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大歷詩觀的橋梁
——唐汝詢對大歷詩歌的評介暨淵源與影響

雷 恩 海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建構大歷詩觀的橋梁
——唐汝詢對大歷詩歌的評介暨淵源與影響

雷 恩 海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唐汝詢選編《唐詩解》，以《唐詩品匯》為淵藪，接受了高棅對大歷詩歌的定位與評價，而通過選詩與評解相結合的方式，落實了高棅的基本詩學見解。唐汝詢對大歷詩歌的評解自有特色：描摹情狀，感同身受；生發而補足詩意，得其全解；關注創作背景，點明題旨；以很強的藝術感染力，講授詩之結構次第，從整體上彰顯了大歷詩歌的成就。清人喬億編選評點《大歷詩略》六卷，建構完整的大歷詩人體系和大歷詩觀，而唐汝詢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唐汝詢；高棅；喬億；《唐詩解》；大歷詩觀

自唐人選唐詩開始，選唐詩遂成為一種風習，選家眾多。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下云：“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后，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各有指歸?！盵1]在眾多的選本中，晚明唐汝詢所編選的《唐詩解》50卷是有其特色的①。唐汝詢以高棅《唐詩品匯》為圭臬，比較詳細地注釋詩歌之后，特別注意于“揣意摹情”“自發議論”[2]凡例，著重于意旨的闡發。所謂“當時之風會與作者之情曲”，正是通過唐汝詢獨特的評解方法而獲得。高棅分唐詩為四唐，尤其注意于中唐詩歌的研究，所謂“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隋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并且認為唐詩“名家擅場，馳騁當世”，“靡不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茍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矣”[3]9。以大歷詩歌為“中唐之再盛”，發前人所未發，乃高氏之特識，而唐汝詢稟承高廷禮之區劃，詳加評解，窮精闡微，指示門徑，張揚大歷詩歌的成就及價值，對完善時人對唐詩的認識，具有深遠的影響。清人喬億承其緒余，編選評點《大歷詩略》六卷，建構了完整的大歷詩人體系和大歷詩觀。因此尋繹唐汝詢對大歷詩歌之選錄評解，對于理解唐詩史上重要的發展環節，完善大歷詩歌的認識、建立大歷詩學觀，是有積極意義的。

一

高棅以四唐九格區劃唐詩，《唐詩品匯·凡例》有曰：“大略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余響，方外異人等為旁流。間有一二成家特立與時異者，不以世次拘之?！逼淠康脑谟凇坝^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3]10。既注意到每一時期總的趨向和共 同的風貌，更強調同一時期

①唐汝詢應為晚明人，《唐詩解》編纂于萬歷時期。雷恩?！短迫暝兩娇际鲷咧縻^沉》曰：“唐汝詢約生于萬歷二、三年(1574、1575)”，崇禎五年(1632)，唐汝詢年近六旬時，在虞山為錢謙益校訂《錢注杜詩》，“唐汝詢一生，主要生活于萬歷、天啟、崇禎三朝，或許經歷了崇禎末年朱明王朝的風雨飄搖?！薄疤迫暝冊谌f歷二十四年(1596)左右便開始了《唐詩解》的編選評解工作”，“于萬歷乙卯(四十三年，1615)，由許周翰捐資刊刻”(參見《蘭州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

不同作家的藝術成就*王士禛《香祖筆記》：“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覽之憒憒。楊士弘《唐音》始稍區別，有正音，有余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誤。迨高廷禮《品匯》出，而所謂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余響，皆井然矣?！痹u價甚公允。。大概而言，高棅目中唐為接武，即特別看重大歷詩歌的傳承與新變*高棅以大歷、貞元為中唐，元和以后為晚唐?！短圃娖穮R·五言古詩敘目》曰：“唐詩之變漸矣，隋氏以還，一變而為初唐，貞觀、垂拱之詩是也；再變而為盛唐，開元、天寶之詩是也；三變而為中唐，大歷、貞元之詩是也；四變而為晚唐，元和以后之詩是也?！币蚨髿v詩歌的重要性頗為突出，在整體上，高棅視大歷為唐詩發展衍變之“接武”。。唐汝詢評解唐詩，以高氏之選為淵藪，遂稟承其宗旨，亦重視大歷詩歌，但在具體的選錄及評解中，唐汝詢卻并完全受此局限，而是以自己的思想與觀念，盡可能比較深入地評解大歷詩歌，以彰顯大歷詩歌的藝術成就和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

