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農民工住房問題

龍樹國

(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遼寧沈陽，110819)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農民工住房問題

龍樹國

(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遼寧沈陽，110819)

農民工促進了我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化的進一步深化仍然有賴于農民工的貢獻，但住房問題已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障礙。運用改進的斯加思塔人口遷移成本收益凈現值模型和統計數據分析影響農民工遷移的因素，發現城鄉絕對收入差距是農民工進城的主要動機，各地區生活成本的差異將影響農民工在不同地區的遷移，住房是影響農民工遷移的一個重要因素。日益嚴重的農民工住房問題有可能加速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政府可通過多種途徑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引導產業轉移，加快小城鎮建設，促進人口重新分布是一個重要思路。

城市化；農民工；遷移；住房；市民化；小城鎮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快速增長到2009年底的46.59%。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2010年底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4 223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5 335萬人，本地農民工8 888萬人。農民工為我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由于各種原因，他們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分享城市化紅利的待遇。尤其在住房方面，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以及住房制度設計的缺陷，住房發展目標的異化[1]，農民工的住房問題很長一段時期都沒有被納入城鎮住房政策體系。雖然近年來有些地方政府計劃將保障性住房覆蓋范圍擴大到農民工，但在操作中農民工一般還是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涵蓋范圍之外[2]。為了保障農民工的住房權，為了促進城市化的進一步深化，有必要加強農民工住房問題的研究。

一、有關農民工住房問題的文獻回顧

李斌(2002)較早地注意到了農民工的住房問題，他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了中國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認為中國住房改革在制度設計上均沒有考慮農民工的住房問題，如住房公積金制度、安居工程、住房分配貨幣化等均將農民工排除在外?？紤]到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不是短暫居住而是長期生活在城市里，政府應該對他們的住房問題予以關注[3]。

Chan，Yao和Zhao(2003)發現，廣州的大部分暫住人口(主要是農民工)居住在城中村。雖然廣州的住房制度市場化改革顯著改善了戶籍居民的住房條件，但暫住人口的住房問題卻沒有得到改善。暫住人口一般居住地離工作地很遠，通常與其他人擁擠地合住，水電廚衛等設施不齊全。他們建議政府通過制定基本住房標準、確保暫住人口合理收入、鼓勵用工單位提供住房福利等措施解決暫住人口的住房問題[4]。

賈康和劉軍民(2007)發現，進城農民工絕大部分為低收入群體，他們主要居住在工作場所的工棚、城市建筑的地下室、城鄉結合部或城中村的出租屋，居住環境差、公共設施不足，部分農民工的生存環境較為惡劣。進城農民工的基本住房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將會引發“貧民窟化”“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從而危害全局的穩定和發展。各級政府應想方設法改善農民工的住房環境，逐步將農民工住房問題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5]。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保障課題組(2009)也從住房保障的角度探討了農民工的住房問題，認為住房保障應面向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常住人口而不僅僅是戶籍人口。住房保障有助于提升人力資本，為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產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低成本的勞動力，有利于城市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城市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城中村出租屋滿足了大量農民工的住房需求，是農民工的廉租房，政府應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對城中村出租屋加強管理。對農民工的住房保障可采取“人頭補貼”的方式，幫助他們租住合適的正式住房[6]。

丁富軍和呂萍(2010)從政策過程的視角，認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是一種現實性的隱形沖突，其根源在于農民工的居住權益得不到根本性保障。同時，大量農民工的涌入，使城市居民感覺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從而形成社會沖突。農民工住房問題的沖突，本質上是農村與城市的沖突，是進城務工的農民與城市居民、城市政府之間的沖突，取消附加在戶籍制度上的城鄉二元體制結構，是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政策邏輯起點和必然趨向[7]。

陳春和馮長春(2011)以重慶市為例，以調查數據為基礎，運用計量經濟方法，通過構建Probit和Logit模型回歸分析，研究了農民工住房狀況與留城意愿之間的關系，發現在影響農民工留城意愿的諸因素中，住房狀況的影響最大。改善農民工的住房狀況是促進農民工留城的重要手段[8]。金三林同樣認為住房問題是影響農民工市民化的最主要因素，建議加快建立多層次的農民工住房供應體系，使農民工能夠在城市穩定地、有尊嚴地居住生活[9]。

