抗戰期間國民黨特工人員在當時日本占領的北平從事地下斗爭的故事，歌頌他們不畏犧牲為抗戰勝利而戰的精神，并塑造了聰明大膽的女間諜夏艷華的形象。她原是上海紅舞女，后參加國民黨的情報組織，打入漢奸王立民的家庭，多方面刺探日偽的情報，最后又巧妙地殺掉北平警察廳廳長和北平偽政委會主席王立民，逃出敵占區。8月3日—8日，《野玫瑰》由國民劇社以“勸募戰債”的名義，在昆明大劇院上演，主演姜桂儂。陳銓的恩師吳宓8月3日的日記寫下對該劇的感受:“讀陳銓新著《野玫瑰》劇本，甚佳?！贝稳?，陳銓送了兩張《野玫瑰》劇票，吳宓邀請女友同去觀看。［2］(143-144)8月9日，《朝報》以《＜野玫瑰＞昨圓滿結束》為題，評論:“上演成績頗佳，博得各方的好評不少?！贝撕?，西南聯大、云南大學及一些高中的學生劇團也開始排演，似乎一開始就得到地下進步組織的支持。［3］(90)繼昆明演出之后，《野玫瑰》很快又在貴陽上演。兩地均觀者如潮。

《野玫瑰》寫成后，陳銓好友、“戰國派”同人賀麟便將劇本推薦給重慶的《文史雜志》，于1941年第1卷6、7、8期，即1941年6月16日、7月1日、8月15日，連載登完?！段氖冯s志》由獨立出版社發行。1942年4月，《野玫瑰》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編入“文史雜志叢書”。

二、《野玫瑰》與中共中央南方局

中共南方局文化組秘書、戲劇評論家張穎，在《周恩來領導南方局文委》一文中，有過這樣一段回憶:“國民黨當局什么都禁演也不那樣體面，于是就弄出個把御用文人，寫劇本唱對臺戲。大家難以忘記的是陳銓的《野玫瑰》。這個戲鼓吹國民黨的‘曲線救國論’，歌頌女特務、女間諜。國民黨下令由‘中萬’上演。當這個劇本交到劇團的時候，即引起導演、演員們的反對。劇團領導指定名導演、名演員來負責排練。消息很快傳到我們這里，文化組為此還召開了會議，研究如何對付這場對臺戲。當時決定，有名望的導演不導，名演員不演(本來大家也都這樣想過的，但怕勢單力薄，受到壓力)。這樣就不是一兩個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拒導拒演。當時劇團找過舒繡文、白楊、張瑞芳等名演員扮演那個女特務，但誰也不接這個角色。這樣斗了一個來月，陳銓毫無辦法，只好湊上幾個人，演出了幾場，影響不大，反受到進步人士的批評?！保?］(104-105)可能由于年代久遠，這番記敘“難免會有疏漏或不準確之處”［4］(106)。

《野玫瑰》的發表，在重慶引起更廣泛的關注。最初看到劇本的是張駿祥。張駿祥是陳銓在清華大學的校友，時任重慶中華劇藝社理事、青年劇社社長。張駿祥去函陳銓，索要首演權，希望能在“春暖花開的時候”上演。還沒等到劇作者回信，另一著名左翼導演陳鯉庭從張駿祥處搞到劇本，準備立即導演該劇。由于“戰國策派”正受到批判，中華劇藝社的辛漢文、陳白塵、賀孟斧均不同意演出。1942年1月29日，陳鯉庭就此前去請教陽翰笙。據陽翰笙日記記載，“最后相商結果，只好勸他演《復活》”(夏衍改編，后演出受批評)。傍晚“將此意告小羊(白楊)，她說明天再約鯉庭來我處談”。30日，“小羊、施超、露茜(路曦)來，談《復活》演出事久，并望我無論如何得把《野玫瑰》替他們看看”。31晚，陽翰笙讀完《野玫瑰》。2月1日，施超來會，陽翰笙告知:“《野玫瑰》內容空虛，沒有真實的生活，沒有深刻的人物性格，特別是大漢奸一角，在思想上頗有問題，確只是用傳奇式的舊手法所造成的一只抗戰空殼子。演不演雖由他們自去決定，但我意最好是不演?！保?］(15-16)

