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滿族小說的普世價值關懷

關紀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當代滿族小說的普世價值關懷

關紀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民族的文學藝術，既貴于個性張揚，又離不開普世價值的恪守。滿族作家在充滿情感地狀寫本民族題材的同時，也通過作品極大地弘揚著時代的普世價值，并取得了世間公認的成就。該民族的作家文學長期養成了高度包容的性格，不愿收縮自己一向擁有的外向型視野。行進在世紀旅途的滿族作家，因應于這樣一個前所未覯的鏗鏘時代，精神意識領受著人類優秀思想的洗禮，更樂于以開放的文化胸懷、進取的人生眼光，全方位地觀察發現生活，將融會著現代理念的藝術思考，注入筆端。

當代;滿族;小說;普世價值

民族的文學藝術，既貴于個性張揚，又離不開普世價值的恪守。在20至21世紀文學的過渡時段，這種關系尤其被強調。

滿族的書面文學是個性豐沛的族別文學。同時，滿族書面文學從其萌芽狀態起，就不僅不排斥而且相當理性地認定了要包容八方族群乃至人類精神文化的普世性價值。

與國內一些少數民族的書面文學有所不同，滿族的作品書寫濫觴于自身投入中原的歷史舉動中，隨后蔚成滿族文學洪波的漢文創作形式，更是這個文化后進民族跨進中原文化腹地的確切注腳。在中華民族漸趨形成的歷史背景下，滿族的文化及文學，注定帶有中國大文化一定的烙印。滿族書面文學歷來不缺少與國內兄弟民族會通互讀的質素和機制。

20世紀的中國國門時慢時快終于敞開。東西方文化原本鮮明的邊界氤氳模糊開來，翻越國別的跨文化交流互動成為必然。世人猛然體驗到，自己已為人類信息化的宏闊版圖所接納、吞沒，再也做不成隔絕于外部時空的“桃花源中人”。

中外各個民族文化與文學互通有無的時代，來了。

昔日較長時間，滿民族在文學和文化上頭，感覺有些尷尬和缺理。他們的文學因為用漢文字書寫，被世間不留情面地說成是沒了特征，更兼歷史原因造成滿族作者不能明示作品的民族性質，一個民族的文學便被輕而易舉地稱作是“漢化了”的文學。

而今，滿族贏得跟別民族一樣痛痛快快狀寫自身存在的文化語境。不過，滿族書面文學卻肯定不會齊步走回專意書寫滿族自身的窠臼。滿族作家文學長期養成了高度包容的性格，不愿收縮自己一向擁有的外向型視野。行進在世紀旅途的滿族作家，因應于這樣一個前所未覯的鏗鏘時代，精神意識領受著人類優秀思想的洗禮，更樂于以開放的文化胸懷、進取的人生眼光，全方位地觀察發現生活，將融會著現代理念的藝術思考，注入筆端。

當代中國，處在瞬息得見巨大變遷的過程，處在千年古國向現代文明的匆匆走行路上。光明在望，難題叢生，觀念傾覆，氣象萬千……除了現實生存在尋求各民族作家來盤詰和敘寫，古今中外亦不知有多少題材有待作家們開掘。

由中國文學“新時期”始，至本文撰寫時刻的三十多年間，是滿族文學把握時機，在中國文學總體猶可的大環境下勇猛前行的難忘歲月。數百上千位的滿族文學作者，通力撐起了世紀之交本民族文學書寫的湛湛天際，滿族的族別文學再次顯示出它在中華多民族文學若干領域的標桿作用。

小說寫作，是滿族的傳統強項，滿族文學的世紀之旅將此榮譽發揚光大。

趙玫，是一位才情橫溢、個性醒目的女作家、大手筆，1982年起發表作品，已有逾30部文學制作接續面世，其中多為長篇小說或小說集。

早期，她追求先鋒派小說的寫作樣式，中篇小說《河東寨》等不但觀念前衛，在語言表述等形式打理上面，也主動模擬歐式長句來加以鋪張。

而中近期的書寫，則分明帶有女性主義的敘事征候，顯現著以女性為經驗主體、思維主體、審美主體和言說主體的書寫特征，并把通過摹寫女性命運、女性情感，向男權社會話語發動質疑與挑戰，作為自己基本的言說使命。趙玫的6部長篇小說，即“女性三部曲”《世紀末的情人》、《我們家族的女人》、《天國的戀人》，以及“唐宮女性三部曲”《武則天》、《高陽公主》、《上官婉兒》，是她在文壇內外被人們經常談到的女性主義書寫的典范之作。

