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化”寫作的超性別意識

王 寧

(廊坊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北 廊坊 065000)

“私人化”寫作的超性別意識

王 寧

(廊坊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北 廊坊 065000)

作為對20世紀90年代部分女性寫作的一種描述，“私人化”一度成為評論界的熱點。時過境遷，冷靜觀之，“私人化”寫作從女性的自覺指向對生命個體與弱勢群體的關懷。這種關懷基于性別意識，又超越性別對立，體現了文本的超性別意識。

“私人化”寫作；性別意識；超性別意識

在1990年代，陳染、林白、徐小斌、海男等人的寫作因涉及幽閉的個人空間與私密的女性體驗，被命名為“私人化”寫作，一度成為評論界的熱點。在褒貶不一的評說中，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其一認為“私人化”寫作是穿越國家與民族的巨型寓言，它們大膽書寫身體與欲望，從而構成對男權文化的拆解與顛覆；其二認為“私人化”寫作陷于自閉情境之中，道德淪落，喪失了精神追求，甚至令“窺淫欲者津津樂道，為書商有‘色’包裝”提供了可能,對文學的健康發展不利。歸結來看，褒揚與批判雙方都強調了“私人化”寫作關注自我與身體的“性別意識”。那么，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性別意識是否“私人化”寫作唯一的文本意蘊？“女性”對自我與身體的書寫所抵達的彼岸何在？“性別意識”與“超性別意識”是否存在排斥關系？時過境遷，熱鬧一時的爭論有待冷靜反思：且不論“私人化”的指稱是否符合學理規范，也不論爭論的學術價值之所在，作為爭議點的“性別意識”也是有待考量的。

在此，“超性別意識”這個概念有待厘清。這一概念在我國最早是由陳染提出的，繼而陳駿濤為它做了較為明晰的界定，他認為“超性別意識是以有性別意識為前提的，它是性別意識的一種提升，一種升華，并不以拋棄性別意識為代價”[1]。筆者認為，超性別意識首先以鮮明的性別意識為基礎，進而從兩個方面超越了狹隘的“性別”拘囿：就視野而言，它關注女性、社會與“人”；就立場而言，它超越性別立場引發的仇視與對抗，更關懷個體生命的價值與尊嚴。被認為具有強烈“性別意識”的“私人化”寫作是否具有超越性別的關懷與思考，這是本文關注的主要問題。

一

已有眾多論者指出“私人化”寫作以決絕的態度顛覆男性中心文化。的確，在“私人化”寫作文本中，女性的個體成長與無處不在的男性中心文化構成一個基本的象喻結構。然而，一旦脫離這一文化象喻，關于個體男性的書寫即傳達出另外的聲音。

“私人化”寫作的女作家多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與“先鋒”作家有著類似的歷史境遇：她們僅僅是搭上了“文革”的末班車，充當著“普羅米修斯式文化英雄”的“小配角或小伙計”[2]?！案赣H”在文本中扮演著受難者兼英雄的雙重角色。陳染的《私人生活》、《角色累贅》、《巫女和她的夢中之門》等作品一面審判著古怪、變態、兇狠的“父親”，一面用血淚的文字書寫著“我可憐的父親”：“我模糊地看到我父親被那個年代紛亂的人群捆綁著剃成的十字形的陰陽頭，漸漸膨脹成中國的彎彎曲曲的城墻，他那怪笑般的長嘯凝固成夜幕里永遠洗不掉的陰影?！毕鄬τ谶@種受難的崇高，徐小斌的“父親”是善良而弱小的。在《羽蛇》、《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中，一個低沉的聲音隱藏在“母親”鋪張揚厲的故事背后，它講述著在現實困境與親情地獄中忍辱負重的“父親”。敘事者以沉痛的深情肯定了“父親”的屈辱與擔當，“面對冰冷堅硬的一切，他無話可說，永遠無話可說，所以他把本來可以流淌出的，全部凝聚在心里，十多年后得的那要命的病，正是這多年的積累與聚集”。林白文本中突出的父輩受難者形象則是“舅舅”(如《黑裙》、《寂靜與芬芳》等)。舅舅們承受著時代對個體生命的暴力，“在我的想象中，他們開始牙齒松動頭發脫落，在月光彌漫的春夜，他們獨居的小屋一片荒涼，他們的床板墊在谷桶上，飽滿的谷粒一年到頭騷動不安”。這樣以女性特有的敏感體察著人性深處的聲音與表情的寫作，與那些被扭曲、被窒息、被扼殺的鮮活生命互為補充，形成了一幅人性受難的圖景，共同傳達著超越性別對立的生命關懷。由此可見，一旦脫離“女性個體/男性中心文化”的象喻結構，文本即體現出對歷史暴力下男性個體的關懷，男性隨即被納入“個人/男性中心文化”的象喻結構中。