在施超的組織下，未經作者同意，《野玫瑰》很快開始演出。從策劃到上演，可以看出:《野玫瑰》是自發組織排演的，沒有受到任何黨派或個人的指使或阻撓。中華劇藝社名義上雖是民間團體，卻是陽翰笙根據“皖南事變”后的局勢，請示周恩來之后，在1941年10月11日成立，事實上由中共控制。而且參與演出的，也多是傾向于中共的進步人士，如導演蘇怡是失去組織關系的中共黨員;舞臺監督蘇丹是地下黨員，王立民的扮演者施超是左翼人士;陶金、田烈則是中華劇藝社的骨干;秦怡、路曦更是中共爭取、后來保護過的進步青年。不過，當時秦怡初出茅廬，還未躋身“話劇四大名旦”，這也正是她渴望接戲的主觀原因。說“名演員不演”，倒是事實。

或許正因為是左翼戲劇人士擔綱演出，《新華日報》頭版接連刊登廣告，為演出造勢，并申明演出理由是:“中國勞動協會響應捐獻滑翔機運動，特請留渝劇人假座抗建堂公演?！睙崃覐V告語分別是:(6日)“故事——曲折生動，布景——富麗堂皇”;(7—9日)“客滿，場場客滿，訂座，迅速訂座”;(10—12日)“每場客滿，座無隙地，請速訂座，庶免向隅”;(13日)“今明兩晚，最后兩場”;(14—15日)“連續八場，場場客滿，觀眾函請，續演三天”;(15日)“還加演了午場”;(17日)“演12場，場場客滿，向隅觀眾，函請續演”;(18日)“今日起二十日止最后三場。場場擁擠，座無隙地，僅有三場，勿失良機”。由此可見，《新華日報》對《野玫瑰》的演出不但傾力支持，也較客觀地報道了演出盛況。據后來統計，《野玫瑰》從3月5日起，連續演出16場，觀眾人數達10200，超過此前的《天國春秋》(共演15場，近萬人觀看)。

然而，公演結束只三天，《新華日報》便突然變臉?？恰兑懊倒濉返膹V告詞，換成左翼作家顏翰彤(劉念渠)的批評文章《讀＜野玫瑰＞》。該文譴責《野玫瑰》“隱藏了‘戰國策派’的毒素”，即“爭于力”的理論，是“法西斯主義的尾巴和應聲蟲”，劇作者對大漢奸王立民“持著寬容的態度”，因而是“法西斯主義”者流“自己寫給自己的悲劇”?！稌r事新報》在4月8日、11日、14日連續刊登左翼作家方紀的長文《糖衣毒藥——＜野玫瑰＞觀后》，給陳銓扣上“美化漢奸”的帽子，認為作者把漢奸寫成一個具有鐵的意志的英雄，麻醉觀眾去同情漢奸，其濃烈的火藥味一如標題。較之“顏”文，明顯看出其政治派別傾向，同時也升級為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6月25日，《現代文藝》第5卷第3期發表谷虹的《有毒的＜野玫瑰＞》，將《野玫瑰》定性為抗戰以來“最壞的一部作品”，“在意識上，它散播漢奸理論”，“在戲劇藝術方面，它助長了頹廢、傷感的惡劣傾向”。這種批評當是基于下述事實:據石曼、余敘昌《美麗多難的秦怡》，《野玫瑰》“演出時，抗建堂前觀眾排成長龍，買票的隊伍延伸到純陽洞坡下，爭看秦怡扮演女特工天字15號。扮演漢奸的施超，在表演上使出渾身解數，把王立民這個漢奸演得理直氣壯，活像一個英雄。一些青年學生看完《野玫瑰》后，把王立民當漢奸的歪理，當成豪言壯語，爭相傳誦”［6］(71)。這就不僅是劇本的原因，還有演員過分表演的因素。直到1946年10月，從延安派來重慶工作的何其芳，在他主編的《萌芽》發表《文藝的墮落》一文，指斥陳銓為特務文學的作者，其《野玫瑰》“根本用意是把特務作為一個時代的‘英雄’而加以歌頌”［3］(94-95)。

