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華文學校教育體系消亡的原因分析

黃 明

(集美大學 外國語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新加坡華文學校教育體系消亡的原因分析

黃 明

(集美大學 外國語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新加坡近三代華人語言使用由漢語大規模轉向英語，與新加坡華文學校教育體系消亡具有直接關系，該體系由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完整又龐大，無論學校數量還是學生人數都曾遠超英文學校。華文學校教育體系消亡主要有政治、經濟、社會、語言文化等因素。20世紀70年代以前，新加坡歷屆政府為了消除華校的“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色彩，利用行政和經濟等手段壓制華文教育，使華校生在升學、就業、升職、收入等方面感到前途渺茫；同時弱化僑社與華校的聯系，并采用“英語為主、華語為輔”的雙語教育，逐漸把華文學校教育轉向英文教育。

新加坡；華文學校；教育體系；消亡

新加坡是中國之外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多民族國家，華人占全國總人口的76%，實施雙語教育前，華文教育體系比英文教育更為龐大，有小學至大學(最初以漢語方言為教學語言)的完整體系。實施雙語教育數十年后，華校消亡，華人以華語方言為主的語用習慣發生根本轉變。是什么原因導致華文學校教育體系在短短數十年間如此快速消亡？目前學界還沒有人對此進行系統研究。國外針對新加坡華文教育的研究以新加坡學者為主，其代表人物當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周清海教授。此外，還有吳元華、郭振羽、謝譯文、Janet、Edwin、S.Gopinatban等。他們的研究涉及雙語教育制度下華文教育變化的方方面面，包括華語的地位、華人語言轉移等。國內學者周聿峨、李國梁、徐大明等也間接探討新加坡華文教育，但上述研究均未系統分析新加坡華文學校教育體系消亡的原因。本文根據在新加坡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對新加坡雙語教育制度下華文學校教育體系消亡原因進行較為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

一、新加坡華文教育的發展及式微趨向

新加坡近三代華人大規模的語言轉移是由漢語方言轉向“華語”和英語，目前華人以講英語為主，使用“華語”的比例逐漸下降，漢語方言幾乎絕跡。該語言轉移的發生與新加坡華文學校教育體系消亡具有直接關系。新加坡舊式的華文學校教育始于私塾。在新加坡1819年開埠之前已有不少華人私塾(Chinese Writing School),它們由閩僑、粵僑所辦[1]，[2]，[3]。至20世紀初，華文教育逐漸脫離私塾形式，出現學堂這一新式教育。由于清朝政府的勸學政策、康有為及其?；庶h的鼓吹提倡、孫中山及其革命黨的推波助瀾、本地華社的不懈努力、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華文學校在新加坡迅速發展。1954年前，無論是學校數量還是學生人數都超過本地政府全力支持的英文學校。其中，華校由1921年的32所增加到1941年的370所[4]，1938年，新加坡在校學生中的60%在華校，30%在英校，到1959年，仍有44%在華校，51%在英校[5]283-287，[6]147。新馬華人自己創辦的(華文)南洋大學(南大)1953年獲準成立，完善了由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這一龐大的華文學校教育體系。然而，該體系因華族學生轉入英校而不斷衰弱。1977年南大被要求改用英語為教學媒介語，不久后并入(英文)新加坡大學(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華校中小學學生人數快速下降，1986年全部轉入英校，至此華文學校教育體系徹底瓦解。

總的看來，華校式微的原因包括國際和國內因素。二戰后，西方國家和東南亞地區排華浪潮迅速蔓延，華人、華文、華校陷于極度艱難的處境[7]。新加坡國內因素主要有歷史、政治、經濟等。英國統治新加坡140多年，英語一直是行政、司法、商業等重要領域的語言，英國人退出新加坡時留下一個英語占優勢的語言環境。行動黨新政府繼續使用英語作為行政、司法等領域的語言，英語的社會地位便無法動搖[8]17。如此以來，在學校教育體系中，英語的優勢和華文的劣勢已經不言而喻。

