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時代特色和主要成就

舒習龍

（韓山師范學院政法系，廣東潮州521041）

20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時代特色和主要成就

舒習龍

（韓山師范學院政法系，廣東潮州521041）

20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編纂學由傳統的編纂體例和編纂思想向近代史書編纂體例和編纂思想過渡，呈現中西體例和思想互動融合的局面。一方面，傳統的編纂體例和思想仍顯示出卓越的生命力，出現了對傳統歷史編纂學進行反思和實踐的傾向；另一方面，章節體迅速成為歷史編纂中最重要的編纂形式，主宰中國歷史編纂的語境，20世紀史家在這樣的歷史情勢下，建構中國歷史編纂學的嘗試和努力就顯得尤為可貴，他們賦予20世紀中國歷史編纂學獨特的時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20世紀；中國歷史編纂學；史家；時代特色；主要成就

20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編纂學由傳統的編纂體例和編纂思想向近代史書編纂體例和編纂思想過渡，呈現中西體例和思想互動融合的局面。20世紀前半葉，隨著西方史學理論和歷史編纂方法的不斷涌入，這一時期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特點是章節體一枝獨秀和史學研究的編纂形式多樣化并存。20世紀后半葉，中國當代史家開始反思中國傳統歷史編纂理論，并對20世紀中國引進章節體史書的利弊得失和經驗教訓進行系統梳理，希望在總結既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整合中西歷史編纂理論和思想，建構新的時代特色的歷史編纂學體系。

一

從20世紀初開始，章節體就成為史家撰寫歷史著作的主要體裁。章節體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西方史學影響，隨著近代新史學的興起和讀者平民化而在我國出現的一種新體裁。它具有依時間順序，按章節編排；因事立題，分篇綜論，既分門別類，又綜合通貫的特點。章節體史書的興起，顯示出中國史學近代化的趨勢。[1]章節體歷史教科書是在新史學思潮勃興的時代條件下出現的。新史學思潮要求表達歷史進化的情況，尋求歷史發展的因果關系，“據往事以知來”。新的歷史觀點，新的歷史內容，需要有新的形式來表現它。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開頭幾節是“史學之要”、“地理”、“人種”、“歷史源流”等等，這些內容都是在新形勢下史學研究的新課題。因此，要敘述過去封建史家所沒有接觸的新內容、新問題，在編纂方法上不擺脫舊的編年體、紀傳紀事本末體是不行的。夏曾佑將西方輸入的分章敘述的方法，和中國傳統的紀事本末體有機地結合起來，達到創新的目的?！吨袊糯贰钒雌?、章、節敘述，同時又寓含以大事為綱的特點。劉師培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也是用章節體敘述中國歷史的杰作，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其用意與舊史稍殊。其注意之處，在于歷代政體之異同，種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綱，社會進化之階級，學術進退之大勢”[2]?！胺怖标P注的重心，由舊史的王朝政治，治亂興衰，轉到對政治、民族、學術、文化等關系整個歷史發展進化的探索。這一時期歷史教科書普遍采用章節體史書的編纂形式，其原因即在于近代新史學興起和讀者平民化的形勢，迫切需要簡明易懂又能反映歷史大勢，探索歷史規律的新式體例，而西方傳入的章節體正契合這一時代需要，因而成為史家首選的體例，可以視為時代的產物了。

