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升級視角下“走出去”的產業選擇
——以江蘇為例

張二震 韓 劍

產業結構升級視角下“走出去”的產業選擇
——以江蘇為例

張二震 韓 劍

當前，我國開放型經濟正處于一個重要發展關口，對外開放的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開展境外投資既面臨難得機遇，也遇到挑戰，能否有效實施“走出去”戰略，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白叱鋈ァ辈粌H是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也是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不僅是應對加入全球經濟危機的重要措施，也是對外開放進程進一步提升的必然選擇。其戰略意義在于，有利于在更廣闊的空間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更好地從全球獲取資金、技術、市場、戰略資源，拓展經濟發展空間，提升經濟國際競爭力。雖然“走出去”的戰略意義已是不言自明，但能否“走出去”，推動什么樣的產業“走出去”以及以何種方式“走出去”，首先要在理論上予以明晰。

“走出去”戰略的理論基礎來源于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從發達國家的角度闡釋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與條件，如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的內部化理論、弗農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同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相比，我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特征是國內產業不具有結構高級化的先決條件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戰略目標是通過借助外部市場與國際生產要素進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進而實現產業升級。中國企業走出去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通過跨國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整合全球生產價值鏈，通過吸收國外生產要素，形成優勢互補和共贏。因此西方發達國家的FDI理論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盡管有一定借鑒意義，但不能夠套用我國的實際。江蘇是全國開放型經濟大省，“走出去”走在全國前列，“十一五”時期江蘇境外投資年均增長60.4%，高于全國36.9%年均增速。2011年江蘇實際對外投資額總量列全國第三，江蘇目前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產業發展面臨環境、土地和能源的多重制約，迫切需要通過“走出去”帶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本文以江蘇為例，根據江蘇產業發展的現實基礎、比較優勢和結構調整的要求，有針對性地選擇企業“走出去”的重點產業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安排。

一、結構升級視角下“走出去”的產業選擇基準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的選擇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F階段我國“走出去”產業選擇，既要遵循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規律，又必須從我國產業成長的階段性特征以及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按照這一思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應考慮以下五個基準∶

邊際產業基準。根據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一國應將本國已處于或即將處于劣勢地位的產業轉移至該產業正處于優勢地位或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這樣雙方都可以獲取比較利益。邊際產業擴張論對我國“走出去”產業選擇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我國在紡織、食品、輕工等行業擁有過剩的加工能力和技術，這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已經飽和，屬于“邊際產業”，把這些產業轉移到國際分工中處于更低階梯的國家，將有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提升。

產業相對優勢基準。產業相對優勢的構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可能來自于企業內部，如企業的“壟斷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等，也可能來自于企業外部，如行業優勢、規模優勢、組織優勢等（裴長洪，2011）。有關理論研究表明，一國或地區的企業，可以依托企業外部優勢實施“走出去”戰略，因為外部優勢可以構成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優勢的重要外部來源。根據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發展中國家小規模技術和經過吸收及創新的引進技術都可以構成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相對優勢。事實上，我國不少行業至少已經初步具備這種外部優勢，這種優勢是基于整個產業所有企業經濟優勢的互相聯合，只要把企業的單個分散優勢化解成為整個產業的整體優勢，就能不斷擴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空間，使企業獲得在海外投資成功的優勢。

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是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應該以促進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為目標，促進國內產業的不斷升級，提高技術含量。由于與發達國家建立在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率先實現基礎上開展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同，我國現階段還不具備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先決條件或優勢，因此，我國企業“走出去”不可能遵循與發達國家完全相同的發展路徑。換言之，發達國家企業“走出去”更多是以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為“因”，而我國企業“走出去”則更多應該考慮如何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變為“果”。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顯然應該與國內產業高度化趨勢相一致，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國內產業高度化發展。

技術學習基準?？蔡赝柡屯袀愄柚Z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是從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態角度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技術進步的原理。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國內有較強實力的產業對發達國家進行逆向投資，設立研發中心、開辦科技型企業以及收購或兼并當地科技型企業，獲取最新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外溢效應并不顯著，研發中心規模小、層次低，并不進行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而是只進行試驗開發研究，與本土的研究機構也極少有前后相關聯。與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相比，鼓勵我國企業“走出去”，發展學習型對外投資是獲得國外先進技術更為有效的途徑。

