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西夏的藏傳佛教傳播

羅延焱

【摘要】西夏后期，藏傳佛教逐漸傳入，成為西夏佛教的重要特色。作為西夏主體民族的黨項族有本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這種宗教講求儀式、法術和詛咒等，它和吸收了藏族苯教的藏傳佛教有某些相似之處。加之他們對吐蕃佛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態度，使得藏傳佛教在西夏迅速傳播。

【關鍵詞】榆林窟西夏藏傳佛教

安西榆林窟的佛教藝術遺跡

安西地處河西走廊西端，西側緊鄰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據點，也是中外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春秋時期謂古瓜洲，大月氏人居之。西夏，瓜洲嘗置轉運司，屬下等司。清置安西州。民國2年（1913年）改安西直隸州為安西縣。①

榆林窟亦名萬佛峽，位于河西走廊西段南盆地—塌實盆地，距安西縣城西南約70公里，距敦煌市公路里程約135公里。榆林窟所有的洞窟都修建在第四紀的砂礫巖中。②洞窟開鑿在踏實河東西兩岸，兩崖相距100余米。西崖洞窟較少，計11窟。東崖共32窟，洞窟分上下兩層。東崖下層洞窟多數有窟前建筑，上層洞窟在距地面約10米高處的崖壁上，大都鑿有深約7米~8米的甬道，甬道盡頭開鑿窟室。

根據前人考察結果，可以初步確認榆林窟現存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等時代的石窟43個。③唐代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殷實。至中唐時期，由于安史之亂的影響，國力日趨衰弱。河西地區的肅州、瓜洲、沙洲相繼為吐蕃所占；五代、宋初瓜沙曹氏統治時期，文化頗為興盛，特別是佛教的發展，在西北地區具有重要的地位；西夏至蒙元統治時期，榆林窟興盛一時，建造了一些洞窟。夏國國君均是佛教的崇信者，主張維修舊有寺院，興建新寺院，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整個河西走廊，都留下了大量西夏時代的佛教藝術遺跡。而榆林窟在當時也被看作是西夏人的佛教圣地。蒙古人于1227年攻破沙洲，西夏滅亡，但佛教在元代同樣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統治者重修榆林窟，并繼承了西夏顯密結合的藝術風格。到清代嘉慶年間，榆林窟曾有大規模的修繕工程，各窟的塑像多為清代新作。④

西夏主體民族黨項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在他們存在的數百年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歷經唐、五代、宋初的漫長歲月，黨項逐漸由游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轉化，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文化事業也日漸繁盛。開國皇帝元昊稱帝后，組織創造并大力推廣西夏文字，對黨項族影響深遠。西夏文字的創制對民族語言的規范，文化事業的繁榮，教育事業的發展，印刷業的進步，尤其是宗教的傳播都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西夏與吐蕃的歷史聯系，可以追溯至西夏王朝建立之前的公元7世紀初。黨項羌由青藏高原向西北內地的遷徙就是吐蕃壓迫的結果。至唐中葉，吐蕃占領了河西等數十州之地，黨項羌也隨之深入到西北內地。五代宋初，一部分吐蕃成為中原王朝的屬民，另一部分則建立了地方性的割據政權。西夏與吐蕃的關系，即是西夏王朝建立前后與河西吐蕃割據勢力的關系。

西夏的佛教傳播

西夏開國皇帝元昊不僅通曉浮圖學，而且通曉漢文字，對佛教和漢文化較為了解。在西夏歷代帝王中，他是推行佛教最為關鍵的人物。宋景祐元年十二月（1035年），元昊向宋獻馬50匹，求賜佛經一藏，并將其翻譯成西夏文佛經。這是繼其父德明之后，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二部《大藏經》。西夏大慶元年（1036年），天竺高僧善稱等一行九人上京貢獻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途經西夏管轄的夏州。元昊把他們留于驛舍，向善稱一行索取貝葉經。天授禮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建立規模宏大的佛教寺廟高臺寺。西夏還延請在詮釋和翻譯佛經方面經驗較豐富的回鶻僧人，推動西夏早期的佛經翻譯。這些舉措，使包括皇族在內的黨項族更直接地接受佛教的理論和知識，為佛教在西夏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元昊死后，夏毅宗諒祚繼位，因其年幼，其母沒藏氏行國政。她繼續沿用元昊的政策，大力推行西夏佛教。自天祚垂圣元年（1050年）至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動用數萬兵民修建承天寺。建成當年，沒藏氏就派使臣入宋求賜經文。宋賜給西夏《大藏經》，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三部大藏經。宋嘉祐二年和七年，宋又允西夏所請，先后兩次頒賜《大藏經》。

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繼位后，亦因年幼，由母梁氏聽政，恢復蕃禮，但仍然推行佛教。天賜禮盛四年（1072年），遣使至宋，宋朝又賜《大藏經》一部。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六部《大藏經》。這反映了當時西夏王朝對佛教和譯經事業的高度重視。作為當時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也留下了西夏佛經信徒的足跡。

