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流亡之歌的《死者》

⊙鄧 虹［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揚州 225127］

作 者：鄧 虹，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心理學。

流亡是喬伊斯終生選擇的生存狀態。1902年，當他才二十歲的時候，就離開都柏林，前往歐洲大陸的巴黎。他在致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就將這一行動解釋成被祖國當異教徒驅逐的結果①，也即是祖國讓他走上了流亡之路。而實際上，正如《喬伊斯傳》作者理查德·艾爾曼所說，這“既沒有人命令他離開，也沒有人阻止他回來”②。自從這次巴黎之行開始，他只回過都柏林五次，而且每次停留的時間都不長。1941年，他死于蘇伊士，客死他鄉為他終生的流亡生涯畫上了句號。劉小楓在《流亡話語與意識形態》中指出，“就歷史的情形來看，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知識分子類型：1.認同于以至獻身于人民意識形態話語的知識分子；2.在兩者之間徘徊的知識分子；3.決意不放棄個體言說的知識分子”③。并且說明，第三類的知識分子對個體言說、個體自由有著清醒的認識，所以，“沒有等到驅趕，他就流亡了”。喬伊斯本人正是此一類知識分子的代表。

談到寫作《都柏林人》的初衷時，喬伊斯說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話：“我的初衷，就是要書寫我的祖國精神史的一個章節，我選擇都柏林作為場景，乃是因為在我看來，這里是癱瘓的中心……”為了免于淪為精神癱瘓的犧牲品，喬伊斯決定自我放逐，遠離愛爾蘭。目的是以一種外在——具體點說，歐洲的視角，更加客觀冷靜地審視愛爾蘭，為民族真正意義上的精神解放做出自己的努力。實際上，在喬伊斯看來，追求精神解放，從而徹底擺脫因長期殖民而養成的民族集體精神奴役才是該民族作家的任務。④

《死者》是《都柏林人》的壓卷之作，寫于1906年到1907年之間，此時的喬伊斯分別待過兩個地方，羅馬與里雅斯特。羅馬使他重新了認識了都柏林，他在1906年9月25日從羅馬寫給他弟弟斯坦尼斯勞斯的信中說：“我沒有再現它的天真無邪的島國特性和它的熱情好客。這后一種‘美德’，據我看，是歐洲其他地方所沒有的”。⑤比較是認識的前提，在與歐洲大陸的比較中，喬伊斯學到了在都柏林沒有學到的東西：如何做一個都柏林人。流亡加深了喬伊斯對祖國的感情，放逐使他縮短了與祖國的距離，在《死者》中，反映的就是喬伊斯因為流亡而引起的這種對祖國認識的轉變。

雖然標題是《死者》，小說卻以一半以上的篇幅描寫了三位莫肯家小姐——茱莉亞、凱特以及她們的侄女瑪麗·簡以及每年一次的圣誕舞會。小說主人公加布里埃爾是名大學教師，并且還是不贊同愛爾蘭民族獨立的親英報紙《每日快訊》（The Daily Express）的專欄作家，作為茱莉亞與凱特的外甥他每年都攜帶妻子格雷塔參加這樣的舞會，并且還要做就餐前的例行演講。喬伊斯具有精細描寫細節的能力，有時候一些似乎不經意的安排都是和主題密切相關的。主人公的姓名加布里埃爾（Gabriel），在《圣經》里這個名字屬于七個天使中的一位，專門為人們帶來安撫和同情。而小說中加布里埃爾的性格也富有同情心，為人慷慨，以及努力做到善解人意、討人喜歡。剛開始出場的時候，他就充滿善意地和女傭莉莉聊天，關心她的學業。在得知莉莉已經畢業的事實后，就笑呵呵地猜測她會有一樁美滿的婚姻。這既是他對現實的樂觀看法，也表達了他對莉莉的良好祝愿。不過他的善意遭到了冷遇，莉莉憤憤然地回答“時下的男人們全都說的好聽，就只想著占人家的便宜”⑥，使他很難堪。底層人過著的不幸生活提醒他現實的殘酷，這種殘酷是他一度想忘卻或者回避的。莉莉給他上了一課，他從她那里領會出，盡管自己受過高等教育，生活很優越很幸福很文明，但是許多人并不和他一樣文雅，自己就生活在這一群人當中，人是有差異的，不能以自己對事情的看法強加給他人，要學會尊重他們。所以他開始考慮晚宴前演講的措辭，因為其他人跟他是不一樣的，不能再“選錯調子”，鬧出笑話。

接下來跳四方舞的時候，與舞伴同時也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艾弗斯小姐的沖突，反應了加布里埃爾對民族問題看法的復雜性。作為殖民地知識分子，加布里埃爾有相當的代表性。他認為殖民者的壓迫使他們這樣的知識分子嘗夠了屈辱，他們比普通人更能感受到文化的焦慮感。他們接受了宗主國或殖民地等同于先進、文明與落后、野蠻這樣的觀念，于是一心向殖民者的文化看齊，“在對殖民者的愛慕中，潛藏著以己為恥、自我怨恨等等復雜的心態”⑦，于是為了解救自己，他們愿意摧毀自我，為了追求與殖民者同化，他“總是企圖掩蓋自己的歷史、傳統乃至一切本源”⑧。

