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選》事類編錄受《華林遍略》重要影響說駁議

力 之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文選》事類編錄受《華林遍略》重要影響說駁議

力 之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文選》是受到《華林遍略》的啟發而著手編撰的”一說，既缺乏文獻支撐，在情理上亦難以說得過去。而在此基礎上，僅據徐勉是老師而蕭統“每事詢謀”、《文選》編撰的目的之一是為“方便作者翻檢以及寫作取則之需”與“編者與《華林遍略》領編者徐勉有著特殊關系”這三方面理由，是說明不了《文選》事類編錄受《華林遍略》重要影響的，況且這些理由本身又存在著種種問題。六朝時，類書以隸事為歸，總集專取詩文，彼此別途，而后者亦自多“各為條貫”，故斷《文選》賦、詩二體的再分類本之類書，有失圓照。

《文選》；事類編錄；《華林遍略》；重要影響；駁議

《文選》事類編錄受《華林遍略》重要影響說，是劉寶春博士在其發表于《文學遺產》2010年第5期上的《論徐勉對蕭統〈文選〉編纂的影響》一文中提出的。劉博士認為，“徐勉領修《華林遍略》觸發蕭統編纂《文選》；徐勉對蕭統《文選》‘文質彬彬’文學批評思想的形成以及《文選》‘事類’編錄方法的運用都有重要影響”，等等[1]。我們的看法大異于是，然對這些問題的細致辨析于《文選》成書研究甚具意義；而限于篇幅，故茲僅就其中的徐勉領修《華林遍略》對“《文選》‘事類’編錄方法的運用”“有重要影響”說提出我們的看法，至于對相關問題之研討，則待異日。關于這一問題，其云：

《文選》編錄時，首先根據文章的體裁特征，將文章劃分為三十七類。賦、詩篇目較多，《文選》又以“事類”之法將之進行二次分類?！捊y《文選》將賦、詩二次分類，是按“事”或說按題材內容來分類的?！段倪x》“事類”的編錄方式，模仿的是“以類相從”的類書，而當時蕭統身邊正在編撰的大型類書《華林遍略》，正是《文選》學習、模仿的直接對象[1]。

下面，我們擬就其所說的三條理由逐一加以辨析，看其是否真的能成立。

一、關于“將《華林遍略》的編錄方法運用到《文選》中”說

劉博士云：

《文選》是受到《華林遍略》的啟發而著手編撰的，徐勉是蕭統的老師，蕭統“每事詢謀”，他對《華林遍略》“事類”的編錄方式應該了解。那么，將《華林遍略》的編錄方法運用到《文選》中是很自然的事?！笆捊y與《華林遍略》的編撰頗有一些關系?！度A林遍略》由梁徐勉等編纂，徐勉，字修仁，蕭統為太子在東宮時，由他主東宮太子讀書之事?！虼?，天監十五年，由太子詹事舉學士撰類書，蕭統也是知曉的?！敲?，類書編撰按內容分類的方式，定會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或者說影響到《文選》詩按內容來實施分類?！?胡大雷《〈文選〉編纂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頁)其說甚是[1]。