二、新加坡語言政策變遷的政治牽制

從政治環境而言，新加坡歷屆政府都重視英文教育，壓制華文教育。二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大環境是以反共為主潮流，從美國到歐洲，然后席卷東南亞。新加坡華校比較關心中國的國家大事，1949年后又出現向往新中國的傾向。政府認為華校是反殖民主義的“左派分子溫床”，帶有強烈的“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色彩。而且，左派暴動以及種族沖突經常以語言和教育問題為導火線[9]129，華校的語言問題自然也成為爆炸性的政治問題，以致殖民地政府企圖大力發展英文教育以取代華文教育。由于政府的全力資助，英校的學費低、設備好、教師素質高，生源不斷擴大[10]18-21。行動黨政府雖然不像殖民地政府那樣試圖壓制華校，還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華文教育，但考慮到國際國內政治形勢，也認為偏重英文教育才符合新加坡的國家利益。新加坡華人約占全國人口的75%，常常被周邊鄰國和英美等國稱為“華人城市”“第三個中國”。為了消除周邊國家的疑慮，新加坡從自治到獨立后極力樹立“新加坡人”的形象，力求在本地區保持“中立”，以求生存。在學校教育方面，李光耀采取溫和漸進的方式，把華文教育逐漸轉向偏重英文的教育，希望以此把華人對中國的認同和中國意識轉向新加坡認同和新加坡意識。

華校學生政治活動妨礙華校的發展。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東南亞國家掀起排華浪潮，新加坡的政治局勢錯綜復雜，社會動蕩不安，罷工罷課活動不斷，僅1961年就有116次罷工[11]。而且，學生罷課與工人罷工總是連在一起。所有這些政治活動，華校生都積極參與，英校生卻很少參加。華校頻繁的政治活動不僅招來政府的嚴厲壓制，也使家長對華校望而卻步，許多家長擔心華校的環境影響學習而為子女選擇英校。如，1954年各大報紙頭版頭條刊登華文中學動亂事件，該年注冊就讀英校的新生人數首次超過華校[10]19，[12]34-38。針對華校學生頻繁參與罷課罷工活動，1956年《各黨派報告書》也特別提出：“學生不應該參與政黨活動和勞資糾紛?！盵13]

政府當局利用行政手段在升學、就業等方面壓制華文教育。1949年殖民地政府成立馬來亞大學，招生時只錄取英文中學畢業生，拒絕接受華校生。如果華校生想進入該大學，需要另外考取同等學力的英文證書。后來的新加坡大學、工藝學院和教師培訓學院等高等學府也只錄取有英文證書的學生。這樣，華校中學畢業生失去了直接進入當地大學深造的機會。在此政治環境下，東南亞唯一的華文大學南大生存空間一步步被縮小，直至無處存身。李光耀認為，“沒有一個東南亞國家愿意看到一所華文大學冒起”。為了把南大的華文教育轉向英文教育，行動黨政府上臺后采取一系列手段：不承認南大學位；要求改組南大；把南大的靈魂人物(創辦人)陳六使驅逐出境；拘捕和開除對改組南大不滿而罷課的學生；頻繁更換南大當局(24年內更換9任校長)；要求停止招收馬來亞的華族學生，以此切斷南大50%以上的學生生源[10]32-36。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首先服務于國家政治，自然也是偏重英文學校教育。二戰后，殖民地政府大力發展英文教育，壓制華文教育，語言政策采用的過渡式雙語教育，目的就是以英文教育取代華文教育，要求華校用英語講授其他學科的課時至少占到小學教學總課時的三分之一，初中的二分之一，高中的三分之二[14], [6]92,[15]。行動黨政府的政策也是偏重英文教育，以致引起維護華文教育者的不滿：“馬來亞大學畢業的華籍學生，可以不識最簡單的華文，仍居高官領厚祿”，而南大畢業生就業機會很少[5]286-287,[16]。行動黨政府語言政策中以“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過渡——保持式雙語教育逐漸將華校的教學媒介語轉為英語，華文學校最終被英文學校取代。

三、華文教育逐步萎縮的經濟驅動

從國家層面而言，重視英語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雖然經濟價值并不是應用某種語言的唯一因素，卻是決定性因素[17]，因此，二戰后政府當局把雙語教育與經濟發展緊緊聯系起來。新加坡是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島國，發展經濟主要依賴國際商貿、世界科技、工業化，而英語是國際貿易和世界科技的語言。政府有充足理由重視英語，而政府重視英語本身又無形中提高了英語的經濟價值和地位。對華校而言，沒有經濟支撐，學校不可能維持下去。政府以經濟手段控制華校往往可收奇效。二戰前華校有華社作為經濟后盾，二戰后經濟不景氣，華社對華校的支持減少，華校面臨嚴重的經濟壓力，只能增加學費，結果導致大量華校生轉入英校。無奈之下華校只能接受政府給華校的微薄輔助金[10]20。同樣由于經濟原因，英校的設備和條件比華校優越，這也是吸引學生的另一優勢。而且，華校接受政府的津貼后，學校的行政及教學等都要受政府管制，不得不按政府的要求為英文提供最多課時[18]。

