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加坡陳嘉庚從邊緣到回歸
——兼論陳嘉庚精神的“本土化”

李 勇

(廈門大學 歷史系，福建 廈門 361005 )

當代新加坡陳嘉庚從邊緣到回歸
——兼論陳嘉庚精神的“本土化”

李 勇

(廈門大學 歷史系，福建 廈門 361005 )

二戰以后，新加坡經歷了新興民族國家建構和公民身份認同的轉向。在此進程中，陳嘉庚被認為是妨礙國家認同建構的因素而遭遇“邊緣化”困境。20世紀80年代以降，陳嘉庚“回歸”面臨“本土化”新命題。淡化陳嘉庚愛(中)國主義意識形態，傳承文化意義上的陳嘉庚精神，將陳嘉庚中國情緣作為新中兩國人民友誼的橋梁和紐帶，成為陳嘉庚精神新加坡當代詮釋和傳承的顯著特點。

新加坡；陳嘉庚；國家認同建構；本土化

陳嘉庚(1874-1961)是中國近現代史和東南亞華族史上的杰出僑領，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 民族光輝”?，F有陳嘉庚研究(尤其是中國國內學者的研究)大多囿于愛國主義框架，著重討論陳嘉庚生前歷史貢獻及其精神內涵的總結等方面。事實上，作為一個政治色彩濃厚的華僑“巨亨”，陳嘉庚身后故事亦頗有意思。最明顯的，在中國大陸、臺灣和新加坡，由于政治環境的不同，直接影響到三地對于陳嘉庚的認同和記憶。本文置陳嘉庚于戰后新加坡國家認同建構和華人社會本土化進程的特定時空維度下，探討一個不同于中國的、新加坡的陳嘉庚，分析其曾經遭遇的“邊緣化”困境，以及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精神價值的回歸及其本土詮釋。

一、“邊緣化”的陳嘉庚

新加坡是一個由以華族為主、由多元種族構成的移民社會發展而來的新興民族國家。自1819年開埠，新加坡歷史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殖民地時期，第二個時期是1959年、1965年以來國家自治和獨立發展時期。其中1945至20世紀70年代，是新加坡由殖民地向自治和獨立邁進，同時也是華人公民身份認同轉向和華人社會由“落葉歸根”的僑民社會向“落地生根”的定居社會轉化的重要時期。其間，持鮮明中國民族主義認同的陳嘉庚和體現在陳嘉庚精神中的愛(中)國主義本質與這一趨勢之間的深刻矛盾，決定了陳嘉庚“邊緣化”問題產生的必然性。

具體而言，戰后初期，一方面，重返馬來亞的英殖民政府鑒于區域政治形勢的變化，開始調整其百多年以“放任政策”為特征的統治策略[1]281，對華人政治生活實行干預，“通過授予華人公民權，一方面作為對華人在抗日戰爭中所作的英勇抗敵與犧牲給予適當的承認與獎勵，更希望馬來亞華人一旦成為公民后，享有平等的政治與經濟權利，從而孕育與滋長本地意識，效忠馬來亞”[2]。另一方面，華社延續戰前僑民社會的特征，政治上效忠中國。所不同的是，受中國國內政治斗爭形勢的影響，華僑社會產生分裂：“擁共反蔣”和“擁蔣反共”兩種政治勢力長期對壘。陳嘉庚領導了新馬華人的“擁共反蔣”運動。在“冷戰”初現苗頭、資本主義世界對共產主義滿懷敵意和殖民政府意圖確立新加坡華人馬來亞認同的背景下，英殖民政府對陳嘉庚的態度也由戰前的賞識，轉變為即或不是敵意也是充滿芥蒂。馬來亞政治環境的變化，直接導致了陳嘉庚生前的“邊緣化”。此點可從《南僑日報》被封事件中略窺一二。

《南僑日報》一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由中國民主同盟新加坡支部聯絡陳嘉庚于1946年創辦的旨在建立華僑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華文報紙。創辦以后，陳嘉庚經常毫不避諱地以全南洋華僑領袖的身份，發表署名文章，公開稱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抨擊揭露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專制和腐敗統治，在新馬華人社會中產生廣泛政治影響，因而遭致英殖民政府的壓制。1948年，英政府對《南僑日報》等中文報章的左派言論和活動發出嚴正警告之后，于次年5月以“民盟”為外國政治組織，將妨礙“馬來亞公民意識之成長”為由宣布其為非法，禁止它在新馬兩地的活動。而對陳嘉庚本人，政府曾打算拘禁，只是害怕在當地引起騷動而作罷[3]327-330。陳嘉庚處境堪慮。