她筆下的現代女性，多葆有雅致的文化精神與優異的人格魅力，自尊自愛并且自信，更不乏自強不息的現代人文理想，有著不屈不撓向命運抗爭的意志跟勇氣。身為滿族作家，趙玫透過對自我家族一干女人生存真情的追憶，獲得過一番切實感觸:“在生命中的一個必然的時刻，我像悟出了天機般悟出了滿族女人的命運。差不多所有的皇家格格，無論她們怎樣的高貴，驕矜，頤指氣使，甚至萬人之上，到頭來，都不會有完好的命運?；蛘?，一生不幸于無聲無息的民間;或者，剛烈地為愛心而死;也或者，像慈禧般遭世世代代的唾罵?！保?］滿族女性及其生命狀態，歷來為世間關注與議論，見仁見智，“橫看成嶺側成峰”，是很自然的。趙玫的個人真知，緣于對家族史和民族史的獨到體認，她在《我們家族的女人》這部有其原型依據的長篇創作中，情意宛然地講述了一組感傷故事，推出了一個特定的思想主題:“愛是永恒的忍耐?！?/p>

趙玫撰寫的“唐宮女性三部曲”，和一般讀者慣常接觸的歷史題材小說大為不同，它并不在摹擬唐代歷史風云、政治事變和朝野習俗之類地方耗費筆墨，而是著力瞄準小說塑造的女主人公們——武則天、高陽公主和上官婉兒——三者作為女性個體的身世際逢，探查其深層面的命運真諦。從這個角度來說，女作家之歷史敘事，實乃“借古人酒杯澆今人塊壘”的智慧選擇。華夏古國許久以來，女人常常只被視為一介“罪過”的肉身，一切權利均被男性及男性秩序所無情剝奪，她們沒有了任何存在的自主地位，是連作人起碼的性欲快樂都無權主動取得的一群?！段鋭t天》小說的全部描述，或許皆可以當成這位亙古一人的女性皇權主宰者最終留在其身后“無字碑”的“謎底”;而獨步宮帷、我行我素的高陽公主，她的所有“越軌”與“放浪”，也只不過是對天羅地網般男權世界一丁點兒可憐的游離與叛逆?！半y道性的快樂只是男人的權利嗎?難道女人就不能成為性生活的主宰?”書中高陽公主如此這般之“嗆聲”(“嗆聲”是筆者在這里借用的一個當下臺灣詞語，大致意思是當面高聲抗議，更準確地說，不僅僅是對于某項社會主張表達己方反對意見，更主要的，是要當面也要當眾表達自己的激烈情緒)于中華傳統的“綱常大道”，其實，亦可理解為是作者在替古往今來普天之下女性同胞，發出的異常嚴肅的社會追問。

趙玫的小說，透散出女性書寫者的高品位:在精到的心靈剖白和情感聚發之上，示人以大氣和貴重。凡接觸過趙玫其人其作的人，都對她那文靜利落的處世做派和剔透明朗的敘事語言，留有印象。也有些批評家中肯地指出過，趙玫受西方文學影響不淺，她的作品能讓人讀得出東西方文化的多重參照系。不過，卻更有高人，能從當代蕓蕓眾生間，辨識到女作家趙玫與眾不同的滿族族裔身份來。在她還沒有寫《我們家族的女人》之前，就有一位研究民族歷史的朋友問起她:你是滿族人吧?［1］據認為，滿族人的血液里流淌著自尊、進取、不屈與高貴的精神……趙玫自己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被人窺出了這一點。

世紀旅次，滿族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是孫春平。他的先輩曾經做過山海關的守關旗兵，而青年時代即當過鐵路工人的他，更是生就了家國萬里一身系之的使命意識。

孫春平出道較早，1983年其小說《一夫當關》被拍攝成故事片《犟小子》，便一舉成名。自此他一直堅持現實主義書寫，對中國社會紛紜變遷以及底層人物的生存，保持著高度的精神關注與藝術敏感，著有長篇小說《江心無島》、《老師本是老實人》，短篇小說集《路劫》，中篇小說集《男兒情》、《逐鹿松竹園》，中篇小說《華容道的一種新走法》、《放飛的希望》、《天地之間有桿秤》等作品，很受讀者歡迎。

前期創作的短篇《吃客》，已顯示出作者立足現實編織與組構故事的超強能力，他信筆勾畫了一個趁坊間公款吃喝之風盛行，便能大肆行騙各類筵席的“饕餮”之徒阿C，其可笑可悲復可憐的嘴臉，更以阿C小聰明的屢屢得逞，一舉掘出讀者們都不陌生的滋生此項流弊的社會土壤。