第四代皇帝崇宗乾順繼位后，先由其母梁氏掌國，后期親政。天祐民安四年（1093年），皇帝、皇太后發愿修建涼州（武威）感通塔及寺廟。第二年完工后立碑。⑤天祐民安六年（1095年），西夏進貝葉經于遼，該經為回鶻僧人所譯。永安二年（1099年），乾順自母梁氏死后，常供佛為母祈冥福。乾順皇帝在甘州建筑了規模宏大的臥佛寺，寺內臥佛佛體之大，為河西所僅有。

西夏后期，佛教事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執政長達53年，這個時期正是西夏文化的鼎盛時期，各種夏文、漢文典籍不斷涌現。更重要的是，刻板印刷術在該時期得到了很大發展，為佛經的大量刻印和傳播流行創造了先決條件。人慶三年（1146年），刻印漢文《妙法蓮華經》；天盛四年（1152年），印施漢文《華嚴法界觀門》；天盛十三年，印制《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愿品》；天盛十九年，刻印《佛說盛佛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天盛二十年，刻印西夏文《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乾祐十五年（1184年），印施《佛說圣大乘三歸依經》；乾祐十六年，比丘智通施印《六字大明王陀羅尼》；乾祐二十年，仁宗雕印《觀彌勒菩薩上生兜帥天經》、皇后羅氏印制《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愿品》和《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這一時期，莫高窟和榆林窟佛經刻印的數量、佛事活動內容的豐富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藏傳佛教也開始得到發展。

西夏晚期，歷經桓宗、襄宗、神宗、獻宗、末帝五代帝王，但總計只有34年。由于政治的混亂和經濟的衰敗，西夏佛教也每況愈下?；缸诶^位后，羅氏皇后被尊為皇太后。仁孝死后不久，羅太后發愿刊印漢文《佛說轉女身經》。另一篇發愿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愿品》則描述了西夏佛教施經的一般情況，展示了西夏晚期佛事活動的盛況。她還令人抄寫全部西夏文《大藏經》。⑥

西夏的藏傳佛教傳播

黨項族有本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這種宗教講求儀式、法術和詛咒等，它和吸收了藏族苯教的藏傳佛教有某些相似之處，這使得藏傳佛教在西夏迅速傳播。吐蕃佛教在前宏期已經對黨項族有一定影響。在朗達瑪滅佛之后，吐蕃佛教又開始了后宏期的蓬勃發展。到西夏立國前，吐蕃佛教在顯宗教義和密宗修法方面都已經自成體系。這成為藏傳佛教傳入西夏最有利的條件。

黨項和吐蕃兩個民族淵源相近，且都有較大的勢力，自然也就有了文化的交流。唐代吐蕃首領松贊干布曾迎娶弭藥王之女茹雍妃法莫尊為妃。茹雍妃在西藏建造了拉薩卡查寺。吐蕃建造桑耶寺時，曾在東方弭藥嘎地之毗沙門區域迎請高僧，可見黨項與吐蕃的上層很早就有密切的佛教交往。

西夏的西部地區與吐蕃相接，西夏境內也有不少吐蕃人居住。涼州、甘州一帶是受吐蕃佛教影響較深的地區。盡管藏傳佛教在西夏后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顯宗佛教仍然繼續存在。在黑水城出土的大批佛經中，可以看出西夏佛經是從漢文佛經和藏文佛經翻譯而來的，而在三百多幅佛教繪畫中，受中原佛教影響和藏傳佛教影響的繪畫并存，更是說明了這一事實。

西夏時期大量翻譯佛經，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譯自藏文佛經，還有不少藏文佛經被轉譯成漢文，這進一步擴大了藏傳佛教在西夏境內的影響，使人數眾多的漢族信徒便于接受、信奉。西夏仁宗曾派使臣迎請西藏佛教嘎舉派初祖法王都松欽巴到西夏傳法，都松欽巴派弟子格西藏索哇到西夏傳法。此后，薩迦派祖師扎巴堅贊的弟子迥巴瓦國師覺本曾被西夏奉為上師。由此可知，藏傳佛教中的嘎瑪嘎舉派和薩迦派都曾傳入西夏。在《天盛舊改新定律令》中，記載了吐蕃佛教對西夏的巨大影響，顯示了仁孝時期藏文經咒的地位和藏傳佛教在西夏勢力的擴大。

西夏與吐蕃的民族和地域的接近，文化和宗教相互交融，使得兩者能夠保持緩和而密切的交往。西夏佛教也得以通過佛經、寺廟、僧侶等途徑吸收藏傳佛教的精髓。這種兼容并蓄的態度，為此后藏傳佛教向中原地區的傳播和發展，創造了新的條件。

（作者單位：西藏民族學院）

注釋

①④張伯元：《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頁，第5～7頁。

②郭青林等：“安西榆林窟環境特征”，《敦煌研究》，2002年第4期。

③段文杰：“榆林窟的壁畫藝術”，敦煌研究院：《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61～162頁。

⑤羅福成：“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1932年。

⑥羅福成：“《佛說寶雨經》卷第十譯文”，《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19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