湊巧的是，陳嘉庚分別于1948年8月和1949年1月兩次迭接毛澤東電函，邀其回國參政。有感于馬來亞政治氣候的變化，同時懷揣回國“看看新政府如何謀新中國的發展，如何改善新中國”的想法[4]，陳嘉庚決定踏上北歸之路。陳嘉庚的北歸，在新加坡往往被詮釋為以中國民族主義認同為特征的華僑時代的結束和以居住國本土認同為特征的華人時代的開啟[3]387。此后，新加坡經歷了急劇的社會歷史變遷，經歷由移民社會向本土社會的轉型：1950年代，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領導了華人爭取公民權的運動；1957年英殖民地政府頒布公民權法令，絕大多數華人取得公民權；1959年新加坡普選，第一屆民選自治政府產生，人民行動黨政府上臺執政；1963-1965年新馬合并，1965年獨立建國。經歷過諸多政治角力和社會重組，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政治環境下上臺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出于建立新國家認同的迫切需要，采取“去中國化”政策。這是導致新加坡建國后陳嘉庚政治敏感化和邊緣化的重要原因。

毋庸諱言，戰后十數年新加坡本土政治參與和社會動員雖然促進了公民身份認同的轉向，然而誠如李光耀所言，如何在一個多種族、多語群的地域邊界內，“把一群來自中國、英屬印度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個民族國家”，卻顯得遙遙無期[5]13。單就最大多數的華人而言，相當一部分華人中國情感一時難以割舍，甚至對“紅色”中國充滿向往。這種感情有時直接反映在他們對新加坡國家認同的模糊認識上。1971年中國乒乓球隊訪問新加坡，在與主隊比賽賽場上發生觀眾嘲笑主隊，并高呼贊美毛澤東口號的事件，頗令新加坡政府難堪[5]642。面對新國家認同建構的迫切形勢，使陳嘉庚問題敏感化和邊緣化，自然成為人民行動黨政府“去中國化”政策考量的一部分。1976年，李光耀總理首次訪問中國，行程經過廣州，有人建議他到陳嘉庚故鄉廈門集美去看看，他予以拒絕，目的就是不想發出不利于建國的錯誤信息。

霍布斯鮑姆在其經典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指出，構成民族國家的標準要件有三種：第一，擁有足夠長久的建國史(英、法、俄)；第二，具有悠久的精英文化傳統和獨特的民族文學與官方語言(德、意)；第三，武力征服[6]。1965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短暫合并，又不愉快地走上獨立之路時，新加坡被外界稱為“一個無可奈何的國家”，“一個政治笑話”，國家生存危若壘卵。不過，這反倒讓新加坡人民產生了壓力之下(雖然不是武力侵略)社會成員間“休戚與共的民族情操”，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也能適時地“把這種迫切感傳達給人民”[1]215?！懊\共同體”的感受，把新加坡人民凝聚在一起，甚至為促成建國，甘愿犧牲個人或群體利益。在新加坡建國進程中，許多為促進民族國家一體化的措施，沒有引起強烈的抗議，原因即在此。

基于以上原因，在新加坡建國后的二三十年間，政府和民間達成默契，有意識地“遺忘”陳嘉庚。陳嘉庚的孫子陳君寶回憶說，直到1987年，25歲的他隨家人一起到中國廈門集美，才對他的祖父有了真正的了解[7]。不難想象，在官方民族主義主導的選擇性民族“歷史記憶”中，陳嘉庚幾乎成了新加坡一代人歷史記憶的“空白”。

二、陳嘉庚的“回歸”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有三個因素促成了陳嘉庚的“回歸”：世界政治局勢趨向緩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改善和正?；?；中國改革開放、和平崛起，搭乘中國經濟“順風車”的考量逐漸在新加坡政壇占據主導地位；更為關鍵的是，經過多年勵精圖治，新加坡政治穩定，政府清廉，經濟繁榮，種族和諧，國富民昌，獨立時期的生存迫切感遂轉化成身為“新加坡人”的自豪感。根據20世紀70年代末的一項調查，在990名新加坡人中，90%的人自認為是新加坡人，74%希望被稱為新加坡人而非華人、馬來人或印度人，74%的人愿意為新加坡而戰并付出生命。同時期對南洋大學學生的調查也顯示了大致相同的結果。有學者認為，這標志著新加坡國民以國家認同為歸宿的本土化進程告一段落[8]。國家認同建構的成就，也使李光耀訪問中國時的心境有了很大改變。1980年，在他多次訪問中國后，第一次不避諱來到福建廈門。游歷期間，他一掃之前的內心糾結，對于廈門這個“新加坡大多數人的祖先的家鄉”流露出親切和喜悅之感。他回憶道：“廈門之行，令人難忘。第一次在中國聽到熟悉的福建鄉音，真是讓人欣喜?！盵5]691-692