梁啟超在建構具有近代特色的中國歷史編纂學體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新史學思潮時期他成為將西方章節體引進到中國的關鍵人物，在引進西方章節體史書編纂形式運用到具體的歷史撰述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20世紀初年，一部分史學家受西方及日本資產階級史學著作的影響和啟發，“于傳統的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大史學體裁之外，另辟新途徑，采用了一種新的史學著作體裁——章節體”。早在1898年梁啟超編纂的《戊戌政變記》初步具備了章節體的雛形，20時期初葉他又撰寫了《南?？迪壬鷤鳌?、《中國史敘論》、《新史學》、《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等章節體史書。比如《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它是梁啟超于1902年發表的長篇章節體學術論文，在這篇文章中運用西方傳入的進化論著重分析了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大勢和規律，評析歷史上各個時期學術思想的哲理內涵與學術特征，并對學術文化融合的重要意義及今后的發展方向作了明確的揭示。梁啟超撰著此書，開創了章節體編纂學術史的新體裁，在歷史編纂方面具有鮮明的特點：以章節為綱，按所要論述的問題性質分章立節，以“論”說“史”，以“史”證“論”，史論結合，著意將史學家對學術發展的脈絡和規律用最恰當的范式呈現出來，通過史論方式展現作者獨特的思考。他根據中國學術思想內在發展的理路，按照學術思想本身的脈絡和規律將其分為七個時期，按時期分章，每章又根據內容不同立若干節，如原因、派別、歷史、結果等等，章與節之間聯系緊密，脈絡分明，這就改變了傳統學案體以學派論述學術流變的范式，對傳統歷史編纂重記述而輕分析和詮釋的弊端作了很好地矯正。比如全文之首冠以“總論”，“總論”梳理了學術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國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意義，同時從新史學思潮的視角申明梁氏撰述學術史的旨趣，他撰著中國學術史的目的是從中西學術思想的對比中激發人們對中國傳統學術的溫情和敬意，客觀地看待中國學術在各國各時期的主要特點和成就。每一章之前，梁氏簡明扼要地闡釋這一時期學術思想變遷的大勢，并對這一時代思想的主要特點、成就和不足作出中肯的評價，揭示學派和學術思潮背后的時代和社會動因，將學派和思潮置于廣闊的時空范圍加以系統考察，可以說篇章的設計上受到西方傳入的進化思想和普遍歷史觀念的影響。在每一節中，在“述”的基礎上，特別強調及時總結這一節的主要思想，闡發梁氏對于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編纂上的創新，體現了他對學術史編纂新路徑的獨特追求，突破了舊史學術史著的狹隘格局，擴大了學術的考察面。中國古代傳統的學術史關注的中心是儒學，對其他學派論述較少，梁啟超認為新學術史必須擴大它的敘述范圍：“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盵3]學術史的任務應是反映各時代有代表性的各種學術發展情況，對一時代學術有重要影響的諸家學派都應該考察，才能反映一時代學術的全貌。鑒于此，梁氏力戒門戶之見，將各家學術沿革流變清晰地展現給讀者。在《全盛時代》中，特立《論諸家之派別》，他說：“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盵4]39梁氏將先秦時期重要的派別都羅列出來，并從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角度闡釋先秦諸多學派產生的客觀原因：“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凡人群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盵4]42通過梁氏的分析和詮釋，我們可以明晰先秦諸子學術分型的原因。梁氏創立的章節體學術史，否定了以帝王為中心的紀傳體史書編纂形式，較之善于表現政治史演變的編年體也更能反映所謂“民史”，從這種意義上說，章節體這一靈活的編纂形式，是對帝王為中心的歷史敘事模式的否定?？梢哉f，梁啟超著述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改變了舊的編纂模式，在創立新的史書體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嘗試。

汪榮寶（1878～1933），字袞父，號太玄，江蘇吳縣人?！肚迨分v義》是他史學方面的代表作，1906年在京師譯學館講授所編清史，原名《本朝史講義》，191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改為《清史講義》。該書分緒論、第1至第4編五部分，編下為章，章下不分節，屬于篇章體。汪榮寶在緒論中提出了對不同體裁史書的看法，提出了歷史科學的概念，他說：“紀傳之屬，詳于狀個人，而疏于談群治。編年之作，便于檢日月，而難于尋始終。要之事實散漫，略無系統，可以為史料，不可以為歷史。歷史之要義，在以鉤稽人類之陳跡，以發見其進化之次第，務令首尾相貫，因果畢呈。晚近歷史之漸為科學者，其道由此?！盵5]從他對傳統史書體裁利弊得失的分析和梳理，可以看出他希望用西方傳入的章節體來撰寫新式歷史教科書，反映歷史變化的線索，尋繹歷史發展的規律。他認為西方的歷史分期法便于反映歷史發展的階段，總結歷史發展的規律，所以他借鑒桑原騭藏《東洋史要》的分期方法，將清朝歷史分為開創、全盛、憂患、改革四個時期，歷史分期編纂觀念客觀上推動了中國歷史編纂學的近代化轉型，有利于歷史發展線索和歷史發展規律的揭示和闡發，便于綜合地反映歷史演變發展大勢。汪榮寶將清朝創業之始，到清朝基業奠定，作為開創時期?？滴踔惺榔∧┠?，作為全盛時期。嘉慶初年迄于咸同之際，作為憂患時期。同治、光緒以后到清末新政實施，是為改革時期。在具體內容上，該書詳于政治、軍事和外交，缺乏思想、文化和社會的內容。蕭一山作為著名的清史專家，對該書評論道：論清史私家著作，清末有繆荃蓀之《國史要略》、汪榮寶之《清史講義》，前者頗究心于制度，后者則取材于魏書（即魏源之《圣武記》)，然皆為學校課本，非專著也。①參見蕭一山：《清代史書史料及其批評》，引自王家范《蕭一山與清代通史》，《歷史研究》2006年第2期。蕭氏的評論揭示了《清史講義》的性質和特征，即條理清楚，但失之簡略，而且沒有完全擺脫王朝政治史樊籬，無法全面反映清代社會實況，對波瀾起伏的社會情態和風云多變的中外關系往往語焉不詳，不過作為章節體史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著作，該書對中西史書體例的辨析和引進西方章節體編纂形式、借取西方的歷史分期方法等對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發展仍有重要作用。