《野玫瑰》的獲獎，觸怒了批評者一方。左翼作家和導演、“文工會”文藝組二組代組長石凌鶴，執筆起草“抗議信”，于四月下旬聯合兩百余人簽名，送交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要求轉呈教育部撤銷原案。1942年5月13日，延安報道了此事，并介紹了“抗議信”主旨:《野玫瑰》曲解人生哲學，有為漢奸叛逆制造理論根據之嫌。如此包含毒素之作品，則不僅學術思想無功勛，且于抗戰建國宣傳政策相違，危害匪淺。同人等就戲劇工作者之立場，本諸良心，深以此劇之得獎為恥。［7］(352)隨即，中華劇藝社和中國藝術劇社等，也向戲劇界發出呼吁:導演不導《野玫瑰》，演員不演《野玫瑰》，舞臺工作者不為《野玫瑰》工作。

罷演確有其事，由飾演夏艷華的秦怡親口宣布:“觀眾朋友們，我們演了一個壞戲，美化了特務漢奸，我們決定罷演《野玫瑰》……”［8］但罷演的動因、時間則眾說紛紜。首先觀其動因。秦怡在回憶錄《跑龍套》一書中說:“《野》劇演至大約第八場，各種議論很多……慧深(趙慧深，中共控制的中華劇藝社宣傳科科長)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聽說這個戲的政治內容不好，有替國民黨假抗日、真反共涂脂抹粉的內容。聽說《新華日報》有社論，編劇還得了獎……我相信慧深說的一定是事實。我也相信《新華日報》的評論一定是正確的。過去陳白塵(陳白塵，時任中華劇社秘書長兼編劇)經常為《新華日報》寫文章……我憑這些就已確信這是個壞戲了。于是我們這個劇組也開始不安……經美工師張堯(后來知道是地下黨員)提議，他們在星期天日場演完后集體商量決定，在下一場演出閉幕后舞臺監督蘇丹(原系中共黨員)與秦怡一起向觀眾宣布自明日起罷演，從而結束了這場演出?！保?］(41-42)1999年，秦怡在接受陳銓之女陳光琴采訪時，回憶道:“一般誤以為該劇背后有國民黨。該劇后來得了國民黨政府的獎，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也有人說施超把漢奸演得叫人同情了等等。它遭到左派的反對后，我們罷演了?！保?0］(90)由此可見，罷演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來自左翼批評者的巨大壓力。至于罷演的時間，按秦怡所說，是在《野玫瑰》獲獎以后，那么，至少當在1942年4月17日之后，而不是在3月20日公演結束前。而何蜀的《野玫瑰與大批判》則提供了另一種版本:“1943年11月中旬，隸屬于國民政府軍委會的中國電影制片廠中國萬歲劇團第二次公演該劇，演出第三天后，因奉命為中央訓練團畢業典禮演出時，一國民黨要員擅進后臺找女主角秦怡遭到拒絕而引起沖突，內政部長指揮特務打手沖砸后臺，劇組成員全被毆傷，憤而罷演?！保?1］(103)不但將罷演時間推遲至少一年半，而且罷演性質迥異。這一說法有待考證。如果屬實的話，“罷演”則純屬一場社會治安事件，并不具有多少政治含義，許多文學史的敘述都將不攻自破，其解構作用和顛覆意義不言而喻。對此，徐志福有所考辯，認為罷演時間是在1942年4月底到5月初。［3］(112)