新形勢下，陳嘉庚漸次“回歸”新加坡。1982年，新加坡政府開放“陳嘉庚基金”的官方注冊，是為新加坡建國后第一個以陳嘉庚名字命名建立的民間機構，具有標志性意義。成立陳嘉庚基金，旨在擴展陳嘉庚獎學金基金(由華社自發成立于1961年)的服務領域，弘揚陳嘉庚精神。目前該基金常年會務活動主要包括：頒發年度陳嘉庚高級學位獎學金、舉辦陳嘉庚青少年發明獎、陳嘉庚學術講座、贊助高等教育學府的教育基金(如在南洋理工大學設立“陳嘉庚教授基金”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設立“陳嘉庚金牌獎”)，不定期舉辦陳嘉庚紀念活動，等等[9]。此后不久，由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田長霖和王賡武等多位國際知名華裔學者聯合發起，成立于1992年、總部原設于香港的“陳嘉庚國際學會”，亦于1996年轉趨落戶于新加坡。兩機構在新加坡的出現及活躍的會務，極大地促進了陳嘉庚“回歸”，陳嘉庚的名字及介紹屢現報端，開始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在潛移默化中，“陳嘉庚”名字的敏感性逐漸消除，禁忌不再。

緊接著，來自新加坡政府高層對于陳嘉庚態度的改變，促使陳嘉庚“回歸”新加坡的形勢發生根本性逆轉。2008年，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和陳嘉庚基金聯合舉辦為期5個月的“承前啟后、繼往開來：陳嘉庚與李光前”生平事跡展，李顯龍總理作為特邀嘉賓親臨揭幕。李總理揭幕致詞肯定了先賢“實干、勤奮和做得到”的精神，他指出：“先驅們愿意勇闖未知和新領域、及渴望為社會作出超越本身的偉大貢獻的精神，仍然和生活在現今社會的我們和后代息息相關?！盵10]李總理對先賢精神在當代新加坡仍然具有價值的基本定調，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值得注意的倒是，致詞刻意回避了陳嘉庚精神中的愛國主義，對先賢精神作了“本土化”的再詮釋。但無論如何，李顯龍總理親自為展覽揭幕、致詞，在新加坡被普遍理解為對陳嘉庚精神的最大肯定，并很快在民間得到積極回應。陳嘉庚“回歸”新加坡的步伐明顯加快。

(一) 新加坡怡和軒俱樂部

成立于1895年的怡和軒俱樂部，是新加坡歷史悠久的跨幫群華商精英俱樂部。陳嘉庚擔任怡和軒總理4屆14年，先后坐鎮領導了1928年新加坡山東慘禍(“濟南慘案”)籌賑會和1937-1942年新加坡及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在后來這場持續數年的全南洋華僑愛國抗日救亡運動中，陳嘉庚毅力而為，組織“南僑機工”回國抗戰，前后匯回華僑抗日捐款折合國幣4億元，是為怡和軒歷史上發揮僑社領導作用最輝煌的歷史時期。

百年歷史，百年傳承。今天，怡和軒秉持服務社會的宗旨，繼續活躍于華社舞臺。2008年，最早對展覽做出直接回應的就是怡和軒俱樂部。時年11月9日，筆者有幸受邀參加怡和軒“三慶”(怡和軒成立113周年、會所重建落成和先賢館揭幕)大典。在由新加坡財政部長尚達曼主持、外交部長楊榮文參加的慶典儀式上，怡和軒主席林清如宣布兩項舉措。其一，撥款10萬元成立“怡和軒華文書籍獎”，獎勵特選中學華文成績優異的頂尖中四生，是為新加坡首個由華社組織專門為特選中學設立的獎項；其二，與陳嘉庚基金合作，在怡和軒新會所一樓設立先賢館，展出以陳嘉庚個人展品為主的先賢遺物和圖片。儀式突顯了“先賢精神 世代傳承”的慶典主題。

怡和軒設立特選中學華文書籍獎，以激勵學生學好華文，與陳嘉庚重視教育的精神一脈相承。在怡和軒會所一樓設立先賢館，更是意味深長——當年陳嘉庚以怡和軒為家，吃住都在怡和軒，領導了歷時4年的全南洋華僑抗日救亡運動，在會所三樓的“怡然閣”，至今擺放著一對據說是陳嘉庚生前喜用的酸枝躺椅，可知將先賢館設于怡和軒，明顯之深意即在于為參觀者提供一條“想象”新中友誼的便捷通道。目前，先賢館由專人負責，常年開放給來自四方的賓客，其中新加坡中小學生和來自中國的觀者占了相當部分。作為一處歷史空間，怡和軒先賢館正發揮著傳承先賢精神和溝通新中兩國人民友誼的獨特橋梁和紐帶作用。

