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用核能”的政策選擇與德國國家形象的塑造

張 麗 君

(華東師范大學 政治學系，上海 200062)

“棄用核能”的政策選擇與德國國家形象的塑造

張 麗 君

(華東師范大學 政治學系，上海 200062)

在全球環境治理背景下，一國的環境行為是否有益于全球環境治理已成為評價國家形象的重要標準。日本福島核泄漏發生后，德國政府宣布“棄用核能”，在國內外引發強烈爭議。從這些爭議可以看出，德國希望以此塑造環境問題上“負責任”、世界經濟中“利用可再生能源典范”、政治上“珍愛生命與和平”等國家形象。這體現出公眾對德國環境形象的關注，也體現出德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塑造良好國家形象的艱難。

“棄用核能”;德國;國家形象

一、問題的提出

在全球環境治理背景下，環境主權不僅意味著權利，而且意味著義務，如何處置環境問題已不只是一國的內部事務，任何國家的環境問題和環境行為都可能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外溢效應”。2011年3月福島核泄漏發生后，引發全球對環境安全的高度關切，國際社會圍繞核能利用問題展開了大討論：各國應該“從此次核泄漏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訓”，應該“采取何種措施確保安全利用核能”，以及“是否將調整核電發展規劃”等[1]。德國政府對此的最初反應是“檢驗所有核電廠，不會完全放棄核電發展”，然而，“日本的核事故深深地激起了德國公眾對核能的恐懼，有民意測驗顯示，德國70%的公眾反對繼續使用核能，成千上萬的公眾走上街頭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在全國范圍內采取措施”[2]。在公眾持續不斷的壓力下，政府最終于5月宣布2022年前關閉全部核反應堆，放棄使用核能。

德國政府的這一決定立即引發了強烈爭議，各國的評價褒貶不一，有的國家表示理解和歡迎，并迅速加入“棄用核能”的行列中；有的國家表示“尊重”德國的立場，但尚不準備放棄使用核能，更多的國家則對德國的做法表示質疑和擔心，他們認為包括德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于發展核能曾經達成過基本共識，“核能是未來能源供應的重要來源之一，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有效手段，也是低碳經濟的重要支撐”[3]，德國“棄用核能”后，如果新能源不足，將如何填補？如果依靠火力發電或從其他歐盟國家購電，德國是否會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德國是在領先一步以更穩妥的方式承擔地區和全球環境責任，避免環境風險，還是在以犧牲鄰國環境為代價圖一己之利？

國際社會的不同反應表明，“棄用核能”涉及的不只是德國的經濟利益與環境安全，它也關乎別國的經濟利益與環境安全，它已不僅僅是德國的內政，它還引起了別國對德國國家形象的新認知和新評價。有學者曾指出，擁有一個正面而積極的國家形象對于所有國家來說都是夢寐以求的目標，防止國家形象受到毀損，改善和提升國家形象已經成為新的國際共識，“國家形象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從未像今天這樣得到彰顯”[4]，那么，“棄用核能”究竟會使德國既往良好的環境形象增光添彩還是蒙上陰影？事實上，這在德國內部也有很大的爭議。政府宣布2022年前關閉全部核反應堆、放棄使用核能后，德國國內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聲音，有人歡呼“無核的安全時代終于到來”，并“預測德國放棄核能后將走上全球再生能源領域最前沿”，有人批評這是政府“情緒化的決定”，并“警告說此舉必然會威脅德國作為工業大國的地位”[5]。本文試圖從這些爭議出發，闡述“棄用核能”對德國國家形象的長遠影響。