把故事講得好聽好看，用生動的文筆摹寫人和事，讓敘事包容盡量深入的蘊含，是孫春平社會題材小說的書寫特色和藝術優長。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作家始終站在社會生活的最前沿，悉心觀察時代現實的潮漲潮消，反復品味洪波激蕩時每朵浪花的多姿多彩，及時思考這些浪花的來因與去向，再將它們演繹為順應人心、感發民意的文學情節。他的作品題材廣泛，時而官場，時而民間，時而工礦，時而鄰里，不管故事怎樣曲折，總是燭照著清澈的理性光亮:正氣包舉，勸善懲惡，導引良知，伸張愛心，是一以貫之的題義。孫春平的小說，通俗卻不媚俗，嚴正卻不說教，褒貶批判力透紙背，而幽默詼諧又溢于言表。尤其可貴的是，這些深刻而形象地反映當下社會多重矛盾關系的創作，既能給人以亮色的鼓舞，又絕不搭售廉價的夸飾。

冀東地區渤海灣畔農家出身的關仁山，是世紀轉換過程中國文壇上書寫農村題材少見的“重鎮”作家。1976年唐山大地震，年僅13歲的他與身為農婦的母親，被瞬間坍塌的房屋掩埋，數小時后獲鄉親們刨挖而新生，就此更強化了與農民同胞的不解之緣。他說:“靠鮮活的生活之流，書寫農民的命運史，這是我心中一個永久的理想?！保?］迄今已發表的長篇小說有《風暴潮》、《天高地厚》、《白紙門》、《福鎮》、《權力交鋒》、《麥河》等近10部，此外還有短篇小說集與紀實文學作品多種問世。專事觀照農民及農村問題的《天高地厚》、《白紙門》、《麥河》，就眼界、文思和蘊意來講，一部勝過一部。

《天高地厚》以廣角掃描方式，全景多側面地浮繪出中國農村在世紀之交二三十年間覆蓋一切的烽煙嬗變，用潑墨重彩技法，描畫了鄉間農民之命運前景與心靈軌跡。1970年代，河北東部蝙蝠村因饑謹難耐而傾巢外出逃荒，直到等來乾坤巨變的國家改革，才翻過去歷史的憂傷頁面。作者以感同身受的寬廣情懷，一一刻畫農村兄弟姐妹的鮮活形象，為現代中國農村社會的根本性變遷做了極其生動有力的藝術詮釋?！栋准堥T》則將極具感染力的文學筆觸，直抵與中國農民命運相近的漁民群眾生存真實，令人震撼地講述著主人公們在大變革年月倫理持守與靈魂傾覆的故事，托顯了作家不無傾向性的民間精神立場，同時從大眾文化根性上，反思了民族傳統心態的缺陷，涵有一番蕩氣回腸的醒世力量。

2010年出手的《麥河》，更是關仁山藝術生涯的一次超紀錄發揮。他向人們鋪開一幅中國農村滄桑百年持續衍變的歷史圖卷，以土地是為民生根基之深刻立意，講述了名叫鸚鵡村的北方小村莊，圍繞土地的使用制度及經營方式層層遞進的悲喜事件，重點揭示農村田畝近三十年間由個體承包到規模流轉為產業化操作中，廣大農民尤其是其間引領潮流者，迎受歷史沖撞所呈現的精神負荷與心靈蛻變?！尔満印穼⑼恋貙r民大眾來說至上重要無比嚴峻的價值，烘托到醒目非常的地位，小說中心曹家祖孫四代，以及相應書寫所涵蓋的一切人，不管處在什么樣的世道環境，自身的生死衰興、榮辱顯鄙，皆與土地密切攸關:誰人占有和怎樣經營土地，早已是天下蒼生身心所系的命根子。

如果說曹老大跟張蘭池即舊時代貧苦農民與豪紳地主間圍繞土地的爭斗，還能清晰顯示善與惡的人性角逐性質的話，眼下從農村“大包干”到土地流轉過程，要一語辨析人們的道德質地與精神走向，則要難得多。關仁山不單寫出來農村土地使用方式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必然性，亦不曾放松對于現代化土地經營趨勢下各色人等的靈魂探查甚至判斷。曹雙羊是改革年月青年農民中涌現的“弄潮兒”和成功者，他的發跡路上，不可避免地飄散著壯志、心計、貪婪、血腥乃至黑幕的駁雜氣息，從礦難過后掘出第一桶金，直到從土地流轉中達到家資逾億，他膽識過人于工商同業，卻又每每弄險于黑白兩道，飽嘗心理的沉淪和掙扎，又總是在朋友鞭策下竭力完成自我救贖。曹雙羊的形象，逼真地寫出而今成大氣候的農民企業家，他們那循環往復的人生得意與煉獄痛楚。

