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話含意理論在語碼轉換研究中的運用

孫飛鳳 曾澤懷

（1.華僑大學外國語學院，福建泉州362021；2.韓山師范學院外語系，廣東潮州521041）

會話含意理論在語碼轉換研究中的運用

孫飛鳳1曾澤懷2

（1.華僑大學外國語學院，福建泉州362021；2.韓山師范學院外語系，廣東潮州521041）

語碼轉換作為交際策略日漸成為研究者共同關注的話題。該文運用Grice(1967)的會話含意理論，以實例說明雙語者在交際中如何把語碼轉換作為特殊的語言手段，通過對會話含意理論中的各準則的違反來間接、委婉地回避某些可能引起社會性尷尬和文化禁忌的問題，或利用語碼轉換意義的模糊性來間接地表達特定的會話含意、傳遞真實的交際意圖。把會話含意理論應用于語碼轉換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拓展語用學理論，另一方面也可進一步拓寬語碼轉換的研究框架。

準則；違反；語碼轉換；間接；策略

一、引言

語碼轉換通常指“一個句子中或兩個句子之間兩種語言的交替使用，是說話者停止使用語言A而開始使用語言B的現象”[1]，或“在同一話語中用屬于另一個不同語法系統或子系統的詞匯或句子來替換原來語言中對應的部分”[2]。語碼轉換的動因無論是心理的、功能的或結構的，都出于語碼轉換者自覺性、功利性和目的性的策略需求。[3]在對語碼轉換進行動態解釋的過程中，西方語言學家構建了眾多有關語碼轉換作為交際策略的理論。例如，Myers-Scotton把語碼轉換看作一種能動的策略，認為每次語碼轉換總是對先前姿態的某種程度的否認，是態度轉變的一種標志；語碼轉換的出現和意義與參與交際的其他成員有關。[4]Gumperz也把語碼轉換說成是“一種交際技能，說話人對它的使用就像一個熟練作家寫短篇小說時不斷改變風格，也是當作一種語言策略”[5]。傳統語碼轉換研究吸引了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會話分析和外語教學等多學科的共同關注。但隨著其他學科理論的不斷發展和語碼轉換研究的不斷深入，有研究者從語用學視角對語碼轉換的運用和理解作動態研究，[6]1-6不斷拓寬語碼轉換的研究框架。①如于國棟：《語碼轉換的順應性模式》，《當代語言學》，2004年第1期第77-87頁；于國棟：《語碼轉換的語用學研究》，《外國語》，2000年第6期；WEI,JENNIFER M.Y.Code-switching in campaigning discourse:the case of Taiwanese president Chen Shui-bian.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003年第4期第139-165頁；WANG,SUSANO.Constructing Sociability through Code-Switching in Mandarin-English Family Conversations.University of Alabama,2004；SU HSI-YAO.Code-switching in managing a face-threatening communicative task:Footing and ambiguity in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in Taiwan.Journal of Pragmatics,2009年第41卷第372-392頁。