孟森（1869～1937），字莼孫，號心史，武進縣人，清史學科奠基人。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講義》是30年代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授課時的講義稿，是夏曾佑《中國古代史》之后出現的章節體斷代史中的重要著作。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講義》編纂方面的重要特點表現在既吸取西方歷史敘事模式和章節體編纂的經驗，又對明清以來史書編纂中的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諸體配合的“綜合體”形式加以吸收，形成頗富特色的歷史編纂模式。何齡修對孟森歷史編纂體例的創新有如下見解：“由于作者的分析及采用新的綜合體裁，歷史進程顯然不像采用傳統的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進行敘述那樣孤立和割裂，而顯出更大的完整性，并更多地反映出歷史的聯系?！盵6]我們認為這個評價相當有見地，比較準確地總結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史家在章節體史書改造方面的嘗試。該書編纂采用編、章、節的形式，全書共分總論、個論、總論、個論四編，總論主要敘述明清兩代在中國史學中的地位和影響，明清史的體例、種族及世系，用簡練、精確的筆觸勾畫出明清歷史大勢和發展線索，對明清歷史的重要問題作出概括的分析和評價，這部分成為全書之綱。個論部分以時間為經，以明清兩代帝王的文治武功為緯，把明清兩代封建王朝融匯貫通，使之成為緊密銜接的一個整體，使讀者對近五百年的朝政遞嬗、興衰沿革一目了然。比如對清代歷史的敘述，孟森先生將清代歷史分為開國、鞏固國基、全盛、嘉道守文等幾個階段加以敘述，其分期依據主要吸收西方歷史的分期概念，又根據清代歷史自身的特點，分章立節詳細地闡述清朝在各個方面的成就和不足。他認為清朝君臨全國，是中華民族內部統治民族地位的變換，不是異民族的入侵，“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員人材，皆有可觀”，“故史學上之清史，自當占中國累朝史中較盛之一朝”，[7]361由此可以糾正前人對清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認識，為進一步闡明清朝列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學理上的依據。他對清朝諸帝的才能、品質、作風、氣度、心理狀態，都有深入細致地分析，比如對權相的態度，清圣祖和清高宗處理明顯不同，“圣祖之于明珠，一經發覺其罪，即授權言官使振綱紀，去明珠如土芥，且又不至養成大患。免其職，仍獲以內大臣效用。于所寵愛，保全實多”[7]575。高宗對于和珅專擅不加抑制，“自謂英明，方之圣祖，有愧多矣”[7]566。通過這種比較將清圣祖和清高宗的器宇和處事方式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清初皇帝為了政權穩固，在用人方面延請明季舊臣，目的是在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后盡量減少政治上的阻力，他說：“入關之初，以兵事為重，其于政務，但期規復明代紀綱，即不至凌亂無序，故以引用明季舊臣為急，……至傅以漸、呂宮為開國首兩科一甲一名進士，用為閣臣，不過以狀元宰相歆動漢人，爭思入彀，其為公輔之器與否，非所計也?！盵7]440可見作者對清初的政治特點有著客觀清晰的認識，故而對清初用人的分析和評論才能有的放矢，入情入理。孟森認為帝王將相占據歷史舞臺的中心，扮演歷史進程的主角，因此在他的筆下，歷史的發展，或“英主獨斷”，或“中主守文”[7]440，他認為歷史的原動力是帝王將相，他的歷史觀主要從帝王歷史觀入手，以國家意志來解讀歷史進程，“國家將行一事，其動機已入史”[7]363。公允地說，孟森先生在這部史書中，將敘事、考辨、詮釋、評論融為一體，是近代歷史編纂原則的重要突破，他不是對傳統編纂方法的簡單因循，而是汲取前人的編撰經驗，是對中西體例的有機融合，形成頗富特色的撰述模式，于近代歷史編纂學的發展貢獻了寶貴的經驗。然而由于歷史觀的局限，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講義》雖在編纂方法上有所進步，但在內容上卻沒有完全脫離封建史學的窠臼。綜觀全書，仍是明清兩代統治者削平群雄、定鼎開國，宮廷斗爭、守成敗亡，總結各朝統治者治國為政各項政策的利弊得失及成敗興衰的經驗教訓，體現了這部書在歷史編纂方面很重要的特點，即新史學的編纂形式如何表述過去的歷史內容，中西體例如何化合才能產生最優秀的體例，最能表達過往紛繁復雜的歷史進程，在這方面孟森顯然還沒有找到最有效的方式。

二

20世紀以來，中國史家在吸收章節體史書和歷史編纂理論的同時，對中國傳統歷史編纂學在新時期如何進一步的發展做出了有價值的思考和改造，在推進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國歷史編纂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在歷史編纂理論和歷史編纂實踐中都有卓越的貢獻，開啟了中國歷史編纂學民族風格的新時代。