在與艾弗斯小姐不愉快的交鋒中，加布里埃爾感到不被理解的煩悶和壓抑。個體的壓抑使他立刻想到去外面的世界“。外面該有多么涼爽??！要是能獨自到外面走走，先沿著河邊走，然后再穿過公園，該是多么心曠神怡??！”室內盡管溫暖，但是給他沉悶與限制的感覺，而外面的寒冷總是與芳香和清新聯系在一起。

這和喬伊斯本人的思維方式非常一致，本文開頭就說過，一旦感覺到周圍環境的壓制，出走就成了喬伊斯首要的選擇。這里加布里埃爾也說他“獨自到外面走走”。不過接下來茱莉亞姨媽的歌唱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大聲鼓掌，相比前面他聽瑪麗·簡彈鋼琴時的心不在焉和煩躁，這次他是發自內心來欣賞的。

宴會結束的時候，大家準備離開。這個時候，加布里埃爾注意到他的妻子格雷塔正在專心致志地聽一首叫《澳赫里姆的姑娘》的西部歌謠。這首歌謠勾起了格雷塔對死去的情人邁克爾·富里的傷感回憶。在他的追問之下，妻子告訴了他邁克爾·富里的故事。富里是個愛爾蘭西部戈爾韋的青年，死于肺結核，他曾在一個寒冷的雨夜不顧病軀，為格雷塔送行。這種來自于愛爾蘭西部的真誠與激情，某種程度上凈化了他的心靈，他由開始的傲慢、不屑到屈從，由認可到崇拜。所以在小說的臨近結尾處，當加布里埃爾睡意蒙的時候，動身西去的想法終于從心底冒了出來。西部這個他一度想遺忘回避的地方，最終戰勝了他，變成了一個有著吸引力的所在。這多少有些無奈，加布里埃爾一度那么堅持的信念被顛覆了。西去也可以表示向死亡靠攏，過去的那個加布里埃爾由于信念的崩潰而被瓦解，逐漸死去。

小說的結尾處，雪飄到了愛爾蘭的每一個角度“，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大雪將生者和死者聯系在了一起，也許在大雪所覆蓋的下面，生者和死者相互接近，彼此消融。大雪象征著民族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覆蓋了所有與愛爾蘭民族相關的地域和人民身上，每一個人——生者和死者——都在此一共同體下，彼此休戚相關。所以死者身上的落后也是生者的落后，而死者的優秀品質同樣也會在生者身上重新得到復蘇。

在作品中，加布里埃爾從屢次的挫敗中得到啟示，通過西去之旅的打算，在與祖國有所妥協的同時，加深了與祖國的關聯。而喬伊斯本人通過寫作這部小說，亦改變了對祖國的看法，那場鋪天蓋地的大雪也落在了他的身上，雖然寒冷，但是寒冷中孕育了與祖國休戚與共的溫暖。自愿流亡讓他在與祖國對抗的同時，也讓他對祖國產生了親近感。他需要“通過與祖國不斷的爭吵來維持自己與祖國的親密關系”⑨。對抗與親近在喬伊斯那里是一種對立和統一。正如《喬伊斯傳》的作者艾爾曼指出的那樣，流亡在喬伊斯那里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真正的去國離鄉，一種就是寫作：“唯有寫作時，才能在心靈的一次次洗禮中達到蕩滌心靈的境界”⑩。

從這個意義上，寫作《死者》是他的雙重流亡，既流亡于自己的祖國也流亡于外在的世界。流亡中產生的對現實祖國的距離感使得祖國具備了強烈的吸引力。勞倫斯曾在《論美國經典文學》中指出：“每一個大陸都有它自己偉大的地之靈（The Spiritof Place）。每一個民族都被某一個特定的地域所吸引，這就是家鄉和祖國?！?愛爾蘭正是喬伊斯的“地之靈”，是他的創作之源。所以1921年4月，在慶祝簽訂《尤利西斯》出版合同的一次酒會上，喬伊斯曾對一個名叫亞瑟·鮑爾的愛爾蘭文學青年說：“你是個愛爾蘭人，必須按照自己的傳統來寫，借來的風格不管用。你必須寫自己血液里的東西，而不是腦子里的東西?！彼€指出偉大的作家都是民族主義的作家，并且深情地談到自己和祖國的關系：“至于我本人，我總是寫都柏林，因為倘若我能進入都柏林的心臟，我就能進入世界各座城市的心臟。普遍寓于具體中?！?

① 轉引自理查德·艾爾曼：《喬伊斯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頁。

② 理查德·艾爾曼：《喬伊斯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頁。

③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頁。

④ Sydney：喬伊斯導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⑤ 理查德·艾爾曼：《喬伊斯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頁。

⑥ 喬伊斯：《都柏林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徐曉雯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小說文本引文皆出自該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⑦ 許寶強編：《解殖與民族主義》，中央編繹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頁。

⑧⑨⑩ 轉引自理查德·艾爾曼：《喬伊斯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頁，第121頁，第122頁。

? 轉引自陸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頁。

? 轉引自文潔若：《在不幸的民族靈魂中鑄造良心》，《讀書》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