鄭思齊等(2011)借鑒Glaeserr的住房市場與城市增長模型，研究了農民工住房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改善農民工的居住環境的政策能夠使住房供給對經濟增長產生持續的推動力，并能夠減少潛在的社會沖突，既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又有利于實現城鄉融合和社會和諧[10]。

以上研究都從不同角度關注到了農民工的住房問題，但總體上屬于概略性的描述，缺乏深入透徹的系統分析與論證，也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辦法與措施。部分學者提出將住房公積金覆蓋到農民工以解決其住房問題，但這與農民工主要以租房而不是購房為主的實際需求不相吻合，而且農民工的流動性與臨時性特點也使住房公積金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也難以得到農民工的積極響應。

二、農民工與城市化進程

(一) 農民工促進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

農民工是指戶籍在農村，在當地或異地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者。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農民工已經成長為當代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農民工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等領域，現已成為各產業的主力軍。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農民工在各產業從業人員中所占比重，第二產業為58%，第三產業為52%；在第二產業中，加工制造業為68%，建筑業為80%。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無論是農民工外出務工時間，還是農民工就業的領域分布，城市農民工群體都將持續擴張和壯大，成為城市經濟發展和繁榮的核心力量[11]。由此可見，我國能實現快速工業化，成為世界制造大國，農民工功不可沒。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發動機，快速工業化為我國的城市化提供了強勁動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村走向城市，我國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9年底的46.59%(見表1)。

(二) 城市化水平的繼續提高需要更多的農民工市民化

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Ray.M.Northam)通過對歐美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歷程的研究，總結出城市化的普遍規律，于1979年提出了著名的“諾瑟姆曲線”(見圖1)，將城市化進程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城市化起步階段，城市化水平較低，發展速度較慢，農業占據主導地位；其次，當城市化水平達到30%左右時，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城市化快速推進，隨著人口和產業向城市集中，市區出現交通擁擠、住房緊張、環境惡化等問題；最后，當城市化水平達到70%左右后，進入城市化成熟階段，城市化進程趨緩甚至停滯。

表1 1978年以來中國城市化率

圖1 諾瑟姆曲線

我國1995年底城市化率達到29.04%，開始進入“諾瑟姆曲線”的城市化加速階段， 2009年底城市化率達到46.59%，仍然處于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在未來幾年內，城市化率仍將以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的速度推進，在2020年城市化率達到60%左右[12](見表2)。這意味著，我國社會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仍然對農民工有著巨大的需求，也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促進農民工市民化，使農民工改變目前的“候鳥”狀況，在城市定居下來。

表2 2010～2020年的中國城市化水平預測

三、住房問題阻礙農民工市民化

從我國人口轉變的結果看，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13]。2006年以來，很多城市，特別是珠三角城市出現了嚴重的“民工荒”，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吸引農民工進入城市，并促使其市民化，我國的城市化將會受到嚴重影響。為了促進城市化的進一步深化，有必要研究影響農民工遷移的因素及市民化的障礙。

(一) 城鄉收入差距是農民工進城的持久驅動力

根據托達羅(Todaro，1969)的絕對收入差距假說，城鄉之間存在的絕對收入差距為城鄉遷移提供了動機，農民工進城是對城鄉之間存在的預期收入差距做出的反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一直存在，而且近年來呈現擴大的趨勢(見圖2)。城鄉收入差距成為農民工向城市流動的持久驅動力，外出農民工數量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2010年外出農民工總量達15 335萬人，比2009年增加802萬人，增長5.5%。