1908年，孟森主持《東方雜志》，接手伊始對《東方雜志》進行改版。其改版中對“職官表”、“大事記”欄目的體例創新，就是將中國傳統歷史編纂經驗運用到期刊方面的有益嘗試。比如，他在改版中創設的《職官表》，就是利用《史記》以來中國正史成熟的表歷體例，通過表格更加簡潔直觀地反映動態的人事變動，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孟森改版后的“大事記”的編纂體例仿效南宋朱熹所創造的“綱目體”，結合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史論等的優勢融匯而成的新的體例，反映了孟森熔鑄改造傳統體例的能力。孟森改造的“大事記”欄目，并沒有簡單地采用“編年體”，它以時間為經，敘述大事概要；以紀事本末體為“緯”，揭示事物的發展和因果關系。而孟森在“大事記”事項條目之下寫作的評論，更是突破了原有紀事本末體例往往只是資料匯編的局限，提供作者對于事件的觀點和認知。比如1908年6月的“大事記”的附注就兼有紀事本末體的特點，“二十七日革法部主事陳景仁職”，其后附注：“以參于式枚阻撓憲政也。始式枚一再瀆奏，士論不過鄙之，至是乃稍稍激憤矣?！雹賲⒁娒仙豆饩w三十四年六月大事記》，《東方雜志》1908年第5期。附注中增添的信息，把這個事件的因果關系、影響揭示出來了，這樣用紀事本末體來濟編年體之不足，可以解決前后暌隔的矛盾，增強史事之間的聯系。孟森的“大事記”還具有很重要的編纂特點即用史論來彌補“大事記”的不足，比如對勞乃宣進呈“簡字譜錄”一事，孟森評論道：“公民權與著作權皆然兩事，勞作此譜錄，以補教育不易普及之憾，而文人挾己之所長以訾議之，誤矣。夫即普及教育，豈望人人為著作家乎？權利義務之承諾與否，僅僅口語，不足盡法律行為之能事，有字跡乃可覆按，此其關系甚大，公卿俱能用心及此，幸也?！雹賲⒁娒仙豆饩w三十四年六月大事記》，《東方雜志》1908年第6期。通過作者的論述我們對勞乃宣進呈“簡字譜錄”的意義有著深刻地體認，即文字改革關乎民眾素質的提升和人民參與憲政的能力，這樣密切地結合當時的時代潮流對史事給予鮮明的歷史定位，傳遞給我們文本背后的時代意義和價值。

民國時期的史學家鄧之誠認為史識是史學家非常重要的素養，他說：“讀史修史，皆貴有識。史貴求真，正不當獨取野史而忽略正史也?！盵8]1他對待史料這種嚴謹認真的態度，從史料中著力探求歷史的內在意蘊和哲理內涵，確是頗具別識心裁的表現?！吨腥A二千年史》重視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和官制變遷的記載，他認為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最能反映政治的良窳，以及影響社會變化的因素，而地理和官制是史學的基礎。所以，撰寫各個皇朝之歷史時，敘述其地理疆域和疆域簡表，就是歷史學家非常重要的職任，亦是最能彰顯史學家史識之所在。鄧氏以為記載各種制度首為官制，敘其沿革，并以表格的形式表述中央與地方官職之職掌，史表的運用可以簡潔直觀地反映典章制度的流變。鄧之誠對其沿革變遷的闡述簡明扼要，便于讀者掌握。此外，還記述了兵制、刑法、學校、選舉等各種制度?！吨腥A二千年史》也重視學術文化的記載，“期以著學術之淵源，思想之變遷，亦以見時代遞變遞進之跡”[8]1。同時，《中華二千年史》也十分重視對社會經濟的記載，他認為：“民族興亡，無不關乎生計之盈絀。今后經濟關系，或牽于外，或變于內，必更繁復，故欲參證史實，以一較其得失?！盵8]1書中詳細地記述了各個歷史時期。鄧之誠在衡量各種史書體裁之后，決定采用紀事本末體。他指出：“即以體例言，將欲從舊，則紀傳、編年、本末之體未必適于今時。將欲從新，則慮遺棄事實，統系不明，非教人通知古今之意?！盵8]1鄧之誠對傳統史書體裁的利弊得失有著深刻的體認，所以在比較各種史書體裁優劣的前提下，他認為紀事本末體最便于反映中華兩千年歷史的沿革流變，所以他選擇紀事本末體來契合他的撰述宗旨，他說：“略依紀事本末之例，先之以世系，著明年代，稍及統系，以存通之本義，兼使讀者得以與本書互參；次之以一代大事。尤重民族變遷……次之以制度……尤重地理官制者……次之以學術文學藝術……終之以生計”[8]1?？梢钥闯?，他采用紀事本末體，一方面是為了通古今之變，另一方面是為了容納豐富的歷史內容。在撰述過程中，他又清醒地認識到其他史體如紀傳體、章節體、綱目體的長處，所以他在撰述中借鑒其他史體的長處來彌補紀事本末體的不足，形成以紀事本末體為主、諸體配合的撰述風格，成為用新形式、新史觀撰寫中華二千年史的名著。