《麥河》出人意外采用了“瞎子”白立國第一人稱“我”的敘述視角，實為關仁山藝術用“奇”之處。本來盲人感知世界是極有限的，但白立國卻被賦予常人少有的特異功力，他能跟去世了的老支書狗兒爺(曹雙羊祖父)的魂靈攀談，從而知曉本地上溯三四代人百年來的紛繁經歷。他還豢養著一只頗通神性的蒼鷹“虎子”，它會幫自己俯瞰遠近視聽民情，瞎子“我”就此有了“千里眼”“順風耳”。加之“我”還有某種預卜未然的能力，便進一步獲取了幾近“全知”的視角。而作品啟用第一人稱敘事，本來就有切近矛盾內里、強化事態感受的寫作優勢，與上述構思融會，便使關仁山的講述贏得了通觀今昔坐視遐邇的能力，更為小說平添了幾分文化想象力，幾分社會寓言的色彩。

關仁山長成于滿漢雜居的冀東農村，一向把個人的思維關注點放在現實中的“三農”問題。他試圖通過自己的大型土地敘事，重新建構起國人的土地文化崇拜，就像《麥河》末了，村民們在故園鄉土上聳立起“尋根鑄魂碑”那樣。書間這重重一筆，從滿族文學的流變角度，確乎證實了滿族這個幾百年前的漁獵經濟民族，業已服膺于農耕經濟與農耕文化的事實。然則籠統認為關仁山者即是“漢化”作家，卻是有些唐突。你看，瞎子白立國特有的會話鬼魂、預測日后的才力，多像滿洲先民原始宗教神職人員薩滿師傅的功夫，特別是有關神鷹“虎子”的摹寫，竟與滿人世代葆有的親近大自然、頂禮大自然以及蒼鷹放養、蒼鷹崇拜習俗，同出一轍!一些知名評論家紛紛贊賞《麥河》當中設置的有特異功能的瞎子白立國及其助手蒼鷹“虎子”的構思巧妙，可惜他們對滿族傳統文化太過陌生與隔膜，沒有想象到關仁山的滿族出身上面來，更沒有把這樣別出心裁的藝術手段跟別個特定民族的傳統文化事相掛鉤。評論界倒是普遍注意了關仁山作品濃烈的倫理傾向，道德主義的民間立場時常被徑直取來，成為關作區別善惡、褒貶時弊、守望靈魂的標尺，作家甚至連為這類觀念包裹上時尚的“現代人文情懷”都來不及做，因為世風日偷的濁浪，時時沖刷著已然離土與尚未離土的整個農民階層的精神底線，情勢嚴重。本人曾經一再談及滿族作家文學對社會倫理站位的堅守，到關仁山的敘事面前，人們又一回與這種民族文化現象不期而遇。由此可見，在高度肯定關仁山小說現實意義與普世價值的同時，提示人們探詢其作品的滿族精神特質，仍有必要。關仁山如是說過:“小時候，爺爺跟我講過滿族舞蹈。當時我填表寫的是漢族。我一直不明白，我們漢人咋會跳滿族舞蹈?爺爺偷偷告訴我，我們是滿族改成的漢族。后來我們找到了家譜，證明我們是滿族人，祖籍在遼寧丹東的一個村莊?！保?］

這個歷史過程中，滿族小說創作形成了豪華的陣仗，名家輩出佳作迭現，流光溢彩風光非常，到了教人目不暇接的地步。這里繼續做些介紹。

年長一些的小說作家，成就突出的，還有柯興、揚子忱、完顏海瑞、中申、何永鳘等?？屡d(1939－)的《風流才女石評梅傳》、《魂歸京都關露傳》，楊子忱(1938－)的《紀曉嵐全傳》、《金圣嘆全傳》、《鬼圣蒲松齡》，完顏海瑞(1943－)的《歸去來兮》、《天子嬌客》，均為刻畫歷史人物的小說。滿族作家流連史乘、追慕先賢的特色文風，于此當略見一斑。