這種戲劇性場景亦存在于“私人化”寫作關于當下生存的書寫中。1990年代是一個急劇轉型的時期，是一個原有的價值、道德觀念面臨挑戰，新的做人準則、關系定位尚未形成的時期。寫作者在傾訴菲邏格斯與金錢觀念對女性構成雙重壓力與致命誘惑的同時，也對男性個體遭受的挑戰與摧殘予以關懷，并且一直保留著兩性共同對抗異化的渴望。子速(林白《空心歲月》)近于愚鈍地執守著內心的凈土，“是我們這個時代和我生活中的一陣涼風”；年輕牙醫(陳染《嘴唇里的陽光》)“沉默寡言、敦實穩重、眼睛專注而清澈”，成功地幫助黛二克服了心理障礙；羅林(海男《信封里的教堂》)堅持“去追逐那只鷹”而擁有鷹一般的靈魂……女作家描畫的男性形象有一點是共通的，即“他們”都與“我”并肩對抗異化的現實與強大的菲邏格斯秩序。

正如李小江所言：“中國的女性問題從來都是針對制度，而非針對男性的?！盵3]“私人化”寫作反抗男性中心文化與關懷體察男性個體并行不悖，體現出一種尊重個體、指向“人性”的性別意識。

二

同性戀(這里特指女同性戀)在西方同性戀女權主義理論中具有特殊意義，她們認為女同性愛可以通過女性在情感與政治上的結合，以表明“婦女之間的關系是第一位的，婦女間應產生一種新的意識……我們認為自己是精英，我們在自己中間尋找中心”，甚至認為“女人的利益在于反對異性戀”[4]。受此影響，許多論者在談論本土的“私人化”寫作時，也往往認為其中親密的女性關系是對抗性的關系[5]?！八饺嘶睂懽鞯拇_涉及女性之間的親密關系，甚至較為明顯的同性戀關系。文本的敘事者往往是戲劇化敘事者，既是參與故事之中的人物，又是故事的講述者，從而趨近于隱含作者的價值評判與情感態度。然而，這還不足以判定“私人化”寫作二元對立的女權主義立場。陳染在談到同性戀時說：“我不是一個追求同性愛的人，也不是一個鼓吹同性愛者。我只是在這里說，人類有權利按自身的心理傾向和構造來選擇自己的愛情，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東西！”[6]如果不單單從激進女權主義理論的角度出發，不僅僅站在泛道德化的判定立場的話，通過文本細讀來探尋女作家對“姐妹情誼”的態度，將是一個頗有意味的話題。

陳染的《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與禾寡婦，徐小斌的《羽蛇》中的羽和金烏，她們都有精神上的相依，也有比較明顯的肉體接觸。她們往往迷醉地相互欣賞、撫摸、親吻，但是她們之間的關系不如說分別更像是一對母女。在倪拗拗心懷仇恨剪壞了父親褲子，遭到母親責罵時，禾卻開導、收留了她。同樣的是，在羽殺死弟弟被全家人厭棄時，金烏卻像一只大鳥呵護著羽，成為羽在失去父母之愛后的“仙女”、保護神。她們的關系更像是兩代人的、母女式的，而且異性愛總是能凌駕于她們的關系之上——尹楠的出現占據了倪拗拗的心靈，金烏與外國男孩的關系甚至使她忘記了羽的存在。

相比之下，林白的書寫更富有生活的質感?！镀恐兄芳氈旅枥L了“同性之誼”的親密與復雜。盡管意萍和二帕像是一對“真正的情人”，但是如此深厚誠摯的感情也不能消釋因文化、出身、經歷、男性形成的隔膜，沒完沒了的誤解導致她們分分和和，并且注定了最終的悲劇結局。即使在被認為是最具女權主義意義上的同性愛色彩的《破開》中，象征女性聯合的小石子也最終散落于地。陳染自己解釋說：“我覺得這終歸是一堆散沙，不可能像主流的異性格局那么牢不可破?！盵7]清楚地表達了對姐妹情誼之烏托邦善意的疑慮與擔憂。

“私人化”寫作中的姐妹情誼純潔而溫暖，反叛著傳統加之于女性的種種禁忌。隱含敘事者對“同性戀”表達了一種人道主義的尊重與理解，對這一烏托邦充滿了好奇式的向往，但最終卻冷靜地超越了同性戀女權主義的激進立場，對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所提倡的策略表達了獨立的懷疑。因而，“私人化”寫作在拆解異性戀霸權、為女同性戀者代言、為姐妹情誼的合法性辯護的同時，也質疑與超越了“政治”與“主義”，閃耀著超越性別對立的人性光輝。

三

論者往往以“幽閉自我”、“背向社會”等詞匯描述“私人化”寫作與男性中心文化體制的不合作立場[8]。毋庸置疑，這一類寫作以“私人”化的性別體驗獲得了重要的獨特性價值，但是其抵達彼岸的意義卻遠非狹義的“性別”所能涵蓋，上述“私人化”寫作對被壓制的男性個體、對姊妹情誼的情感立場部分都體現出了超越性別對立的人性關懷。在更為廣闊的視域下，“我”抵達了捍守邊緣的精神個體與底層的弱勢群體，“私人化”寫作從而獲得了廣闊堅實的土地。