農民工的遷移數量對收入差距非常敏感，理性的潛在遷移者會選擇遷移到預期收益最大的地方去[14]。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東部地區經濟發達，人均收入高。國家統計局2006年8月進行的“農民工生活質量調查”顯示，東部地區的農民工平均月收入為1 090元，中部地區的農民工平均月收入為880元，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平均月收入為835元，東部地區比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農民工平均月收入分別高出了24%和31%。由于收入差距的存在，向東部地區遷移的農民工明顯多于向中西部遷移的農民工。2009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9076萬人，占全國外出農民工人數的62.5%；在中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2 477萬人，占全國外出農民工人數的17%；在西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2 940萬人，占全國外出農民工人數的20.2%。

(二) 農民工進城加劇了城鎮人多地少的矛盾，使農民工住房問題惡化

圖2 城鄉收入差距

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隨著城市化的加速，在為保證糧食安全而固守18億畝耕地不可動搖的情況下，城鎮住房建設用地供應日趨緊張，人多地少的矛盾正變得越來越尖銳。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我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已超過6.6億，占全國人口的49.68%。有學者估計，從城鎮人口總量與城鎮住房面積來看，按照平均每套住房面積低于90平方米的標準計算，各年的住房用地存量缺口最保守估計在250～280萬畝左右。實際上很多成套住房面積大于90平方米，還有許多土地是別墅用地，考慮到這些因素，城市化進程與住房用地之間的缺口更大[15]。如果將15 335萬外出農民工考慮進來，即使按人均10平方米建筑面積的低水平計算，也需要增加超過15億平方米的住房。由此可見，雖然農民工進城為城市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無疑也加劇了城鎮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得城鎮居住成本上升，并使得農民工住房問題進一步惡化。國家統計局2006年8月進行的“農民工生活質量調查”顯示，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大多居住在簡陋的宿舍里，其中29.19%的農民工居住在集體宿舍里，20.14%的人居住在缺乏廚衛設施的房間里，7.88%的人居住在工作地點，6.45%的人居住在臨時搭建的工棚里，還有12.54%的農民工在城里沒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間，或回農家居住。

(三) 住房問題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障礙

我國城市化的進一步深化需要農民工定居城市，而不是城市的“候鳥”或“過客”，大多數農民工也希望在城市發展、定居。然而，由于住房問題，農民工很難如愿市民化。

運用改進的斯加思塔(Sjaastad, 1962)的人口遷移成本收益凈現值模型分析影響農民工遷移的因素，可以發現農民工住房問題已經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障礙。

其中，PVij表示從i地遷移到j地的收益凈現值，即j地與i地的收益凈現值之差；Wjt表示t期在j地獲得的收入；Cjt表示t期在j地生活的成本；Wit表示t期在i地獲得的收入；Cit表示t期在i地生活的成本；r表示折現率；T表示預期遷移后在j地生活的時間長度。對某一居住在i地的農民工個人來說，只有當PVij＞0時，他才會選擇遷移到j地，并且，他會根據不同遷入地的PVij值的大小，選擇使PVij值最大的遷入地。

為了增加城市對農民工的吸引力，必須擴大PVij值。一個途徑是增加農民工的收入Wjt，但這樣將會引發一些負面效應。由于我國一系列惠農政策與措施的出臺，農民工在原居住地的收入Wit已增加不少，只有大幅增加Wjt才能增加城市對農民工的吸引力，這無疑會增加企業用工成本，使原本依賴“低勞動力成本”的企業國際競爭力下降，甚至導致跨國公司向其他低勞動力成本國家遷移，如耐克公司等已將生產基地大規模地從中國向越南等國轉移。同時，大幅增加農民工工資還可能誘發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因此，增加PVij值的另一個途徑，即降低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Cjt就顯得更加重要。

對絕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城市生活的成本與在原居住地生活的成本比較，住房成本是其沉重負擔。國家統計局《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四號)》顯示，2006年末，農村居民99.3%的住戶擁有自己的住宅，平均每戶擁有住宅面積128平方米。因為農民工在原居住地一般都擁有住房，不需另外支付房租，遷移到城市后原居住地的住房閑置，即相對于城市居住，遷移前的住房機會成本為零，而遷移到城市后的住房開支則幾乎可以看成是生活成本的凈增加?！?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雇主或單位不提供免費住宿的農民工每人月均住房支出為245元，這對于低收入的農民工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何況居住質量較原居住地還大幅下降?！稗r民工生活質量調查”顯示，14.29%的農民工對住宿方面最不滿意，19.62%的農民工最希望政府在住房和醫療保障方面給予幫助，改善住房條件是農民工最迫切的愿望，而改善衣、食、行的條件還在其次。因此，要降低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最主要的是改善其住房條件，降低其住房成本。我國著名農業問題專家陳錫文教授曾敏銳地指出“城市住房問題將是影響農民工能否遷移的大問題”[16]，無論從理論模型還是從目前的現實看，住房問題確實已經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障礙。