會話含意理論是美國哲學家Grice（1967）構建的理解自然語言的一種學說。他在構建會話含意理論時提出的合作原則（即CP），是建立在“理想世界”的人類交際最一般的規律。該理論包含一個合作的總原則和建立在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四個范疇上的四條準則。根據CP，交際各方的言辭均應符合交談的目標和方向，這種合作是交際的基礎。CP含四條準則：數量準則（信息量要恰如其分，不多不少）、質量準則（說話要真實，要有根據，不說虛假或無證據的話）、關聯準則（話語之間要有關聯）、方式準則（說話要清楚、有條理，要避免晦澀、歧義）。前三條都是關于內容的，最后一條則是關于形式的。Grice又指出，在會話過程中說話者并不總是遵守合作原則，很多時候他們會有意違反合作原則，通過會話含意達到交際的意圖。實際交際中，說話人并不總是遵守準則，而是會違背、利用或放棄其中一個準則；在特殊情況下，兩個準則還會發生沖突。聽話者聽到這些“不合作”的話語，并不會導致合作的失敗，而是假定說話人是合作的，他之所以這樣說，一定與態度、目的或沖突的因素有關，從而構建一個語境結構（包括與說話人的關系），推導出說話人的用意，于是就產生了會話含意。Grice把這種在言語交際中推導出來的隱含意義稱作“會話含意”，也就是說，會話含意是說話者通過故意違反會話合作原則及其各準則而產生的。①參見孫飛鳳：《會話含意理論對文學作品的闡釋力》，《福建省外國語文學會2006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會話含意理論的提出，將研究視角深入地觸及到了話語潛在含意的分析上，為語用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同時也為語碼轉換的解讀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有力的武器。本文應用會話含意理論，以實例說明雙語者在交際中是如何通過對合作原則各準則的違反、以語碼轉換這種特殊的語言手段為策略來間接地傳遞真實的意圖的。期望本研究能對語用學理論有所拓展，并進一步拓寬語碼轉換的研究框架。

二、會話含意理論在語碼轉換中的運用

語用學研究的基本因素是語境和話語意義，即依賴語境的話語隱含意義。Grice的會話含意理論中并未涉及通過轉換語碼來產生會話含意的情形。最先嘗試將語碼轉換同會話含意理論聯系起來的是Gumperz，②參見周文嶺、張權：《語碼轉換型會話含義分析》，《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8年第5期第126-128頁。他提出語碼轉換的語用含義可以在Grice的會話含意理論中找到理據。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通過轉換語碼產生會話含意的情況：在一節火車車廂里,父親對走在前面且邊走邊左右搖擺的兒子說:“Keep straight！Sidha jao（Keep straight）?！睆臅捄獾慕嵌葋砜?，父親的話違背了數量準則，因為他在英語之后又用母語對英語表述的內容做了重述。父親之所以這么做，不是因為兒子聽不懂英語，而是因為兒子對他的話置若罔聞，于是才改用印度語，希望通過母語來加強訓導的效果。Gumperz還提出了情境式語碼轉換和喻義式語碼轉換的概念，二者都有可能產生語用暗示或會話含意。尤其是喻義式語碼轉換，它打破了情景與語言選擇之間的規約關系，產生了話語自身以外的信息，要求交際對象付出更多的氣力來對語碼轉換所蘊含的會話含意進行推理。[7]126-128

Gumperz將語碼轉換同會話含意聯系起來的嘗試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認同。Muyskenn提出談話者能夠通過語碼轉換來傳遞特殊的語用信息。[8]黃國文[6]1-6指出，在言語交際中有混編語碼的話語是有標記成分的，談話人通常在這樣的表達形式里寄寓一定的含意，因此可以通過語用學的方式原則找出它們的一般意向含意，即喚起受話人的認同感、增強溝通的互信力和交際流暢程度。而在具體的話語中，這種總的意向又可以體現為不同的交際功能，可以從會話含意的角度加以分析，其語用意圖或為制造神秘氣氛，或為縮短人際距離等。周文嶺和張權[7]126-128也指出，利用語碼轉換表達會話含意是說話者將語碼轉換的特殊語用功能和社會功能同會話合作原則加以巧妙結合的一種有目的、有意識的交際手段。說話者可以通過恰當的語碼轉換，故意違反會話合作原則來表達特定的會話含意以達到預期的交際意圖。

會話含意理論認為，會話含意的產生源于說話者對會話合作原則的有意違反，亦即說話者違反合作原則是一種有意識的言語行為。根據這一原理，說話者如果要表達某種意圖而又不便明說，就可以通過故意違反合作原則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就語碼轉換而言，說話者同樣可以使之違反合作原則的方式準則、質量準則、數量準則或關聯準則來表達會話含意。