這恐怕只能說明作者有著十分豐富的想象力。當然，我們知道學術研究往往也少不了想象力，問題是，僅憑想象所得于此是無法代替據文獻支撐進行論證而來之結論的。首先，這里的“《文選》是受到《華林遍略》的啟發而著手編撰的”云云，乃基于其文前面之“所以說《文選》的編撰源于《華林遍略》的推動，是因為：第一，《華林遍略》的領編者是自己身邊敬重的老師徐勉。老師領修《華林遍略》這樣的大事，對愛讀書、勤思考的蕭統來說不能沒有觸動。第二，可能正是《華林遍略》編纂的觸動，‘略其蕪穢，集其清英’的想法才在蕭統腦海中清晰起來。老師編纂的是‘事集’，是為了使用者檢索方便。那么，自己為什么不編一本‘文集’，以與老師的‘事集’相配呢”而來。然而，這兩條理由均不僅缺乏應有的文獻支撐，且與其所要證者沒有任何必然的關聯，即在邏輯的層面上亦說不過去，顯然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即就類書言，“以類相從”的編錄方式亦非創自《華林遍略》，遠在三國時，曹丕就曾“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余篇，號曰《皇覽》”[2]卷2《魏志·文帝紀》，而據《三國志》卷23《魏志·楊俊傳》之“(楊)俊曰：‘吾知罪矣?！熳詺?，眾冤痛之”下，裴松之注引《魏略》說，是書“合四十余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余萬字”[2]。這里的“部”“篇”，分別當為《皇覽》的一級類目與二級類目?！杜f唐書·經籍志下》與《新唐書·藝文志三》著錄何承天并合《皇覽》122卷、徐爰并合《皇覽》84卷，徐勉《華林遍略》600卷；歐陽詢《藝文類聚序》云：“前輩綴集，各杼其意?！读鲃e》《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別略》，直書其事?！睋丝芍?一)撰《藝文類聚》的歐陽詢等人肯定看過劉宋時的何承天與徐爰各自所并合的《皇覽》，自然也看過《華林遍略》；(二)就“事”之編撰體例言，《藝文類聚》、《華林遍略》、《皇覽》三者當無大別。另外，《隋書·經籍志》子部著錄：“《皇覽》一百二十卷，繆襲等撰?！弊ⅲ骸傲毫侔耸?。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痘视[》五十卷，徐爰合?！痘视[目》四卷；又有《皇覽抄》二十卷，梁特進蕭琛抄。亡?！逼溆绊懼?，于斯可以概見。不僅如此，據《梁書》卷26《蕭琛傳》，蕭琛亦曾為昭明太子之屬官。另外，在“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之前，又出現了多部大型的類書如南齊蕭子良“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而成的千卷之“《四部要略》”[3]卷40《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傳》與“當下”劉孝標之《類苑》，等等。因之，“將《華林遍略》的編錄方法運用”云云，若非忘記基本常識，則令人難以思議。況且，“‘以類相從’的編錄方式”在類書之祖《皇覽》出現之前已多有之。如《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之“賦”分“屈原賦之屬”“陸賈賦之屬”“荀卿賦之屬”與“雜賦之屬”四類，而其前三者雖為別集式的著錄，然其相對于“賦”這一大類言，本身就是“以類為別”的*至于別之類義如何則為另一回事。如章太炎《辨詩》之“《七略》次賦為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頁)；劉師培之“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騁辭之賦，陸賈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闡理之賦，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論文雜記·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與《中國中古文學史》合刊〕)；顧實之“此屈原賦之屬，蓋主抒情者也?！岁戀Z賦之屬，蓋主說辭者也?！塑髑滟x之屬，蓋主效物者也?！秳⒙浴贰栋嘀尽穮^分類別”(《漢書藝文志講疏》四《詩賦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等等。；后者更是類輯為篇(“以類為別”)，而此蓋“后世總集所自始也”[4]雜編卷1。其三，“每事詢謀”，被劉博士作過度的延伸解讀。別忘了，據《梁書》卷25《徐勉傳》，其前尚有“昭明太子尚幼”一語。不僅如此，正如梅運生所云：“蕭統既勤學好問，在學術問題上，愿意傾聽他人的意見；同時又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且好立新說，學術個性極強，從不輕易認同他人意見?！读簳繁緜饔浧湓诜鹄黻U釋問題上，不愿復述乃父的論題，而是‘自立二諦、法身義，并有新意’。他的叔父始興王蕭憺逝世，關于東宮服喪禮的問題，太子仆劉孝綽依據舊禮和常例，提出服喪的形式和時間，這個意見，還得到‘仆射徐勉、左率周舍、家令陸襄’的認同，但最后還是被太子所否定?！盵5]303其四，退一步說，太子“對《華林遍略》‘事類’的編錄方式”非常了解，也無法得出其必“將《華林遍略》的編錄方法運用到《文選》中”去，因為此乃兩碼事，其間無任何必然的聯系。另外，“梁世之修《遍略》”，正如劉知幾《史通·采撰第十五》所云之“務多為美，聚博為功”；而《文選》乃著眼于“選”，即《文選序》所謂的“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因之，“很自然”云云，實無從說起。

另外，胡先生乃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著名學者，對此間的文學有著非常深入的研究，然“類書編撰按內容分類的方式，定會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或者說影響到《文選》詩按內容來實施分類”之說，例以我們前面所述，似未為得。