四、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主要途徑

農民工的住房問題目前突出表現在居住擁擠、環境惡劣、缺乏基礎的市政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方面，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思路相應的是幫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提供擁有水電廚衛等設施的正式住房。在產權方面，現階段最急需解決的不是幫助農民工擁有住房的所有權，而是幫助他們以適當的形式獲得住房的使用權，即不是幫助他們有住房，而是要幫助他們有房住。

(一) 鼓勵用工單位為農民工提供住房或住房補貼

住房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生活資料，用工單位為農民工提供住房有利于增加農民工的勞動供給，有利于穩定員工隊伍，有利于激發員工工作熱情，有利于增強企業競爭力，特別是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際，用工單位妥善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對企業、對社會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2007年，原建設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勞動保障部、國土資源部聯合印發了《關于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的指導意見》，指出用工單位是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的責任主體，可以采取無償提供、廉價租賃、住房租金補助等多種形式改善農民工住房問題?！?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33.9%的外出農民工居住在由雇主或單位提供的宿舍。采取措施鼓勵更多的用工單位為農民工提供住房或住房補貼是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重要途徑。

然而，從社會分工與農民工流動來看，用工單位為農民工提供住房并不是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長遠之計。一方面，企業要追求利潤最大化，必然將資金等生產要素注重于核心競爭力的提升，而不能將有限的資金投資于非核心的住房等；另一方面，用工單位提供住房將使得農民工對用工單位形成依賴，削弱農民工參與勞資談判的底氣，進而限制農民工在勞動市場的流動性，損害農民工的長遠利益。因此，從長遠來看，用工單位將專注于其核心業務，農民工在競爭的勞動市場上根據效用最大化原則自由流動，而住房則應由相應的專業公司或社會機構提供。

(二) 政府為農民工提供公共租賃住房或住房補貼

由于城鄉土地制度的差異及戶籍制度的限制，我國城鎮住房保障制度的設計一直都是以城鎮戶籍人口為保障目標，而常年居住在城鎮，為城市化做出巨大貢獻的廣大農民工一直被排除在城鎮住房保障之外。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際，為了吸引更多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工作，政府有必要將農民工納入住房保障范圍。政府可以興建公共租賃房廉價提供給農民工，也可向低收入農民工提供住房補貼，幫助他們通過市場獲取適當的住房。完善住房公共服務，提高住房公共服務的質量可以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明顯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引起居民向該城市遷移，最終使勞動力供給曲線向右移動[17](見圖3)。政府幫助農民工解決住房問題一方面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企業辦社會”的弊端，也相當于降低企業經營的社會成本，能夠為經濟發展帶來正的外部性。

(三) 加強城中村住房管理，保障農民工低廉的住房需求

圖3 住房公共服務的改善促進了勞動力供給規模的增長

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我國各地形成了大量的城中村，建設在集體土地上的城中村住房是農民工重要的低廉住房供給源。劉琳等利用2005年全國1%人口調查數據粗略估計，全國城市范圍內，城中村住房面積占全部城市住房面積的33%，城中村房間數量占全部城市住房間數的30.6%，城中村住房解決了29.5%的城市常住人口的住房問題[6]。深圳市福田轄區城中村改造課題組2005年對福田區所轄15個城中村的全面調查顯示，城中村的暫住人口是常住人口的13倍[18]。由于城中村住房普遍缺乏統一規劃，建筑密度大，人口聚集，道路狹窄，設施配套不全，產生的社會問題較多，因而常給人以臟、亂、差等負面形象。然而，城中村住房在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過程中的作用卻是不容忽視的。無視城中村住房的作用，對城中村住房盲目拆遷，將減少住房供給，推動房租上漲，激發住房矛盾。因此，加強城中村住房管理，充分發揮城中村住房的積極作用，對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 組織社會閑置住房廉價出租給農民工