資源獲取基準。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許多重要自然資源的短缺現象日趨嚴重，供求缺口不斷擴大，尤其是石油、天然氣等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進口依存度迅速增大。為避免國內的資源枯竭和國外的受制于人，利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優勢，以重要資源開發為導向的對外投資是解決我國發展資源“瓶頸”的現實需要。

二、江蘇企業“走出去”重點產業的選擇

1.選擇指標

投資潛力指數。發展潛力是決定產業對外投資發展的重要因素，體現了產業對外投資向上發展的空間。潛力系數高的產業對外投資增長速度快于其他部門的增長速度，從而具有較強的增長潛力。這里用該產業對外投資增長率得到潛力系數。如果該系數大于1，表明該產業部門相較其他產業發展迅速，處于產業對外投資的攀升階段。

觀察組中老年糖尿病合并腦梗塞患者檢出率90.00%（陰性患者10例、百分比為10.00%；陽性患者90例、百分比為90.00%）高于對照組中老年糖尿病患者檢出率80.0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此外，就制造業尤其是高端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關系而言，生產者服務業FDI具有明顯追隨下游制造業FDI的傾向，另外，當代世界經濟中，服務業是增長速度最快的領域，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服務”轉變，實現服務產業結構從傳統服務業向現代服務業轉變是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方向。因此，無論是從制造業與服務業的互動關系來看，或者說更好地推動制造業走出去角度來看，還是從產業結構高度化同質性基準來看，諸如物流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都應成為江蘇鼓勵“走出去”的重要對象。對于實現我省制造業與服務業走出去的互動發展、開拓國際營銷網絡、提升我省現代服務業競爭力，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鼓勵和扶持重點產業“走出去”的對策選擇

1.完善扶持境外礦產資源開發的政策體系

加快實施境外資源開發戰略。在投資戰略地區的選擇上，應重點放在與我國政治友好、經濟聯系密切，目標礦產資源豐富、勘探開發潛力大，投資環境良好的國家或地區。當前，應重點推進在澳大利亞、俄羅斯、加拿大、納米比亞、蒙古以及非洲等國家和地區的礦產資源開發，逐步建立江蘇在境外穩定的資源基地。在“走出去”的組織形式上，應不斷提高“走出去”的組織化、集約化程度。嘗試籌組境外礦產資源投資聯合體，按照政府引導、企業運作、市場化經營的原則，聯合有關政府部門、金融機構、需求企業和技術支持單位籌組成立境外礦產資源投資聯合體，實施重點突破。鼓勵具有資產經營能力、實業投資能力、勘探開發能力、工程承包能力的省內企業組建境外投資聯合體，實施集成“走出去”。鼓勵、支持實力較強的股份制企業和民營企業聯合國內大型資源型企業實施有利于資源行業健康發展的境外項目。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國內企業赴境外投資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和生產基地，充分利用國外能源礦產資源，減輕國內能源資源和環保壓力。在境外投資礦產資源的方式上，支持和鼓勵企業開展礦產資源勘探與礦山開發、收購礦權、收購擁有礦權的境外上市公司、參股礦業公司等項目。

進一步完善扶持境外礦產資源開發的政策體系。一是在融資方面，加大對境外投資礦產資源的企業的信貸支持。由國家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優惠的資金支持，專門提供給到境外勘探開發國內短缺性和大宗支柱性礦產的企業。根據境外礦產勘探開發的礦產資源種類和資源稀缺程度，在貸款比例、貸款利率、還款期限等方面給予不同程度的優惠，特別是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二是在財稅方面，建立境外投資礦產資源開發項目的配套扶持政策。一方面對企業提供境外礦產資源開發的前期費用補貼，建立境外礦產資源勘探開發投資風險基金，通過財政支持整合行業資源推動跨行業、跨地區的企業聯合，提高境外開發競爭力。另一方面，借鑒日本的海外探礦備用金制度［將海外的與礦產銷售收入有關的50%開采所得作為公積金使用（3年用完），無需納稅］，對企業投資境外礦產資源勘探開發的資金，以及企業從境外礦產資源勘探開發投資中獲得的利潤給予一定的所得稅優惠。建立對企業海外勘探開發發生費用的特別扣除制度、海外投資等的虧損準備金制度等。