二、蕭統可能會借鑒《華林遍略》的“‘事類’方式”說未為圓照

劉博士云：

蕭統編撰《文選》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方便作者翻檢以及寫作取則之需。既然如此，蕭統很有可能會借鑒《華林遍略》便于使用者“按圖索驥”的“事類”方式。[1]

不知“為了方便作者翻檢”云云，從何說起？*郭英德云：“便于讀者翻檢和作者取則，這是總集的原初功能?！驗樽髌贩倍?，難于兼功，所以蕭統不得不‘略其蕪穢，集其精英’，編為總集，以為當世作者寫作的范式?！偧倪@一原初功能，實本于類書。類書的功能，正如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序》所說的：‘俾夫覽者易為功，作者資其用，可以折中(之按：“中”當作“衷”)今古，憲章墳典云爾?！?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頁)以為“寫作的范式”云云，可謂得其大者；“實本于類書”說，則似有所未照。另外，以“便于讀者翻檢”為“總集的原初功能”，似亦未盡然。(一)《文選序》云：“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苑锹云涫彿x，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盵6]卷首這是“為了方便作者翻檢”嗎？再說，于此“作者”又能翻檢到多少東西？(二)如“賦”體之“郊祀”“耕藉”“論文”與“詩”體之“百一”“反招隱”等子類，各僅收一首作品，看目錄即一目了然，需要什么“‘按圖索驥’的‘事類’方式”才“便”！況且，每一子類僅一首作品，類之實何在？(三)如“賦”體之“物色”(收《風賦》、《秋興賦》、《雪賦》、《月賦》)，“鳥獸”(收《鵩鳥賦》、《鸚鵡賦》、《鷦鷯賦》、《赭白馬賦》、《舞鶴賦》)，“音樂”(收《洞簫賦》、《舞賦》、《長笛賦》、《琴賦》、《笙賦》、《嘯賦》)乃“大類”，蕭統若“借鑒《華林遍略》便于使用者‘按圖索驥’的‘事類’方式”，會如此含糊？尤其是“詩”體之“雜詩”“雜擬”兩子類更是鴻蒙(參后)。另外，“賦”體共錄57首作品(包括1首賦序)而別為15小類，即每小類平均不到4首，而“表”“書”兩體分別錄作品19首與24首，卻沒有再分。這又如何解釋？退一步說，“為了方便作者翻檢以及寫作取則之需”云云能夠成立，“蕭統很有可能借鑒《華林遍略》”云云仍為無根之說。道理十分淺顯：如上所述，(一)遠在《華林遍略》之前的著名類書《皇覽》便是運用“以類相從”的方式編纂的，且在其時影響甚巨；(二)有“以類相從”成分而非類書者更多，其源更遠*又，郭英德云：“正因為總集的原初功能是便于讀者翻檢和作者取則，因此從摯虞《文章流別集》發端，‘類聚區分’，‘分體編錄’，即區別不同文體加以選編著錄，便成為總集的基本編纂體例。因為分體編錄，以類相從，使用者就可以便捷地‘按圖索驥’，根據自身寫作的需要，翻檢和閱讀前人的相關作品，作為寫作的楷模。因此早期總集基本的編纂體例便是‘分體編錄’，如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南朝梁蕭統的《文選》等都是如此。由此而派生出一種別體，即輯錄一代或歷代同一體裁作品的總集，如南朝陳徐陵的《玉臺新詠》。于是，總集編纂與文體分類，從一開始便相因相成：總集編纂成為文體分類的胚胎，文體分類成為總集編纂的根據?！?郭英德上揭書，第102頁)顯然，郭先生是說比劉博士之說更符合實際。不過，“輯錄一代或歷代同一體裁作品的總集”，恐非由“分體編錄”類總集所“派生出”。。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詩經》已是用“以類相從”之方式編纂的?！睹娦颉吩疲骸笆且砸粐?，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拧?，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灐?，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盵6]卷45是可謂得其要矣。

接著，劉博士在引方師鐸的“我們真想不明白：魏文帝曹丕‘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的《皇覽》，我們把他算作‘類書’，而不視為‘總集’；可是同樣情形的‘體既不一，又以類分’的《昭明文選》，我們卻不把他當作‘類書’，反而把他算作‘總集’；這樣的任意去取，究竟有沒有一定的權衡呢”后，又云：

這種“體既不一，又以類分”的編錄方式肯定源于類書，我們由此可以推斷《華林遍略》對《文選》的影響。[1]