對《野玫瑰》的批判，并非直接由中共南方局所發動、組織?？箲饡r期，陽翰笙以雙重身份活躍在重慶文藝界。一方面，他先后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和文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還兼任中國電影制片廠編導委員主任。另一方面，又是中共南方局的文委委員，和郭沫若一道，成為周恩來的左右手，負責左翼文化人的聯絡、組織工作。老舍曾稱之為“文藝界的周恩來”。由于陽翰笙的特殊身份，其表態常被解讀為周恩來和中共南方局的政治傾向。但仔細玩味，陽翰笙“日記”中的這番評價，主要是從技術層面加以評論，對該劇并未作政治定性?！把莶谎蓦m由他們自己去定”的答復，也沒有代表南方局或其領導下達指令。至于“大漢奸一角在思想上頗有問題”，更多地意指王立民的大段直白，因兜售法西斯權力意志論，恐帶來負面效應。［3］(115)據陽翰笙回憶，南方局文委、文化組曾對《屈原》、《天國春秋》等劇作過討論，得到周恩來的具體指導，此外并未討論《野玫瑰》的問題，周恩來也沒作過反對表態。這與張穎的回憶有很大的出入。演出期間，周恩來、鄧穎超、郭沫若等先后觀看了演出。1942年初，《群眾》、《讀書月報》(左翼刊物)發表章漢夫、胡繩等針對“戰國策派”的過激言論，周恩來曾打過招呼，認為這不是主要矛盾，應該按“統戰三原則”，鞏固進步，團結中間，爭取落后。后來的批判，《新華日報》雖率先發難，但不是以“社論”出之，且此后的批評文章也不再出自該報。延安的轉述報道，雖然表達了鮮明的傾向，但絕非延安領導層表態。秦怡在《跑龍套》也有相關回憶:“大約是1961年在北京紫光閣，周總理和我邊跳舞邊說:‘好的演技不要丟，你在《野玫瑰》里演得很好?！衣犃苏鎳樍艘惶?，不敢相信，只是輕聲地說:‘一失足成千古恨，這個污點是洗不掉了!’總理卻輕松地笑著說:‘這跟你沒關系，那個戲的內容不好，但你的演技是好的?！币陨鲜侵芏鱽淼谝淮螌Α兑懊倒濉纷鳌皟热莶缓谩钡谋響B。但這不過是個人觀后感，并非指《野》劇是壞戲或特務戲。至于有的講周恩來說《野》劇表達蔣介石“曲線救國”思想，則純屬無稽之談。［3］(118-121)

再說白楊，當年接受陽翰笙“我意最好是不演”的建議，拒絕擔任夏艷華一角，這是事實。但后來她的回憶卻有誤?！吨腥A劇藝社二三事》說:“《野玫瑰》的導演和演員來邀請我擔任這個戲的主角。當時我很年輕，許多事還弄不懂，所以一遇到事，就要去問陽翰笙，恰巧剛到重慶的夏衍也在座。我問《野玫瑰》演得演不得?陽翰笙干脆地回答:‘演不得，陳銓是文化特務，他們要演隨他們，你不能演!’”［12］(192-193)1986年，徐志福在北京拜訪陽翰笙時，問及此事。他說:“白楊是位好演員，一貫聽黨的話，她確實拒演《野玫瑰》。陳銓是我早年同學，是‘戰國策派’骨干，這些我是知道的。但他不是特務，他連國民黨都沒加入，這些周公(恩來)也知道?！兑懊倒濉费莩?，我和恩來都去看過，覺得內容上不大好，特別是漢奸王立民的大段反動直白，會起反作用。至于說到陳銓，自然是爭取對象。他后調中國電影制片廠，要見我，我去廠里看他。解放后，我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上面轉來南京大學外調他的材料，我們出了證明，他除參加‘戰國策派’寫寫文章和劇本外，沒有其他問題，屬于內部矛盾?！保?3］據陽翰笙日記，1942年9月30日，陽翰笙去中國電影制片廠，與副廠長王瑞麟商量拍攝電影《日本間諜》事，和陳銓有過一晤:

陳銓住在老瑞隔壁，聽我來，他托村人(楊村人，著名導演)來說，想看看我。我連忙過去看他。

整整的有二十多年不見了，回想當年在省一中(按:四川省立第一中學)同學的時候，他還是一個美少年呢，現在身體微胖，也多少有點兒老了。［5］(77)