大歷詩人主要有兩大群體，一為活躍于長安、洛陽的“十才子”，一為長期任職于江南的地方官，如韋應物、劉長卿、李嘉祐、戴叔倫等*據《極玄集》卷上《新唐書·盧綸傳》所載，大歷十才子為錢起、盧綸、吉中孚、韓翃、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后人據其成就和流傳作品，于十子屢有進退。江休復《嘉祐雜志》退崔峒、夏侯審、韓翃，進李益、郎士元、李嘉祐、皇甫曾，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則以盧綸、韓翃、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益、李端、司空曙為十才子。喬億則于《大歷詩略》中參考諸家之說及詩人成就，構建了大歷詩人之體系，創建其大歷詩觀。?！短圃娊狻愤x錄的諸多大歷詩人的詩作，頗具代表性，一些重要的大歷詩人及詩作，皆入選，如下表所示：

從所選詩歌數量上來看，排前三名者為劉長卿(60首)、錢起(43首)、韋應物(42首)，十首以上者乃皇甫冉(19首)、李益(15首)、韓翃(14首)、司空曙(10首)，十首以下者則有盧綸(7首)、劉方平(4首)、戎昱(3首)、張仲素(8首)、李端(8首)、李嘉祐(5首)、郎士元(6首)、皇甫曾(8首)、顧況(7首，另有1首騷體，大歷詩歌選騷體者僅顧況一人)、耿湋(4首)、戴叔倫(5首)，尚有1首者乃丘為、包何、朱放、暢當等。應該說，大歷詩人的主要成員，都入選了。其中，唐汝詢還采錄了高棅的另一著作《唐詩正聲》*《唐詩正聲》是高棅在《唐詩品匯》的基礎上而選錄出的一個詩歌選本。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一：“《唐詩正聲》：高棅編《品匯》，得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慮博而寡要，雜而不純，又拔其尤一千十首，匯是編。自序：聲律純完，世外自然之奇寶?！薄短圃娊狻酚伞短圃娬暋范a入的大歷詩歌有：七言古詩皇甫冉二首、郎士元一首、韓翃一首、戎昱一首，五言絕句韓翃一首、顧況一首，七言絕句盧綸一首、耿湋一首，五言律詩竇叔向一首、韓翃二首、李端一首、崔峒一首、張眾父一首，五言排律韋應物一首、韓翃一首。此類詩歌，唐汝詢并未作評解，看來汝詢之評解重點仍然在《唐詩品匯》。。

從詩體來看，五言古詩以韋應物(24首)、劉長卿(14首)、錢起(6首)、韓翃(1首)為代表；七言古詩以韋應物(1首)、劉長卿(7首)、戎昱(1首)、李益(2首)、郎士元(1首)、皇甫冉(2首)、錢起(5首)為代表；五言排律為韋應物(1首)、盧綸(1首)、劉長卿(7首)、皇甫冉(3首)、錢起(6首)、韓翃(1首)。而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幾乎人皆有詩，乃大歷詩人所擅長的詩體；而六言絕句實乃變體，選錄了劉長卿(3首)、皇甫冉(3首)、顧況(1首)，以備其體而已。

從以上兩方面可以看出，唐汝詢選錄大歷詩人及其詩作，考慮得還是比較全面的，力求從表現大歷詩歌特色之視閾選詩，故而能夠符合大歷詩歌之實際。就其實質而論，唐汝詢的這一基本認識，則源于高棅。

高棅《唐詩品匯》選錄詩歌，以四唐九格來區劃唐詩，力求展示唐詩發展衍變的內在理路。五言古詩選錄劉長卿(40首)、錢起(28首)、韋應物(65首)，入名家，認為繼盛唐詩之后，“劉、錢接跡，韋、柳光前，人各鳴其所長”，且曰“劉隋州之閑曠，錢考功之清贍，韋之靜而深，柳之溫而密，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間氣萃于時，以鐘乎人矣，嗚呼盛哉”[3]49，認為此乃上溯五言古詩正宗之梯航，即五言古詩，大歷詩人劉長卿、錢起、韋應物、郎士元、皇甫冉、李端、盧綸、顧況、戎昱等19人，能得五言古詩之正，接武正宗。而唐汝詢選錄五言古詩之代表作家，則以高棅列入名家之劉長卿、錢起、韋應物為主，又從接武中選韓翃，以示其門徑之廣。