由于非類書而其有部分“以類分”者甚多(參前)，故這一空之所有的“肯定”，何異《大般涅槃經》卷32所說之“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菔根”？此其一。其二，劉博士蓋因專注于創新說以致連自己這里引的“‘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的《皇覽》”是類書也忘記了，否則，就算“這種‘體既不一，又以類分’的編錄方式肯定源于類書”，思維縝密者誰敢由此而遽“推斷《華林遍略》對《文選》的影響”？何況，“這種‘體既不一，又以類分’的編錄方式”與“源于類書”并無任何必然的聯系。至于方先生此說，可謂明乎小同而昧于大別。首先，如上所述，《皇覽》所集為“篇”者乃類其后來的《藝文類聚》之“門”而非獨立之作品，自然不能視為“總集”。其次，類書自然是“以類相從”的，然并非“以類相從”者便是類書。張春輝云：“分類是類書的必要條件，但不是類書的充分條件，二者的關系必須弄清楚?！盵7]此可謂明于根本者也。于此，方先生蓋誤以為《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之“(文帝)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余篇，號曰《皇覽》”之“篇”與《文選》之“首”同，否則實在令人難以思議，其何以會有“究竟有沒有一定的權衡呢”如此莫名其妙而大悖于常識之問。于此，不知劉博士何以引方先生這一有低級硬傷者作為其說之佐證？而此硬傷并不難知。

三、“《文選》所以能借鑒《華林遍略》的編撰方法”之理由難以成立

劉博士云：

《文選》所以能借鑒《華林遍略》的編撰方法，還因為編者與《華林遍略》領編者徐勉有著特殊關系的原因。蕭統是《文選》的主編?！烀阌谑捊y有終生之師誼，二人親如父子。對于徐勉，“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在《文選》的編撰上自然少不了向徐勉取謀。劉孝綽是《文選》最主要的參編者之一，這一結論已為學術界所公認。而劉孝綽與徐勉關系非同尋常?！鳛橹两晃挠?，劉孝綽一定了解《華林遍略》的編錄特點，那么，在編撰《文選》時“就地取材”加以借鑒，并不讓人感到意外。[1]

這同樣說明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首先，如上所說，“每事詢謀”云云被劉博士作了過度的延伸解讀。即由“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是無法得出“在《文選》的編撰上自然少不了向徐勉取謀”這一結論的。其次，即使“劉孝綽一定了解《華林遍略》的編錄特點”，亦無法得出其“在編撰《文選》時‘就地取材’加以借鑒”。何況，“已為學術界所公認”云云存在問題，因為此前“劉孝綽是《文選》最主要的參編者之一”說，遭到了強有力的挑戰*參見力之《關于〈文選〉的編者問題》(《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關于〈文選序〉與〈文選〉之價值取向的差異問題：兼論〈文選〉非倉卒而成及其〈序〉非出自異手》(《文學評論》2002年第1期)、《綜論〈文選〉的編者問題(上)》(《江漢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綜論〈文選〉的編者問題(中)》(《江漢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梅運生《蕭統與〈昭明文選〉》(霍松林主編《中國詩論史》〔上冊〕第2編第5章第1節)，等等。其實，著名學者曹道衡在其發表于《文史》2005年第3輯的《關于〈文選〉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已云：“這一工作(之按：即編撰《文選》)的完成究竟是蕭統一人之力還是曾得到劉孝綽或其他人幫助，論者說法不一?！?此文又載《中國文選學》〔第六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版)而曹先生撰該文時，力之長達4萬言而力主《文選》出于蕭統一己之手的《綜論〈文選〉的編者問題》(發表時一分為三)尚未發表。。退一步說，劉孝綽真的是《文選》最主要的參編者之一，據我們前面所說的理由，“‘就地取材’加以借鑒”云云同樣無法成立。其實，如上所述，由于劉博士此前無法證明《文選》借鑒《華林遍略》的編撰方法，故“所以能”云云便無從談起，“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劉博士又云：

何思澄在完成《華林遍略》的撰寫之后，因表現突出，先被提拔為“治書侍御史”，后又被徐勉推薦給蕭統。那么，何思澄在《文選》編纂中到底起怎樣的作用呢？王應麟《玉?！肪砦逅囊吨信d書目》……有雙行小注稱：“與何遜、劉孝綽等選集?！薄峤B初先生解釋為，“何遜乃何思澄誤寫”。如果俞先生的推論不假，則何思澄在《文選》編纂中的作用可謂大矣！[1]