(二)新加坡華僑中學

華僑中學乃全南洋第一間完全華文中學，由陳嘉庚發起創辦于1919年，此后直到1934年，陳嘉庚相繼擔任該校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屆總理。1979年，新加坡推行特選學校制度，華僑中學入選新加坡最早批準的9所特選中學之一。特選學校在新加坡被賦予了傳承中華語言文化、保持華族文化傳承的特殊使命，入選特選學校者，均屬新加坡優質學校。由于以上原因，華僑中學背負著天然的使命感，成為嘉庚精神傳承的另一重鎮。

為了紀念陳嘉庚的創校貢獻，華中校園內原本立有嘉庚像，設有嘉庚禮堂。2009年3月，為適應嘉庚精神傳承的新形勢，華中又在自己的權屬范圍內，將連接兩校門的校園干道命名為“陳嘉庚通道”。同年6月，華中董事會建議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將華中門前在建的新地鐵站命名為“陳嘉庚站”，在三個入圍備選站名中，“陳嘉庚站”以其豐富的歷史底蘊脫穎而出，被當局采納。2010年值華中慶祝91周年校慶之際，學校師生更將陳嘉庚事跡搬上舞臺，精心編排三幕史詩劇《陳嘉庚》，在維多利亞劇院公演兩晚。數月之中，華中頻頻行動，表明了傳承嘉庚精神的決心。

(三)新加坡福建會館

福建會館是殖民地時期新加坡最大幫“福建幫”(講閩南方言社群，約占新加坡華人總人口的43%)的總機構，是新加坡歷來公認最有影響力的華人社團之一。自1929年改組福建會館直到1950年，陳嘉庚擔任會館主席21年，為新加坡社會發展和進步做出貢獻：一是大刀闊斧地改革福建會館組織機制，率先確立會員制、執(行)、監(察)委員會制和科層制(經濟科、教育科、總務科、建設科、慈善科)，樹立了現代新型華人社團的典范。二是將閩幫道南、愛同、崇福三校納入福建會館統籌統辦，戰后發起創辦南僑女中，奠定福建會館教育基業。三是連續4年(1930-1934)主導實施新加坡華校會考，試圖從統一考試入手，實現華僑教育的統一。會考的舉辦，直接推動了全馬來亞華校會考的制度化。四是1935年至1936年，為配合蔣介石“新生活運動”，在新加坡發起全社會大規模的改良喪儀運動，促進了僑社風氣改良和社會進化[11]。

陳嘉庚生前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推動新加坡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的精神為福建會館所繼承。當地報紙評論說，新加坡建國以后，許多會館由于種種原因逐漸放棄辦學，福建會館卻“背道而馳”，更加積極地從事教育事業，傳承華族文化[12]。注重華族語言文化教育，是福建會館辦學的突出特點。福建會館現擁有道南、愛同、崇福、光華(1952年由李光前發起創辦)、南僑小學和南僑中學等6所屬校，其中道南、愛同、光華、南僑中學為特選學校，每年小一生入學報名，各生家長對屬下各校趨之若鶩，為了爭得更多的報名機會，也都自愿貢獻時間為會館服務。福建會館以產業生息支持屬校發展，又通過屬校優質教育帶動會館發展，會館事業欣欣向榮，探尋出一條新加坡宗鄉會館生存發展的成功模式。不僅如此，會館屬校也一直秉持“誠毅”校訓，讓陳嘉庚精神代代傳承。

諸多事實表明，沉寂多年以后，“邊緣化”的陳嘉庚又回到了新加坡。新加坡華文旗艦報《聯合早報》的數據同樣顯示，2005年該報出現“陳嘉庚”名字的文章檢索條僅有36條，2008年猛增至140條，2011年全年有121條。陳嘉庚的“回歸”，也為新加坡華社提出了陳嘉庚精神“本土化”的新命題。

三、陳嘉庚精神的“本土化”

華人社會的“本土化”，在新加坡，指的是華人以新加坡為本位(而非中國)的認同意識轉換，以及在此過程中華人社會、經濟、文化結構所發生的全方位歷史變遷，而新加坡國家認同和公民意識的確立作為重要的制約因素作用其間。隨著華人公民身份認同的確立，華人社會的“本土化”也就具體地體現在華人對于新加坡本土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主體性參與上面。

