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犯罪學實證學派

■ 趙明月

不管是關于“天生犯罪人”的論述還是對于“刑法個別化”、“對不同的罪犯處以與之相適應的刑罰”的主張，都無一不體現了作為“犯罪學三圣”之一的龍勃羅梭關注犯罪人本身在犯罪原因中所處的位置。盡管龍勃羅梭早期的“天生犯罪人”提法受到了多方攻擊，但就他所處的時代而言，能接受進化論并將其創造性地運用到解釋犯罪人犯罪的原因中，給了后來的人們積極利用先進理論進行科學研究莫大的動力和指引，帶動了犯罪社會學和犯罪生物學的共同發展，使不同學科之間有了別具特色的交融。在龍勃羅梭《犯罪人論》的不同版本中，可以看到龍氏在不斷修正自己早期的理論、加重社會環境因素對犯罪人的影響的研究比重，并據此提出對犯罪的預防和矯治，并特別強調預防的作用：他認為如果犯罪存在一種必然性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某種機制、教育或外部環境時，監獄和教育是救治犯罪的靈丹妙藥的觀點就是一種幻想；而在對犯罪的矯治方面，他提出了諸如在院里大型居民區的地方建立勞動場所、以實業學校取代監獄和教養院、進行監外執行等建議。二十世紀50年代，西方興起了罪犯再社會化思潮，以安塞爾為代表的新社會防衛學派提出對罪犯實行人道和再社會化，使社區矯正思想逐漸由學說滲透到立法，再轉化為各國的行刑實踐，這種注重對犯罪人的改造、完善而不是報復，強調刑罰的目的是將社會人格不完善、不能正常進行社會生活的犯罪人再社會化的制度與龍勃羅梭的一些觀點不謀而合。

菲利是實證主義犯罪學派的第二號人物，他不但發展了實證主義犯罪學理論，更重要的是運用于實踐和法律制度改革。菲利發展了李斯特的犯罪原因二元論，提出了犯罪原因三元論，提出導致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三：人類學因素、地理因素、社會因素，任何一種犯罪行為乃至整個社會的犯罪現象都是上述三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社會因素尤為重要。同時，菲利認為刑罰未必是最有效的，根據其“犯罪飽和法則”一定的社會有與之相適應的犯罪數量，犯罪的產生是由于社會本身所決定的，動之于刑罰未必都是最有效的，而建立一系列的補充策略卻是切實可行的，如移民自由、改革稅制，增加就業機會、以金屬幣代替紙幣以減少偽造、提供廉價的勞工住宅、改善城鄉住宅條件、改進街道照明、改革選舉制度、制定牧師結婚規則、革新結婚和離婚的法律以及確立一項有關賣淫的明智可規等。菲利的這些觀點顯然忽略了刑罰的威懾性，因而肯定很難轉化為現實，但外界也不得不承認在當時，對刑罰制度產生了不小的沖擊，推進了刑法中一系列觀念的更新。1921年，菲利擬定的意大利刑法草案，又稱菲利案，就是首次以“無刑罰的刑法典”的模式出現的，就是建立在其刑罰與保安處分一元論的觀點之上的，在此刑罰的概念消失了，徹底地被保安處分所替代，也正是從那時開始，社會上出現了非刑罰的思潮。

犯罪學實證學派另一代表人物加羅法洛建立了自然犯罪理論，此理論具有開放性的理論效應，在該理論的推動下確立了一種經典的犯罪分類方式——自然犯和法定犯。在加羅法洛看來，將犯罪僅定性為“法律禁止的行為”是一種惡性循環的犯罪概念，抽象、模糊其毫無實際意義，而且立法者的定義僅是“對某些行為進行歸類并將它們稱為犯罪”而沒能解釋“為什么在某個相同時期而且常常在同一國家的范圍內，某些行為在這里以犯罪對待而在那里卻根本不予處罰”。據此，加羅法洛提出對于自然犯，應該有世界共通的刑事政策，即應該有共通的刑法，共通的裁判手續，共通的行刑制度與警察制度。對于加羅法洛的觀點，犯罪人的理論爭議更大，因為將本身非常模糊的倫理道德作為考量犯罪的關鍵參數未免太過理想，從立法的角度講更難以達成“嚴密”。但關于刑罰的主張對于當代國際性犯罪預防的發展，對于當代國際刑事法律政策的擬定，產生了不小的促進作用，目前各種國際性會議的多次召開無不說明這一點。當然，更為關鍵的是加羅法洛關于“如果對不同類型的犯罪人使用不同的刑罰就能發揮刑罰的最大效益”的提法，給了近現代國家刑事制度的完善更大的發揮和想象空間，對他們從立法開始即關注有效預防再犯罪重要性的突出作用不言而喻。

除了前述“犯罪學三圣”，實證派還有一個代表人物是德國人李斯特。李斯特頗具特色的思想主要體現在量刑上，他特別強調主觀主義，提出了“應受刑罰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的著名口號，主張刑罰的輕重不能僅僅根據犯罪的客觀危害事實，而應以犯人的性格、惡性、反社會性或危險性的強弱為標準來對犯人進行分類，主張刑罰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這一觀點在世界范圍的影響可謂延續至今，遠的不講光是在我國刑法典中就體現得淋漓盡致。

總之，實證學派把犯罪的研究重點由行為轉向行為人，并因人的屬性多元化而采取多種研究方法，把犯罪學研究引入了一個更廣闊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