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馬克思總體性的社會科學方法

李 月

（河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一、歷史方法與一般性方法的區別與聯系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研究社會現象的歷史方法，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而馬克思的一般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一般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方法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具體方法，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一般方法論。誠然，歷史方法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具體方法，但它只是一種哲學上的具體方法，而不是一般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一般方法論與具體方法論存在層次上的差異，歷史方法這種具體方法論是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方法和一般方法論之間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方法以一般方法論為基礎，一般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一般方法論是歷史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方法和一般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一般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一般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研究，很有必要建構一種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方法于一身的綜合性的方法論。

二、一種綜合性的方法論如何才能成為可能

關于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就西方來說，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都曾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從而建構一種綜合性的方法論。譬如，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在韋伯看來，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總的來說，是可能的。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又如，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是持否定態度的。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又要理解，但是仍然晦暗不明。

再如，吉登斯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而是以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的。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的，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他認為，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三、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的哲學基礎

馬克思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的哲學基礎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并且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一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1］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基點，才能對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還是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分別看來，它們都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蛘咧豢吹搅松鐣煌谧匀坏莫毺匦?，即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或者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要么，只看到了社會中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要么，則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不同于片面的社會哲學，它認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既對立又統一，構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運動，而社會同自然界對立統一的基礎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徑就是社會的物質生產勞動；人類社會是人與自然之間和人與人之間雙重關系的統一，實踐是這種雙重關系統一的基礎，是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歷史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辯證關系，人的活動既改造著自然、社會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制約，人是能動性和受動性的統一。因而現實的社會既類似于自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個人的特性又基于個人及其活動，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觀與主觀、客體和主體、整體與個人相統一的完整而全面的過程，這一過程基于現實的社會實踐活動。因此，以這種全面而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建構的一般方法論，不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而形成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內在對立 （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之間的對立），而且能使得這些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融合起來?？傊?，馬克思的整體性方法論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發展史上一種真正獨立、科學而完備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以它來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必將推動社會科學研究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大發展。

［1］陳平.關于社會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答沈元瀚同志［J］.學習與探索，1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