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動到自覺：晚清兵工業制度化管理的歷史路徑

高 德 罡

(天津工業大學 人文與法學院，天津 300387)

從被動到自覺：晚清兵工業制度化管理的歷史路徑

高 德 罡

(天津工業大學 人文與法學院，天津 300387)

晚清兵工業作為近代工業化的開端，不僅引入了機械化生產，還率先采用了現代化的管理手段，但由于諸多因素影響，兵工企業的管理經歷了一個緩慢、曲折的制度化過程，其間又在個人能力、政府監督、企業自覺三種不同推力的主導下，呈現明顯的階段特征。從依賴個人能力的人治，到政府敦促下的規范化，再到企業內在需求推動的精細化，這個階段特征鮮明的過程表明，企業對制度化管理的認識不斷深入，手段適時調整，態度也從被動逐漸轉向自覺。但由于整個兵工業以產品為訴求的經營理念一直未變，制度化管理始終被看做權宜之計，缺乏全局意識和系統規劃，制度建設呈現出碎片化特點，而且，因為各企業之間的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制度化管理的程度也不均衡。

晚清；兵工業；制度；管理

晚清兵工業的管理模式一度是學界關注的熱點，至今已有一批高質量成果問世[1]。但這些成果或執著于對制度成就的否定，或局限于一時一地的個案梳理，少有對制度化過程做長跨度的宏觀考察。筆者認為，在晚清兵工業數十年發展歷程中，存在著管理制度逐步精細化的趨勢，其中又因管理者素質、政府監督、企業自覺三種不同推力的主導，呈現出明顯的階段特征。從表面上看，這個過程是緩慢和被動的，但也折射出企業對制度化管理的認識不斷地調整、深入，以及制度意識的逐漸覺醒。

一、制度化前奏：基于個人能力的管理模式

19世紀60年代，第一批兵工企業陸續建立，其中包括金陵機器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機器局等。這批企業幾乎是在毫無工業基礎和人才儲備的條件下建立起來的。雖然組織制度和職能分工可以參照西方模式，但無論管理人員，還是車間工人，普遍缺乏專業素質和從業經驗，企業只能先培養合格的制度執行者，再考慮運轉制度。

企業的第一批管理人員主要由傳統士紳構成，他們擅長行政管理，但不了解西學。例如在1875年之前，福州船政局的197名管理人員中，有171名出自士紳階層，這其中只有23名通曉西法造船和營造。[2]108-109盡管船政局盡力延攬有西學背景的人才，但人才培養有特定周期，不可能在短期內扭轉局面，所以，船政局還鼓勵管理人員自修西學，確實也有一些管理人員自覺地學習西學，如截鐵廠委員王元稚原本是舊式文人，1868年入局后開始學習法語，因成績優秀轉入翻譯處擔任翻譯[2]109。雖然通曉西學會受到優待，但學習與否則完全出于個人考量，企業并不強制。傳統士紳的優勢是豐富的行政經驗，但怎樣發揮主要視個人自律程度。因為沒有嚴格、明確的制度細則和獎懲措施，只要不觸及企業的底線，在處理手段上就有很大彈性。船政局的早期成就，主要歸功與以左宗棠、沈葆楨等人務實、負責的態度。如沈葆楨主持船政局期間，企業沒有嚴格、成文的用人標準，沈葆楨出于對企業的責任心，不徇私情，盡管“薦書盈篋，戶為之穿”也不為所動。沈葆楨的繼任者們，無論威望、能力，還是責任心都無法與之相比，企業的違紀、貪污現象也有所增加。