呂思勉在歷史編纂學的改進和創制方面，能夠契合20世紀時代思潮的變動，并結合中西歷史編纂學互動交融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改造和創新的意見和理論，客觀上對20世紀歷史編纂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呂氏的成就首先表現在他對歷史分期的卓越見識，某種程度上超越同時代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分期編纂觀念的引入是由傳教士和中國人合作完成的，其中傳教士的譯介作用尤著。1877年，第一次在華基督教傳教士大會召開，決定成立“益智書會”，專門編寫出版教會學校使用的教科書?！度f國通鑒》由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謝衛樓撰述，趙如光筆錄，“取韋伯、維耳孫（今譯威爾遜）、斯溫頓《萬國史》和羅鄰孫、塔爾黑麻《萬國史略》為多”②參見謝衛樓《萬國通鑒·序言》，益智書會1877年出版。。謝衛樓采用了西方歷史編纂分期的觀點，將西方歷史分為古世代、中世代和近世代三個大的階段。這種分期觀念是一種全新的編纂模式，它改變了傳統以朝代劃分歷史時段的做法，隨著西方傳入中國的歷史撰述的持續發酵和新史學觀念的輸入，開始沖擊中國歷史編纂的方式，即在發揚我國傳統史學編寫體例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史學編寫體例的優點，“折中貴當，創成史例”，成為中國史家撰述歷史的重要選擇。誠如曾鯤化所說：“中國歷史舊例，只區朝代而無時代之分，此蔽讀史者之智識，塞讀史者之感情之大端也”①參見曾鯤化：《中國歷史》，東新譯社1903年出版。，梁啟超亦對西方的編纂方式表達傾慕之情，并在自己的史學著作中積極實踐。作為與梁啟超同時代的史家，呂思勉既能認識到這種分期編纂便于反映歷史大勢、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能夠契合教科書編纂需要的優勢，又能認識到分期編纂的不足，體現了他在接受西方歷史編纂方式上的辯證認識。在他看來，客觀的歷史有它自己的特質和規律，作為主體的史家編纂歷史時候，采取何種方式編纂史書就成為考察歷史學家“史識”、“史意”的重要尺度，他說：“然作史也者，所以求之過去也者，其求之過去，則正其求之現在也者。能知過去，即能知現在，其故何也。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讀，無一息之停。過去現在未來原不過強立之名目”[9]，他認為強行劃分歷史，即如“抽刀斷流，不可得斷”，史學家劃分歷史時段的真正目的是為了表述歷史的需要，他說：“其中一切事實，并不能截然分清?？偠灾?，是為研究上的便利?！盵10]正是基于歷史編纂方面的辯證認識，他在歷史時段劃分方面才體現出比其他史家更為高明的編纂技巧。比如在《白話本國史》中，呂思勉將中國史劃分為五個階段：（一）先秦時期為上古史。（二）自秦統一起開始進入中古史。（三）以盛唐結束為中古與近古之分界的劃分。（四）以明清兩朝為近世史，結束古代歷史并開啟未來新局。（五）民國以后則為現代史。他的這種歷史分期方式，突破了以往史書以朝代起訖為歷史斷限的依據，著重從歷史發展的大勢和社會的變遷和古今變遷這樣的通識眼光，來劃定歷史的分期。

其次，表現在呂氏汲取中國傳統歷史編纂學豐富的體例和編纂思想，化合中西體裁，對近代歷史編纂學進行有價值的改造。中國傳統史學孕育創造了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典志體等豐富的體裁形式，前人在歷史編纂學方面構建了較為完整的體系，為20世紀體裁創新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進入20世紀以后，由西方傳入的章節體以其結構靈活性和敘事完整性，便于反映歷史發展大勢等優點，逐漸成為歷史編纂最重要的體裁，在20世紀史壇占據主流地位。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采取章節體史書的編纂方式，以時代先后為序，以事件分章立節，先敘歷史大事，次及典章制度、宗教文化等，是當時最有代表性的通史之一?！秴沃袊ㄊ贰穼⒅袊鴼v史分成兩大板塊，上冊以專題形式分述典章制度、學術宗教和社會生活等文化現象，下冊則按時代略述政治大事，章下不設節，這樣編纂使得該書體例明晰、脈絡清楚。但是，他又深刻地認識到章節體史書既有突出的優點，也有它的弊端，比如他說：章節體歷史教科書“從中學到大學，永遠是以時為經，以事為緯的，將各時代的事情，復述一遍，雖然詳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單純，亦難于引起興趣”②參見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華東師范出版社1992年版，第307，308頁。。所以從歷史編纂的實踐角度就必須對章節體史書進行改造，改造的路徑即為“變換一個方法，上冊先依文化的項目，把歷代的情形，加以敘述”，下冊則“依據時代，略述歷代的盛衰”，“對于歷代的社會狀況，先已略有所知，則涉及時措辭可以從略，不至有頭緒紛繁之苦；而于歷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瞭了”。③參見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華東師范出版社1992年版，第307，308頁。呂氏的創新實際上受到傳統歷史編纂學的深刻影響，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序》把歷史上的事實，分為理亂興亡和典章經制兩大類，呂氏認為，前者可稱為動的史實，后者可稱為靜的史實，所以新式通史的編纂僅僅強調歷史發展大勢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反映靜態的制度和動態的人、事，這樣才能從更廣闊的領域反映紛繁復雜的歷史進程。鑒于此，他指出，紀傳體中的紀、傳是記載前一類事實，志是記載后一類事實；而“編年體最便于‘通覽一時代的大勢’；紀事本末體，最便于‘鉤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類的事實，尤貴乎‘觀其會通’”。①參見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華東師范出版社1992年版，第6頁。所以，他認為對西方章節體進行改造，就有必要吸收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典志體的優點，將章節體和傳統史書體裁融為一體，以貫徹和體現著者力求反映歷史的通貫性和社會的整體性的編纂思想，使讀者既能對典章制度等社會文化現象有一個全面而又貫通的了解，從而對中國社會形成整體認識，又能通過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把握歷史發展的大勢。