例（1）

D:Mum,can I have some money? 1

C:干嘛？ 2

D:出去一下。 3

C:幾點了？你要上哪兒??？ 4

D:你就別管啦。 5

C:這么晚了，你要去哪兒？ 6

D:不是現在。Can I have some money? 7

C:Where’s your money? 8

D:I haven’t got any. 9

C:我給你的錢都上哪兒去啦？ 10

D:你什么時候給我了？ 11

C:不要老你、你的。 12

D:哎呀，您，行了吧？ 13

D:給點錢嘛？please？ 14

C:你爸給你的錢呢？ 15

D:他哪兒給我了？ 16

C:你不老說你的錢都是你爸給的嗎？ 17

D:哎呀，he doesn’t give me anything.(嘆氣) 18

C:So give you? 19

D:You. 20

C:You 21

D:您。 22

C:這么晚了你要上哪兒？ 23

D:不是現在去。明天。 24

C:明天？上哪兒去？ 25

D:School. 26

C:School你要什么錢呀？ 27

D:I want to buy something. 28

C:Buy什么？ 29

D:哎呀，真麻煩。（D走開。) 30

（選自Zhu Hua,2008）[9]

該片段是發生在旅居英國的一對母子之間的對話。C是D的母親，D是一名16歲的年輕人，五歲便一直在英國生活。C將近40歲，自從她11年前隨家庭從中國移民到英國以來，便一直在政府部門工作，能講流利的普通話和英語。在本片段中，兒子想從母親那兒要點錢，遭到母親的拒絕。必須指出的是，在該例子中，盡管母親在來英國前就學過英語并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但不管多精通，她還是把英語作為一個“他們代碼”或有標記語碼。該片段中語碼轉換非常頻繁地出現。母子倆在話輪間和話輪內都有從英語轉為普通話或從普通話轉為英語的做法。其中，相當比例的對話用普通話，而英語使用頻率較低。然而，當我們對比說話人之間的語言選擇時，可以看到，母親策略地選擇英語去拒絕兒子。兒子D開口要錢，他用英語提出請求（第1行），母親用普通話回應（第2行），她顯然把普通話視為首選語碼。但她并沒直接回答兒子的問題，而是答非所問，轉而問兒子要錢干什么（第2行）。這違反了合作原則的關聯準則。當交際一方對另一方的問話不想正面作答時，除了沉默之外還可以采取“顧左右而言他”的策略。這種“言他”的行為同樣可以通過語碼轉換來完成。母親的回應表面上看與兒子的問話不存在關聯，但實質上卻表達了對兒子及其要求的不滿和質疑。此例雖然違反了會話的關聯準則，但卻體現了語碼轉換的委婉、間接的回避功能，減弱了答語的不禮貌程度，可視為會話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的巧妙結合。該片段母親用英語追問兒子錢哪里去了（第8行），后又用漢語再次追問同一個問題（第10行），這違反了合作原則的數量準則，因為她在英語之后又用母語對英語表述內容進行重述，提供了多于所需的信息量，顯得羅嗦多余。母親有意這樣做，不是因為兒子聽不懂英語，而是因為兒子對她的話置若罔聞，于是她才改用漢語語碼，希望通過母語來加強訓導的效果。

該片段中兒子D大部分時間都講普通話。只有在第1行和第7行他提出請求、第9行和第20行他回答母親C的英語問話、第18行和第28行表明立場以及第26行用一個詞進行回應時才用英語。另一方面，第8、19行和第21行中母親用英語回應兒子，第27行和第29行她都只用一個英語單詞。值得注意的是，母親這些話輪都以問話的形式出現?？梢钥闯?，母親所用的英語話語比漢語話語短得多。這不能簡單地歸因于她對兩種語言掌握程度的差異。事實上，她使用的英語雖然簡短但非常有效，而該片段中兒子顯然了解其中的隱含意義；而對母親而言，兒子理解這個隱含意義是最重要的。兒子顯然意識到了母親在利用語碼轉換間接地回避他的請求（第2、10行），因此他嘗試用普通話進行協商（第14、16行）并獲得成功（第19行）。但是母親還是追問他要錢的用途（第27行），他用英語回答要買東西（第28行），但當母親進一步追問“Buy什么？”（第29行），他的回應（第30行）采取了不合作的態度，違背了合作原則的關聯準則，用“哎呀，真麻煩”轉移話題、間接傳遞出他不耐煩的感覺。該例中兩個參與者都將語碼轉換的使用作為語言資源（手段），試圖主導互動、建立并協商各自立場、反對并挑戰彼此。