船政局的第一代工人主要來自東南沿海一帶的小型船塢和工廠，有些“通曉輪機”或“粗知管駕”，有些則完全是舊手工業者，如鑄鐵車間的早期工人大多來自傳統作坊[2]92。船政局還雇傭一批外國技師，教中國工匠制造、駕駛等技能[3]。第一批技師約有35名，分配在13個車間擔任工頭、領班或工人，期限為5年[2]76-77。中國工人大多“目不知書”，更不懂外文，技師只能通過自身演示，工人在一旁“目攝手畫”。例如監工達士博將第一號輪船圖紙按照1∶1的比例放樣繪制到地板上，“分形布線，細若繭絲，凡船身所有斗銜接處莫不有圖，各不相混，曲直、尺寸志以洋字，令中國工匠一一辨識”[4]138。之后，技師考察工人的學習效果，“洋匠頭授之以圖，令其放手自造，其后洋匠均不入廠，俟其自造模型，察看合格與否，稍有絲毫未協，再為譯說窾竅，令其改造，試之又試，至再至三，務期盡其技能而止”[5]?？疾旖Y束后，外國技師挑選兩個成績最優秀的工人，擔任車間的正副匠頭。這種類似“學徒制”的教學方法，既沒有嚴格的標準，也缺乏有效的程序，工人對技術掌握的程度全看個人能力。

在保障質量方面，外國技師也有一定之規。例如設計產品時，對船體尺寸、載重量等規格參數進行精密測算，按“西法推求船身是否穩固靈捷”；要求原料質量，“選材必精，稍有瑕疵，概莫勿用”；檢測蒸汽輪機，要“能勝火力，不漏湯氣，乃成完善”；輪船建成要出海試航，用專業儀器測量動力、速度以及各機體的運轉等。工人完成培訓后，上述方法也大多被沿用下來，但多以個人的知識、能力體現出來。不同的人，程序、標準也不盡相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這些工人繼續以“口耳相傳”的形式培訓新工人，內容上難免出現更多的遺漏或訛傳。

晚清兵工業在創辦之初，首要任務是技術的移植和積累，至于如何高效地運用技術還言之尚早，更不可能歸納出書面形式的章程條例，管理者在工作中更多地依賴主觀經驗和個人能力，以及可遇不可求的責任心。由此可見，這一階段的兵工管理充滿了濃重的“人治”色彩。

二、制度化萌發：置于政府監督下的規范化

在企業管理逐漸制度化的過程中，政府監督充當了重要推手，這是由特殊的經營格局決定的。晚清兵工業是由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實力派倡議籌建的，實質性的管理權，如籌建方案、經費來源、人事任命、日常管理等，全由地方督撫掌控，中央政府只負責監督。這種政企關系雖然會束縛企業的活力，但客觀上對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起到了推動作用。

仍以福州船政局為例。截至1871年，船政局經費已達500萬兩，遠超原定的300萬兩，朝中保守派以“虛耗國帑”為名進行了猛烈抨擊。船政局經費主要由閩海關定額撥付，屬國庫支出，按戶部規定，一切軍需善后報銷須用“開單”或“造冊”方式向戶部呈報留底，船政局采取“開單”的形式，進行“實報實銷”。所謂“開單”，就是將物料、建廠、修造、薪酬、雜支等費用籠統開列，但不標出明細。兵工購造名目繁多，花費巨大，開單格式無法體現明細，難于核查，容易滋生貪污舞弊，類似現象在其他企業也十分普遍，這引起了清中央政府的關注。1882年，戶部頒布《軍需善后報銷章程》，規定：從1883年開始，各省機器局報銷格式一律改為“造冊”，所有兵工企業必須先細開項目、價格才準予報銷[4]1280。1884年，戶部又規定，各廠常年各項開支要事先立案，事后才準報銷，各廠實際開支與預算要相符合，由“實報實銷”改成“實支實銷”。1906年，工部又以涉外貿易數額巨大，報銷格式簡單為由，規定：除將花費明細造冊外，還須附錄花費，“與洋匠原定以合同、洋行原出之清單各公司原定之運貨單、保險票，以及圖書價目等件”[6]330等花費憑證。中央政府對報銷格式的幾次修訂，推動了企業財務的制度細化。

