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擬代詩的源流與范本價值

杜 紅 亮

(鄭州輕工學院 中韓文化研究所，河南 鄭州 450002)

建安擬代詩的源流與范本價值

杜 紅 亮

(鄭州輕工學院 中韓文化研究所，河南 鄭州 450002)

“擬代”是建安文學的一個重要現象。建安擬代詩角色意識濃郁，具體有樂府歌詩與文人古詩兩個體系、擬作與代言兩種體式，其范本在創作動機的“述”“作”轉變、抒情對象的同情共感、藝術形式的趨麗求美等三個方面顯現出獨特的自覺價值。

建安；擬代詩；范本；價值

建安作為“文學自覺的時代”[1]，卻產生大量體制相同、題目接近的擬代詩，一直是一個醒目而“反?！钡拇嬖?。鐘嶸、劉勰與皎然等頗多肯定，而當今學者則多視其為不真的“偽作”、“與創作者自我生命無關”[2]的模仿，譽少貶多。辨析擬代的概念，解讀建安擬代詩的范本體系與演變過程，可以管窺漢魏文學自覺的軌跡。

一、擬代詩的概念內含與源流

在古代文學的各種樣式中，詩賦的“擬代”最為常見?！皵M代”為“擬作”與“代言”的合稱，二者各有內含?！皵M作”是“依據既有作品進行仿擬，其情意內涵和形式技巧皆須步武原作，并盡可能逼肖原作的體格風貌，以求‘亂真’。因此，它是一種以既有特定內容和形式的‘書寫品’為法式的模仿行為?！薄按浴眲t是“代人立言”，所言的內容和形式俱無具體規范可循，于是只能根據自己對所欲代言之對象的了解，以“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方式，來替他說話[3]11。就擬代詩的外部形式而言，擬作詩的標題常用“擬”“學”“代”“效”等字，以標明所指對象，如《文選》中的“雜擬類”作品；而代言詩常用“為”字標明所指對象，如王粲的《為潘文則作思親詩》、何遜《為人妾思詩》等，或以“代”字標明所指對象，如曹丕、曹植的《代劉勛妻王氏雜詩》等。具體到兩類中“代”字領起作品的歸屬，則可進一步根據范本判斷。擬作詩須以一定的文字范本為依據，代言無范本。但是，就“擬作詩”與“代言詩”的本質而言，二者皆有站在原作者立場替主人公立言的特點，因其角色轉換，又可用一個“角色詩”的概念涵蓋[4]。

擬代作為一種創作模式和表現方法成熟于漢，而其中的角色轉換元素卻是蘊蓄已久?！对娊洝放c《楚辭》中的擬代抒情方式的產生，即受原始宗教活動中巫覡角色互換的觸發?！对娊洝わL》160篇，其中50篇為女子口吻自述的作品，《谷風》《氓》《女曰雞鳴》訴說婚姻的不幸；《君子于役》《伯兮》表現對征夫的思念；《泉水》《竹帛》演繹著衛女的思歸?！帮L”為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作者不可考，不能排除女子創作的成分。但是作品出現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作者多為男子應是定論?！对娊洝ぱ拧?06篇，作者為上層男性貴族，卻也有《出車》、《皇皇者華》、《白華》、《杕杜》等部分女子口吻的作品。對此，日本學者赤塚忠氏稱其為男子扮作女子進行戲劇對白的“劇詩”[5]。而李重華則總結為：“三百篇所存淫奔，都屬詩人刺譏，代為口吻?！盵6]

《詩經》比興手法為后世擬代詩創作提供了基本的途徑，屈原則發展比興為“香草美人”的象征，進而固化了以男女比君臣的模式。在《離騷》中，詩人將理想、圣君和賢臣異化為美人，通過對神話中三位美女宓妃、簡狄和二姚的追求失敗，說明個人的“政治失態”以及楚國末年政治黑暗、君臣疏離的現實。對此，王逸《楚辭章句》注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盵7]詩人在屢經失敗后，《九歌》又轉換角度，抒情主人公從求婚男子變為失寵女子，以棄婦比擬逐臣，表現對誹謗的黨人與疏遠的君主的不滿，具有濃郁的政治擬代性特點。