例（2）

符老師：晶晶，剛才在班上忘了講你。你的華文測驗竟然只拿10分？你也真客氣哈！ 1

晶晶：perfection嘛。 2

符老師：還perfection?你看，你連跟我說話都不用華語，你的華文怎么進步？ 3

晶晶：I’ve already tried my best! 4

符老師：Try your best?不要找借口。你們知道嗎？華文在這個世界上是越來越重要了 5

晶晶：Is Chinese so important?Our principal can’t speak Chinese and she can become 6

a principal.So what if I fail Chinese? 7

符老師：你看，又在找借口。凡是愛找借口的人，華文永遠不會進步。這個星期六通通給我回來，我要給你們補習，不會補到會為止。 8

（三女生憤憤離開，邊走邊把試卷搓揉掉。）(選自新加坡電影《小孩不笨2》)

語碼轉換的研究表明，當說話人引用其他說話人的話語時，有時會選用與原文語碼相同的話語進行表達，這也是語碼轉換和混用的主要動因之一。當說話人在一個話輪中引用他人的話語而二者的語碼不同時，即會出現語碼混用。該例中當符老師用華語批評晶晶華文成績差，晶晶用英語perfection來回應老師的責怪。這一方面可能因為晶晶華文不好，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詞匯來回應，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老師的嘲笑使她覺得很尷尬，而她又討厭華文課和符老師，就故意不用漢語，而選擇她所熟練的英語語碼來自我解嘲并進行解釋，同時也傳遞出其不屑、抵觸的情緒。該片段話輪間多處語碼轉換可以視為晶晶違背了合作原則中質量準則，說了自己認為是不真實的、缺乏足夠證據的話。例如，她明明考得很差卻說是十全十美（第2行）；明明不愿意使用華文，卻說已經盡力了（第4行）。當符老師用普通話強調華文很重要（第5行），晶晶還是用英語進行質疑（第6行）。晶晶一次又一次地用英語語碼來回應符老師的華文語碼，顯然違背了合作原則的方式準則，說明她對老師、對華文的反感及抵觸情緒。而符老師的話語中插入英語，主要因為引用晶晶的話語（如第3、第5行），表達他對她考試成績非常不滿，更不滿晶晶一副只會找借口、滿不在乎的樣子。