二、“棄用核能”與德國“負責任國家”形象的塑造

德國人對核能在德國和全球環境治理中的作用一直存在分歧。支持利用核能的人認為，核能發電量大，可以大規模地取代化石燃料能源，減少對不可再生能源的開采，使德國擺脫化石燃料資源有限性的束縛；核能不排放溫室氣體，可以清潔發電，有利于減輕化石燃料造成的污染和減緩全球氣候變暖；核能是低碳經濟的重要支撐，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手段和進行全球環境治理的一條有效途徑。核電在德國能源結構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多，近年來“占到德國全國發電量1/4，占基本供電負荷的一半左右”，利用核能發電，不排放溫室氣體，有助于溫室氣體的減排，“棄用核能”則意味著必須增加火電的比重，從而大量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雖然通過增加可再生能源份額和提高能源效率等途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一些差距，但是對碳排放燃料的依賴程度會更大。核電淘汰政策將限制德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整體發展潛力”[6]。在這種情況下，“棄用核能”不僅無益于德國的環境治理，無助于實現德國已經在國際上承諾的減排目標，在全球環境治理中也不會有多少貢獻，甚至是全球環境治理中的一種倒退行為，會破壞德國“全球氣候變化政策的領導者”的形象。

然而，核能對環境治理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一旦核事故發生，放射性物質的釋放和沉積，不但會對本國的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對人類、動物、植物產生破壞性影響，而且會對周邊地區諸多國家的環境造成威脅。德國反對利用核能的人認為，核能利用首當其沖是人的安全問題，如果在利用核能的過程中產生核災難，對本國及地區造成危害，和平開發和利用核能就失去了其基本意義。德國的核電站雖然安全性都比較高，但也經常發生大大小小的核故障。2007年德國石荷州的核電站變壓器起火，2008年德國南部的內卡維斯特姆核電站發生放射性物質泄漏事故，2009年埃姆斯蘭核電站也出現故障，很多人德國都將繼續使用核能視為巨大的生命安全威脅[7]，基于對核能消極面的認識，德國有著強大的反核力量，“德國的核能發展史，伴隨的是反核的歷史”，他們希望德國以一種更穩妥的方式承擔地區和全球環境治理的責任，從而樹立德國“負責任”國家的形象。

核能的風險使讓人權不得不衡量核能發展帶來的社會成本與收益，選擇還是放棄核能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人們如何評估和平利用核能的風險。風險研究中的損失規避原則指出，“損失和收益對人的心理有不對稱影響”，“任何新導入的風險，或者是現有風險的加劇，將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即使伴隨的利益是很可觀的，當一個新風險增加了危險時，人們會更加關注危險本身而不是和危險伴隨的利益”[8]，所以盡管與全球氣候變化頻頻引發的環境災難相比，在目前科技水平下發生核事故的概率很低，而且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專門委員會(IPCC)在2010年發布的報告，“在各項電力技術中，核電具有最大的溫室氣候減排潛力，目前，核能每年可避免大約20億噸二氧化碳的排放，隨著核電規模的擴大，二氧化碳的減排量將更為可觀”[9]，但事故發生后觸目驚心的災難對公眾造成的心理沖擊十分強大，核能和平利用的本意是減輕環境污染造福人類，然而，核事故造成的悲劇使德國人更多地看到的是核能帶來的傷害和風險，他們認為放棄使用核能是對自身處境的負責，也是對地區和全球環境治理的責任，在世界各民族中，德國人以謹慎和理性著稱，就此而言，放棄使用核能是德國民族性在現代德國人身上的體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彰顯德國“嚴謹善思的理性民族”形象，也有助于樹立德國“負責任國家”的形象。

三、“棄用核能”與德國“利用可再生能源典范”形象的塑造

德國人對核能在國家發展中的意義認識也不相同。保守的政治力量和工業、企業界的一些人從國家能源戰略角度考慮，認為在全球能源危機加劇的背景下，利用核能有利于形成多樣化的能源格局，維護國家能源獨立和穩定，有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高國家經濟競爭力，而放棄核能則會增加德國對能源進口，尤其是天然氣進口的依賴性，使德國加入到激烈的國際能源爭奪戰中，影響德國的能源安全，“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受自然條件限制多，不能連續發電，也不能大規模儲存電能，還需要政府的補貼、低息貸款以及個人的大量投資”[7]，以這些能源取代核能，成本高昂，“會使能源價格變得更高，從而威脅德國經濟的競爭力”，因此政府“棄用核能”的選擇是“輕率的”，是“政治驅動的決定”[2]。