七言古詩，唐汝詢選錄劉長卿(7首)、錢起(5首)最多，而韋應物、戎昱、李益、郎士元、皇甫冉則為一時之選，足堪接武，因為，“中唐來作者亦少，可以繼述前諸家者，獨劉長卿、錢起較多，聲調亦近似，韓翃又次之，他若李嘉祐、韋應物、皇甫冉、盧綸、戎昱、李益之儔，略見一二。雖體制參差，而氣格猶有存者，亦不可闕”[3]269。

六言絕句，作者絕少，“開元大歷間，王維、劉長卿諸人相與繼述，而篇什稍屢見，然亦不過詩人賦詠之余矣”[3]391。而唐汝詢所選大歷六言絕句，乃劉長卿(3首)、皇甫冉(3首)、顧況(1首)，此外則僅選王維(5首)，皆源自《唐詩品匯》(高棅選12人24首)。亦可見出，六言絕句是大歷詩人創變時期的一個重要的嘗試體裁。而五七言律絕乃大歷詩人所擅長的主要詩體，高棅以為五言絕句，“中唐雖聲律稍變，而作者接跡之盛，尤過于天寶諸賢”[3]390，而劉長卿、錢起、韋應物、皇甫冉、皇甫曾等大歷詩人為翹楚。七言絕句，“大歷以還，作者之盛，駢踵接跡而起，或自名一家，或與時唱和，如樂府、宮詞、竹枝、楊柳之類，先后述作者，紛紜不絕。逮至元和末，而聲律不失，足以繼開元、天寶之盛”[3]429。就大歷詩人而論，劉長卿、錢起、韋應物、皇甫冉、韓翃、盧綸、劉方平、李益等為接武。五言律詩，“中唐作者尤多，氣亦少下，若劉、錢、韋、郎數公，頗紹前諸家，次則皇甫、司空、李、耿、韓以盡大乎大歷諸賢，聲律猶近”[3]508，戎昱、李益、戴叔倫等，遺韻尚在，猶可以繼述盛時。高棅頗為重視大歷詩人的五言律詩，評價甚高，故而選詩亦多，“以劉長卿、錢起、韋應物、郎士元共詩82首為上卷，以皇甫伯仲、司空曙、盧綸、李端、耿湋共詩90首為中卷之一；又自李嘉祐以盡乎大歷諸賢，凡24人，共詩78首，為中卷之二；又自戎昱而下，至元和末得27人，共詩85首，為下卷。觀者以見乎近體之盛，雖唐之文章屢變，而未全衰也如此”[3]508。

五言排律淵源自顏謝諸人之古詩，首尾排句，聯對精密，至唐初而以五言聲律之成熟改進之，四杰及沈宋、杜審言、陳子昂等從而實踐革新，文體新麗，風容色澤，以詞氣相高，足以表現四海晏安、君臣暇豫之情狀。王維、李白、孟浩然、高適為正宗，杜甫兼有眾美，出入始終，排比聲韻，發斂抑揚，疾徐縱橫而無所不可，為大家。其后作者亦多，而大歷詩人錢起、劉長卿、皇甫冉、李嘉祐、盧綸、司空曙、耿湋等為接武。

七言律詩亦為大歷詩人所擅長，錢起、劉長卿獨出于一時，足與盛唐詩人相頡頏，故而高棅遂列為羽翼：“天寶以還，錢起、劉長卿并鳴于時，與前諸家實相羽翼，品格亦近似。至其賦詠之多，自得之妙，或有過焉?！盵3]706而韋應物、皇甫冉、皇甫曾等大歷詩人則為接武，“中唐來，作者漸多，如韋應物、皇甫伯仲以及乎大歷才子諸人，相與接跡而起者，篇什雖盛，而氣或不逮”，是盛唐到元和時期七言律詩的發展衍變的橋梁，所謂“憲章祖述，再盛于元和間，尚可以繼盛時諸家”[3]707。