三、《野玫瑰》與國民黨當局

《野玫瑰》在重慶的籌演，就國民黨一方而言，從未見使用“強硬手段”插手排、演之事。公演后，張治中、張道藩等也曾觀演。陳銓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被執政的國民黨看中、欣賞，此后便連連出手。先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特意接見了陳銓;后是國民政府的宣傳部部長朱家驊在重慶宴請陳銓和西南聯大的蔣夢麟、梅貽琦兩位校長。演出結束不到一月，在1942年4月17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年度學術獎，由賀麟、陳銓兩位教授向教育部部長陳立夫推薦，《野玫瑰》獲三等獎，得此獎的還有曹禺的《北京人》。兩劇演出后都遭到批評，前者與抗日有關，卻被批成“漢奸文學”，“為國民黨涂脂抹粉”;后者與抗日無關，又被批成“脫離抗戰現實”。

據相關史料記載，當時國民黨黨政軍各系統都大力推廣演出，特別是張治中，號召三青團在各大中學校推廣、組織、演出最為賣力，甚至有反對演出《野玫瑰》的學生遭到特務的攻擊。［3］(99)然而，來自左翼的攻擊，使國民黨感到壓力，并作出相應的反擊。延安《解放日報》1942年6月28日報道:“日前在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及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聯合招待戲劇界同人茶會上，劇界同人再度提出嚴重抗議。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首稱:審議會獎勵《野玫瑰》乃‘投票’結果，給以‘三等獎’自非認為‘最佳者’，不過‘聊示提倡’而已。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張道藩對該劇獲獎表示兩可態度，但稱‘抗議是不對的，只能批評’。最后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主任潘公展則說:《野玫瑰》不惟不應禁演，反應提倡;倒是《屈原》劇本‘成問題’，這時候不應該‘鼓吹爆炸’云云?！兑懊倒濉番F在后方仍到處上演?！保?］(352)張道藩就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1942.12.07—1943.10.04)后，繼續組織《野玫瑰》在各地演出，并組織人馬將《野玫瑰》拍成電影。后由秦怡丈夫陳天國改編，取名《天字第一號》，在全國各地放映。雖然蘇怡、施超、秦怡劇組因左翼批評，在演完16場后罷演，但不久，中國電影制片廠廠長吳樹勛(原胡宗南戰區的政治部主任)“竟認為越是被譴責的戲，越有觀眾，沒有人任導演，他親自出馬拍導。劉琦飾夏艷華，汪雨飾王立民，于1943年以后繼續在重慶等地上演”［14］。據孔劉輝《＜野玫瑰＞上演的前后》一文記載:“1943年11月，由‘中制’的‘中國萬歲劇團’以募教育基金名義公演，地點仍為抗建堂，演員有錢千里、張輝鳳、劉琦、陳天國等。演出始于11月11日，《大公報》、《中央日報》皆刊出了廣告，演出的結束時間為11月28日?！瓐鰣隹蜐M。從演出場次看，比前次更多，也就意味著觀眾更多，影響更廣。奇怪的是……也很難在當時報刊上找到專門的批判文章?！保?5］(103)應該說，左翼對《野玫瑰》的大規模批判，至此已經偃旗息鼓。

《野玫瑰》給陳銓的人生也帶來極大的改變。1942年8月，陳銓離開西南聯大，任重慶中央政治學校英文教授，兼任中國電影制片廠編導委員，負責審查電影劇本及編導話劇。同時擔任重慶正中書局總編輯，以及青年書店總編輯，主編《民族文學》，達到個人生涯的輝煌頂端。