從個人層面而言，經濟價值與事業前程是學生選擇英校的最主要原因。對升學、就業和升職影響越大的語言，價值越高；社會職業中需求越高的語言，越受重視，也越受家長的青睞，家長鼓勵子女學習該語言。Gardner、Peal和Lambert等指出，家長的語言態度直接影響子女學習和使用語言。在新加坡，語言能力是攀登教育階梯的決定性因素[19][20]，而教育階梯的高度決定一個人社會階梯的高度。根據Murray的研究，新加坡將子女送往英校就讀者主要是基于經濟上的考慮[9]82。

具體到升學、就業和升職，華校畢業生幾乎沒有什么機會，他們很難找到工作或接受高等教育[21]。從升學來看，本地大學阻礙華校生接受高等教育制約了華文中小學的發展?！氨景罡叩冉逃浫⌒律杂⑽某潭葹闃藴?，華校畢業生罕能直接升入”[5]288。例如，1967年一些南大學生大四畢業后因找不到工作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繼續深造，被當作二年級學生，需要再讀兩年才能獲得大學本科學位[22]。從就業來看，英校生工作前景好而華校生就業機會少?！罢?、商行、會計公司等均以英文為唯一應用語文，置受華文教育者于無用武之地?！盵5]288事實上，即使是清潔工、包裝工等也要求應征者“略懂英語”，由此可見，英語在工作領域里的權威地位。當時華校生處于“畢業就是失業”的社會環境，不滿和失望可想而知[23]，[24]。為幫孩子學英語，許多華族家長有意把家庭語言改為英語，連英語水平較低的家長都用不標準的英語跟孩子交談[25]，[26]32。此外，升職困難、收入偏低加重華校生的失落感。政府部門、教育或其他領域的行政階梯里，華校生晉升機會非常少[27]10，而華校畢業生的薪酬有時還不到英校生的一半。在南大學位獲承認前，其畢業生在私人機構只能領取高中生的薪水。1978年李光耀再次強調，“基于經濟發展的趨勢，欲成為專業人士及行政人員都必須具有能說能寫流利英語的條件”[28]。經濟學者李賜安認為，“從一開始，經濟因素就是形成新加坡國家政策的主要內容”?！懊恳粯邮挛锒己徒洕植婚_，和生計也分不開”。1966年開始實施強制性雙語教育，目的之一就是逐步解決受英文教育者與非受英文教育者之間就業機會、工資收入不均的問題[5]279-280,[26] 36，[29]。

四、社會語言環境影響下華族學生語言態度的轉化

在殖民地政府統治東南亞的年代，僑社、僑校和僑報被稱為華人華僑社團三寶。僑社主要包括三種社團組織：同宗會、同鄉會和同業會。除了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以外，僑社的權威性、廣泛性、治理性、認同性和組織性都比今天一般的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10]8。僑社對新馬華文教育的創立和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幾乎所有華校都是由當地華人華僑通過僑社捐助成立。每當僑社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出現大幅度波動時，華文教育立刻受到影響。1960年行動黨政府開始建設基層社區組織，成立人民協會和聯絡所等，組織人民集體參與社會、文化、教育及體育活動。通過這些地方組織與民眾連成一體，政府使整個社會變成一個組織系統。另外，隨著城市重建計劃中衛星鎮的建設，民眾逐漸住進建屋發展局的組屋，各民族原來的居住分布局面發生了根本改變。新建衛星鎮都有聯絡所、療養所、市場、英校等[30]。隨著政府社會管理功能的逐漸加強和各種福利制度逐漸完善，華社的“小政府”功能漸被替代，從而降低了僑民對僑社的依賴?？傊?，僑社、僑校、僑民之間的聯系逐漸變弱，后來甚至中斷聯系，也是華校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治和經濟因素決定了英語的重要地位，創造了重視英語的社會環境，華文在現實社會中低人一等。結果，受教育越高的人在社會上越少用華語；成就越大的人越不愿講華語，華語被視為不成功人士的語言[27]10-11。在此強烈的社會導向下，華族家長不得不考慮子女的前途和命運。孩子畢業后都要進入社會去求職、工作、生活并獲得社會的認可，而在英語重要的社會環境里，華校生受歧視、找工作難、待遇低、地位低，這樣的社會語言環境直接影響在校生學習和使用語言的態度。不僅如此，新加坡偏重英語的社會還會衍生出另外一個矛盾：一方面，新加坡需要掌握先進科技、英語能力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并大力投資教育培養年輕一代；另一方面，這些被培養出來的人才更有條件、更容易(往往也更有意向)移民國外[31]。為了留住這些人才，政府為他們提供更優裕的工作、生活條件。如此以來，英語的社會地位更是水漲船高。