此前，何融先生在其發表于1949年春的《〈文選〉編撰時期及編者考略》一文中，已認為何思澄有參與編撰《文選》的可能。其后，亦有多位學者如是觀。不過，那僅僅是據“理”推測，而非有什么經得起推敲的文獻支撐。問題是，“考定某一事實，最重要的是看其有無文獻支持(有堅實的文獻支持，不合情理也不成為問題)；其次才考慮其是否合情理(合情理的未必就是事實。這一點，我們尤當注意)”[8]。換言之，何思澄“被徐勉推薦給蕭統”后是否參加過《文選》的編纂還是一個有待論證的問題，如何能越乎此而設“何思澄在《文選》編纂中到底起怎樣的作用呢”這樣之問？何況，《梁書》與《南史》何思澄本傳，只說徐勉舉思澄等學士應選“入華林撰《遍略》”與“時徐勉、周舍以才具當朝，并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然據此是難以證明其“后又被徐勉推薦給蕭統”的。此其一。其二，“如果俞先生的推論不假”，至多說明何思澄有參編《文選》之可能，“作用可謂大矣”云云則無從說起。況且，“何遜乃何思澄誤寫”說是難以成立的[9]36[10]。其三，史云：“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弥?，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11]卷50《文學傳下·何思澄傳》；而《遍略》“八年乃書成”[12]卷72《文學傳·何思澄傳》，即時為普通五年，最快亦得到普通四年。然《梁書》卷51《處士列傳·何胤》云：“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于秦望，后還都，卒于鐘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于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倍独m高僧傳》卷5《釋智藏傳》有云：“(釋智藏)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于寺房?！盵13]559可知何思澄致昭明太子“手令”一事發生在普通三年冬。又，據《梁書》卷30《徐摛傳》的“王(晉安王綱)為丹陽尹，起(徐)摛為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及卷4《簡文帝紀》的“太宗簡文皇帝……(天監)十七年，征為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尋復為宣惠將軍、丹陽尹，加侍中”和卷3《武帝紀下》的“普通元年……(冬十月)辛酉，以丹陽尹晉安王綱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可知：晉安王蕭綱為丹陽尹時“起(徐)摛為秣陵令”最晚為普通元年十月，徐摛去此職則為普通四年。再則，當時“郡縣居職”雖“以三周為小滿”[3]卷53《良政列傳序》，然實際上“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12]卷77《恩幸列傳·呂文顯傳》。以此數者合《梁書》何思澄本傳的“久之”分析，可得：何思澄任秣陵令的時間為天監十八年至普通元年九月以前。故“完成”云云，乃失考所致。其四，據《南史》本傳記載，何思澄“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故“因表現突出”云云近乎望文生義。如果說思澄“遷治書侍御史”是由于此前工作成績之顯著，那亦只能體現在其任廷尉正一職之秀出上，而與參撰《華林遍略》之表現如何則很難說有多大的關系。所謂“治書侍御史”，據司馬彪《續漢書·志》說，乃“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14]卷26《百官志》。換言之，由“提拔為‘治書侍御史’”，是證明不了思澄在《華林遍略》之編撰中“表現突出”的——兩者無異于隔山鞭牛。劉博士接著又云：

其實，從何思澄與蕭統的關系，也可以推斷他在《文選》編撰中所發揮的作用?！胤◣煘楫斒烂?，何胤也為當時高士，蕭統特派何思澄持手令前往褒美，足以說明蕭統對何思澄的重視。而且，何思澄有編撰《華林遍略》的經驗，又因能力出眾提拔為“治書侍御史”，確為編纂高手。對這樣的人才，蕭統怎能不大加重視呢？“在《文選》編撰中，何思澄、劉孝綽出力為多?！?許逸民《〈文選〉編撰年代新說》)“《文選》是經過前后兩個時期，在蕭統主持下，由劉孝綽、何思澄等東宮學士協助而得以成書的?！?高明峰《關于〈文選〉編纂過程的一點意見》《陰山學刊》2004年第5期)。因此，何思澄與劉孝綽一樣，是《文選》兩大最重要的編者之一。何思澄是《華林遍略》的主要參編者，對于“事類”的編錄方法十分熟悉，那么，將之運用到《文選》，當然駕輕就熟。[1]