總結近年來新加坡有關陳嘉庚的討論，人們大多關注于新加坡本土語境和中國崛起新的歷史條件下陳嘉庚精神的時代內涵以及華社所承擔的傳承使命這兩個問題上。從一個華人社團的角度，結合當前實踐，本文認為，陳嘉庚精神的“本土化”包含著多方面的內涵。

(一)開拓進取、勇于創新的“變革”精神。陳嘉庚在新加坡移風移俗，改革創新，改革觀貫穿于陳嘉庚一生的主要思想和活動。今天，新加坡傳統華人宗鄉團體或多或少都面臨著變革圖存的壓力。這些壓力包括會員年齡老化、后繼無人的問題，自身定位的問題，組織機能問題，領導人選問題，或是經濟上面臨的困難等，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華人社團高瞻遠矚，因地制宜，制定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策略，找準定位，與時俱進，有所作為。這便需要變革的精神。

(二)奉獻教育、傳承文化的“誠毅”精神。以誠待人、以毅處事是陳嘉庚精神的精髓。陳嘉庚以誠毅興學，亦將“誠毅”作為他所創辦的多所學校的校訓。今天，發動民間力量興學的時代已成為過去，傳統文化“斷層危機”成為新加坡新的時代難題。華人社團要有所作為，便需拿出誠毅精神，持之以恒，切實行動，在多元文化和西方強勢文化環境中，保持華族文化的傳承。

(三)協同國家，發展與中國和世界友好關系的“愛國”精神。愛國主義是陳嘉庚精神的本質。愛中國和愛新加坡，雖說對象不同，內容卻是一致的。2011年底，在新加坡“紀念陳嘉庚逝世50周年”研討會上，王賡武教授拋出“下一位陳嘉庚將以什么姿態出現”的歷史命題，在《變化無窮的南海貿易》的主題演講中，他試圖解析中國崛起背景下華社應該如何承繼陳嘉庚，在變化著的東南亞和中國國際關系中扮演好角色[13]。王教授從國際關系的高度認識陳嘉庚，高屋建瓴，頗具啟發性。事實上，華社在協助新加坡國家，克服國家發展局限性，發展與中國和世界友好關系方面，具有全球性社會網絡和歷史資源的先天優勢，在國民外交日益發揮重要作用的當今時代，華人社團完全可以成為“國際關系中的主動性成分”，從而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回首過去，展望未來，陳嘉庚精神的光芒是不容抹殺的。只不過，時代不同，立場不同，對陳嘉庚精神的詮釋和解讀，自然也有所不同。從新加坡華社的角度看，淡化陳嘉庚愛(中)國主義意識形態，傳承文化意義上的陳嘉庚精神，同時將陳嘉庚的中國情緣作為新中兩國人民友誼的橋梁和紐帶，儼然已成為陳嘉庚精神新加坡當代詮釋和傳承的顯著特點。

[1]游保生,林崇椰.新加坡25年來的發展[M].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1984.

[2]崔貴強.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1945-1959[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154-155.

[3]楊進發.陳嘉庚——華僑傳奇人物[M].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0.

[4]與美記者談我國新局勢[N].南僑日報，1949-02-23.

[5]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M].新加坡：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

[6]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M].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9-40.

[7]英國檔案館解密資料：陳嘉庚去延安后開始左傾[N].聯合早報，2011-11-23.

[8]劉宏.戰后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9.

[9]一代先賢：陳嘉庚基金先賢館開幕紀念特刊[Z].新加坡：陳嘉庚基金.2008:71-72.

[10]李總理.陳嘉庚李光前垂范后人[N].聯合早報，2008-07-19.

[11]李勇.新加坡“福建人”研究(1819-1942)[D].廈門：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82-100.

[12]福建會館將延續先賢辦學理想[N].聯合早報，2000-11-20.

[13]王賡武.聯系東南亞與中國 全球華社責無旁貸[N].聯合早報，2011-11-27.

[責任編輯孫景峰]

TanKahKeefromMarginalizationtoReturninginContemporarySingapore：AndontheTanKahKee’SpiritIndigenization

LI Yong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s a eminent Chinese leadership in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Tan Kah Kee had ever encountered the marginaliz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 of Tan Kah Kee from marginalization to returning and his spirit indige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ingapore nation-state building as well as the shift of Chinese citizenship identities after World War II.

Singapore;Tan Kah Kee;nation-state building;indigenization

K339.6

A

1000-2359(2012)02-0061-05

李勇(1969-)，女，湖北十堰人，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海外華人族群與社會文化研究。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0BSH036)

2011-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