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語言學的整合發展趨勢

張榮建

(重慶師范大學 現代英語與教師教育研究基地，重慶 400047)

社會語言學的整合發展趨勢

張榮建

(重慶師范大學 現代英語與教師教育研究基地，重慶 400047)

當代社會變化和現實的需求，以及社會理論的發展，促成了社會語言學整合發展趨勢，包括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和語言學等學科整合，形成了變異社會語言學、交往社會語言學、交際民族志、會話分析、符號交往、語言社會學等分支的發展，在語言結構、社會交往和文化意識等領域的研究得到了深入。整合受到當代社會理論的影響，也對當代社會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

社會語言學;整合;新研究領域;新學科

從上世紀60年代起，社會語言學就是在語言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學科整合與分離、理論整合與分解中發展的。促進社會語言學知識增長的學科整合形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論概念、學派爭鳴與借鑒，以及跨學科新領域的形成。［1］(13)當代社會變化和現實的需求，社會理論的發展，是社會語言學整合發展趨勢的根本動因。因此，在當代社會理論的影響下，社會語言學繼續了新學科的整合并形成新研究領域的發展趨勢。

一、社會語言學的學科整合

在社會語言學近50年的發展中，其關注對象是語言、社會和文化的相互關系，而語言是社會和文化研究的中心，在跨學科研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和語言學。Hymes最初在1964提出“語言人類學”(linguistic anthropology)術語，后來，為與術語“人類語言學”(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區別，他又于1974年提出術語“社會語言學”，表示是語言學和人類學整合的學科。［2］(401)“社會語言學”從其誕生起就綜合了各個相關的研究領域，是各相關學科密切聯系的結果。

(一)社會語言學與方言學的整合

19世紀的歐洲方言學研究重點是言語共同體、地區和人口的邊界和差異。研究者記錄方言的來源，確定當地言語共同體。20世紀前半期，方言學通過研究語音變化模式來記錄人口遷移和語言實踐變化。Uriel Weinreich研究雙語和多語接觸帶來的語言結構變化。受其影響，美國學者Labov將定量方法和方言學分析方法結合，關注日常會話的實證模式，將田野傳統融合到日常會話的風格轉換研究和對數據的語言綜合分析中，用田野方法研究當地社區的語言特征，使變異社會語言學在美國成為主流。其他學者，如Eckert繼承了該傳統，強調只有通過當地共同體才能理解語言變量的有規則的指示價值。

(二)社會語言學與交際民族志的整合

20世紀的美國語言學受到人類學對文化差異研究的影響，在語言、文化和社會的田野研究基礎上發展了交際民族志。Hymes最初使用“說話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后來擴展為“交際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交際民族志研究語言在話語事件中的功能，而非言語共同體的文化規范(norm)和語言結構的關系。交際民族志認為，文化根本上是由會話構成的交際現象，通過參與和觀察獨特文化的話語事件來研究文化的作用。

交際民族志促進了民族志田野方法和比較語言分析的結合，并以話語事件作為研究的中介。研究從言語共同體擴展到言語事件或話語分析，關注實際的話語和話語行為。交際民族志進行了大量與文化假設和話語事件結構相關的研究:“參與者是誰?涉及什么話題?參與受到什么社會規范管轄?”［3］(536)社會語言學借助民族志方法來觀察和揭示文化假設，在會話分析中研究會話參與者的交往，關注會話交往的結構，重點是“語言交流內容，和關于內容的元語用或指示信息”［3］(537)。研究社會活動如何通過語言交往實現，如民族種族身份的協商、語言意識修正模式的交往表現。

(三)社會語言學與社會學的整合

二戰后，社會急劇變化，包括社會物質和精神層面的重建和社會變革的需求，因此，社會學研究受到問題驅動，研究如人口流動、后工業化社區振興、教育公平、文化傳播，乃至語言在文化傳播、社會秩序和社會分層中的重要作用等問題。上世紀60和70年代，社會語言學討論階級分層，都市社會族群共同體的多樣化和描述語言多種變體狀況。當代社會語言學則質疑將語言變體作為語言描述的變量的有效性，認為，所謂標準變體是一理想化概念，不符合任何特定說話人的實際用法。標準的構成和對語言的描述不是根據語言實踐進行的，而是根據一種錯誤的語言意識進行的，這種語言意識認為標準語言是某一領土范圍(通常表單一國家)內居住的人所使用的語言。例如，社會語言學曾通過語庫概念來解釋語言多樣化和普遍的多語現象，解釋言語共同體成員的所有言語資源。［4］但是，這種觀點強調的是社會的整體性和單一性，將言語共同體的話語看作是有界的、內部整合的單位，所以與話語實踐是相悖的。

