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謠鹽”事件中的媒介傳播與人際傳播

陳 瑋 康 磊

(1，2. 四川外語學院 研究生部，重慶 400031)

一、大眾在搶鹽事件中的信息接觸情況調查

2011年3月中旬，由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引發我國各省市地區大范圍的搶購食鹽事件。搶鹽事件發生后第三天，筆者在重慶主城區進行了問卷抽樣調查，調查問卷以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情況等大眾IPP指數為依據進行分類。抽樣調查后，實際收得有效問卷180份，在180份的抽樣問卷中，假設50歲以上的老人和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人更傾向于參與搶鹽，所以，調查中50歲以上的老人占40%，而30歲至50歲的中年人與18至30歲的青年人各占29%。調查中，筆者以重慶人均收入3000元為基準進行劃分，其中3000元以下收入的物價特別敏感類人群占44%，3000元至6000元收入的物價敏感類人群占40%。在受教育程度上，以高中及其以下文憑和大學大專文憑人群為主，調查抽樣比例各占53.3%和40%。

表1 大眾IPP指數

為了探尋搶鹽事件的源頭和擴大原因，筆者在問卷調查表中分別以電視、手機、網絡、報刊和人際傳播為選項進行分類，通過對大眾IPP指數和接觸渠道的分類調查，得出此次搶鹽風波的信息傳播過程和特征，并對此提出相應的解決策略。

二、大眾在搶鹽事件中的信息接觸渠道分析

表2 大眾在搶鹽事件中的信息接觸渠道表

通過調查得知，獲取信息渠道方面，占比最高的53.3%的人通過人際傳播獲得搶鹽的信息；在大眾媒介接觸情況中，網絡占到28.9%，位居第一，廣播以2.2%排在最后；而在媒介信息的信任度方面，電視臺以44.4%位居第一，手機短信和廣播以0排在最后。

(一)搶鹽事件中的媒介傳播

美國學者李普曼認為：“媒介議程的影響遠遠不僅局限于我們頭腦中的圖畫。很多時候，媒介影響我們的態度與意見，甚至是我們的行為?！盵1]自2011年3月以來關于福島核電站事故的報道，令人們的目光集中到核污染的治理與妨害中。然而，“食鹽受到核污染”、“食鹽可以抗輻射”、“食鹽將漲價”等信息使食鹽問題的關注度超過核問題本身，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這種認知的改變，引起了大眾的特定行動，搶鹽事件因此發生。

1. 網絡和手機

據相關報道，2011年3月15日上午，網民為“漁翁”的陳某復制并轉發了“日本核電站爆炸對山東海域有影響，并不斷地污染，請轉告周邊的家人朋友儲備些鹽，干海帶，暫一年內不要吃海產品”的相關信息。[2]此則信息首先在網絡上引起強烈反響，眾多網友通過微博和BBS等方式瘋狂轉發，網絡的及時、海量、互動等特點使網絡傳播在這次搶鹽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據調查，有28.9%的受眾通過網絡得知食鹽漲價的信息，在大眾媒介中占比最大，可以說這次謠言的信息源頭就來自網絡。網絡的審查機制不如電視，自媒體時代網絡的信源極其復雜，“人人都是傳播者”使得對于網絡信息的監管難度非常高，這無疑給謠言傳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手機在這次搶鹽信息傳播中的作用同樣不可忽視。據調查，通過手機短信和通話獲知搶鹽信息的人數占11.1%，它與網絡傳播具有相同的特點，即信息源頭的復雜性和信息傳播的迅捷性。另外，手機作為人際傳播的延伸，擁有人際傳播高可信度的特征，例如親人朋友之間互傳短信或電話告知食鹽漲價的信息，這種電話傳播與人際傳播一樣，因為對方是可信度高的人，所以手機短信和電話傳播在網絡傳播之后成為搶鹽謠言傳播的第二陣地。據新華社對電信部門的采訪得知，2011年3月16日至17日全國電話通話量爆炸性增長，話務量主要集中在16日傍晚。從17日起，全國范圍內的搶購食鹽行為開始產生。