再次，表現在歷史編纂語言表述方面的創新。19世紀末20世紀初，史學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史學的價值觀念由傳統向近代轉型，新的史學理念需要新的歷史編纂形式作承載，新詞匯的使用，白話文的廣泛運用即是這種編纂方式改革的表現。新詞匯的使用對歷史編纂的語言表述和史書編纂的旨趣有重要影響。鴉片戰爭之后，中國文化遇到了一種新的挑戰，這時候中國開始逐漸接受新的詞匯，新詞開始進入中國人的語言中，并影響到中國人的思維。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大量采用音譯、意譯的辦法來處理異國史料，是歷史編纂學語言表述的重要革新。進入20世紀20年代，白話文的廣泛運用成為歷史編纂的時代亮點。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在編纂方式上也進行了新的探索，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采用了白話文體撰寫通史，因而這部書被稱為第一部影響較大的白話文中國通史。呂思勉從20世紀初開始先后發表了多篇文章討論這一問題，他認為文體改革的重要轉型就是采用白話文，并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傮w而言，他所提倡的文體改革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革，主張“進步必求循序”②參見李永圻：《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上海書店1992年版，第79頁。。他主張應該將一方以口語為基礎，出之于口，即筆之于書，是為“純粹的白話文”，而口語應自行修飾，同時亦應采用文言之長。是為言化，亦即“平民文學的貴族化”，白話文和文言文“兩者同時并進，并可參用外國語以附益之，是為國語的世界化。如是者，磅礴郁積，萬流齊匯，及其結果，而新文學出焉”[11]。呂思勉寫作《呂著中國通史》，就是采取半文半白的形式對書中文辭“陶熔變化”，這同他的歷史編纂表述思想相吻合，成為推進歷史編纂表述風格轉換的重要力量。

作為20世紀有突出貢獻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呂思勉在推進中國近代歷史編纂學的演變和發展方面具有卓越的建樹，既有編纂理論方面的闡釋，更有歷史編纂實踐方面的杰出創造，嚴耕望對其評價甚高，稱他為現代史學四大家之首，他說：“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風格各異，而造詣均深?！盵12]誠哉斯言，筆者非常贊成這一觀點的。

