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節”之審思

魏 艾，許建良

(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南京 江蘇 211189)

墨子“節”之審思

魏 艾，許建良

(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南京 江蘇 211189)

墨子從現實亂世出發，明確提出“節”的內容是節用、節葬、非樂等，其標準在于基本生活需要之“用”，而非出于享樂的消費，同時也不能忽視“備”的問題?！肮潯笔亲裱旃淼谋仨?，其最終目的在于通過身體力行讓個人、社會、以至整個天下都通向和諧，即“興利除害”，其固國、利民、養德的現實價值能夠啟發現代人面對資源消費問題上應有的思量。

墨子；節；用；利

一

《墨子·魯問》曾記載墨子之言：“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盵1]475這是墨子“十論”之一。在墨家思想中，有關“節”的思量占有重要位置?！墩f文》云：“節，竹約也。約，纏、束也。竹節如纏束之狀。引申為節省、節制意字?！盵2]189又云：“儉，約也。約者，纏束也。儉者，不敢放侈之意。古假險為儉、易，儉德辟難，或作險?！盵2]376墨子基本延續了節儉的字面含義，那“節”的具體表現又是怎樣的呢？

首先，“節”在物質生活方面的主要內容是節宮室、節衣服、節飲食、節舟車、節蓄私。

從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出發，居所、衣著、飲食、交通都要遵循“節”的原則：人要生存，須有居所，其作用在于“室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1]30-31，而不是為享樂建造亭臺樓閣、繁復鋪張；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1]33，冬季保暖，夏季祛暑，不應追求奢華；飲食“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1]35，不能貪圖口腹之欲去享受美食珍饈；舟車“任重致遠”[1]36即可，不必講求裝飾豪華；人口的生產與繁衍也是人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故王公大人“必蓄私不以傷行”[1]37，順應“陰陽之和”之理，對于適婚適育的男女應該“蚤處家”[1]162，使國家人口壯大。除此之外的“無用之費”都可以略去。另外，對于一國而言，軍事裝備只求防止賊寇侵襲，而不能以“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1]141?？梢?，墨子把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置于消費價值的首位，并結合守國治民的策略，提出“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也”[1]38的號召。而“節”的標準則在于“用”、“利”：“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為?！盵1]164只要能滿足百姓之日常實用，就足夠了，除此以外的花費于百姓無利可言，因而“去無用之費，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1]163，這樣就可以達致天下大利的境界。

其次，“節”不僅體現于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中，也反映在其精神生活中。

針對當時厚葬久喪的社會弊端，墨子提出“節葬”：“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于此乎?！盵1]189這既是對于節用思想的深層進展，也是對儒家倡厚葬、重禮樂的反駁。墨子論述喪葬問題，其理論基點仍在于“節”，《節葬》開篇就用“三務”作為判斷仁孝的標準，即富、眾、治，這才是喪葬的目的。厚葬久喪非但不能“富貧眾寡、定危理亂”[1]170，更會浪費有限的社會資源。墨子舉守喪為例，在三年守喪之期內，王公大人不能按時早朝，農夫不能耕種，工匠無法做工，婦人不能做女紅。所以，厚葬久喪既費財力又費人力，如此下去，“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5]178，甚至引發戰爭。

那么究竟何謂“節葬之法”？墨子說：“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盵1]180-181對于生者而言，“死則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1]181，人不該持久哀痛，而應盡快從事本職工作，為興天下之利繼續努力，這才是圣王之法?！墩撜Z》中記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盵3]29“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盵3]24可見，孔子一方面主張嚴肅禮儀形式的莊重，另一方面在具體活動中則以節儉為禮的內容，是禮重于用?！翱鬃与m堅持的是外在儀式的不變性，但又反對具體細節上的面面俱到，而應該追求人感情上的真正切合”[4]70，而節葬則是以經濟實用為量度，反對過分講求喪葬儀式。

除了“節葬”，墨子“非樂”論也在精神需求的另一層面上對“節用”進行了引申。墨子之所以反對音樂，并非否認樂音、色彩、美味等給人帶來的感官愉悅，而是這些行為既不符合圣王所為，又不符合萬民利益，因此必須加以否定?！按箸婙Q鼓、琴瑟竽笙之聲”[1]252使君王“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1]259，君子“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1]259，農夫“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蓺”[1]259，婦人“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纴”[1]259，“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1]41，并且“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1]253。面對此種情形，墨子認為所有解決問題的方案都必須從改變現實出發，因而于民于國，“樂”不可不非。

再次，“節”并不只強調單向度的節約，而同樣涵蓋“備”的問題，這也是“節”第三個層面的含義。

《七患》中論述到“國備”的問題：“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兇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盵1]28-29糧食、武力裝備、城防以及心理防備是一國之基本儲備。尤其是糧食生產問題，墨子提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盵1]25五谷雜糧是百姓賴以生存的東西，也是國君用以養活自己和民眾的物質資料，所以如果百姓失去依賴，國君也就沒有給養；而百姓一旦沒有吃的東西，也就無法做事；所以必須加緊糧食生產，盡力耕作田地，節約財用，這也是君王施政的基本策略。同時對農時也必須加以關注，“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1]28，即使是圣王也無法保證無旱無澇、五谷豐登，關鍵還是在于“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1]28。只有百姓順應農時辛勤勞作，并且儉樸節省、開源節流，才能夠做好面對困難的準備。所以墨子最后總結說：“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盵1]29