綠色政治力量和堅持生態主義觀念的公眾則認為核電技術不是終點，只是一個過渡。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造成的黑色記憶還深深地印在他們腦海，福島核事故又再次讓他們認識到，核能作為一種過渡也是危險的，人類以為有能力駕馭核能，幫助自己渡過能源危機，可這種能力是極其有限的，核能發展具有難以掌握和預測的不確定性風險，無論是突發性事故，或是日常運轉伴隨的污染，都涉及公眾生命、財產、健康等基本權利[10]，所以堅持以可再生能源取代核能是其一貫主張。早在2000年，他們就推動政府公布了“可再生能源法”，新法律重視優先發展可再生能源，并對傳統能源的發展加以限制，還提出五年計劃和十年計劃，“到2005年德國能源消耗量的一半自可更新能源，到2010年把再生能源載體所占的比重提高一倍”[11]；2002年又推動政府修改《核能法》，提出“逐步放棄使用核能”。

他們認為以可再生能源取代核能并不是“情緒化的決定”，德國可再生能源發展迅速，效能也不斷提高。據統計，“德國可再生能源在初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從1998年的2.1%增長到2008年的7%，在電力生產中的比重從1990年的3.4%增長到2008年的15.1%”[12]，德國的“風力發電總裝機能力全球領先，太陽能利用設施的規模也居歐洲首位”[6]。根據聯邦環境署2006年所作的一項調查，德國公眾對可再生能源的態度非常積極：“87%的被調查者傾向于使用可再生能源，幾乎所有的被調查者都希望使用更節能的產品”[12]。德國的環境部長指出，近年來，“德國經濟不但沒有陷入金融危機，甚至發展勢頭比以前更強勁，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國可再生能源和環保技術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他認為德國可再生能源的份額在世界市場已經達到30%，而且還在繼續上升，這為德國經濟繼續增長奠定了扎實的基礎[13]。德國經濟研究院能源系主任認為，核能廢棄導致的電價上漲是“適度的”，只要德國加快尋求替代性能源，加強可再生能源建設，就能緩解這種壓力[2]。事實上，堅持“棄用核能”的德國公眾希望在未來將德國塑造成為世界經濟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典范。

四、“棄用核能”與德國“珍愛生命與和平”形象的塑造

在德國和平利用核能與用于政治和軍事目的的核武器是分不開的。德國是最早進行核武器研究和實驗的國家。早在1940年代初，出于戰爭中軍事對抗的需要，德國就制定了代號為“U工程”的核研究計劃，并很快設計建造出第一座用于試驗的核反應堆，盡管由于各種原因，當時的德國最終沒能制造出原子彈，但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兩枚原子彈給日本帶來了災難性后果[14]。核武器是人類歷史上殺傷性威力最大的武器，使用核武器會對人類及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巨大而持久的破壞，這使整整一代德國人背上沉重的心理負擔。

這一代人中有很多人反對使用核武器，也反對利用核能，他們長期致力于反核宣傳和反核和平運動。從20世紀50年代北約采取核威懾戰略開始，到六七十年代美蘇雙方核軍備競賽升級，再到80年代美國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在德國頻繁爆發的大規模反核和平運動中，他們一直是中堅力量，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呼吁“世界無核化”后，他們再次要求美軍撤出部署在德國境內的20枚核彈。2011年3月眾多的反核示威者要求政府關閉核電站。據估計約12萬抗議者走上柏林街頭，還有成千上萬的抗議者聚集在漢堡、科隆和慕尼黑，示威規?？涨癧15]。