從詩體來看，唐汝詢與高棅保持了一致的看法，皆認為大歷詩人及其詩作，乃唐詩發展衍變之一重要環節，許之為“名家”、“羽翼”、“接武”，是符合詩歌史之實際的。從詩歌的題材來看，唐汝詢選詩，亦能緊緊抓住大歷詩歌的特色，選詩評解，彰顯其特色。

二

唐汝詢選詩，能夠把握大歷詩歌之特色，從題材上來看，《唐詩解》比較集中地選錄了送別唱酬、登臨寫景抒情、懷古、時政等類別，幾乎囊括了大歷詩歌題材的全部。而且唐氏評價大歷詩歌，有獨具匠心之處，具體而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

(一)描摹情狀，感同身受

唐汝詢論詩，特別注意于探討大歷詩人之情懷，對經歷盛哀之變、身處亂離后哀敗之生存狀態，多有體味，能掘發其孤懷幽緒。如錢起《逢俠者》：“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斜?！眰b士相聚而悲歌慷慨，然日暮路斜，前途逼仄，誠然有英雄失路之悲。唐汝詢體味身經亂離而徬徨無依的詩人錢起之孤苦，遂有“此慕俠者之風而惜光景之促。若曰吾老矣，不能用”[2]530的感傷悲涼?！赌铣压拧芬辉?，乃劉長卿蒙誣被貶南巴，途經南楚憑吊屈原而作，詩人堅貞自守卻無端蒙誣，其內心的憂憤、孤高難平，眼中所見，遂有骨鯁，故有“往事那堪問，此心徒自勞。獨余湘水上，千載聞《離騷》”。唐汝詢深切地體味到了劉長卿的深廣憂憤、孤高，解曰：

此嘆浮榮易磨，立言不朽，蓋因放逐而以屈原自況也。言我至楚，尋訪古時遺跡，則見章華之宮盡生蓬蒿。陵谷猶存，賢豪絕響，珍寶無余矣。于是泛舟而游，惟睹秋色之凄厲，獨于湘水之上聞《離騷》之音，乃知忠貞之在人心，亙天地而不磨，庶可以自慰矣。[2]203

其他如七言律詩，李端《宿淮浦憶司空文明》評解曰：“端嘗為校書，與文明俱仕于朝，時蓋失意客楚，故言離憂日長，又加一倍愁心，夜思無窮，無非戀我舊游耳。今朝中故人托之夢寐，楚天涼雨，身在孤舟，良亦悲矣。況地邊淮海，秋樹凋殘，將何寫此別恨耶！一賦之外，無他娛也?！盵2]1145皆能結合詩人身世，體味其內心情緒，深切而細致，亦是自幼目盲的唐汝詢內心的孤高、不甘沉淪的情懷的展現。

(二)生發而補足語意，得其全解

詩之為詩，貴在含蓄蘊藉，意余象外，語盡情遙。唐汝詢對此有獨到體會，在評解大歷詩歌時，常常生發而補足語意，得其全解。劉長卿五言絕句《逢雪宿芙蓉山》極為凝練，唐汝詢解曰：“首見行之難至，次言家之蕭條”，并且想象以補足詩意，“聞犬吠而睹雪中歸人，當有牛衣對泣景象”，且感慨言之“此詩直賦實事，然令落魄者讀之，真足凄絕千古”[2]529。唐氏以“牛衣對泣”景象，延伸了風雪夜歸的場景，極為生動，豐富了詩意，使之具有無限讀解的可能性。另如戴叔倫《三閭廟》“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解曰：“屈子之怨非沅湘所能流而去者，楓樹蕭條，非其遺恨耶？”[2]554皆能生發補足詩意，使之明瞭，而有進一步說解的可能。

當然，比較多的評解，乃將詩境以散文化語言表述，描摹補充，使讀者易于理解。唐氏的評解，更近于凝練優美的抒情小品文，描摹詩境，營造氛圍，點明題旨，易于讀者之讀解。如劉長卿《謫居干越亭作》：