因此，社會語言學采用了語言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反思社會理論，強調語言和文化研究，在分析當代語言和社會的關系中，從共同體研究轉向建構主義范式，通過話語分析和交往分析，分析說話人處理社會變化問題的機制，即身份認同，因其“涉及需不斷確保自我既是體制認可的實體成員，同時也不斷建構作為個體的自己”［3］(539)。在社會變化背景中，人們在不同情景下使用不同話語風格，以指示一個身份。話語風格具有社會屬性，成為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點。早期社會語言學強調社會階層在影響語言威望和權勢中的作用，現在，話語風格被看作是自我定位的資源，而非被某種結構約束的標記。

社會語言學還根據語言社會學研究的宏觀分析和方言學的語言地理研究，探討包括后殖民時代和社會政治全球化變化過程中的語言問題。因此，社會因素的變化導致了社會語言學和社會學聯姻，以探索語言意識，解釋變異社會語言學中的語言變化過程。

榜單上的400位企業家中面臨高質押風險的還有東方園林大股東何巧女夫婦、上海萊士的股東鄭躍文、康美藥業的馬興田等。

今天，社會語言學面臨各種新的社會變化:全球化、反恐戰爭、新技術、文化的市場化，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也隨之而變化，語言分析和社會研究相互促進，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對語言作為社會和文化過程中有機部分作出合理的理論解釋。作為跨學科研究的社會語言學，其基礎是語言、文化和社會的關系，在多學科整合的基礎上，將當地共同體作為語言使用場所，以田野工作方法獲取新信息。

二、新領域和新學科的發展

(一)新研究領域的產生

在學科和方法整合的過程中，社會語言學的新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應運而生，如變異社會語言學、交往社會語言學、交際民族志、會話分析、符號交往、語言社會學和批評話語分析，通過方法的整合研究語言結構、社會交往和文化意識，通過話語變異和社會結構的民族志研究進行會話分析。

批評話語分析揭示語篇中的意識形態特別是權力關系的蘊涵，繼承了西方社會科學的批判傳統。它對大眾媒體語篇中隱含的意識形態和權力支配保持著特別的敏感，同時也從語言學理論特別是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法中借鑒了對于語言進行具體分析的操作技術，將社會分析植根于對語言的細致具體的分析中。［1］(17)

在全球化過程中，英語作為現代性的“標記”，成為伴隨全球化的跨國資本。英語在民族國家語言政策中的地位，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使用，在跨國和國家及地區的公司中，在科技、媒體和廣告中的使用，也成為新的研究領域。例如，社會語言學從語言、民族和民族主義思潮的宏觀層面研究英語的地位，從應用語言學角度研究英語在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及英語作為外語和二語教學的作用。社會語言學家認為英語的擴展和變化是語言霸權的國際工具，但也有些社會語言學家認為是因地域有別而出現世界“各體英語”。前者忽略了關注那些反對或無興趣于英語全球應用的社區，后者則將英語看作是與國家邊界相關，脫離社會政治，僅具有結構和功能的實體，因此，難以區別一國內不同的和對立的英語變體的具體化，從而缺乏對語言所承載的社會權勢和政治象征的解釋。

社會語言學也強調對語言使用者自己作為主體在全球化中理解和使用語言的描述，強調全球化和當代化的關系，全球化如何被當地語境調節或改變。例如，研究媒體廣告中是如何使英語和非英語混合，使商品有吸引力;研究“嘻哈”的英語變體，強調英語的“全球和地方混合”特征(glocal nature)，以解釋英語的變體形式成為混合的和跨國認同的標記。英語全球形式的使用“不僅作為現代性或傳統的指示，而更重要的，是種族的，性別的，階層的和性的主體性，它們構成了現代性和傳統”［2］(419)。

在語言與性別研究中，按照傳統觀點，社會變量決定語言變量，所以，男女的語言差異特征是因為屬于某個性別群體。但在社會建構主義影響下，社會語言學認為，語言與社會因素不再是先在的、相互獨立的、具有線性的因果關系，而被視為相互建構的。因此，性別身份影響語言的使用，但語言的使用本身也是塑造身份(doing gender)的過程。［1］(17)