調查顯示，網絡和手機的可信度不高，但作為此次謠言的主要源頭，網絡和手機的傳播效果卻相當驚人。網絡和手機通過“重復”的方式不斷刺激大眾的神經，令食鹽漲價的傳聞成為大眾持續關注的焦點。網絡和手機的多媒體應用方式為其信息的傳播提供了立體的傳播途徑。各種社交網站關于食鹽問題的討論以及各類文字、證據表明，食鹽的確可能漲價，加上那些震撼的搶購食鹽圖片，無疑引起受眾普遍的強烈反應和極度恐慌。一場搶購食鹽的行為被網絡和手機以“嘉年華”的狂歡方式表現出來，又使搶鹽變成一場有趣的游戲，趣味性和焦慮性奇異組合，使搶鹽鬧劇不斷發生，逐漸擴大和升級。

2. 電視

筆者通過調查得知，有20%的大眾通過電視得知搶鹽信息，并有44.4%的人信任電視傳播的相關內容，他們通過電視的新聞報道對搶鹽做出了認知和判斷。由于搶鹽不理智行為的蔓延，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在搶鹽風潮爆發幾天后對搶鹽行為進行了否定。

電視通過特定的框架把意義局限于固定范圍內，從而影響了受眾對信息的解讀；同時，電視這種技術本身也對受眾的解讀產生了影響。中央電視臺作為我國新聞信息的權威，它對搶鹽信息的判定被認為不可置疑。這種高度的權威性使得搶鹽行為很快得到抑制。對中央電視臺的高度信任轉移到電視信息上，只要是電視播出的信息就很容易得到大眾的肯定。加上中國嚴格的電視審查制度，使得電視扮演了糾正搶鹽行為的角色。

3. 報刊和廣播

對于“食鹽漲價”這則信息的獲知，廣播占比2.2%，報刊占比8.9%。報刊由于信息傳播的滯后性，加上出版流程和審查機制的影響使得它的傳播速度大大低于以上幾種傳播媒介。且報紙與電視一樣，只是在辟謠階段才介入。令人驚訝的是報紙的可信度只有4%。也許是電視的高可信度，加上報紙信息的滯后性，影響了受眾對于報紙的可信度，這次搶鹽事件的持續時間不長也是影響報刊可信度的因素之一。如果這次事件持續時間更長，報刊的影響力和可信度也許不會這樣低。

而廣播在當前這個大眾媒介多元化的體系中已不那么突出，廣播正在向窄播轉換。雖在車載媒介中，廣播還有一席之位，但僅靠聲音傳播信息的廣播在強大的網絡、電視等聲像并用的競爭前，劣勢非常明顯。在搶鹽事件中它能快速傳播信息，卻很難對受眾的認知和行為產生影響。

(二)搶鹽事件中的人際傳播

大眾傳播媒介對于食鹽漲價信息的傳播必然會對受眾的信息解讀產生影響，但人際傳播的影響同樣不能忽視。在調查中，通過親友轉告得知信息的人占到53.3%。

1. 老年人在對人際傳播中的特殊地位

媒介傳播往往起到告知的作用，而人際傳播令人們能直接地面對面交流、分享想法，具有確定信息意義的作用。調查顯示，50歲以上的老人中很大一部分相信食鹽漲價的信息，并做出了搶鹽的行為。中國尊老的文化傳統令家庭和社區中的老人握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他們的話常常令下一輩即使覺得不正確也認為必須照辦，以此體現孝順或尊老的傳統美德。不光如此，老人在中國的文化氛圍中還常以智者的身份出現，“姜還是老的辣”和“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等諺語都使老人的話成為信息解讀的重要因素。

人際傳播與媒介傳播的區別在于，人際傳播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感官渠道和非語言符號，參與者之間可通過觀看、傾聽、言語、觸摸等方式更直觀地品味信息蘊含的豐富內涵，使傳播者要傳遞的信息所攜帶的情緒充分被感知和接受。[3]在社區傳播中，旁聽的中青年人看著老人們手舞足蹈地談論食鹽漲價，談論歷次的各種漲價事件，看著他們深受物價上漲而沒有即時搶購后所帶來的巨大損失時的后悔表情，中青年人的不安情緒迅速攀升，對食鹽漲價信息的判斷產生了動搖。在本次調查中，有20人承認參與了搶鹽行動，占比為11.1%。通過分析參與搶鹽的20人，筆者發現12人為50歲以上人群，8人為30-50歲人群；18人為高中及其以下文憑，2人為大學大專文憑。

表3

通過訪問參與搶鹽的8位中青年人得知，老年人的意見對他們的搶鹽行為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2. 情緒因素在人際傳播中的信息擴散作用