最后，“節”具有“興天下之利”的效果。

對于日常生活而言，“節”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和態度，“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谷孰，衣服節而肌膚和”[1]38。這里的“節”不僅僅是節約簡省之意，而且有恰當、調順、和諧的內涵?？梢?，在“節”的作用下，天地人“三才”可達至和諧境界。墨子行文說教的對象多為君王或是位于社會上層的王公大人，因而對于這些人“節”的功效更加顯著：“故節于身，誨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盵1]31“節”更是一種政治策略，是在道德上提出為君為王者的必備素養?！肮潯钡姆秶M一步擴大便是整個國家?！遏攩枴菲涊d墨子在游歷過程中，魏越問他見到各國諸侯將說些什么，墨子回答說：“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故曰擇務而從事焉?！盵1]475-476墨子認為對于貧困的國家，節用、節葬為最要緊之事。而荀子則認為，“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5]185，認為其節儉標準過于低下，不利于生產發展。實際上，墨子子“節”正是針對社會動蕩的現實而提出的，并且“節”的標準具體明確，超出這種標準之外的就是奢侈浪費，因而這并非導致國家貧困的直接原因，而恰恰是解決問題的途徑。

二

墨子倡“節”已是不爭的事實，但“節”的緣由與理路亦須厘清。

春秋戰國之際，“節”已經有其必要性與緊迫性。盡管當時生產力仍然低下，物資匱乏，但社會財富已經逐漸集中于少數人手中，奢侈現象已滋生蔓延。同時，經濟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含情脈脈的血緣關系已無法維系社會安定；土地分封制、宗法等級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戰，社會急劇動蕩起來。與此同時，黎民百姓卻遭受著戰亂危難，居無定所，食不果腹，因而匡正時弊、安邦治國就成為有志之士的時代使命。這些急劇變化的時代背景正是墨子倡“節”的現實根源，而在墨子整個思想體系中考察時，“節”的緣由則包含以下兩方面內容。

一方面，“節”是遵循天鬼意志的必須。墨子認為由主張厚葬久喪的人主持政務，國家必定貧窮，人口必定減少，刑法政治必定混亂。如果國家貧窮，祭祀的粢盛酒醴就會不潔凈，那么敬拜上帝、鬼神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亂，祭祀也就不能準時了。像這樣去施政，天鬼必然降災禍于人。既尊天明鬼，又提倡節葬，表面看似矛盾，實則不然。在墨子看來，天志是最高標準，鬼神的作用是相當于受天的委派，代天執行賞善罰暴，凸現鬼神的道德賞罰權能夠約束人的行為。只要人在“天志”統轄內不斷努力，就能夠得到鬼神的賞賜和天的庇佑。因而，天、鬼、人是三位一體的。正所謂“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強從事焉，則天鬼之?？傻靡病盵1]83。并且《非命中》篇明確把“天鬼”列為第一表：“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此言之三法也?！盵1]273-274這就體現出墨子論“節”之思路：首先考察圣王“節”之行事，其次考察當前奢靡導致的物質浪費與百姓悲慘，最后提出“節”的倡議與要求?？梢?，在形而上的層面，力行節儉就能夠符合天鬼意志，天鬼自然會降福于人，社會也就隨之安定，百姓生活也就有了實際的保障。

另一方面，“興利除害”[1]86是“節”之理論旨歸?！袄弊衷凇赌印分泄渤霈F379次，毫不諱言“利”可謂《墨子》一書的顯著特色，因而有“利”之“用”才是“節”的本質?？偟膩碚f，“節”所遵循的原則是，“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1]204-205，這與儒家“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3]38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儒家人為地把義利設定為道德高下的區分標準，在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上明顯地把道德置于利益之上，甚至在孟子那里有“舍生而取義”[6]上的論斷，盡管后來荀子提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5]502，但這并沒有改變儒家義重于利的基本方向。而在墨子這里，“凡言凡動，利于天鬼百姓者為之”[1]442，“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1]251。只要是利于天、鬼、百姓之事，就可以實行，就能夠成為施政方略。墨子又以圣王為例，進一步說明“利”對于“節”的規定：“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為?！盵1]164“圣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1]159。墨子不僅完全認同“利”的合理性，而且把“利”作為道德評價的標準，后期墨家更是提出“義，利也”[1]309的論斷?？梢?，墨子把義的內在規定性解釋為“利”，興利才是“義”之目的，所以“節”之最終目的是“興天下之利”。由此，墨子就把倫理道德的要求與規范置于現實功用的框架下，直接與現實生活相連，這就比孔子“罕言利”[3]86式的抽象內省、消極保守更加嚴密、更有意義，這也是墨家平民階層背景的反映。