需要辯白的是，陳西瀅在《文史雜志》發表《評＜野玫瑰＞》，常被文學史家斷章取義視為對《野玫瑰》的吹捧?？箲鹨詠?，漢奸戲、間諜戲比比皆是，卻存在一個共同的弊病，那就是“把漢奸寫得太膿包”，出現公式化、概念化、臉譜化、漫畫化的傾向。這實際上是“抗戰八股”的一種表現。然而陳銓筆下的王立民，并不是一個膿包，而是一個“意志堅強、不恤人言、獨行其是的角色”，雖然他的行為在別人眼中“大錯而特錯”。對女兒的真愛，顯示出他的“可取之處”。這是一個具有多重性格的立體形象，并非一個平面的人物。作為對手的夏艷華，“她的才力超人一等”。在這里，陳西瀅看出陳銓的哲學背景:“這樣的一個女人似乎不是血做的、肉做的，也只有尼采式的超人才做得到?！敝劣谕醢?，則是“一個極有意思的角色”。從創作的影響因素來說，“有些像從蕭伯納的戲劇中走出來的人物”。但陳西瀅并沒有一味叫好，至少指出它所存在的兩點缺陷:其一，王立民一旦與夏艷華有了面對面的交鋒，便立即顯得智窮才竭，近乎膿包，與前面的王立民判若兩人，這是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失敗。其二，“只是在王立民家中，有了夏艷華這樣的人才，再要重床疊架地來兩個間諜，誰不知道誰是誰，在劇情的發展上雖然有趣味，卻未免有些近于趣劇了。這是這個劇本中的最大矛盾。這個戲劇的骨干是悲劇，而作者的手法卻常常是喜劇”?？傮w評價是:“雖然有了兩三個不平常的角色和引人入勝的片段，全劇講來，卻不免給人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保?6］(179-181)陳西瀅的評論，基本上是從藝術角度上的剖析和鑒賞，兼之學養深厚，頗能一語中的。自與魯迅交惡以后，陳西瀅差不多已成為左翼文人的公敵，此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常被橫加指責，甚至蒙受不白之冤?？v觀全篇，很難看出其中潛藏的政治傾向。陳西瀅的評論在發表時間上也是眾說紛紜?！稇騽〉牧α俊貞c抗戰戲劇評論選集》(申列榮、石曼主編)標為1941年1月《文史雜志》第2卷第3期?！吨袊F代文學論爭史》(劉炎生著)與之相同。如此，則當在重慶公演之前，“《野玫瑰》風波”尚未起于青萍之末。但《野玫瑰》的發表，卻自1941年1月起，連載于《文史雜志》半月刊第1卷第6、7、8期，即《野玫瑰》尚未公開問世，陳西瀅便捷足先登，以“預言”的形式作出評價，顯然不可思議。季進、曾一果則把此文的發表時間挪移到1942年［10］(98-99)，刊期都是第2卷第3期，題目卻是《＜野玫瑰＞書評》，稱贊“把漢奸寫成一個有才智的人，而且有他的人生觀，還有舐犢之情，較為新鮮，也只有如此才能更襯托出主人公夏艷華的高大形象”。徐志福的行文一模一樣。但與《評＜野玫瑰＞》相比核，并無這段引文，有可能來自別人的轉述。不過，時間定在1942年，較為可信。只有這樣，才能把陳西瀅的評論植入國民黨當局的系列舉措之中。這一誤植，利用陳西瀅的文學史形象，強化了《野玫瑰》的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傾向性。一般論者也把陳西瀅納入《野玫瑰》的辯護者而將陳文視為辯護詞，以左翼批評的對立面出現。［17］(513-514)

四、“《野玫瑰》風波”的實質

《野玫瑰》從轟轟烈烈的上演到演員突如其來的罷演，《新華日報》從熱情的推出到嚴厲的批評，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的一個月內，其轟動效應堪稱史無前例?！啊兑懊倒濉凤L波”實質上是在獨特的時代語境下上演的一部政治話劇。

皖南事變之后，國共合作出現了嚴重裂痕，在文化界的爭議也日益擴大。兩派政治勢力都試圖爭取更多的文化領導權，各自按不同意識形態，為我所用去評價作品，政治取舍的敏銳度異常強烈，雙方論爭時都帶有國共斗爭的傾向。作為時代性、政治性很濃的《野玫瑰》，演出后立即觸動關系緊張的國共雙方一些人的政治神經。他們各自品出了劇中三昧，并根據自己的立場對該劇作出詮釋。于是，圍繞《野玫瑰》展開一場政治、文化的較量，可謂兩軍對壘，各執一端。