這次搶鹽行為之所以如此狂熱，與大眾人際傳播中的情緒因素密切相關。大眾傳播媒介利用各類文本突出食鹽漲價的信息，以此引發大眾的被剝奪感和危機感?，F代心理學表明，情緒是環境的產物，它攜帶了大量的環境信息。大眾普遍的被剝奪感和危機感就是歷史和現實環境的產物。個體的行為對社會的影響有限，可一旦這種情緒蔓延到整個群體中，其對社會的影響便難以估量。法國學者勒龐在對群體心理的研究中發現，群體具有沖動、急躁、缺乏理性、沒有批判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特點。[4]而理性的缺乏使得群體更易被情緒和感情所操控，盲從聽信謠言，使情緒轉化為行動。研究表明，人處于封閉環境下時，某些行為不會得到立即的回應，可當個人處于群情激奮的環境下時，那種氛圍會令一些看似細微的行動得到放大，使人產生想象，賦予行為特定的意義。

表4

在超市發生的搶鹽行為中，人們你爭我搶，瘋狂搬運食鹽的行為令周邊本來沒有搶購食鹽想法的群眾，在情緒的作用下加入搶購大軍?？粗慌排趴煲盏舻氖称芳?，更多的人產生了搶鹽的沖動情緒和非理智行為。在搶鹽原因的調查中，筆者發現，以“大家搶購我也搶購”作為搶鹽行為原因的人占35.6%，而真正以家庭需要為原因購買食鹽的人只占17.8%，更多的人是受他人影響，在非理智的狀況下參與食鹽搶購行動。

三、結語

關于搶鹽的謠言如同傳染病病毒一樣影響著接觸到該信息的人群，通過以上調查分析，結合針對傳染病分類研究的SIR模型，可以把此次事件中的大眾分為三類人群：易受感染者，即沒有改變認知但對此類信息感興趣的人；感染者，即已經接受這些信息且可能轉發信息或進行評議，參與群集行為的人群；具有免疫能力者，即已經了解了那些信息，覺得沒有興趣的人。[5]先對大眾進行分類，然后給予相應的處理措施，“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并對預防下次可能發生的謠言傳播。

(一)針對感染者——及時公開信息

在發生搶鹽事件后，電視臺、政府等相關部門及時發布了權威數據和有關信息，指出搶購食鹽的不理智行為，中國食鹽的儲量極為豐富，從而扼殺了謠言的繼續擴大，這也是此次搶鹽風波僅僅持續72小時就基本平息的重要原因。信息的貧困容易引發謠言的傳播，使得大眾成為謠言的感染者，只有及時公開信息，提供充足的信息傳播量，才能遏制謠言，使謠言感染者得以康復。

(二)針對易受感染者——提高公眾媒介素養和公共知識水平

前文提到，參與搶鹽的20人中，18人均為高中及其以下文憑。在這次事件中，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不容易參與搶鹽，而處于高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大眾，因為公共知識的缺乏極易從眾參與搶鹽。所以培養公眾的媒介素養，認識大眾傳播中存在種種“建構”機制，提高公眾的公共知識水平，才能使這些易受感染者獲得一定的“抵抗力”，在接受到謠言時不至于盲目輕信。

(三)針對具有免疫能力者——發揮媒介意見領袖作用

具有謠言免疫力的群眾可以在遏制謠言傳播時發揮重要作用，傳統大眾媒介的媒介明星們可以利用自己的高可信度及時傳播遏制謠言的相關信息，拉攏易受感染者，避免他們因為信息缺失而轉化為感染者；同時，在網絡這個新興媒介中，博客、微博明星也可以發揮免疫者的意見領袖作用，利用粉絲機制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引導輿論，凈化信息傳播環境。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韋爾·麥庫姆斯. 議程設置[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60.

[2] 謠言是如何成為“謠鹽”的？全國食鹽恐慌性搶購的幕后[EB/OL].[2011-03-2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21/c_121213773.htm.

[3] 佟文娟. 過程與分析：媒體與臺灣政治民主化[M].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60.

[4] 古斯塔夫·勒龐. 烏合之眾[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21.

[5] 廖衛民. 社會恐慌的傳播機制與治理對策研究——基于“謠鹽”風波的理論分析[J]. 當代傳播，2011(3): 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