福州船政局的工資制度一直飽受爭議，有些批評認為企業“濫用委員，支銷浮冒”[4]1556，主要還是不了解企業不同于衙門的特殊之處。1884年，清中央政府要求“自總理、提調下至員紳書役人等，月支薪工并一切雜費，逐一厘定，奏明立案，以憑核辦”[4]1475。從船政局提供的薪工明細可以看出，管理人員工資分“薪水”和“津貼”兩部分，“薪水視其官階，津貼則視其責任之輕重，廠務之繁簡以為區別”[4]1476。這一標準的優點是:既照顧了管理者的封建品秩，又考慮到崗位的特殊性，體現“同工同酬”的原則。缺點是：等級復雜，標準因人而異，因職務而異；操作繁瑣，一旦出現人事變動，“或由簡調繁，或由繁調簡，支款由從而增減”[4]1476。而且，津貼屬于“外銷”開支，從“制船經費貼水銀”項下動支，沒有經過戶部的監督和審核，相當于企業的“內部福利”，政府在制度上并不認可。在左宗棠、張夢元、裴蔭森等人一再吁請下，中央政府最終同意，自1884年后將津貼并入基本工資支發，承認其制度的合理性。

如上所述，中央政府并不直接參與對企業的具體管理，而是綜合朝野輿論，形成信息反饋，通過問責的形式達到干預管理的目的。企業為應對中央政府問責，不得不將管理流程細密化、正規化。同時，對行之有效卻遭到誤解的規章慣例，企業也可以通過解釋說明獲得政府的認可，并成為其他企業援引的成例。

政府在與企業磨合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制度越完善，管理越透明，就更有利于監督。所以，逐漸要求新企業的籌建者先議定章程，呈交備案，開啟了制度的標準化和成文化。對新企業來說，因為之前已積累大量經驗可供借鑒，更易于自身采取制度化管理。

1885年，吉林機器局制訂《吉林機器制造局、營口轉運局及表正書院章程清冊》，這是目及所見最早的成文的企業章程，內容還十分簡單，以財務管理為主，主要規定了工資標準和發放辦法、購料事項、雜費限額等[6]365-366。在1887年至1895年之間實行的《廣東制造局東西兩局章程》，除了崗位設置、工資標準、物料發放等內容外，還增加了考勤(作息時間、放假請假等)、考工(工數核算、產品驗收等)以及設備、工具的保養維護等內容[6]366-368，1905年的《山西機器局章程規則》和《山西機器局辦事規則》中，對財務報銷、原料的驗收、保管與發放都作了細致的規定。如對報銷格式的規定，以前的格式是“凡采買零件具是每斤折成銀數若干，總計合銀若干”，但有的零件只有幾百文甚至幾十文，如果全部籠統地折成白銀，難免有誤差，所以又規定“凡報銷折內，將每件用錢若干，按照原數分條開載，后開共用錢若干，按市價共折銀若干”[6]379。一些企業在章程中規定了員司的職責、考勤、估料、估工、領料手續、完工記錄、報銷手續、成品檢驗等內容[7]103。由此可見，在政府的敦促之下，企業制度的成文化和系統化已出現明顯的進步。

三、制度精細化：企業發展內在需求的自覺

企業的制度水平與企業發展程度息息相關，工廠的規模越龐大、設備越精密、分工越復雜，對制度化管理的需求就越高。事實上，無論是基于個人能力的管理模式，還是政府監督之下的規范化，都從側面說明當時企業的發展程度還不足以催生復雜的制度。

19世紀90年代以后，兵工企業出現一些新情況。一是機器設備日益精密，某些企業開始從國外引進整套生產線，但工人整體素質偏低，常因操作不得法，無法充分發揮新設備的效力。其二，產品成本高昂，質量低劣。企業跨越簡單的技術模仿，進入量化生產階段后，質量問題的概率和消極后果被進一步放大。這些表明，雖然規模在擴張，產品在升級，但因成本、質量因素的鉗制，企業的發展遭遇瓶頸，單憑設備和人才等硬件手段很難再突破。