首先，陳銓的理論主張與創作理念與國民黨的文藝主張不謀而合。國共第二次合作一開始，無論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立，還是第三廳的組建，國民黨都力圖貫徹“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方針?？箲疬M入相持階段，國民黨高層明顯意識到文藝界大權旁落，失去了控制。特別是戲劇界，演出的劇目大部分出自左翼劇作家之手。皖南事變后成立的中華劇藝社異?；钴S，可以從政府控制的“中電”、“中制”等任意抽人演出。國民黨上層希望通過對文藝的管理和統制，拒絕價值分歧，提升文藝界人士和公眾對“國家”的認同;而在當時的語境中，“國家”的具象是執政的國民黨?！兑懊倒濉窂娬{民族意識，強調國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意蘊，客觀上與國民黨政府的文藝政策高度合拍。劇中宣揚國軍特工鋤奸抗日，鼓吹“軍事至上，勝利第一”，甚至出現“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臺詞，這讓皖南事變后飽受“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譴責的國民黨若獲至寶。［3］(96-97)1942年5月13日，陳銓發表《民族文學運動》，再次強調:我們應該萬眾一心，服從于這個民族意識和政治集團。如果“全國民眾意見分歧，沒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人物、中心的政治力量來推動一切，團結一切，這是文學的末路，也是民族的末路”［18］。9月1日，時值批判陳銓最為激烈之際，張道藩以教育部次長的身份，在《文化先鋒》上發表《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提出“六不”和“五要”的主張?！拔逡逼渲斜阌?“要創造我們的民族文藝”，“要以民族的立場來寫作”;而“六不”則有:“不專寫社會的黑暗”，“不挑撥階級的仇恨”。分開來看，各有所指。前者是對《野玫瑰》的再次肯定，后者卻是針對《屈原》而言。9月23日，陳銓應邀在重慶文化會堂發表《民族文學運動試論》的長篇演講，全面闡述“民族文學運動”的幾個原則，特別強調“民族文學運動應當培養民族意識，民族意識是民族文學的根基”。10月，該文發表在《文化先鋒》第1卷第9期。重構民族意識、重構中心政治力量論的提出，在日益強化一黨專制的國統區，無疑起到輿論助力的作用。

然而，在左翼政治文化人看來，這些理論是為國民政府效命，它嚴重抹殺了人民和階級在民族文學運動中的作用和價值。左翼對《野玫瑰》展開的大批判，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許多批判者把《野玫瑰》當作“戰國派”的文藝作品，認為它“宣揚戰國派理論”，“宣揚尼采哲學、法西斯思想”。除顏翰彤之外，演員鳳子也曾回憶:“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后，重慶文化人一部分被安排撤退，我被派去香港，經昆明時，陳銓找我演《野玫瑰》，我當即拒絕了。我對戰國派的人是有看法的?！毕难茉?0世紀80年代仍強調“劇本作者是當時戰國派的”，陽翰笙也說“分析《野玫瑰》要聯系‘戰國派’”。［16］(449)對《野玫瑰》的批判，可視為對“戰國派”批判的延續。其次，《野玫瑰》遭到批判的一個要點是“美化漢奸”。在《糖衣毒藥》一文中，方紀振振有詞地說:“抗戰以來對漢奸的看法已一致地認為是沒有靈魂的傀儡，日本人的木偶玩具而已。但是在《野玫瑰》里作者卻付給漢奸那樣意志堅如鐵石的靈魂，而且那種堅強的意志并不受牽制，沒被操縱，任性所欲地貫徹著?！保?6］(187)其中暗含者這樣一條限定:反面人物不能寫得有特色有個性，一旦背離，就會被斥為“美化”，從而淪為“異端”。第三，批判《野玫瑰》的另一個要點，是譴責其“歌頌”或“美化”特務?！疤貏瘴膶W的作者”便是何其芳加給陳銓的惡謚。因為寫了特工，作品就成為“特務文學”，作家就成為“特務作家”，這在邏輯上，自然荒誕不經。后來，茅盾在《八年來文藝工作的成果及傾向》中指出:“也還有一種表面上與抗戰‘有關’，而實則是有害的作品，這就是夸張‘特工’的作用而又穿插桃色糾紛的東西。理論上，在淪陷區作‘特工’——對敵的各種工作，如組織地下活動，搜羅情報，破壞敵人機構等等——的人物及其活動，亦未始不可描寫;但應當從有民眾掩護、民眾組織的背景上去寫‘特工’，也只有這樣的‘特工’才不是牛鬼蛇神的兩面人，才有意義?？墒俏覀兯姷倪@一類作品卻并不如此?！保?9］從這里的批判，可以看見“題材決定論”和“創作公式化”的萌芽，以及其中內蘊的力量。