五、語言感情性依附影響下華族語言文化的使用與繼承

凱爾曼(Kelman)在討論多語社會建設國家認同時指出，各不同語言群的人，通常對自己的族群及語言具有一種“感情性依附”(Sentimental Attachments)，常會阻礙國家意識的建立。在這種情況下，當政者必須設法滿足個人及各民族語言群的基本要求，使得人民對現存的社會政治結構產生一種“工具性依附”(Instrumental Attachments)。長期之后，這種對國家政體的依附感，可以由“工具性”而轉變為“感情性”，從而萌生新的國家意識[8]65。

具體到個人而言，語言的工具性依附通常體現在接受哪種語言教育對個人的生存和發展更有保障，也就是更能提高個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語言的感情性依附則表現在各民族是否有權利學習、使用、繼承和發揚本族語言文化。在新加坡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數華族家長和學生都認識到掌握英語的重要性。由于雙語教育的實施，英校既重視英語又教授華語，英校畢業生在個人經濟與社會地位方面深得其利，英文教育能夠滿足人們對語言的工具性依附。另一方面，大多數華族家長希望子女在學好英語的同時，也學習本族語言文化，以免“忘本忘根”。1958年起英校開設以華語為第二語文的必修課，使華族學生對本民族語言和文化的感情依附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蛘哒f，英校以“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雙語教育消除了許多華族家長心理上的障礙，減少了對英校的抵制心理，也容易將基于經濟原因而選擇英校的決定予以“合理化”，基本上滿足了華族家長希望子女英語和華語二者兼得的愿望，也就加快了華校學生人數銳減的趨勢[9]82,[12]34 -38。

相對而言，傳統的華文教育本身存在著難以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弊病。過去的華文教育注重與中國關系的一面，而忽視了更重要的一面，即華文教育對海外華人謀生的實際效用。顯然，華文教育團體也意識到華文教育與華人現實生活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無法適應華人求生存求發展的需要。面臨社會發展的現實，傳統的華文教育也亟待改革[32]。1963-1965年間，針對華校學生人數銳減的趨勢，各華文教育團體包括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華校董教聯合會、華校聯合會、華校教師總會、華文中學教師會以及學生家長聯合會等一致認為，最重要的解決辦法是提高華校的英文程度，并采取了具體措施，如：改革華校英文教學方法，增加英文科授課時間，英文教師以英文為教學媒介等[5]239-240。盡管華校提高英文教學的措施沒有產生增加學生生源的理想效果，但華校教育觀念的改變以及努力是務實的行動，對配合國家雙語教育具有積極的作用，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重視聽說能力)保持華族語言文化。

新加坡由小學、中學到大學完整而龐大的華文學校教育體系于20世紀末徹底瓦解，其中有國際和國內兩大因素。國際上主要是西方國家和東南亞地區的排華浪潮，國內主要有政治、經濟、社會、語言文化等因素。在歷屆政府看來，華校學生帶有強烈的“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色彩，以致殖民地政府極力發展英文教育以取代華文教育，行動黨政府為了擺脫“第三個中國”的形象、淡化華人的中國認同、發展經濟和科技，也重視英文教育。為此，政府當局利用行政和經濟等手段壓制華文教育，使華校生感到升學無門、就業困難、升職無望、收入微薄、地位低下、前途渺茫；同時采用以過渡式為主的雙語教育，逐漸把華文教育轉向英文教育。此外，政府對社會各階層管理功能的加強以及教育改革，弱化了僑社與華校之間的聯系。傳統的華文教育本身難以適應社會發展要求和海外華人的生存需要，而英校后來實施的“英語為主、華語為輔”的雙語教育，滿足了華族家長希望子女學好英語同時也不放棄本族語言文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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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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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2)02-0056-05

黃明(1962-)，男，湖北房縣人，集美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新加坡英漢雙語教育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1YJA740036)

201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