從某種意義上講，德國反核的歷史就德國確立和平主義政治文化的歷史，和平主義政治文化樹立了德國“珍愛生命”“珍視和平”的國家形象，給德國帶來內部繁榮與穩定，也帶來德國國際信任與安全[16]，對于“棄用核能”的支持者而言，不使用核能與不使核武器有一樣重要的意義，是維護國家“珍愛生命”“珍視和平”的形象的選擇。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隨著全球環境風險的加劇，全球環境治理規則的形成，以及全球環境治理監督力量的崛起，國內公眾對國家形象的維護和已越來越多地指向環境維度，國家的環境形象已成為國家國際競爭中的重要內容和手段，許多國家已充分認識到國家在生態環境問題上形象建設的重要意義，并實施了相應的戰略和具體措施，德國作為先行者在一系列關系到全球環境治理理念的議題上屢屢發聲，并積極行動，樹立了良好的國家形象。但放棄使用核能卻使德國飽受爭議，不過正如一些西方媒體所言，這種爭議清晰地表明“德國原有的左與右的意識形態對立已讓位于多樣化的需求”，在“經濟增長與經濟安全”“環境效能與工業技術”等問題上，公眾選擇的是經濟安全與環境效能[17]，它體現出公眾對德國環境形象的關注，也體現出德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艱難，德國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在環境治理的道路上面臨著機遇，也面臨著挑戰。

[1]張勇.日本核泄漏危機中的“核能外交”[J].學習月刊，2011(5).

[2]Patrick McGroarty,Vanessa Fuhrmans.Germany to Go Nuclear-Free by 2022[N].Wall Street Journal(Online)，2011-05-30.

[3]高峰.各國發展核能的立場基本沒有動搖[J].中外核能，2011(16).

[4]丁磊.國家形象及其對國家間行為的影響[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1.

[5]德國“棄核”工商界不滿老百姓歡呼[EB/OL].(2011-05-31)[2011-08-09]http://www.cnenergy.org.

[6]陳海嵩.德國能源問題及能源政策探析[J].德國研究，2009(1).

[7]劉立群，王靜.德國退出核電之爭評析[J].德國研究，2009(4).

[8]陳海嵩.風險社會中的公共決策困境[J].社會科學管理評論，2010(1).

[9]陳曉進.全球核能向何處去？[J].世界知識，2011(8).

[10]龔向前.核電站選址之程序正當性[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11(3).

[11]黃群.德國環境技術政策與措施[J].中外科技信息，2002(2).

[12]廖建凱.德國減緩氣候變化的能源政策與法律措施探析[J].德國研究，2010(2).

[13]Cancun.German Environment Minister Calls Climate Protection an Opportunity for Economic Growth[EB/OL].(2010-12-10)[2011-08-09]http://www.germanenergyblog.de.

[14]李少軍.當代全球問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104-105.

[15]Major anti-nuclear protests in Germany[J].Quentin Peel,2011(3).

[16]連玉如.新世界政治與德國外交政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7.

[17]Patrick McGroarty.The Politics of Pragmatism:German Politics Has Gotten a Lot More Complex[N].Wall Street Journal(Eastern edition),2011-06-27.

[責任編輯孫景峰]

“Abandoningnuclearpower”andModelofGermanNationalImage

ZHANG Li-ju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whether a country’s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re good for glob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standard to evaluate its national image. After Japan Fukushima’s nuclear leakage, German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Germany would phase out nuclear power, which would be definitely controversial on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asis. As is seen in the controversy, Gemany expected to mould its national image,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eing “model of using renewable energy”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cherishing life and peace” politically. This shows that the public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Germany’s environmental image, and it also shows the difficulty of Germany’s moulding good national image for glob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bandoning out nuclear power”；Germany；national image

K516.7

A

1000-2359(2012)02-0047-04

張麗君(1969-)，女，山西忻州人，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國際政治研究。

2011-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