對于這場政治爭辯，劇作家陳銓本人表現出不滿和不屑的態度。1942年，重慶《新蜀報》發表《＜野玫瑰＞自辯》，盡管署名是“林少夫”，從文章的語氣和內容來推斷，當是陳銓的化名。針對有關的批評，作者反詰到:“也許在他們的創作公式中，所謂漢奸應永遠是曹操式的人物罷(即是有個一定的臉譜)?觀眾一看則想跳上臺去殺掉他或大喊‘打倒漢奸’，但那種擊鼓罵曹式的膚淺的發泄，現在已經不再需要了，我們應該尋出漢奸的最基本的病癥，而對癥下藥?！保?0］此時的陳銓尚有“自辯”的自由，但不久的將來，當這種自由失去后，“自辯”變成了“自我檢討”。

批判《野玫瑰》烙下的歷史傷痕，根深蒂固地粘附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建構上。其影響所致，如徐志福所言:一是將現當代文學史從屬于“革命史傳統教育”的狀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學科，這一正當性愿望還沒完全實現;二是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范型，從新民主主義轉化到現代性，這一正常狀態還遠沒有完成。［3］(128)

［1］ 重慶抗戰文藝運動大事記［M］.重慶出版社，1990.

［2］ 吳宓.吳宓日記(Ⅷ)［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3］ 徐志福.抗日“救亡”運動中的陳銓［M］.巴蜀書社，2009.

［4］ 張穎.走在西花廳的小路上——憶在恩來同志領導下工作的日子［M］.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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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M］.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

［8］ 秦怡:一個電影明星的凄美人生［N］.杭州日報，2006-01-03.

［9］ 秦怡.跑龍套［M］.學林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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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陽翰笙訪談錄［A］.陽翰笙研究［C］.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

［14］ 陳蘭蓀.我所知道的“中制”和“中電”兩大電影制片廠［A］.抗戰時期西南的文化事業［C］.成都出版社，1990.

［15］ 孔劉輝.《野玫瑰》上演的前后［J］.新文學史料，2009，(2).

［16］ 申列榮，石曼.戲劇的力量——重慶抗戰戲劇評論選集［C］.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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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陳銓.民族文學運動［N］.大公報·戰國副刊，1942-05-13.

［19］ 茅盾.八年來文藝工作的成果及傾向［J］.文聯，創刊號(1946年1月5日).

［20］ 林少夫.《野玫瑰》自辯［N］.新蜀報，1942-07-02.

The Struggle Between KMT and CCP Under the Context of Sino-Japanese War: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vent of Wild Rose

Xiong Feiyu
(Research Center of Sino-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Chongqing，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time，Chongqing left-wing cultural circle launched an intense struggle against the Kuomintang culture authority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award-winning of Wild Rose by Chen Quan.Essentially，the event of Wild Rose was a political drama which performed under the unique time context.However，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data，the critique of Wild Rose wasn’t organized and mobilized directly by the South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Up to now，it is necessary to pass through the confusion of ideology and reexamine it.

the event of Wild Rose;the South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Kuomintang authority;the central point at issue

I206.6

A

1673－0429(2011)04－0063－08

2011－03－30

熊飛宇(1974—)，男，四川省南江縣人，文學博士，重慶師范大學重慶市抗戰文史研究基地、重慶圖書館中國大后方抗戰歷史文獻中心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重慶抗戰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