三

墨子之“節”不僅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體現出鮮明的現實功用特點，在現今社會也仍是一種有活力的思想資源。盡管市場經濟仍能夠提高效率、創造財富，但它無力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問題更加嚴重了，因而適度消費與提倡節儉就成為人們必然的選擇。在著重考慮日常實用的背景下，墨子之“節”所體現的價值具有深厚的現時代特點，具體而言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固國?！皟€節則昌，淫佚則亡”[1]38。節儉不僅是關系一人一家興衰之事，更是影響國家安定存亡之大事。對于一國而言，提倡儉約，約束人們的物質消費和享受欲望有利于緩解社會消費需求與物資短缺之間的矛盾，保證社會安定和發展，這也是增加社會財富的一種手段。前文論述“備”的問題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正如《周易》所說“君子以儉德辟難”[7]，在面臨危難的時候，特別是墨子所處的物質匱乏時期，儉樸的德行有助于克服現實危難，能夠給予民眾和國家以實在的力量。即便是21世紀的今天，物質生活的豐富也同樣不能成為奢侈浪費的借口，而更應該謹慎而理智地生活，保持萬物之間的和諧共作。

二是利民。墨子把“民力盡于無用，財寶虛于待客”列為第三種國之憂患[1]24，體現出其對于百姓利益的注重，“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1]163，才能“民富國治”[1]35。愛民、利民的思慮與墨子的平民背景有著莫大關聯，也正因如此，墨子才能從維護百姓利益的角度出發，提出并積極實踐一系列安定社會民生的主張和方案。

三是養德。節儉不僅是現實經濟上的必須，而且與人的道德修養緊密相聯，特別是身為君王，其道德品性的優劣直接關系國之興衰：“節于身，誨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盵1]31培育君王德性于國于民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過分地追求物質消費和感官享受就會導致“國貧而民難治”[1]31。同樣，節儉也是普通民眾應具備的道德規范，這種崇尚簡樸、反對奢靡的消費觀對于今日之建設節約型社會具有很大啟發。當然，墨子倡“節”并不否定人的自然需求并不主張吝嗇禁欲，而是反對過分奢侈造成的必要浪費。

盡管墨子“節”的思想有著顯著的經世致用價值與現實合理性，但其一些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對于以往經驗有盲目崇拜之嫌。上古圣王之時的社會物質條件并不豐富，甚至可以說是匱乏：“陵阜而居，穴而處”[1]30，“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1]31-32，“素食而分處”[1]34。在有限的物質產品與人的欲求之間，節儉是必然的選擇；而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節儉的方式也應隨之變化，適當的消費對于生產具有促進作用，因而不能一概否定消費的合理功能。墨子在居所、衣著、飲食、交通等方面制定了極為詳盡的節儉標準，但這樣無區分的平均是無法在宗法等級社會中得以貫徹的，也就無力解決節儉在實際操作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另外，除生存的物質條件外，人還有精神上的需求。由于墨子把人的生存問題置于首位，那么其他與生存無直接聯系的問題如喪葬、藝術、音樂等也就不在其視野之內。但很顯然，人存于世不只是為了吃飽穿暖，所以墨子如此思慮的結果是：保存了人的生命，卻忽視了人的價值。身為平民的墨子把“節”的對象主要鎖定在上層群體，把治世希望寄托在賢人、明君身上，認為上行下效就能達致天下太平。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國正處在爭霸混亂狀態，渴望賢明君主確實是這個時代的美好愿景，但缺乏具體操作的道德訴求只能成為一種空想，最終墨家學說只能淪為諸侯之間攻城略地的工具。莊子曾如此評說墨子：“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8]與同時期的其他學派相比，充滿激情的身體力行確實讓墨家與眾不同，但在以血親之愛為根基的宗法社會，墨子這種“節”的思想難免流于理想。

節儉是對待生產與消費之間矛盾的一種倫理規范，而更為重要的是，節儉作為一種德性，能夠使人通過身體力行讓自身、社會以至整個天下都通向和諧。而對于21世紀的今日資源與環境兩重制約下的中國，在發展的同時，能源消耗、環境污染、資源不足、人口壓力、等問題也日益凸顯，而生產、生活資料浪費，奢侈品消費增長，新富人群尚華顯榮、鋪張浪費、追求享樂等現象卻屢屢不絕。這樣的矛盾現實警醒我們，節儉于今天的人類不只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應是以真正落在實處的踐行來保衛我們唯一的地球家園。墨子把“節”作為安邦治國的救世措施，展現出經濟與道德之間的良性互動，這為我們在生態危機、能源危機、人際疏離三大危機日益深重的現實中，開拓出一個通向和諧發展的新途徑。

[1](清)孫詒讓.墨子閑詁[M]．孫啟治,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1.

[2](漢)許慎.說文解字[M]．(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4]許建良．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5](清)王先謙.荀子集解[M]．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

[6](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孟子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2757.

[7](晉)王弼.王弼集校釋[M]．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281.

[8](清)郭慶藩.莊子集釋[M]．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61:1075.

[責任編輯張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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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0-2359(2012)02-0020-04

魏艾(1983-)，女，河北唐山人，東南大學人文學院2009級倫理學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研究；許建良(1957-)，男，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博士，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倫理思想史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0YJA720036)階段性成果

2011-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