“也可以推斷”“怎能不大加重視呢”云云，未免牽強附會。況且據上所述，思澄參加《華林遍略》的編纂工作至多一半，而“提拔為‘治書侍御史’”與其在這一工作中表現是否出色無多大關系，如何能證明其“確為編纂高手”？此其一。其二，由“蕭統特派何思澄持手令前往褒美”當世名僧，如何就能“推斷他在《文選》編撰中所發揮的作用”，憑常識便知這兩者近乎“風馬?！?。其三，據隋秘書監柳顧言之“梁主以隱士劉孝標撰《類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畢盡此書，無一物遺漏。梁武心不伏，即敕華林園學士七百余人，人撰一卷，其事類數倍多于《類苑》”[15]9之說，可知《華林遍略》力求“事類”之全之多；而《文選》則精選“美文”，當然其標準往往因文體不同而有所異[16]。因之，即使其“確為編纂高手”，然彼高手非此高手也。試看《文選·詩》之“雜擬”與“雜詩”二子類之目：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張孟陽《擬四愁詩》一首，陶淵明《擬古詩》一首，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袁陽源《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效古》一首，劉休玄《擬古》二首，王僧達《和瑯邪王依古》一首，鮑明遠《擬古》三首、《學劉公干體》一首、《代君子有所思》一首，范彥龍《效古》一首，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古詩》十九首，李少卿《與蘇武》三首，蘇子卿《詩》四首，張平子《四愁詩》四首，王仲宣《雜詩》一首，劉公干《雜詩》一首，魏文帝《雜詩》二首，曹子建《朔風詩》一首、《雜詩》六首、《情詩》一首，嵇叔夜《雜詩》一首，傅休奕《雜詩》一首，張茂先《雜詩》一首、《情詩》二首，陸士衡《園葵詩》一首，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感舊詩》一首，何敬祖《雜詩》一首，王正長《雜詩》一首，棗道彥《雜詩》一首，左太沖《雜詩》一首，張季鷹《雜詩》一首，張景陽《雜詩》十首，盧子諒《時興》一首，陶淵明《雜詩》二首、《詠貧士詩》一首、《讀山海經詩》一首，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搗衣》一首，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齋中讀書》一首、《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修竹茂林詩》一首，王景玄《雜詩》一首，鮑明遠《數詩》一首、《玩月城西門解中》一首，謝玄暉《始出尚書省》一首、《直中書省》一首、《觀朝雨》一首、《郡內登望》一首、《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和王著作八公山》一首、《和徐都曹》一首、《和王主簿怨情》一首，沈休文《和謝宣城》一首、《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冬節后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一首、《學省愁臥》一首、《詠湖中雁》一首、《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6]

這是“按‘事’或說按題材內容來分類的”嗎？這就是編撰類書高手之“杰作”？或者說，這就是可能“借鑒《華林遍略》便于使用者‘按圖索驥’的‘事類’方式”之成果？顯而易見，相對于類書之分類而言，這無疑是“雜亂無章”的。再就其中的組詩言，別說“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與“《古詩》十九首”，即如“曹子建《雜詩》六首”就“事”或“題材內容”看，六者亦顯非為一。觀其之三的“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迸c之五的“仆夫早嚴駕，吾將遠行游。遠游欲何之，吳國為我仇?！北阋磺宥?。換言之，據此能證明的只是：(一)何思澄未曾參與《文選》之編纂；(二)《文選》賦、詩之再分類不可能模仿“以類相從”的類書《華林遍略》。又，“雜擬”的情況與“雜詩”相仿；“樂府”“雜歌”，亦非“按‘事’或說按題材內容來分類”。四，劉博士所引兩位今人說之前者，其前文有云：“在《文選》編撰中，蕭統始終主其事，而東宮參預者中何思澄、劉孝綽出力最多。如果上述揣度尚能說得通的話，那么……”[17]即這僅僅是作者之“揣度”。在筆者看來，許先生此文之價值在其所提的問題很有學術生長點，能引發我們對“選學”的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思考，然其“何思澄、劉孝綽出力最多”云云之“揣度”，則恐難成立[10]。至于其后者之《文選》“經過前后兩個時期”說，此前著名學者曹道衡已有云：