我國住房市場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結構性失衡，即在一部分家庭住房困難的同時，另一部分家庭擁有過多的閑置住房，住房空置率過高。政府住房管理部門可通過財稅手段抑制住房空置，制定優惠政策鼓勵閑置住房以低廉價格出租給政府核定的低收入農民工。也可考慮政府統一收購閑置住房的若干年使用權，或與住房所有者簽定長期租賃合同，然后作為廉租房出租給農民工。這樣，住房投資者可以獲得財稅優惠、穩定的租金及住房升值收益，政府可在不增加過多財政負擔的情況下增加廉租房供給，農民工可在有限的收入水平下改善住房條件，達到多贏的效果。

(五) 動員非營利住房組織、慈善團體及社會資金為農民工提供廉租房

非營利住房組織的宗旨是無限期地為低收入階層提供廉價住房，而且愿意服務于最貧困、最有需要的家庭。在發達國家和地區，非營利住房組織及慈善團體是提供可支付住房、解決住房問題的重要力量，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西班牙的非營利住房組織每年開發的住房面積占全國建設量的12%，建成的住房以成本價向中低收入居民出售。我國可借鑒國外成熟經驗，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廉租房建設投資主體多元化，動員非營利住房組織、慈善團體及社會資金為農民工提供廉租房。我國長沙等地已有這方面的嘗試，可以在此基礎上總結經驗，爭取取得更好的效果。也可積極學習國外經驗，利用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社會資金投資廉租住房，如到2003年為止，美國低收入住房稅收補貼項目幫助資助開發了超過120萬戶住房，占同期所有多戶住房開發的28%，該項目所容納的住戶比50年前成立的公共住房項目還多[19]。

(六) 引導產業轉移，加快小城鎮建設，促進城市化均衡發展

由于發展歷史、自然條件、政策環境等的差異，我國東部、中部、西部的經濟發展水平呈現較大的差距，東部城市產業聚集，大量農民工涌入東部城市。隨著東部城市經濟的發展和人流的聚集，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城市住房價格快速上漲，農民工在城鎮的生活成本隨之上升。這一方面導致農民工住房問題更加嚴重，另一方面上漲的住房價格也必然向下傳導，使企業用工成本上漲，甚至出現“民工荒”。

作為市場經濟的參與主體，農民工和企業都會根據效用最大化原則和利潤最大化原則對住房問題做出反應。農民工將向生活成本低的其他地區擴散，如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顯示，目前向東部沿海地區人口聚集的趨勢有所弱化，出現了以省會城市為中心的流動態勢。企業也將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轉移，如富士康科技集團大規模撤離深圳遷往內地。產業轉移能引導人口遷移，調節人口分布，能有效緩解農民工住房問題。

在小城鎮，城鄉居民的住房已經出現融合而不是分化的趨勢[20]，農民工本地就業將大幅降低住房成本，提高居住質量。政府可以因勢利導，主動引導產業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轉移，加快小城鎮建設，讓更多農民工離土不離鄉，既可以發展經濟，又可以更好地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同時，可達到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全國城市化均衡發展的效果。

五、主要結論與展望

通過研究，可得到如下主要結論：

1.農民工對我國快速城市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仍然有賴于農民工以促進城市化的進一步深化。

2.城鄉收入差距是農民工進城的重要動因，農民工遷移時除了考慮絕對收入差距外，還要考慮不同地區的生活成本，住房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3.農民工進城促進了城市化進程，同時加劇了城鎮人多地少的矛盾，住房問題已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障礙。