此亦被謫之時，道經此亭而作也。即至天南，已約歸望，坐對新柳，滋增客懷。日暮鳥歸，孤舟而宿者，知我為誰也？身投越徼，家陷胡塵。山水蒼茫，云徂何往？昔嘗以御史居秦臺，尚悲登庸之晚，今以逐臣趨楚澤，能不采蘋而怨乎？踐草聞鶯，魔杖難堪耳！然我何為而至此，正以獨醒引人之厭，直道足以起眾之嫉，遂至得罪放逐，涉歷風霜，猶幸得全此生，亦天地之仁也。但客淚長滿，窮鱗無依，流放之余，機心已息，則惟親鷗鳥以自適，豈以窘辱而更獨醒之操哉？高仲武曰：長卿詩體雖不新奇，甚能練飾，如“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謂傷而不怨，亦足以發揮風雅。[2]1270

無疑，這樣的評解，突破了詩的意象跳躍性，將詩之內在脈絡表述出來，又能夠以詩之相關意象撰寫成凝練蘊藉的抒情小品文，易于讀者切入詩境，明瞭詩人意旨。顯然，在通解詩意的基礎上，再讀原詩，對詩境之體味會更為深入，體悟詩人獨具之匠心。

(三)關注詩之創作背景，點明題旨，闡發詩意

此類情況比較復雜，對詩之創作背景比較清楚者，唐汝詢則交待詩之背景，點明題旨，揣摩詩意。如，劉長卿《上陽宮望幸》，唐氏指出詩之背景：“此東京遭亂，明皇幸蜀，宮殿空虛而作是詩也?！崩^而縷述詩意：“言鸞輿未返，禁苑經春，草木皆沾新天子之恩澤矣。所不改者，惟門外之河山耳。今觀空宮之中，寂寥如此，豈復有望幸之臣乎？獨彩云去來，猶若候天子之還也。其黍離、麥秀之悲，可勝道哉！”[2]1118所謂詩之背景，并非皆指政治事件，而是指詩歌產生的文學生態，即詩人興發之所由。如戴叔倫《湘南即事》，唐氏則點明此詩之創作背景：“此仕宦于楚，思還京師，感時物之數變，嘆見君之無期，故恨沅湘無情，不為少住，以慰愁人之懷?！盵2]727這樣通脫的說解，有裨益于詩歌的深入理解。

對一些創作背景不甚清楚者，唐汝詢往往揣度時事，聯想分析，探討詩之意旨。如韓翃《漢宮曲》，唐氏指出“此詩時事無考”，但又據詩歌而揣摩懸想：“疑代宗崩，其宮人有出奉園陵而居小市者。極居室之華，聞于天子，天子將移仗迎之。且有則天聚麀之亂，故直賦其事以刺。然既稱漢室，復云漢宮，蓋諱之。若曰：漢時有此事耳?！盵2]711極大地豐富了詩的內涵，強化了對詩的理解。盧綸《從軍行》，唐汝詢以為：“此疑當時有敗軍之將收其殘兵，嘯聚邊地……蓋德宗之世，內多奸臣，邊臣解體，藩鎮之禍所由盛矣?！盵2]1279則使此詩“李陵甘此沒，惆悵漢公卿”，有所附麗，從而為讀者展現了中唐朝廷不能統御邊帥、致使藩鎮強橫的現實，拓展了詩歌的內涵。

另有一類詩歌，并沒有明顯的寫作背景，唐汝詢并不多作深解、曲解，而是就詩解詩，以直感論析，最為明白切當。如，韋應物《聽江笛送陸侍御》，解曰：“臨觴之聽，悲矣，未若獨宿之聞為尤慘?！盵2]537又如，司空曙《長安曉望寄程補闕》亦可探求詩之背景，發掘其微言大義，而唐氏并未作過深之評解：“此歷敘曉望之景以示補闕，因嘆己之流落也。夫山河之固，宮闕之麗，漏聲之遠，御柳之繁，天下之壯觀也。彼笙歌車馬，紛然其間者，并得意宦游之人。我獨守諸生而未達，能不愧此虛名乎？”[2]1143反而更能切近詩之內蘊，給讀者以審美的享受。