(二)新學科的產生

在對關注語言、社會和文化研究不同學科的整合中，理論和方法也出現共性。例如，語言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通過話語事件和交往實踐來解釋文化，社會語言學通過社會信息來闡述語言結構、變異和變化，主要關注語言和社會的定量研究。而兩者都關注話語分析。以當代語言從社會和文化研究的兩個路徑為例:一個關注社會交往中認同的語言建構，另一個關注說話人個體和社會結構和過程之間的關系。它們質疑社會語言學傳統上將“外部變量”看作是靜止的觀點，研究語言使用的全球化這一動態過程。這種跨學科趨勢表明了語言、文化和社會研究的學科綜合的成熟。因此，Bucholtz提出了“社會文化語言學”(sociocultural linguistics)，以突出社會和文化的作用。［2］(404)

社會文化語言學通過大規模定量分析、微觀層面定性方法，如民族志、話語分析、交往分析等方法，關注語言的實證研究如何對社會和文化過程進行解釋，其研究對象包括語言結構、功能和分布，影響語言使用的社會、文化和政治過程，社會語言學和社會文化過程發揮作用的層面。社會文化語言學也關注人文和社科理論，包括實踐、行為、指示、認同、意識、事件、作用、立場、活動和表現，使用這些理論從新角度研究問題。例如，批評話語分析主要關注書面語篇和煤體，書面語篇和煤體成為語言表現和語言意識的重要來源。同樣，機構話語(institutional discourse)和以行為為基礎的話語事件也成為研究對象。上述體裁不是將話語類型從使用背景中提取出來研究，而是定位于當地的活動系統。

社會文化語言學研究人類語言和交際活動，包括語言形式在話語中的功能和變化，用新的方法研究傳統題目如語言接觸、語碼轉換、多語、語言轉換、瀕危和復興，或研究新的題目如語體和語體化(style and stylization)、語言意識和態度、元語言學。另外，意識、性別、種族和族群等也受到重視。這些都表明，社會文化語言學的出現和研究動向是全球社會政治的問題所驅動的。

社會文化語言學最重要的特征是各學科和研究范式的整合，如會話分析、語言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定量社會語言學等。它不僅關注語言意識和社會結構的關系，也研究語言形式、語言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文化解讀，及對社會階層和社會認同方式的影響，也研究這些解讀對語音變化的影響。如Woolard通過研究某些社會變量在特定時期作為特定社會語言學符號出現，分析了語音變化的原因。［5］(432-452)他認為，強調某些語音的某些成分，是因其調節社會關系中的凸顯性，這些語用凸顯成分提供了語音變化的動機。這樣，她將人類學的語言意識理論和變異社會語言學的語音變化結合，提出創新的社會結構解釋。Eckert根據指示性觀點，認為反映說話人社會身份的變量是構建在意識相關的意義的“指示領域”，該領域是流動和變化的，變量可在當地環境的使用中因特定目的而激活。［6］(453-476)Sidnell結合會話分析和語言人類學，使用當地環境的概念研究交往的普遍結構特征，如他人發起的修正。［7］(477-503)他認為，社會交往的結構不是預設的社會范疇的反映，也不是意識和社會結構的反映，而是受到“鑲嵌”其中的當地條件的影響。Heller討論了民族國家的語言、社區和認同［8］(504-524)，認為在全球化的經濟和資本流動影響下，語言被商品化，語言不是被約束的，身份認同不是穩定的，社區不是一致的。

社會文化語言學還關注被忽視的、隱含的和非官方的語言使用，研究語言是如何被鑲嵌在社會、文化和交往過程中的。Bucholtz認為，社會文化語言學的學科整合應在下列理論、方法和問題上達到共識:結合語言人類學的民族志傳統和民族志方法對會話分析的敏感性，更強調參與者而非分析者;結合定量社會語言學和會話分析分析工具;結合批評話語分析對語篇和媒體的關注，以補充口語交往分析;結合對話語內容的社會文化關注和話語結構的語言學關注;對社會理論的關注，特別是語言人類學，批評話語分析，語言、性別研究;結合應用語言學對實際問題的關注，社會語言學和語言人類學等學科對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的研究。［2］(423)