例（3）

Jerry:ābbnǎ，baby是怎樣來的？ 1

Grandma:Baby?Lāpsāp tǎng kiōh é lā! 2

Jerry:“叻沙湯”？ 3

Grandma:哎呀，你長大你就會知道啦。 4

Jerry:Yati，where baby come from？ 5

Yati:Rubbish dump啦! 6

Jerry:Rubbish dump？ 7

Yati:Jerry，there’s no need to teach you.It will come to you naturally. 8

（選自新加坡電影《小孩不笨2》）

新加坡學生在轉換語碼時主要是在講華語時夾雜英語，有時也夾雜南方的方言。這些語碼轉換的現象有三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是單位較小的單詞，主要是借詞，借詞的使用主要是為了方便和習慣。第二類是“文化”借詞。第三類是單位大于詞語的句。[10]該片段中，8歲的小學生Jerry因為在學校里被幾個高年級小孩作弄，跟同班的女生親了一下嘴。結果那些小孩告訴他，他們親過嘴就會有寶寶了，因為電視上就是這么演的。Jerry非常擔心，想問父母親，但他們都忙于自己的工作，無暇顧及他。他愁腸滿腹，只好問奶奶。該片段中密集出現語碼轉換，尤其是在第1行閩南語、英語和華語三種語碼同時出現在一個話輪內。閩南語ābbn?！鞍摺保ǖ?行）可以視為是Jerry對奶奶的習慣稱呼，因為雖然新加坡實行雙語教育，但家庭內普遍使用自己民族的方言。尤其是家庭中的爺爺奶奶輩，大多數都只會自己的母語方言以及少量的華語。[11]奶奶聽不太懂英語，Jerry自己又無法用閩南語完整地表達，最終他采用語碼混用的策略，用了閩南語、英語和華語三種語碼才把一個問題表達完整。而奶奶用英語單詞回應，純粹是引用Jerry的話語，然后就改用閩南語語碼了（第2行）。奶奶知道孫子不太懂閩南語，但她卻不用華語回答Jerry的問題，完全是因為小朋友問了一個令大人尷尬、難以回答的問題，所以奶奶用閩南語回答是Lāpsāp tǎng kiōh é lā!“垃圾桶撿來的啦！”（第2行）。這里，奶奶對孫子的問題采取回避、不合作的態度，違背了質量準則，說了自己認為是不真實的、缺乏足夠證據的話。此外，奶奶意識到自己在說假話，因此轉用Jerry聽不懂的、晦澀并帶有歧義的閩南語來回答問題，也違背了方式準則。Jerry沒聽懂奶奶的話，以為她說小孩是從餐桌上的“叻沙湯”變出來的，這里他“諧音引用”奶奶的發音（第3行），當然這也是因為奶奶晦澀的閩南語發音引起的歧義。意識到Jer?ry不理解她的意思，奶奶換了另一種語碼，用華語告訴Jerry，等長大就知道了（第4行）。這里奶奶顯然違背了關聯準則，所答復的內容與Jerry所提的問題完全不相干，以此再一次回避Jerry的問題。而家里的菲傭Yati也不給Jerry正確答案（第5-8行）。奶奶和傭人都回避了Jerry的問題，使得他心中的謎團越來越大，以至于最終弄出個“懷孕”吃黃梨打胎的烏龍事件。該例Jerry頻繁的語碼轉換可視為是因為習慣和詞匯空缺而使用的借詞，而奶奶頻繁的語碼轉換則是她有意而為，她的語碼轉換違背了合作原則的多個準則，其目的主要是用來避免社會性尷尬和文化禁忌。語碼轉換成為說話人間接表達情感和態度的語言手段。

例（4）（劃線部分為普通話，不劃線為臺語，即閩南語）

khioh2pun-soe2khioh-tioh8Tai5-pak-koan7，lan2u7-kau3chheng-khi3，m7-thangchai3khioh2pun-soe2，tio3-m-tio3？lan2si7te7soan2chhi7-tiun2，m7-si7te3ho lang5***zuo fan-lan-jun de zuhe，***m7-si7beh choe3-lang5e5***bai-lao-shu，***cho3chit8ko3cheng3-tong2kiat-hap8tek sit8-giam7-tioun5。a pin2ah pai3-thok toa7-ka，***women ju?jue_ zuo_ bai-lao-s_hu，***gun2beh soan2ho2koan7-tiun2soucheng-chhiong，tio3-m-tio3？（選自Jennifer Wei,2003）[12]139-165

大意：他（王簡軒）來臺北縣撿垃圾。我們很干凈，我們不需要撿垃圾，是不是？我們在投票選市長，不是在做泛藍軍的組合，不是要做人家的白老鼠，大雜燴政治聯盟的實驗室。阿扁要求大家，我們拒絕作白老鼠。我們會投贊票給好縣長蘇貞昌。