顯然，唐汝詢乃根據對詩意理解的需要，而探求詩之創作背景的。探求詩歌創作的文學生態，目的即在于從創作的背景來理解詩意，對一些背景不明、或無必要明瞭者，唐氏并不作過多求解，而是緊扣詩意，說解闡釋而已。

(四)以很強的藝術感受力，講授作詩之結構次第

唐汝詢有很強的藝術感受力，往往于評解中講授詩之結構次第，既便于讀解詩歌，亦助于詩歌之創作。如：

韋應物《登樓寄王卿》：此詩先敘情，后布景，是絕中后對法。[2]707

郎士元《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此因錢起夜宿僧房而賦其事。首紀寺之所在，次紀來游之時，頷聯寫即景悟禪之意，頸聯見經行山水之幽，末言我之所憶不止于此，更欲尋雙峰最高之處而登焉，游賞之心且期與爾同之耳。[2]1139

評價詩歌藝術，唐汝詢特別將大歷詩與其他時期相比較而論。如，皇甫冉《山館》：“盛唐渾厚之風到此殆盡，然清淡一種亦自足觀，第未若蘇州之絕塵耳?！盵2]539劉方平《長信宮》：“秋風一聯，翻古極佳。恨語涉粗豪，非大歷名筆?！盵2]542盧綸《和張仆射塞下曲》：“允言語素思弱，獨此絕雄健，堪入盛唐樂府?！盵2]546

顯然，唐汝詢對大歷詩歌的評介，能夠把握其時的時代社會思潮，著重情感上體味大歷詩人的生存狀態及其情懷，從藝術上彰顯其特色，為大歷詩歌的整體性價值的認知，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三

《唐詩解》之編選淵源于高棅《唐詩品匯》[4]。高棅《唐詩品匯》“盛唐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為接武”[3]14。以大歷詩歌為接武，而對大歷詩人成就卓著者，如五言古詩，將劉長卿、錢起、韋應物列入名家；七言律詩，錢起、劉長卿入羽翼，躋身于盛唐之列。高棅將中唐分為大歷、貞元兩個時期，稱為“中唐之再盛”[3]8，故能接武盛唐，開創一代詩風，認識到大歷詩歌乃唐詩發展衍變之一關鍵，評價頗高。

高棅之詩學理論，與嚴羽詩學一脈相承?！稖胬嗽娫挕氛撛姟耙詴r而論”，有大歷體，“大歷十才子之詩”[5]53；“以人而論”，大歷時期則有“韋蘇州體”[5]58?！对姳妗分v“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雖批評“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但并未完全漠視大歷詩歌，主張詩歌應“熟參”，熟參漢魏盛唐，“又取大歷十才子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5]12，并未漠視其應有之成就。嚴羽將詩歌的發展，劃分出一個時段，單獨論述大歷詩歌，影響于高棅，則重視大歷詩歌，許之為接武，突現其在詩歌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節，其意義頗深遠。而《唐詩解》雖以《唐詩品匯》為選編淵藪，但從選與評解的獨特視閾，落實了高棅的大歷詩觀，對彰顯大歷詩歌成就，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至清代，寶應喬億(1702-1788)編選《大歷詩略》6卷，選錄了天寶至貞元間32位詩人的526首詩歌，自具特色。喬億認為劉長卿“體氣開大歷之先”[6]原序，其詩列為首卷，而錢起、郎士元、李益、李嘉祐分列為第二、三、四、五卷之卷首；將盧綸(2卷)，韓翃、司空曙、崔峒(3卷)，李端、耿湋(4卷)，皇甫冉、皇甫曾(5卷)分列于各卷之下；第6卷收錄劉方平、柳中庸、蔣渙、秦系、張繼、嚴維、顧況、鄭錫、戎昱、姚倫、戴叔倫、于良史、張眾甫、章八元、張南史、劉商、劉復、冷朝陽、朱放19人的詩歌。喬億以為：“劉方平以下十九人先后翱翔天寶、貞元之際，不皆與錢、郎諸家接席而散帙，清華之氣湛若方新，無弗同也。惟劉復言氣韻尤高，顧況歌詞駿發踔厲而外，錄其能似類者。戎昱、戴叔倫尚存雅調，都為末卷，以盡大歷之體制無遺?！盵6]原序如此，喬億則構建了完整的大歷詩人體系，且層次分明。