漢樂府與《古詩十九首》是產生擬代的沃土。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輯漢詩638首，其中樂府139首。宋唐庚嘗言：“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后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詞，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盵8]樂府在產生之初為因事命題，戎邊則寫《從軍行》，行商寫《估客樂》，出塞寫《出塞曲》，皆自然的抒情詩。后來樂譜失傳，文人依題賦詩，歷久而成一種無嚴格格律、近于古體的詩歌體式。樂府中的女性題材，如《遠離別》、《王昭君》、《白頭吟》、《長相思》、《長干行》、《妾薄命》、《去婦怨》、《有所思》等，皆為第一人稱，角色意識濃郁，后人仿效，遂多代言。據統計，漢唐之間代擬代詩共八百余首，樂府命題的約有四分之三。

《古詩十九首》是漢末民間歌謠轉向文人抒情詩的過渡性作品，標志著五言詩的成熟，作者身份爭議較大?！案鶕娭械孛蛢热?，認為是漢代以洛陽為活動中心的失職之士，主要應出自太學生階層”[9]50，作者應為男性。19篇中，《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樹》、《客從遠方來》等篇皆以女性的口吻抒發相思之情，僅有《涉江采芙蓉》一篇以男子口吻表現對妻子的思念之情?！肮旁娛攀字械乃紜D之辭甚至多于游子之辭，實際是文人的代言之作。把一種苦悶從男女不同的角度表現出來，在內容上就顯得更加豐富，在藝術上也更加動人”[9]51。其實，游子之悲與思婦之怨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由于十九首集中表現了“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的苦悶，又“能言人同有之情”，故獲“千古至文”之譽，引發后人諸多感喟。

二、建安擬代詩的范本體系與特征

建安九年(204)曹操擊破袁紹殘余，鄴隨之成為曹氏統治的中心和文學重鎮。相對平靜的世事給文人以短暫的平靜，“絲竹并奏，酒酣耳熱”的環境又催發了“三曹”“七子”等人的賦詩激情，縱向沿襲前人擬作代言，橫向游宴友人同題共賦，擬代遂成一時之盛事。而建安擬代詩依據范本不同，可以分為樂府歌詩、文人古詩兩個體系。

其一，樂府歌詩體系?！捌滢o或據既有之樂府古題再行敷衍，或自制為合樂歌辭而被之管弦，或僅襲樂府舊題而未必步軌其意，亦未必皆能人樂”[3]74。根據擬作與原作在曲、題、辭方面的異同，此系列作品又可分為多種類型，具有擬作者主觀抒情濃郁，角色轉換意識淡薄的特點，如曹丕《燕歌行》，曹植《七哀詩》，甄后《塘上行》等，俱為名篇。曹丕樂府特點比較鮮明的有兩種，“其中有些是模擬《詩經》的，如《短歌行》、《善哉行》等；又有些是模擬漢樂府的，如《臨高臺》、《艷歌何嘗行》等”[10]。其樂府歌詩主要表現爭儲時的弱者心態，為建安思婦“貞定賢淑”形象的定型之作，如《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椗b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漢樂府與古詩中常見的“秋風”、“群燕”、“援琴”、“清商”、“明月”、“星漢西流”、“牽?？椗钡日Z辭與意象，被詩人以自然手法連綴于詩中，擬作兼有代言，營造了一片清凄悲涼氣氛，極富感染力。王夫之評曰：“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從‘明月皎皎’入第七解，一徑酣適，殆天授，非人力?！盵11]其后，陸機、謝靈運、蕭繹、王褒、庾信等均有同題仿作，正是對文帝“良人從役于燕，婦人訴其怨曠”的詮釋。

曹丕的擬代詩大多作于被立太子之前，而曹植的擬代詩多作于黃初年間，即曹丕繼位之后。又如曹植《七哀詩》(明月照高樓)：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余哀。借問嘆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愿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作品用清塵、濁泥作為浮沉異勢的兩相比照，待嫁佳人與求仕文人構成顯性的象喻關系。詩家評其為“皆借閨房兒女之私，以寫臣不得于君之思”[12]516?！睹琅?、《種葛篇》、《浮萍篇》、《妾薄相行》等樂府名篇，展示著曹植政治疏離后的心跡。