而中青年作家業績優異者，為數尤多——

于德才(1950－)，系率先狀寫改革變局中農民階層精神異動的作家。發表于1985年的短篇《焦大輪子》，是他從事創作以來總計達到千萬字的收獲中，最當緊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曾給予當時文壇以足夠震撼。主人公“焦大輪子”——焦炳和，原先是個貧困卻又富于才智的農民，改革巨變激活了他發家的心火，也促發了他叛逃傳統倫理的冷面做派，他背井離鄉置身礦區，“玩命似的背煤”，“也常常獵狗似的屈瞇著血絲絲的眼睛，東走西竄，蹲在一旁，聽別人——窯主、車主、店掌柜的——嘮生意、談行情、發牢騷，聽醉漢子打仗、罵人;常常溜達到工商分所、農業銀行營業分所去，坐在門邊的凳子上，一句話也不說，悶著頭抽煙，卻把那里發生的一切都聽在耳朵里，看在眼睛里……”［4］(132)。當他一一看清了人際關系的縫隙，便用狡黠的手段，分別“控制”銀行信貸主任、工商分所所長、稅務員、交通監理等，就此扶搖致富，變為腰纏萬貫的運煤專業戶“汽車王”。小說生動披露了這么一路一舉騰飛的農村小人物，怎樣抓牢身旁機遇，游離傳統軌道，以其非常手段走向“成功”。其實，我們在生活中不乏此種感觸:當改革颶風一波波席卷大地，社會的混亂使人眩目，魔術般產生了不少難以想象的“原始積累利潤最大化”的“暴發戶”，——“焦大輪子”即其中一員。于德才的小說可以說是最先直擊事相“謎底”。正如作家自己所指出的，“焦大輪子”們的“自我伸展必然帶有極大的反傳統性，極大的不合理性不合法性，極大的盲目性，也就是極大的不合理性”［5］(511)，然而，不管對它的價值判斷如何，這類現象卻又自然逢時地呈現到世間來了。于德才的現實主義觀察沒有就此打住，在將主人公的無良丑陋足夠示人的同時，又真實刻畫了他靈魂深處無以排解的矛盾:他畢竟是在傳統的人情社會、道德空間長成的，心靈墮落總是把他推向失重、惶惑以至于斛觫的境地，他掙扎，他自我拯救，卻很難找到二元性格悲劇歸宿的途經。小說結尾有一定的寓言意蘊，“焦大輪子”決心返回他溫馨卻又貧困的故鄉生活，卻在最后一夜的異鄉夢中，慘死于煤氣中毒。否則，讀者也許會問:“焦大輪子”還有重新找回他的精神故園的可能么?作家給出的結局，正含蓄地展示了主人公的精神兩難與命運歧路。

江浩(1954－)，是20世紀末葉滿族文壇上出現的文學“怪才”。他小學還沒讀完即因社會動蕩家庭變故而失學，少年時代獨自流浪于草原荒漠，曾為盜馬賊及盜墓賊團伙收容，有諸多奇特經歷。24歲起發表作品，后徑直進入大學研究班研修寫作，著有中短篇小說多篇，以及長篇小說《鹽柱》、《他從古墓中來》、《傾斜》，長篇報告文學《血祭黑河》、《昭示:中國慰安婦》、《盜獵揭秘》，長篇人物特寫《強行曝光:中國影壇六匹黑馬》和長篇隨筆《西藏:世紀末的探望——走進西藏》等。就中短篇小說而言，江浩筆端推出的大多為邊地敘事，表達出回避主流話語影響的民間思維?！侗狈降那敉健?、《雪狼和他的戀人》、《冷酷的額倫索克雪谷》，以遒勁且野性的筆觸放膽描摹大野荒原間充滿神秘蒼涼及浪漫色彩的故事，情節雄奇震撼，多以悲劇藝術架構，涵蓋生與死、善與惡、靈與肉之間激烈的矛盾沖突，凸顯深藏于民族民間的精神立場;《哀歌》、《老槍》、《圓寂》、《空祭》各篇，則以“敢為天下先”的文學探索意向，確切檢視莽原曠野中人獸互動語境與西方魔幻現實主義等書寫方式的內在契合，文化邊地的意識元素同樣達到飽和程度?！尔}柱》是江浩最為出彩的一個長篇小說，寫一個女青年，來自都市的音樂工作者，進入草原深處千辛萬苦地尋覓古代樂器胡笳，卻與她原本陌生的、活潑潑的非中原文化思維傳統陡然邂逅、深度擁抱的故事。草地民族存之久遠的“鹽柱”圖騰，既是人類初民精神健美的鮮明佐證，更是中華多元文化內在張力的一種象征物。江浩，可以稱為“百變”作家。他的作品，題材廣泛，體裁繁復，敘事方法亦再三變幻了無定規。20世紀收尾前的20年，是他的創作高峰期，各類作品接踵而至，卻又總是教人有目瞪口呆般的驚喜。更有甚者，還是這個江浩，又是電影業界的知名編劇和導演。他宣稱:“我認為衡量一個作家成功與否并不那么簡單。他可能一生中都沒有寫出一篇成功的作品，但他的藝術觀念是總在不斷地變化的——這就是作家的成功?！粋€民族要有否定的勇氣，一個作家要有更新自己之勇氣。文壇需要的是一千次一萬次及時的殘酷的否定。我們太缺乏自信心，太缺乏再創造力，一味地‘繼承傳統’或‘全盤西化’都是片面的。時代是創造的。歷史才是繼承的?！保?］