4.目前急需解決的農民工住房問題是幫助他們有房住，而不是幫助他們有住房。因此解決農民工住房問題的主要思路是幫助他們租房，而不是幫助他們買房。

5.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問題的主要途徑有：鼓勵用工單位為農民工提供住房或住房補貼、政府為農民工提供公共租賃住房或住房補貼、發揮城中村住房的積極作用、組織社會閑置住房廉價出租給農民工、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動員非營利住房組織及社會資金為農民工提供廉租房、引導產業轉移并加快小城鎮建設。

展望未來，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際，農民工住房問題已經引起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也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視，各地方政府也正在嘗試采取各種措施來改善農民工的居住條件，農民工住房問題必將得到緩解。引導產業轉移，加快小城鎮建設，能夠促進人口重新分布，較好較快地化解農民工的住房問題，也能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各地區城市化的均衡發展，這應成為未來發展的重要思路。

[1] 龍樹國, 田滿文, 顏淑蓉. 資源約束下的中國住房發展目標[J]. 宏觀經濟研究, 2010(9): 68?75.

[2] 丁成日, 邱愛軍, 王瑾. 中國快速城市化時期農民工住房類型及其評價[J]. 城市發展研究, 2011(6): 49?54.

[3] 李斌. 中國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J]. 社會學研究, 2002(2):80?87.

[4] Roger C K Chan, Y M Yao, Simon X B Zhao. Self-help housing strategy for temporary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China [J].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3(27): 19?35.

[5] 賈康, 劉軍民. 我國住房改革與住房保障問題研究[J]. 財政研究, 2007(7): 8?23.

[6] 課題組. 我國城鎮住房保障制度研究[J]. 宏觀經濟研究,2009(8): 5?11.

[7] 丁富軍, 呂萍. 轉型時期的農民工住房問題[J]. 公共管理學報, 2010(1): 58?66.

[8] 陳春, 馮長春. 農民工住房狀況與留城意愿研究[J]. 經濟體制改革, 2011(1): 145?149.

[9] 金三林. 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及政策取向[N]. 學習時報,2011-09-05(15).

[10] 鄭思齊, 廖俊平, 任榮榮, 等. 農民工住房政策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 2011(2): 73?86.

[11] 趙蓉. 農民工社會保障地位的闕如與重塑[J]. 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12(2): 171?176.

[12] 簡新華, 黃錕. 中國城鎮化水平和速度的實證分析與前景預測[J]. 經濟研究, 2010(3): 28?38.

[13] 蔡昉. 人口轉變, 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J]. 經濟研究,2010(4): 4?13.

[14] 周偉林, 郝前進. 城市社會問題經濟學[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9: 43?45.

[15] 周天勇. 中國住房問題的深層次機理分析[J]. 中共中央黨校學報, 2010, 14(1): 42?46.

[16] 盛運來. 流動還是遷移——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的經濟學分析[M]. 上海: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08: 237.

[17] 阿瑟·奧莎利文(Arthur O’Sullivan)著, 周京奎譯. 城市經濟學[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80?81.

[18] 鄧衛, 張杰, 莊惟敏. 2009年中國城市住宅發展報告[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9: 66?67.

[19] 阿列克斯·施瓦茲(Alex F. Schwartz)著, 黃瑛譯. 美國住房政策[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83.

[20] 李斌, 許嵐. 小城鎮住房利益變遷中的“階層融合”趨勢[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12(2): 177?181.

Abstract:Migrant workers have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still depends on con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ut the housing problem has remained the obstacles to transformation from migrant workers to residents. To make use of the improved model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cost-benefit NPV from Sjaastad and statistical data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i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e found that the absolut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residents is the main motiv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migrating.Differences of the cost of living in each region will impact where the peasant workers to go to some extent and, hous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migrant workers’ migration.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housing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could accelerate the arrival of Lewisian Turning Point. The government can solve the housing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in many ways, such as guid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towns, promoting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of thought.

Key Words: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migration; housing; citizenization; small towns

Housing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rapid urbanization

LONG Shuguo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D632.1

A

1672-3104(2011)06?0011?07

2011?06?27；

2011?09?07

龍樹國(1969?)，男，湖南省湘陰縣人，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佛山科學技術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經濟學，住房政策.

[編輯：汪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