其二，文人古詩體系。題多《雜詩》、《情詩》、《擬某詩》之名，用女子口吻抒懷，性質與十九首的思婦詩相類，如徐幹《情詩》、《室思》，曹丕《雜詩》二首，曹植《棄婦詩》、《雜詩》六首。曹氏兄弟對古詩的借鑒很早就引起了關注，鐘嶸《詩品》曰：“魏文帝詩，其源出于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盵13]王世貞《藝苑卮言》曰：“子桓之《雜詩》二首，子建之《雜詩》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盵14]文帝繼位，子建貶爵遣徙，逐臣抑郁之情與棄婦失歡的身份等同，“擬作”于是就有了與“原作”近似的篇章結構、語氣句式、情緒體驗。曹植文人古詩中，諸如《游仙》“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源于《生年不滿百》“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雜詩》“飛觀百余尺，臨牖御欞軒”，源于《青青陵上柏》“兩宮遙相望，雙闕百余尺”；《送應氏》“愿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源于《東城高且長》“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皆為名句化用，典范俱存。如徐幹《雜詩》其三：

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辭。飄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離皆復會，君獨無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古人評曰：“末四句，遂為千古擬作，然舉不能如‘何有窮已時’之健?！盵15]202

據范本源流分，擬代詩有樂府歌詩、文人古詩兩個體系。據范本性質分，則有擬作、代言的兩種體例。就抒情主體角色意識的濃淡程度而言，相較與擬樂府和擬古詩，建安代言詩無范本，創作更自由，自覺意識也更強，為擬代詩中佳品。

代言詩旨在代人立“言”，內含有二：一是詩人代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言”；二是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代詩人“言”。抒情主體或為客子，或為棄婦，或為邊將，或竟不知為何等人，角色不再局限于個體而成為類型，從而具有虛構特點，如，曹丕《代劉勛妻王氏雜詩》《寡婦詩》，曹植《代劉勛妻王氏雜詩》，繁欽《定情詩》《詠蕙詩》，王粲《為潘文則作思親詩》，徐幹《為挽船士與新娶婦別》等。曹丕、曹植兄弟的《代劉勛妻王氏雜詩》是現存最早的以“代”名篇的作品。

曹丕詩云：

翩翩床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同歸。緘藏篋笥里，當復何時披。

曹植詩云：

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遠望未為遙，踟躕不得共。

二詩均托劉勛妻王宋的口吻，抒寫被休棄的悲傷。題中的“代”即代王宋陳情，抒情主體皆王宋而非曹氏兄弟。正如吳喬說：“凡擬詩之作，其人本無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為之詩，如擬蘇子送別詩及魏文帝之《劉勛妻》者最善；其人固有詩，詩人知其人與事與意而擬其詩，如文通之于阮公，子瞻之于淵明者亦可?！盵12]516

建安代言詩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模擬，與擬作詩相比其更重創作情境的還原及抒情主體的角色轉換。具體有三個比較明顯的特征：其一，題目多以“代”領起；其二，抒情主人公多第一人稱，常見“奴”、“妾”、“君”、“郎”、“我”等稱謂；其三，表現內容為詩人“言”與抒情主人公“言”的雙向滲透。魯迅嘗言：“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持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盵16]建安代言詩承襲古詩“思婦文本”的傳統，并對盛裝女子樓頭悵望、深閨憂思的形象有所挖掘，經過積淀而成為具有重要美學意義“男子作閨音”現象，隱然形成自成一格的寫作傳統。

三、建安擬代詩的范本價值

以擬代的方式進行文學創作，既是生命體驗的一部分，也是呈現創造力的一種形式。法國學者讓米利曾這樣評價擬代作品：“仿作者從被模仿的對象提煉出后者的手段結構，然后加以詮釋，并利用新的參照，根據自己所要給讀者產生的效果，重新忠實地構造這一結構?！盵17]建安擬代詩的范本價值，主要體現在創作動機由“述”轉“作”、抒情方式的同情共感、藝術形式的趨麗求美等三個方面。