2.完善境外經貿合作區（工業園）建設的服務配套體系

充分發揮工業門類齊全的優勢，在東盟、非洲等國家的適當區位設立專屬經濟園區或工業園，建立冶金、機械、電子、家電、紡織、機械、設備等零配件組裝、農副產品加工、來料加工、加工轉口貿易等合作基地。發揮企業組團優勢，整合資源和技術，發展面向東道國的外向型經濟，形成產業對接走廊。建立過剩產能境外轉移補償基金，用于補足過剩產能轉移東盟的企業風險補償，或者用于激勵金融機構擴大優惠貸款和貸款貼息的規模與范圍，對境外資源開發性投資、可帶動省內產業升級的資產性投資的企業給以特殊補貼或獎勵。擴大稅收支持力度。對鼓勵性轉移投資的行業、企業和項目給予一定年限的稅收減免；對作為實物投資的出境物資和通過境外投資帶動的機器設備、中間產品的出口給予稅收補貼；完善地方稅收抵免制度和間接抵免的具體操作方法，建立加速折舊、延期納稅、設立虧損準備金等間接鼓勵措施用于補償過剩產能轉移境外的企業。

大力宣傳推廣，營造企業集群式“走出去”發展氛圍。通過投資貿易洽談會等各種平臺和各種媒體多形式、多途徑加大境外商城、貿易中心、境外經貿合作區（工業園）等的宣傳和推廣，重點推介境外商城、境外園區的區位、政策、環境和服務優勢，加快招商進程。廣泛發動，引導企業結合自身過去的出口市場范圍和產品特性，密切關注境外商城、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取得的進展和開發企業的招商活動，并有針對性地選擇部分有實力、有意向的企業上門輔導。不斷激發企業抱團出擊海外市場的熱情，營造集群式“走出去”的發展氛圍。

建立雙邊工作機制，建立穩定、安全和優惠的投資環境。堅持互利共贏發展原則，與境外園區所在國當地政府建立雙邊經貿合作機制或者建立外交友好關系。針對境外經貿合作區（工業園）多集中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可通過在發展中國家舉辦開發區（園區）建設的援外培訓班或在有經濟條件的國家舉辦專題研討會，解決觀念問題，傳播開發區（園區）建設的成功經驗，致力于形成雙方共同發展的愿景，爭取東道國政府在土地使用、稅收優惠、審批等多方面的支持，不斷加大協調解決問題的力度，使我省境外園區發展有一個更為穩定、安全和優惠的政治和經濟環境。

3.完善高科技產業跨境并購服務體系

針對高科技產業在跨境并購中具有即時性的特點，嘗試在對外投資專門管理機構下設立主管部門，統一審批項目，簡化程序，方便高科技企業對外投資。成立專門針對高科技產業的海外并購領導協調小組，明確“走出去”工作的統籌協調機構，成立類似日本國家海外投資委員會的機構，對高技術產業內的具有實力的跨國公司發展進行宏觀管理和統一規劃。研究制定有關江蘇省海外投資的法律規范和政策，總結海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的經驗和問題等。針對高科技企業跨境并購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高風險性，建議政府在高科技企業跨境并購的信息服務體系方面，設立相關的海外投資信息服務機構。成立專門針對高科技行業的海外并購信息咨詢服務機構，建立權威的信息情報中心，完善信息情報網絡，強化信息情報搜集工作，形成高效、靈敏的信息情報機制，為高科技企業開展海外并購提供各種信息和咨詢服務，提高企業海外并購的應變能力和決策能力。