高光(1952－)，是又一位以小說為主要創作方式的高產作家。他的寫作，顯見地分屬于“雅”、“俗”兩個領域，并且均取得相當高的成就。他曾經耗用9年時間，以“熊沐”筆名推出長篇武俠小說《食色男女》、《劍癡書狂》、《天殘地缺》、《神木令》等近40部(有些僅發行于海外)，并自稱那是由于讀金庸小說讀得“一時興起”，“不滿中國武俠小說的套路，不甘心讓金庸、梁羽生和古龍三分天下，發誓要重新走出一條中國武俠小說的道路來”。［7］這些通俗文學敘事圓熟，文筆老到，個中不乏現代理念浸潤，叫閱讀界贊嘆之余很難猜測:寫家年壽幾許，究為何方高人?高光的“純文學”書寫，復可辨作兩種，一種是現代或當下題材，包括小說集《血劫》、《北方圖騰》與長篇小說《第五種武器》，另一種則是歷史長篇小說，有《虎符》、《秦王恨》、《西施淚》、《岳飛與秦檜》、《孔子》、《司馬遷》等，他的所有的純文學作品，其言說與摹繪對象始終瞄準人和人的心靈圖像?！兜谖宸N武器》的講述是圍繞東北淪陷時期中日民族矛盾沖突展現的，著力點卻不是一味地放在世間充斥的血火情仇，作品的突出特點，是完成了對諸多有血有肉的雙方人物其生存壓力與靈魂變異的全力追問，尤其是針對當中不止一個中方政治“變節”之徒——通常被一概叫做“叛徒”、“漢奸”的人物——作者并沒有像通常作品那樣，把其心理層面徹頭徹尾涂上猥瑣無恥的性格底色，而是將現實世界復雜細微妙的人性蛻變，做出盡可能充分恰當的還原，從而撥響讀者心弦，加深人們對什么才是歷史真實、生活真實的體驗。高光的歷史小說，占據很大篇幅的是人物的語言跟心理描繪，不是過多地顧及對具體史料記載的認定，相反，他認為歷史小說寫到今天就是應當把史料撕碎、打爛，吞到作家肚子里，再用符合今人接受尺度的時代語言、當下思維寫出來，這樣，才會讓歷史隨著時代向前走，讓歷史小說變成人們特別是青年讀者有興趣看下去的東西。高光對他筆下的一系列歷史人物作出重新的文學闡釋，譬如《司馬遷》，就著意發掘了主人公人格的兩面性，太史公司馬遷在自身的殘酷遭遇中尋找個人位置，他是漢武帝的近臣，更是受過酷刑的閹人;他的身上有男人的雄風壯志，身體殘疾又使他具有自穢與陰澀心態，這樣的一個司馬遷寫出了《史記》，著書人也成了中國文人的痛苦兩難煎熬處世的寫照，成了垂訓于千秋后代的歷史人物。作家高光以他的作品昭示世間，中國文人的心理扭曲可能是從司馬遷那時開始的，后世的文人是可以從司馬遷身上找到自己討好、奴性性格雛形的。