《文選》中所錄作品，除劉、徐、陸的五首詩文外，其他作品，都是天監十二年(513)沈約逝世以前死去的人所作。這就不能不使人懷疑《文選》的編纂，是否曾有一個過程，即此書在編纂之初，本限于選錄天監十二年以前去世的人之作，而劉孝標等人之作，是后來在編定時加上去的？因為梁人論詩文，確有以天監十二年為斷限的例子，如鐘嶸的《詩品》就是這樣。[18]

曹先生此說自有不可忽視的意義，然其貢獻當在壘高“學術平臺”而非結論本身。不過，關于這一問題，此前辨之已詳，茲不贅。至于其“由劉孝綽、何思澄等東宮學士協助而得以成書的”之說何思澄參加《文選》之編撰，文獻支持亦只是“當前學術界有兩種說法。一為何遜當指何思澄，‘思澄’快讀即為‘遜’”而“愚意以為后一說更為可信。若此，則正說明了何思澄在編撰《文選》過程中的重要地位”[19]。即其實際上來自劉博士所引的“‘何遜乃何思澄誤寫’”。換言之，比觀我們前面之說，此說之不能成立已不待辨而自明。況且劉博士所引的這兩家說出后，“選學”界對相關問題研究已更為深入，并有直接否定劉博士所引以作為支撐者的論說(如王立群《〈文選〉成書時間研究》認為“其下限由丁貴嬪去世、臘鵝事件后蕭統的心情‘慚慨’交并無法編纂且亦無法寫出輕松閑適的《文選序》所決定”。另外，力之有《綜論〈文選〉的編者問題》一文，力辨劉孝綽和何思澄無與《文選》編纂的實質性工作。因之，認為《文選》成書于丁貴嬪去世后而劉孝綽和何思澄參與其事者，當先辯駁王立群與力之之說)。本來，從學術研究的理路上言，引用被否定或被置疑的觀點作為自己文章觀點的支撐或佐證時，當先進行辨析，然其壓根兒就沒有做這一工作(當然，時下如是不知凡幾)。

余論

綜上所述，就《論徐勉對蕭統〈文選〉編纂的影響》一文的上述理由說，是難以證明徐勉領編《華林遍略》對《文選》詩、賦“事類”編錄方法產生過任何實質性的影響的。

從方法論的層面上考察，眾所周知，《文選》與《華林遍略》為書殊異，且在《華林遍略》之前已有《皇覽》等多部大類書，而《梁書·昭明太子傳》有“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之說，故當我們要探討《文選》是否會受到《華林遍略》之影響一類問題時，得先弄清楚諸如《華林遍略》與其前的類書在分類取向上有無本質的差異？作為“專取其文”的《文選》是否會出其前“各為條貫”的詩文總集之“軌”，而取則乎“直書其事”之類書？等等。然而，該文作者對這些至關重要的工作并沒有做，故從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其文立說之所以難以成立，是近乎“先天”性的。

于此，我們雖不同意劉博士之說，然對其勇于創新之精神，深表敬意。至于拙文之不當，則祈劉博士與海內外之方家不吝以斧之。

[1]劉寶春.論徐勉對蕭統《文選》編纂的影響[J].文學遺產，2010(5).

[2]盧弼.三國志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4]胡應麟.詩藪[M].北京：中華書局，1958.

[5]霍松林.中國詩論史：上冊[M].合肥：黃山書社，2007.

[6]蕭統.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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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力之.朱彝尊“《文選》初成聞有千卷”說不能成立辨[J].黃岡師范學院學報，2006(5).

[9]韓暉.《文選》編輯及作品系年考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10]力之.綜論《文選》的編者問題：上[J].江漢大學學報，2005(1).

[11]姚思廉.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12]李延壽.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3]釋道宣.續高僧傳[G]∥續修四庫全書：第128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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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力之.關于《文選》的選文范圍與標準問題[J].河南大學學報，2005(3).

[17]許逸民.《文選》編撰年代新說[J].文學遺產，2000(4).

[18]曹道衡.關于蕭統和《文選》的幾個問題[J].社會科學戰線，1995(5).

[19]高明峰.關于《文選》編纂過程的一點意見[J].陰山學刊，2004(5).

[責任編輯海林]

I206.2

A

1000-2359(2012)02-0195-06

力之(1956-)，男，廣西北海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選》研究。

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10XZW010)

201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