喬億論詩以性情為本，而“所謂性情者，不必義關乎倫常，意深于美刺，但觸物起興有真趣存焉耳”[7]。大歷詩歌的特色就在于觸物起興，有真趣，表現詩人一己之深切感受與體認，而不一定要關乎倫常、深于美刺，這一點正是契合喬億心意處。從藝術而言，喬億認為“古人詩境不同，譬諸山川”，杜詩如河岳、李白詩如海上十洲，而“大歷十子詩如巫山十二，各占一峰”，有其獨到的價值。并且，喬億認為大歷和開元時期的詩歌(即盛唐詩)一樣，不易學習：“為詩者不祖開元、大歷有故：一為格韻高，非后人易到，但習復長慶以下詩為便利，以至瑣碎寒窘，入鄙體、俗體而不自知。一為語清省無以展拓才思，徑放筆為韓、蘇，規模始大，以至亂雜無章，名野體而不可得，是無惑乎？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也?！辈⑶疫€說：“又或知膚庸不可為詩，但求新于事實詞句間，興象都絕，尚何詩之可貴?！盵6]說詩五則喬億認為一方面大歷詩格韻高，不易學，學而不得，則易流于瑣碎寒窘，成鄙體、俗體；另一方面，大歷詩歌詩語清省，觸景而興，有真感受，不易展拓才思，受到很大的約束，不如韓愈、蘇軾之詩規模大，如大河東注，不擇精粗，以至于亂雜無章而入野體。即大歷詩不可膚庸，又不可只求事實詞句之新，而應講求興象。當然，喬億也認識到大歷詩的缺點，即：“大歷詩品可貴而邊幅稍狹，長慶間規模較闊而氣味遜之?！盵6]說詩五則這樣的詩學認識，又通過《大歷詩略》之選與評相結合的方式，無疑抉示大歷詩的藝術價值，建構大歷詩觀，彰顯其在詩歌史上的成就，提升了大歷詩歌的地位，堪稱唐詩之“接武”，其詩學史的意義是巨大的。然就其實際而論，唐汝詢之《唐詩解》對大歷詩歌藝術成就的張揚，則是大歷詩觀建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其承上啟下的作用不容低估。

[1]沈德潛.說詩晬語[M].北京：中華書局，1979：255.

[2]唐汝詢.唐詩解[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3]高棅.唐詩品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雷恩海,薛寶生.《唐詩解》之成書與《唐詩品匯》的淵源關系[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1(5).

[5]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6]雷恩海.大歷詩略箋釋輯評[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7]喬億.劍溪說詩[M].清詩話續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098.

[責任編輯海林]

BridgingthePoeticTheoryConstructionsofDaliPeriod——On the Source and Influence of Tang Ruxun’s Evaluation of the Poetry of Dali Period

LEI En-hai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Based on Gao Bing’s Appreciation and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 , Tang Ruxun selected and complied his Annotated Poetry of Tang Dynasty. Having accepted Gao Bing’s 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poetry of Dali Period, Tang Ruxun, carried ou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Gao Bing’s poetic theories by means of combining selection with evaluation. On evaluating the poetry of Dali Period, Tang Ruxun was unique in style: portraying the conditions in poems as if experiencing them himself, developing and making the meanings of the poems complete so as to ensur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pointing out the main idea of the poems, with strong artistic appeal explaining the structure and components of poetry and therefore showing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the poetry of Dali Period on the whole. Serving as a brid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evaluation, Tang Ruxun greatly influenced QiaoYi of Qing Dynasty, who complied, selected and annotated six volumes of Outline of the Poetry of Dali Period and thus completely constructed the system of poets and poetic theories of Dali Period.

Tang Ruxun;Gao Bing;QiaoYi;Annotated Poetry of Tang Dynasty；The Poetic Theory of Dali Period

I206.2

A

1000-2359(2012)02-0204-05

雷恩海(1969—)，男，甘肅景泰人，文學博士，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文學批評史與古代文學研究。

蘭州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11LZUJBWZY010)

201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