雖然導致成本和質量問題的因素十分復雜，但企業在生產環節缺少科學與專業的管理手段是重要因素之一，如嚴格的工藝規范、精確的檢測手段、有效的制度監督和獎懲措施等。為解決這些問題，企業開始自覺地嘗試。有的企業嘗試建立更嚴格的工藝規范，如湖北槍炮廠進口德國生產線同時還引進部分技術資料，在此基礎上制訂了“工作次序表”，規定工時定額、材料消耗定額及質量檢驗程序[7]103，有助于控制成本，制定更精確的生產計劃。有的企業專門設立了監工和稽核崗位。廣東制造軍械廠設各級監工22人，稽核員2人。監工負責登記“某匠所造某件，某件何日起工，何日完工”，“如所用之工不合度，所造之件不合式”，應據實上報?；藛T負責核實“每日所到之工匠、所造之件，所用之料”[6]386。有的企業還引進了專門用于質量檢測的儀器，如廣東制造軍械廠曾購置用于試驗火藥藥力的速率機，專門檢測火藥的漲力、速率等質量指標[6]347。

這些嘗試不僅提高了管理的精細化，也增強了企業對制度的認同感，有的企業開始嘗試從蕪雜的生產活動中搜集、整理出抽象的經驗，進一步充實制度手段。如江南制造局在1905年設立考工處，專門考察廠內機構設置、規章制度、工藝流程等，并編纂《江南制造局記》一書。該書詳細記錄了廠史沿革和制度結構，設備儀器的構造圖式與操作方法，產品的構造圖示和工藝流程，以及產品的工時定額和材料消耗定額等?？傓k魏允恭認為，本國工匠并非技藝不精，只是“心知其理而不達于辭，無以闡發新理，亦無從傳習競進”[8]，終究礙于學識的局限，無法將自身經驗惠及企業，這意味著管理者必須自覺地擔負起統籌經驗、制定規范的責任。

四、結語

經濟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在論及落后國家工業化時指出，落后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更傾向采用各種制度性手段，使其在生產結構和組織結構上比先進國家更具競爭力[9]。能否實現制度化管理是落后趕超先進的關鍵步驟，但如何獲取這些手段則取決于管理者的認知水平。晚清兵工業創辦者的初衷只是為了獲取“自強”“御侮”的工具，并非建立現代工業體系。這種以產品為訴求的思維，束縛了對制度功能的客觀認知，由此造成企業的制度化進程非常緩慢和被動，制度形成也呈現出碎片化的形態，缺乏系統性。此外，因為各廠發展程度不同，制度化水平也存在差異，地處東南沿海的江南制造局、廣東軍械制造廠的管理水平比地處西南邊陲的四川機器局要先進很多，發展的不均衡限制了兵工業的整體發展。

[1]相關著述主要有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林慶元.福建船政史稿(增訂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樊百川.清季的洋務運動[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曾祥穎.中國近代兵工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夏東元.洋務運動史(修訂本)[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2]林慶元.福建船政史稿(增訂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3]中國史學會.洋務運動(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6.

[4]左宗棠,等.船政奏議匯編[C].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

[5]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M].福州：啟明印刷所，1910：60.

[6]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編委會.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一)[C].北京：兵器工業出版社，1993.

[7]曾祥穎.中國近代兵工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8]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記[M].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2-3.

[9]亞歷山大·格申克龍.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0.

[責任編輯孫景峰]

FromPassivetoConsciousness：TheInstitutionalizedManagementofMilitraryIndustryintheLateQingDynasty

GAO De-gang

(Tianjin Plogtechnic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he realiza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raversed a tortuous path and presented an obvious stage characteristics indu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administrator quality,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enterprise consciousness. Moreover, in this process, the awareness of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was deepened and the passive attitude was converted to consciousness.

late Qing dynasty;military industry;institution;management

K252

A

1000-2359(2012)02-0150-04

高德罡(1978—)，男，河北唐山人，天津工業大學人文與法學院講師，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

201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