三

1949年以來，中國歷史編纂學進入迅速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白壽彝先生在建構中國歷史編纂的理論體系、方法論和學科意識等方面具有開啟風氣之功，而陳其泰先生則接續這一傳統，努力去推進和完善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研究，在這一領域里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白壽彝先生從40年代開始就在反思傳統歷史編纂理論和20世紀初中國引進章節體史書的利弊得失和經驗教訓，希望在總結既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建構新的歷史編纂學體系。1961年，先生發表了《談史學遺產》一文，從理論上梳理了研究史學遺產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學遺產的方法，并將歷史編纂學遺產比喻為一個“花圃”[13]476，該文的發表對推進歷史編纂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1980年以來，白壽彝先生進一步思考歷史編纂學問題，指出深入地開掘歷史編纂學的遺產具有重要的意義，他說：“我們研究史書體裁，跟著錄家不同，不能專從分類上著眼，更應該看到史書體裁的發展?！芯渴窌w裁方面的遺產，批判地繼承，對于我們寫史書，在著作形式上的百花齊放，是有好處的”[13]440。由此他明確提出了“歷史編纂學”的概念，開始反思與認識傳統歷史編纂理論和20世紀中國引進章節體史書的利弊得失和經驗教訓，希望在總結既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建構新的歷史編纂學體系。白壽彝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有豐富的思想和“別識心裁”的卓識，他認為歷史編纂學是史學史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他說：“史學的任務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及其規律。它的范圍可以包括歷史理論、史料學、編撰學和歷史文學?！盵14]歷史編纂學主要研究歷史編纂學的演進和階段特點、編纂思想、編纂成就、編纂理論等項，而這需要史學家具有高超的洞察歷史的卓識和卓越的理解和歸納能力，所以歷史編纂成就的高低和史識有著非常重要的聯系，所以他認為：“史書的編纂，是史學成果最便于集中體現的所在，也是傳播史學知識的重要途徑。歷史理論的史料的掌握和處理，史實的組織和再現，都可以在這里見個高低。劉知所謂才、學、識，章謂史德，都可以在這里有所體現?！盵13]23從先生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斷定歷史編纂之所以在史學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第一，因為它是史學家史學、史識和史德之重要載體，這是先生在總結前人歷史編纂學思想的基礎上提出的十分有價值的看法，極大地豐富了當代歷史編纂的思想。歷史學家對歷史演進的敏銳觀察，對歷史情勢的深刻洞察，都必須依賴歷史編纂這一載體將其恰當地表達出來，才能夠成為千古不朽之名著，所以歷史編纂絕對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它實際上影響著史學著作傳播的效果。第二，歷史編纂是再現客觀歷史進程的綜合工程。研究和總結歷史編纂學的發展，決不能單從技術性問題著眼。恰恰相反，史學家如何選擇體裁、體例，是與其再現客觀歷史進程的努力直接相關的。每一種史書體裁、體例的產生都有一定的學術背景和社會土壤，史學家選擇適合時代需要的體裁必須要便于反映客觀歷史進程，實現自身的撰述宗旨。所以，無論是紀傳體、編年體還是紀事本末體等，只要能真實地再現客觀歷史進程就是好的體裁。為此，白壽彝先生指出：“編纂史書，本是為了反映歷史真相。采用這種史體、還是那種體裁，都是為了反映歷史真相的方便。如果因為拘泥于體例而排擠掉重要的史事，豈不是舍本逐末?！盵13]23“求真”是傳統歷史編纂學的根本要求，如何做到“求真”，它要求史家既要有品德、責任感和勇氣，也要有史才、史學和史識，還應掌握征實求信的科學的治史方法。傳統歷史編纂學一貫重視以“求真”為其根本要求或所應遵守的法度。例如先秦史家“求真”理念．白壽彝先生通過列舉《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君舉必書。舉而不書，后嗣何觀”等例子后作如是說：“從這些引文里看到，直書就是當時史官所應當共同遵守的法度……史官本是神職，有自己的神圣的職守，這就可能要求最大的忠實?！盵13]357不僅肯定了直書是當時史官所應遵守的法度，還具體分析了史官崇尚直書的原因，還提出應當重視對以往史家提出的概念、命題、理論進行總結。

總之，白壽彝先生一生為倡導建立歷史編纂學學科傾注了大量心血，他最早倡導對傳統史學的編纂思想、編纂理論和編纂方法進行發掘、分析和評價，又多次撰文論述歷史編纂學的內涵及其學科建設的重要性，從理論層面上為歷史編纂學學科體系的建設提供了宏觀架構，而他主持編纂的多卷本《中國通史》，采用“新綜合體”，實現了編纂體系上的重大創新。白壽彝先生關于歷史編纂學的不斷探索與創新，對我們今天構建歷史編纂學學科體系有重要意義，值得認真總結并加以研究。