(三)概念的新整合

在學科整合背景中，社會語言學的傳統概念發生變化，如階層、種族、性別等社會變量曾被認為是先在的和獨立的，而根據社會建構主義觀點，對人類活動中語用意義的研究，必須關注意義的當地創造和語言形式的當地創造模式的意義，并使用民族志方法來確定可能的解釋性變量。不能因為將某人歸入例如亞裔、女性或醫生等社會范疇，這些宏觀的社會變量就必然與特定交往相關，僅在參與者將這些社會變量與特定交往相聯系時，這些社會變量才是相關的分析工具。一些社會語言學的概念在建構思想的影響下得到修正和發展，例如“言語共同體”正在與“實踐共同體”的概念結合，關注實際語言活動，而不再拘限于某種語言能力的刻板疆界。［1］(17)

語言意識是社會文化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點，它關注語言意識和社會關系及語言形式的關系。對于語言意識的理解不僅有助于理解社會生活和人們語言交往的全部意義，還能夠理解語言結構本身的變化。Eckert的研究表明，說話人通過有意識使用特定語言形式，如元音讀音來強調特定社區成員的身份，這表明說話人的語言風格可以是“個體的多重社會角色的編織，及不同社區的成員資格的要求”［9］。Milroy根據Silverstein指示性觀點和傳統的內部語言和外部社會動機來討論語音變化，認為是外部社會力量導致內部語言變化。［10］(161-177)她也認為，社會變量不是普遍的，是因地而異并受意識驅使的，例如職業和種族，如果變動和社會無關，其語言指示作為變化的驅動器作用也消失。她以Labov的Martha’s Vineyard為例，島嶼居民和大陸居民的差異在40年后因經濟變化而失去社會意義，社會驅動的語音央化現象也消失了。

社會語言學在語言、社會和文化研究中，與相關學科在學科、理論和方法上開始整合。社會語言學的變化首先表現在關注當代社會變化，研究“誰生產了什么話語，是如何生產的，為什么生產，有什么效果”［8］(518)，研究社會生活方式的移動性、多樣性和主體性。其次，社會語言學關注交際在當代生產中的中心地位，認為交際受到人類此時此地的生活經驗的影響，同時也影響這些經驗。社會語言學當前和未來的發展趨勢，一方面是“語言”與“社會”在社會建構主義觀照下的“超學科”整合創新，一方面是基本概念和研究問題在后現代主義的解構性挑戰中獲得多元發展空間。［1］(13)

［1］ 高一虹.社會語言學研究:作為知識增長點的“整合”［J］.中國外語，2009，(3).

［2］ Bucholtz，Mary and Kira Hall，All of the above:New coalitions in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s［J］.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2008，(4).

［3］ Gumperz，John J.and Jenny Cook-Gumperz，Studying language，culture，and society:sociolinguistics or linguistic anthropology?［J］.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2008，(4).

［4］ Gumperz，John J.Language and Social Groups［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P.1971.

［5］ Woolard，Kathryn A.Why dat now?:linguistic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explanation of sociolinguistic icons and change［J］.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2008，(4).

［6］ Eckert，Penelope.Variation and the indexical field［J］.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2008，(4).

［7］ Sidnell，Jack.Alternate and complementary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The organization of repair in two Caribbean communities［J］.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2008，(4).

［8］ Heeler，Monica.Language and the nation-state:challenges to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J］.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2008，(4).

［9］ Eckert，Penelope.Language Variation as Social Practice: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Belten High［M］.Malden.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ing，2000.

［10］ Milroy，Lesley.Language ideologies and linguistic change［A］.In Carmen Fought(ed.)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Critical Reflections［C］.Oxford，U.K.:Oxford UP.2004.

The Integrational Trend of Sociolinguistics

Zhang Rongjian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Teachers’Development Research，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It is such factors as social change，social reality，social theory that help the Integration of sociolinguistics with other disciplines like anthropology，sociology，psychology，and linguistics in further developing the sub-disciplines like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conversation analysis，symbolic interactionism，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and in further study of linguistic forms，social interaction，and cultural ideology.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is shaped by and also shapes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ies.

sociolinguistics;integration;new research area;new discipline

H0

A

1673—0429(2011)04—0071—05

2011－06－09

張榮建(1953—)，男，重慶師范大學現代英語與教師教育研究基地，教授。

重慶市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編號:0832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