“述”為對先賢作品的詮釋，重在社會實用性；“作”則是自由的原創，重在文學藝術性。兩漢擬代詩與建安擬代詩比較，有“述”與“作”之別?！墩撜Z·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盵18]朱熹《論語集注》曰：“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鬃觿h《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盵19]漢武帝推行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六經遂盛。文學出于禮法名教的需要，一改靈動的自由狀態而淪為經學附庸，擬代詩自然也被賦予了宗經征圣的教化功能，實質為“述”。班固就把詩賦的功能限定為“抒下情而通諷喻”，“宣上德而盡忠孝”，為王朝政治“潤色鴻業”。東漢末年，政治黑暗，軍閥混戰，更有黃巾起義沖垮了正統的封建秩序。世事艱難，文人擺脫經學的束縛，開始進行新的生活嘗試和藝術追求，建安擬代詩注重抒發對世事無常、人生苦短的感慨以及內心真實的體驗，涌現了大量緣情之“作”。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擬代佳作頻出，成為為建安風骨的重要構成部分。如徐幹《室思》：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為薄。想君時見思。

既形象地描摹了思婦孤寂愁悶的生活情狀，同時一語道盡對丈夫的眷戀企盼之情，以及隨之而來的失望和痛苦。整篇融情于景，以景襯情，稱為南朝詩人摩習、擬作的另一模板。

建安擬代詩抒情，采用了與模擬對象同情共感的疊加方式。模擬者呈現一種作者又讀者的雙重身份。擬作者與原作者的情感與心理經歷類似，創作時先閱讀原作會其意，后將原作的相關元素固化于擬作，擬作不僅要傳播舊文本信息，更要凸顯擬作者的聲音，其語言是一種共鳴后的“雙聲”，一種深化的情感。如何遜擬古辭《雙白鵠》新作《擬古詩》，主題就已從天災引發的憂思轉向了對人禍的恐懼。而以“擬古”名題，僅僅是為了避免直言觸發政治災禍，“何遜可以說是開以擬古方式曲折抒情的先例。晉代的龔壯則開以擬古為名進行諷諫的先例”[20]。

建安擬代詩在藝術形式上呈現出從“漢音”抱樸守質之俗到“魏響”重文趨麗之雅的轉變。魏晉之際，曹氏兄弟與時下文人提煉自然之情進入審美，擬代詩在體式、手法以及語言方面表現出一種自覺的追求。胡應麟曰：“漢人詩不可句摘者，章法渾成，句意聯屬，通篇高妙，無一蕪蔓，不著浮靡故耳。子桓兄弟努力前規，章法句意，頓自懸殊，平調頗多，麗語錯出。王、劉以降，敷衍成篇。仲宣之淳，公干之峭，似有可稱，然所得漢人氣象音節耳，精言妙解，求之邈如。嚴氏往往漢魏并稱，非篤論也?！盵21]曹丕寄身于質樸自然的古樂府，卻有“詩賦欲麗”的追求，選用清詞麗句，配以和諧音韻，表達纖麗情思。據統計，曹丕詩歌共50余次使用疊字，擬代詩中的“翩翩飛鳥”、“泛泛綠地”、“湯湯川流”、“谷水潺潺”等，辭句美感，朗朗上口。

曹植詩歌“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22]。骨氣與辭采，一主內，一主外，為詩歌成功之關鍵?！啊菤狻?，主要表現為詩人的主體情志，無論悲喜哀樂，皆有強大堅實充盈的底氣為基礎，作品氣力遒勁”[23]?！稗o采”，是指對各種藝術手段的有益嘗試。曹植《美女篇》擬漢樂府《陌上?！范鴣?，但是比興使用、意境營造、對偶使用、結構創新、聲律和諧等均有突破。沈約評曰：“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并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盵23]建安時期，尚無四聲之辨，僅有平仄之別。

陳祚明評價三曹詩歌曾有“細揣格調，孟德全是漢音，丕、植便多魏響”[15]126—127之斷語，一個“多”字道出了以曹丕、曹植為代表的建安擬代詩在“述”與“作”、“俗”與“雅”以及抒情性方面的過渡特點，由此可以管窺漢魏文學自覺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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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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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2)02-0191-04

杜紅亮(1971—)，男，河南鄭州人，鄭州輕工業學院中韓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從事漢魏六朝文學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11YJA751011)；河南省高等學校青年骨干教師資助計劃項目(2010GGJS-108)

201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