鐘晶晶(1960－)亦是世紀交接途中勢頭勁健的滿族巾幗作家之一。著有長篇小說《昆陽血騎》、《李陵》、《黃羊堡故事》，小說集《戰爭童謠》、《你不能讀懂我的夢》、《雨中梔子花》，以及中篇小說《蒺藜之子》、《我的左手》等。她畢業于大學歷史系，偏要寫小說為生計，而將透視歷史的灼灼目光，留存在書寫歷史題材及人類過往經驗的興致上。她曾被視為中國“新生代”創作當中“新歷史小說”的鋒線作家，質疑種種“正史”、“信史”的可信度，而寧肯用虛幻夢境樣的文學言說，去克復歷史本真淪喪的失地。長篇《昆陽血騎》與《李陵》，描繪了中國漢代兩個“恥辱”人物——“篡漢”的王莽、“投敵”的李陵，經由女作家的再度言說，兩個人物在歷史逼仄下濃烈的悲劇容量，得以極大釋放?！饵S羊堡故事》也是悲劇，所不同的，只是選材于當代中國那段不堪回首的年月。鐘晶晶之人生觀和歷史觀滿注悲憫氣質，中短篇代表作也都能用凄美的文字，展現細密體認人世間慘淡生存的情懷?！兜诙侮囃觥防锏哪贻p戰士死于激戰，死后痛悔自己因沖鋒時起身較遲而死得“像個懦夫”，借助作家寬容憫恤的筆墨:小戰士“明白奇跡發生了。他明白他回到了那個白天，而上天，已把他所要的12秒賜給了他……年輕士兵大吼一聲便向著那終點撲去。彈片在他身后嘶嘶響著，但……在彈片抓住他的那一瞬間他跑到了終點!”［8］(7)這樣有悖于生活邏輯的二度拆建式的敘述，或許不止是作者的心理訴求，也同樣是讀者的心理訴求，——作者奮力托起的，乃是人之為人的那份情感。中篇《我的左手》，描述兩個知青的患難之交以及較相互交情更多些的人性內容，于感傷的敘事里溶解西方精神分析學的思維因子，耐人尋味;小說還別出心裁，取第二人稱“你”為言說視角，催化了故事的新穎可讀，亦可隱約感覺冥冥中，有著逼視作品中存活者“你”心靈底里的精神緊張度。另一個中篇《家譜》，是鐘晶晶作品里暫不多見的本民族題材，表述了中國社會異常政治秩序與傳統倫理親情之間的激烈牴牾，故事更深層面，則包含著試圖阻擊反傳統的陰冷倫理，在當下這“正?！鄙鐣C制下的恣意蔓延。

同為1970年出生的青年小說家于曉威和金甌，筆下常見均系跨民族題材書寫。前者著有中短篇小說集《L形轉彎》和長篇小說《我在你身邊》等，后者則發表小說集《雞蛋的眼淚》以及《補墻記》、《刀鋒與傷口》、《前面的路》、《一條魚的戰爭》、《1982年的鉆戒》等中短篇小說。二人的敘事，集中代表著滿族文學持續更新自我的前沿意識，他們勇于向海內外各個時期不同流派的大家汲取，向現實條件下一切可能發展，在不疲倦的風格探索和個性演變中，漸漸確立異乎常人的藝術氣質跟美學追求。

無論是從滿族文學的角度觀察，抑或從中國文壇來放眼，出身滿族的作家王朔，都是一個極端惹眼的“異數”。不管人們對他喜歡、追捧也罷，無視、厭棄也罷，王朔20世紀末期贏得的超高的知名度與閱讀記錄，乃是不爭之事實。王朔1978年跨入文壇，擁有3部長篇、22部中篇總數160萬字的小說創作量。談起文學緣分，他說:“身體發育時適逢三年自然災害，受教育時趕上文化大革命，所謂全面營養不良。身無一技之長，只粗粗認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種志大才疏之輩，理當庸碌一生，做他人腳下之石;也是命不該絕，社會變革，偏安也難，為謀今后立世于一錐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保?］這句句都是實話，他實在是憑著非同小可的才情(而非學歷)，從社會以及文化的石縫間，驀然“蹦”出的精怪。王朔這席話同時也承認了自己的非傳統化和非“文化”化?！拔母铩钡氖曛貕涸鴮⑶嗄耆送葡蛉齻€方向:一是不甘潦倒愈挫愈奮，災難一過頓時返回傳統軌道;二是到底未能走出災難制約，后來的大半生也撂荒了;三是不肯再回到傳統，持有反傳統姿態走向主流對立面。王朔是第三種，表現看似扎眼，其實當時有同一心態或者同情這樣心態的大有人在。王朔為中國當代文學畫廊成功推出所謂“頑主”系列形象，洵非向壁虛構，那既是現實描摹，也反映了作者的情緒宣泄。作者有幸的是，他的此番書寫恰好與大眾商業文化的初潮不謀而合。作者用外人不易摸到底線的玩世不恭、戲謔調侃，尋釁于文化與文化人的尊嚴，顛覆著既有道德秩序。在王朔書中，邊緣立場、市井趣味被揮灑得淋漓盡致，成為對古往今來“正襟危坐”式書寫規范的褻瀆跟逃逸。不論承認與否，王朔畢竟是某個龐大社會群體的典型代言人，該群體當時動情喧嘩并造成王作銷量直線竄升。就像通常所說“存在即合理”，文壇應當看到王朔價值敘事“大爆發”的必不可免性質，與他面對傳統不平則鳴的“合理沖撞”性質。就藝術而談，王朔無疑是將調笑、反諷等手段引向了當下極致，更有值得王朔輩炫耀的，便是所鍛造的其時最新鮮、剛出爐的“京味兒語言”，以至于有論者以為:“王朔以一種真正的民間的口語寫作。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語言大師老舍的當代傳人……”［10］假使只從藝術角度考察，中國文學界的“不肖之徒”王朔卻真跟他的滿族文學前輩有若干的“酷肖”之處(王朔對滿族文學的精品之作《紅樓夢》也極為喜愛，甚至公開出面“捍衛”小說《紅樓夢》的滿族文化屬性［11］)。何以這個“全面營養不良”的滿族后生，卻擁有此等本民族“家傳”技藝?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筆者曾行文專門議論部分滿族小說家三十多年的滿族題材寫作，其中所涉作家包括端木蕻良、馬加、顏一煙、邢院生、朱春雨、趙大年、葉廣芩、邊玲玲、王家男、龐天舒、雪靜、胡冬林、王安、趙大力、淑勒、趙雁、白玉芳、來印生、霍克、顯曄等。本文雖也涉及到了相關作家的某些滿族內容作品或滿族風格作品，但其著眼點已有不同。