加強對高科技企業海外投資的金融信貸支持，制定專門針對高科技企業的海外投資金融政策，鼓勵各種金融機構參與其中，提供各種服務。一是設立專門針對高科技企業海外并購的“海外并購基金”，加大融資支持力度?；鹂赏ㄟ^社會募集、政府相關部門出資等方式設立，委托專業投資機構管理，對“走出去”并購的高科技企業給予相應的資金支持，使產融結合有一個穩定的支點。二是銀行要加大對高科技企業跨國投資并購的資金支持。商業銀行可以在銀監會關于并購貸款風險指引的原則下，發放海外并購貸款，鼓勵更多有條件的企業加入到“走出去”的行列中。要為高科技企業跨境并購提供保險支持，如借鑒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擴大國家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覆蓋面，促進對外投資企業加強與風險投資公司、保險公司的聯系，進一步完善相關的風險評估與保障體系，鼓勵相關保險機構加大對海外并購的高技術企業提供風險保障的力度。建立風險共擔機制，幫助高技術企業防范和化解跨境并購風險。

加快建立和完善海外并購的中介服務體系，為企業走出去做好智囊與參謀。目前我國企業海外并購多依賴于收費高昂的國外中介服務機構，這大大增加了企業海外并購的成本。為此，在構建跨境并購服務體系中，要著重培育大型投資銀行，擴大涉外律師隊伍。對已具投資銀行雛形的規模較大的證券公司重點扶持，鼓勵證券商之間的并購，并從政策上鼓勵投資銀行業務的開展，進而形成一批集團化的專業投資銀行，這些投資銀行應在擴大規模、積累經驗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走出國門，有計劃、有選擇地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重點開展與企業跨境并購有關的業務，真正擔負起為企業跨境并購提供全方位、高質量服務的職責。應積極培育金融、法律、會計、咨詢等市場中介組織，為企業的海外并購提供規范的中介服務；要在國內加速培育和建立熟悉國外相關法律、會計準則的律師、會計師及專業事務所，為我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提供全方位的幫助。另一方面要吸引在國外獲得法律學位的留學人員回國，組建專門服務機構，提高跨境并購法律服務的質量。積極引導中介組織參與到高科技產業跨境并購中來，努力打造法律咨詢、信息情報咨詢、會計服務、項目評估、人才培養、企業管理培訓等“一條龍”中介服務支持體系，形成合力。

4.完善服務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政策支持體系

各有關部門要研究采取具體措施，為服務企業“走出去”和服務出口創造良好環境。對軟件和服務外包等出口開辟進出境通關“綠色通道”，對中醫藥、中餐、漢語教育、文化、體育、對外承包工程等領域企業和專業人才“走出去”提供幫助，簡化出入境手續，并納入國家有關專項資金扶持范圍。在嚴格控制風險的基礎上，積極支持國內有條件的金融企業開展跨國經營，為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提供金融服務。同時，要鼓勵貿易、咨詢、法律服務、知識產權服務、人力資源等企業積極為服務業“走出去”提供服務。

大力支持服務企業“走出去”，適應國際市場競爭新形勢，積極支持服務貿易發展。完善服務貿易外匯管理政策，健全服務貿易非現場監管體系，簡化境內服務貿易企業對外支付手續，滿足服務貿易企業合理用匯需求。對“走出去”服務企業的后續用匯及境外融資提供便利，支持有實力的中資服務企業開展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支持符合條件的服務外包企業境內外上市。完善服務企業出口信貸、服務產品買方信貸政策措施，對服務貿易給予與貨物貿易同等的便利和支持。鼓勵政策性金融機構對列入《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指導目錄》的出口項目或企業，按規定給予貸款支持，推動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適應國際產業轉移新趨勢，重點支持服務外包發展，鼓勵政策性金融機構在自身業務范圍內積極支持服務外包發展；鼓勵出口信用保險機構積極開發新型險種支持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對服務外包企業辦理外匯收支提供便利，大力支持服務企業對外承攬服務外包業務。

（張二震：南京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經濟國際化決策咨詢研究基地首席專家；韓劍，經濟學博士，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責任編輯：浩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