在?？碌木襻t學考古學體系中，“瘋狂”是一個神圣的語詞，他認為沒有混合瘋狂的思想肯定是渺小的，疾呼要超越實證科學的眼界，回到癲狂者的茫茫黑夜[9]?！八饺嘶睂懽饕浴拔摇钡耐度?，傾聽著精神病人內心深處的聲音，直接“回到”這片“茫茫黑夜”，獲得了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與其說陳染以《無處告別》深入了“精神病患者”的內心，毋寧說她的小說文本中的“我”——倪拗拗、黛二、守寡人、禿頭女、巫女等，無不是執守自由精神的孤獨個體。她們處于一種因高度理性、清醒而導致的“瘋狂”狀態中，孤獨而自閉，并且往往患有精神分裂，一度將精神病醫院作為保持精神莊嚴的逃亡地。無獨有偶，徐小斌小說中精神迷幻的女子像“瑪雅金字塔，神秘、孤傲，可望而不可即”，海男小說中的“瘋子阿林”執著地追尋大火焚燒的蝴蝶，陷入難以掙脫的迷狂。所有這些都隱含了作者對這類捍守精神邊緣的個體的深深的敬意。

與精神的邊緣者形成對照的是物質的底層。林白的寫作飽含著“米缸”的憂心(《米缸》)、《說吧，房間》，她講述的也是人們如何“活著”的問題：背負家庭的職業女性“像一只蟲子跳來跳去”，“像一只忙碌的螞蟻”，尤其是對于下崗的離婚女性來說，母女團聚成了奢望的事情，衣食也已經成為問題。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下，林白的小說《致命的飛翔》、《飄散》、《青苔與火車的敘事》以高揚的激情敘說了現實生活中為人不齒的“賣身”。在這里，鮮明的性別意識恰恰也是“人”的意識。對于底層民眾這個群體，“私人化”寫作流露出對大地一般的親近與感恩。林白的《枕黃記》、海男的《鄉村傳》抒寫著底層民眾詩意的生命畫卷，而虹影屢次說“我是長江的女兒，我是三峽的女兒”，表達了鮮明的民間立場。

“私人化”寫作對精神的邊緣者、物質的底層的理解與關懷超越了性別的界限。這種關懷既不是居高臨下式的啟蒙或者悲天憫人，也不是所謂的“平視”，那個真實的、血肉的“我”始終就站在文本所關照的邊緣群體中。對于“私人化”寫作而言，女性意識是超性別意識的一個基礎與前提，更是超性別意識的一個重要的指征。

至此，針對評論界著重強調“私人化”性別意識的傾向，本文著重闡釋了“私人化”寫作對單純性別立場的超越?！八饺嘶睂懽鞯某詣e意識基于性別意識，卻又超越了二元對立的性別立場，從而抵達了人性關懷的彼岸。由此來看，“私人化”寫作具有“超性別意識”是必然的。其一，盡管個人生命體驗賦予了“私人化”寫作獨特性價值，但是，“很多的感觸、敏銳的理解仍然無濟于事，除非她能由暫時的、個人性的東西中鑄造出那持久不倒的建筑物”[10]，真正的“私人化”寫作必將指向人類。其二，女性解放是人的解放的重要部分，“女性意識”同時也是“人”的意識。女性的自覺作為女性的“人”的自覺，必將指向對包括女性在內的一切邊緣個體的關懷。這既是女性寫作的要義之一，也是其最終出路所在。

“私人化”寫作是以血代墨的寫作。它主要以女性千百年來被蔑視的身體體驗、成長中被扭曲的美好天性、兩性關系中承受的壓抑與苦難、社會生活中遭受的冷遇與分裂等為對象，這樣的寫作毋庸置疑是心力交瘁的，它既是對男權的顛覆、摧毀與血淚控訴，也是對身體、欲念、思想與性情的禮贊與張揚。與此同時，“私人化”寫作又是超性別的，它以“性別”為基礎實現了超越性別之后獨特的人性關懷。

[1]陳駿濤．關于女性寫作悖論的話題[J]．山花，1999(4)．

[2]陳曉明．無邊的挑戰[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12．

[3]李小江．平等與發展[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341．

[4]邦尼·齊默爾·曼文．前所未有：女性同性愛女權主義批評面面觀[G]∥瑪麗·伊格爾頓．女權主義文學理論．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30.

[5]林丹婭.一種敘事：關于異性愛與同性愛[J]．東南學術，1998(5)．

[6]陳染．超性別意識和我的創作[J]．鐘山，1994(6)．

[7]陳染．不可言說[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83．

[8]陳曉明．無限的女性心理學——陳染論略[J]．小說評論，1996(3)．

[9]米歇爾·?？拢偘d與文明[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75．

[10]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屋子[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114．

[責任編輯海林]

A

1000-2359(2012)02-0217-03

王寧(1979-)，女，河北文安人，文學博士，廊坊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廊坊師范學院科學研究項目(LSSB201002)

2011-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