陳其泰先生在白壽彝先生中國歷史編纂學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了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研究，極大地提升了對整個中國歷史編纂學演進歷程、主要成就和學術價值的思考和分析。他認為，站在21世紀的時代高度總結中國歷史編纂學的豐富成果和思想智慧，是當前推進學術發展的迫切需要。首先應對這三個理論問題形成共識：歷史編纂是史家才、學、識、德的重要載體和傳播正確歷史知識的有效途徑；歷史編纂是“再現真實歷史”的綜合創造過程；歷史編纂的內容廣度和著述格局都是與時俱進、不斷發展，必須作動態的考察，并以中國史學發展的豐富的史實加以論證、充實和闡釋。在此基礎上，再作更廣泛、更深入的探討，“中國歷史編纂學”的學科體系就一定能建立起來，并使之不斷完善。[15]陳先生以敏銳的眼光抓住了歷史編纂研究的核心問題，即歷史編纂思想在歷史編纂體系中的價值所在，認為它決定了歷史編纂成就的高低和歷史知識傳播的效果。所以，他認為以往有的人視歷史編纂為只談體裁體例處理、只屬技術性層面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他認為，歷代的學者，無論你對歷史演進的觀察如何深刻、敏銳，對歷史變化的觀點如何之高明、正確，搜集的材料如何之豐贍、翔實，研究的成果如何之精當、宏富，表述如何之恰切、生動，都必須依賴歷史編纂這一載體容納和表述出來。而歷史編纂作為綜合創新工程，它包括著述宗旨的確定，編纂思想如何貫穿到史料的運用和取舍，結構、組織如何安排，總纂者與預修者如何協調配合，編纂程序如何做到合理周密等，在這其中歷史編纂思想是最重要的，它決定了其它諸項的成敗得失。[16]他以對中國古代史學名著的研究來闡發自己的觀點，認為史學名著的出色成就與史家編纂思想的獨創性和合理性密切相關?！渡袝肥侵袊钤绲臍v史典籍，其編纂思想的創始價值在于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極其珍貴地記載了中國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發展，在歷史觀上明確總結出以史為鑒的思想，在編纂方法上開啟了后世記言家之先河，同時又有紀事本末體的創意。司馬遷的《史記》成為傳統史學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貫徹了成一家之言的編纂思想，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五種體裁的相配合，構建了規模宏偉的社會全史，重視記載人在歷史進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對歷史和社會問題的獨到見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編纂思想這一關鍵環節，便能成效顯著地推進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發展，并大大增強其思想價值。[17]他認為，《史通》和《文史通義》是中國古代史學評論的雙璧，共同反映出歷史編纂的理論自覺，劉知幾、章學誠二人都重視總結史學演進的經驗和教訓，以理論的創新推進著史實踐的發展；二人都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都有獨到的哲學思想作指導，重獨斷之學，重別識心裁。[18]陳先生以通貫的眼光和卓越的學識，系統地樹立了歷史編纂思想在歷史編纂領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高度贊揚劉知幾、章學誠在古代歷史編纂方面的成績和貢獻。

對于清初以來300年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發展趨勢，陳先生亦有明確的分析和概括，具有相當深刻的歷史識見。他指出，中國史學發展到17世紀以后，在歷史編撰上出現了一種探索新綜合體的趨勢。從清初馬騙撰《繹史》，創造了熔合眾體的綜合體，至乾嘉時期著名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深人地“辨析體例”，提出了“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主張，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嘗試，再到本世紀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學家章太炎、梁啟超又為編撰《中國通史》設想了新的體裁。17世紀以降，嘗試用新綜合體形式彌補傳統史書體裁的不足，逐漸成為一種趨勢，上述諸人都試圖突破原有體裁的限制，創造出一種更能顯示出歷史演進大勢，更能廣泛反映社會史豐富內容的新體裁，他們不斷探索的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史學發展的要求。[19]陳先生的研究成果無疑對我們觀察清初以來300年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演進路徑和主要特點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和價值。此外，先生對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在歷史編纂方面的卓越貢獻有著深刻的闡釋和研究，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家對歷史編撰與史學發展的關系、史書體裁的發展、歷史編撰改革的方向以及史書編撰創新的途徑等有關歷史編撰的論述，不僅豐富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內容，而且對于今天新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和指導作用。[20]馬克思主義史家對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理論反思和深刻的闡釋是一筆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先生的中肯分析對我們今天構建中國歷史編纂學體系具有重要價值。

在對中國歷史編纂理論和實踐宏觀分析和微觀考察的基礎上，他提出研究從古代以來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發展道路、豐富成就和其中的理論問題，應包括歷史和理論兩個部分。其“歷史部分”，主要應研究中國歷史編纂的發展道路，各個時期的特點，主要史書體裁的演變和歷史編纂的主要成就，史館制度的發展及其與私家修史的關系等項；其“理論部分”應研究歷史編纂中蘊含的高度智慧，各種主要體裁的獨特性和運用中的創造性，歷史編纂理論的成就，歷史編纂的優良傳統和當代價值，中西歷史編纂發展道路比較研究等；兩個部分相輔相成，緊密聯系，構成有機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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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陳其泰．歷史編纂的理論自覺——《史通》、《文史通義》比較研究略論[J]．人文雜志，2010（3）：126．[19]陳其泰．近三百年歷史編撰上的一種重要趨勢——自馬骕至梁啟超對新綜合體的探索[J].史學史研究，20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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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Since the 20th century，Chinese historiography transfered from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compilation to modern historiography，showing the situation of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Western style and thought.On the one hand，the traditional style and thought still show a remarkable vitality，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has been reflected and practiced；0n the other hand，the chapter body quickly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form of historiography，dominating Chinese history compilation context.In this period of history situation，attempts and efforts of 20 historians constructi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particularly valuable，giving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20th Century；Chinese historiography；historians；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main achievement

責任編輯 溫優華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SHU Xi-l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Hanshan Normal Univesity,Chaozhou，Guangdong 521041）

K207

A

1007-6883（2012）04-0012-10

2011-11-25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0YJA770043；2010年度廣東省教育廳學科建設專項基金階段成果。

舒習龍（1968－），男，安徽巢湖人，韓山師范學院政法系副教授，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