采用語碼轉換的巨大優勢之一是其策略上的模糊性或意義上的不確定性。由于交際雙方對特定語境下語碼的準確意義均不具絕對的權威性，因而大多數情況下語碼轉換的意義是通過間接協商而確定的。語碼轉換具有復言或一符多音的功能，對剛剛說過的內容用其他語碼再重復一遍，具有突出語義的交際效果。說話人可以選擇并利用這一功能來實現政治目的[12]139-165。復言功能通過同義轉換，所提供的信息量多于所需，提供了額外的信息，實際上違反了數量準則，因而產生會話含意。例（4）是2001年11月16日，陳水扁在臺北縣的競選演說片段。陳水扁試圖游說人們投票給時任縣長蘇貞昌，同時也批評蘇的主要對手——贏得國民黨和親民黨支持的新黨被提名人王簡軒。該例中陳水扁三次從閩南語語碼轉換成普通話語碼。第一次轉換是一個新造的政治詞語“泛藍軍的組合”。這次轉換可理解為是由于臺語中詞匯空缺，也可視為他有意違背方式準則，用晦澀、羅嗦的詞匯來指稱藍營，以引起受眾的注意。陳水扁第二次轉換到普通話，把泛藍組合說成是白老鼠、是大雜燴政治聯盟的實驗室，并呼吁民眾不要參加。我們可以將其視為有意違背了合作原則中的數量準則，因為通過語碼轉換他提供了多于所需的信息量，使“泛藍組合”這一信息經由“白老鼠”、“大雜燴政治聯盟實驗室”等重復性信息被一再提及，這間接隱含了他對泛藍的不滿和打擊。同時，他也違背了方式準則，因為他用了“泛藍軍的組合”、“白老鼠”、“大雜燴政治聯盟的實驗室”這樣一些晦澀、沒有確定意義的、模糊的詞語，聽話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才能準確理解。最后，他通過用普通話重復“我們拒絕做白老鼠”，再次重申他的觀點：不參與泛藍大雜燴政治聯盟。因此，他最后一次轉換到普通話既可解釋為臺語缺乏對應詞匯，也可視為重述先前的觀點。這樣，陳水扁利用了語碼轉換意義的模糊性，把語碼轉換作為間接言語表現手段，通過對數量準則和方式準則等的有意違反，一再重復和強調泛藍組合是“白老鼠”，號召民眾抵制泛藍的政治聯盟，實現其打擊泛藍陣營、拉攏綠營民眾的政治目的。

三、結論

綜上所述，利用語碼轉換表達會話含意是說話者將語碼轉換的特殊語用功能和社會功能同會話合作原則加以巧妙結合的一種有目的、有意識的交際手段。特定話語中的語碼轉換是說話者以最低的代價獲得最高利益的一種“算計”行為。本研究結果說明，說話者可以把語碼轉換作為特殊的語言手段，通過恰當的語碼轉換，故意違反會話含意理論中的各準則來間接、委婉地回避某些可能引起社會性尷尬和文化禁忌的問題，或利用語碼轉換意義的模糊性來間接地表達特定的會話含意、傳遞真實的交際意圖。把會話含意理論應用于語碼轉換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拓展語用學理論，另一方面也可進一步拓寬語碼轉換的研究框架，是值得嘗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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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de-switching as a communicative strategy has been the focu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 of the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eory proposed by Grice(1967),the paper illustrates that in daily interaction,by flouting the maxims of the CP,bilingual speakers can take code-switching as a spe?cial linguistic strategy to avoid certain social embarrassments and cultural taboos indirectly,and at the same time transmit their specific intentions through exploiting the indeterminate meaning of code-switching.The re?search will serve to developing pragmatic theory as well as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scope of code-switching.

Key words：maxims；flout；code-switching；indirectness；strategy

責任編輯 溫優華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and Code-switching

SUN Fei-feng；ZENG Ze-huai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Fujian 362021;2.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 521041)

H030

A

1007-6883（2012）04-0062-05

2012-02-20

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10QSK13。

孫飛鳳（1965-），女，廣東潮州人，華僑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