由于歷史傳統的強大作用力，滿族迄今仍是個“盛產”小說的民族。世紀之旅的滿族知名小說家，除以上已然提到諸位，還可以羅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他們大多是以個性化創作體現民族精神、張揚普世價值的能手:許行、苑茵(女)、傅惟慈、蘇方桂、木青、陳玉謙、亢彩屏(女)、張少武、林和平、那守箴、尚靜波、陳宏光、張鐵成、朱秀海、勞馬、何家弘、張策、周建新、關圣力、梁存喜、郎純惠、袁緯冰、舒麗珍(女)、胡健(女)、何雙及(女)、吳秀春(女)、京梅(女)、趙香琴(女)、彭明艷(女)、曹革成、寇丹、傅百齡、王中和、那耘、巴威、陳永良、王旭光、劉鵬、吳巖、徐巖、胡耀武、康洪偉、阿滿(女)、蔡若菁(女)、解燕喃(女)、傅玲(女)……

知曉一些滿族文學流變的人，應當不會對此感到過于驚奇;而不大了解底里的人也許要問:究竟是從幾時，繆斯女神司理小說藝術那根神經，誤搭在了這個民族的肩頭?

［1］ 趙玫.我的祖先［A］.一本打開的書［C］.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

［2］ 關仁山.后記［A］.天高地厚［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2.

［3］ 關仁山.心靈的圣殿［N］.文藝報，2011－03－14.

［4］ 于德才.焦大輪子［A］.關紀新，王科.當代滿族短篇小說選［C］.民族出版社，1988.

［5］ 曾鎮南.對于德才小說創作道路的一個勾勒［A］.路地，關紀新.當代滿族作家論［C］.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

［6］ 江浩.散散蕩蕩地說［J］.文學自由談，1987，(3).

［7］ 高光.我寫的不是歷史，而是歷史中的人［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2bf4a010007pr.html.

［8］ 鐘晶晶.第二次陣亡［A］.戰爭童謠［C］.長江文藝出版社，2001.

［9］ 王朔.王朔自畫像［A］.我的千歲寒［C］.作家出版社，2007.

［10］ 葛紅兵.不同文學觀念的碰撞——論金庸與王朔之爭［J］.探索與爭鳴，2000，(1).

［11］ 王朔.談《紅樓夢》［J］.三聯生活周刊，2007，(4).

Universal Values of Novels in Contemporary Manchu

Guan Jixin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art has both the highly valued personality and the persistence of universal values.When Manchu writers are full of emotion to write the themes of their nation，they not only greatly develop and expand the universal values through their works but also obtain the recognized achievements.For a long time they cultivate a highly tolerant character，and they have always been reluctant to shrink their own export-oriented perspective.The Manchu writers，who are in such a unprecedented era，

the baptism of humans’good ideas.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fully observe the life with open cultural mind and aggressive vision of life，and put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art thinking into their writings.

contemporary era;Manchu;novel;universal values

I206.7

A

1673－0429(2011)04－0087－08

2011－06－01

關紀新(1949—)，男，滿族，吉林伊通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編審、教授，主要從事滿族以及中國多民族文學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