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與近代山西

陜勁松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山西 太原 030006）

岑春煊（1861年-1933年），名春澤，字云階，廣西西林人。在云譎波詭的晚清官場中，岑春煊以敢于參劾官員而著名；在動蕩變幻的清末政治走向中，以善于把握機遇，積極推動清末政治教育改革而被人推崇；在關乎國家命運的危急時期，他又以僅有的余熱投入到民國時期的護國、護法運動中?？傊?，他的一生給后人留下了太多令人回味的歷史印記。

晚清時期，岑春煊歷任陜西巡撫、山西巡撫、四川總督、兩廣總督等要職，成為20世紀初清朝地位顯赫一時的重臣。由于在朝中的顯赫地位，他得以接觸宮廷內外的許多關鍵人物和重要事件。其晚年著有《樂齋漫筆》一書，以自傳的形式記述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這本書后來成為研究晚清政治、義和團事件、庚子事變、慈禧西逃等最原始的歷史資料之一。

一、岑春煊與慈禧流亡山西

慈禧、光緒一行是從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離開紫禁城的，一直到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返回北京，流亡在外的時間長達16個月，總計485天。在流亡的初期，慈禧、光緒以及龐大的皇親貴戚隊伍有53天的時間是在山西境內度過。

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凌晨，慈禧、光緒倉皇出逃。這些皇親貴胄們一路上缺兵少將，擔驚受怕，餐風露宿。正是在這缺吃少喝，護衛短缺，心情灰暗，無比狼狽的時刻，第一個趕來保駕的就是時任甘肅藩司的岑春煊。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京津地區，朝廷諭令，要求各省督撫派兵進京“勤王”，但應命赴京的地方官員寥寥無幾。此時，岑春煊已經調任甘肅藩司（即布政使）。他“先率衛隊數十人，自蘭州省城取道草地北行”，歷經沿途沙漠的惡劣環境，“志仍不少餒，晝夜疾馳”，于七月二十八日抵達北京。在得到慈禧、光緒已經西逃的消息后，岑春煊隨后又“亟率所部，奔走訪求，迎謁于南口途次，相對痛哭”。[1]13

對于慈禧來說，岑春煊的舉動可謂是大忠大義，雪中送炭?！按舜纬醭龆紩r，一人均不管我，非在南口遇見汝，恐餓都餓死?！盵2]16這一及時的“救駕”行動贏得了慈禧的極大信任。岑春煊不僅迎鑾護駕有功，辦事也非常干練。慈禧在西行途中給岑春煊許了愿：“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也”。[3]15因為救駕及時，服侍慈禧和光緒恭謹有加，因而深得慈禧的寵信，岑春煊被任命為西逃途中的前路糧臺會辦，隨扈西行，日夕召對，一時成為這個流亡政府中的顯赫人物。從山西到了陜西潼關，岑春煊立即被提升為陜西巡撫。

慈禧到達山西天鎮縣后，由于天氣過于炎熱，提前準備的食物腐爛變質，一時半會兒，知縣根本無法籌備慈禧這一大批人所需的食物。面對此種情況，隨行的岑春煊對其大加訓斥，被逼無奈自殺?！疤戽偭盥勸{至河北的宣化，當即恭備一切，后以在宣化連駐蹕三日，食品皆腐臭，臨時趕辦不及，岑乃大加逼責，令無奈，至仰藥以殉?！盵4]72吳永所述這個姓岑的應該就是岑春煊無疑。因岑春煊而被彈劾的還有一位山西官員。慈禧一行抵達霍州時，知州李義銘通過告示招聘了當地最好的廚師，專為慈禧做飯。然而，霍州地方官的招待并沒有博取前路糧臺岑春煊的滿意。到了趙城縣時，岑春煊以供應不周參了一本，“此次鑾輿經過霍州地方，該州辦理一切實屬異常草率。姑念事關供張，著從寬……知州李義銘即行革職，永不敘用?！盵5]182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1901年4月16日），岑春煊奉命到山西出任巡撫，在卸去西行前路糧臺的職務時，曾經在奏折中提到過一些經費往來支出的情況：“臣自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奉旨辦理前路糧臺，幸賴部款撥濟源源，沿途各地方，亦能竭力儲備，俾供億度之，兩無缺乏。其由糧臺支發之款，溯自上年七月二十五日（8月19日）開辦之日起，截本年正月二十五日（3月15日）止，總計收過庫平銀五十七萬一千六百余兩，支過庫平銀五十四萬三千二百余兩，以支轉收，實存庫平銀二萬八千三百余兩?！盵6]4647-4648在內憂外患，國庫空虛，山西百姓生活窘困的壓力下，這也是岑春煊陪伴慈禧一路流亡山西以來所做出的努力證明。

每一次重大的政治風波都能引起官員的新一輪洗牌，有人升遷就有人被貶。岑春煊在慈禧身邊的忠心表現，引起越來越多山西官員的效仿。慈禧進入山西后，升遷的官員大同縣縣令齊福田、潞安府知府許涵度、原平鎮辦差者劉四龍、平陽府知府崇祥、趙城縣知縣高綺等等都因為用心、周到的接駕慈禧，紛紛得以擢升和重用。

慈禧的西逃，給以岑春煊為代表的官員的貶職和升遷帶來一次大變動。在這個方面，岑春煊的步步升遷就是最好的例子?！肮饩w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和光緒逃出北京，流亡山西時，他曾陪侍左右。作為對他忠心耿耿服務的獎賞，他被任命為山西巡撫?！盵7]310有這樣一種看似君臣實似家奴的特殊關系和救駕情分，岑春煊一時成為慈禧西逃途中炙手可熱的人物，得以日后步步高升?？梢哉f，慈禧西逃，成就了岑春煊與某些山西官員的官運，更為后來岑春煊赴任山西巡撫（1900年-1902年），發揮自己的才能智慧間接提供了機會。以此為契機，岑春煊憑借自己的“行政能力、操守和勇氣”，對近代山西的政治軍事，尤其是文化教育產生了重要的歷史影響。

二、岑春煊與近代山西教育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1900年），在逃亡途中，慈禧曾向跟隨的官員們詢問對庚子事件如何報仇雪恥一事，其身邊的大臣們手足無措，無人敢于應對。岑春煊直言不諱，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欲雪此恥，要在自強，自強之道，首需培植人才。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廣興教育始?！盵8]14

岑春煊“廣興教育”的思想由來已久。光緒二十四年初（1898年），岑春煊送人去北京參加禮部的考試，受到了光緒皇帝的單獨召見。岑春煊向光緒表述心跡，認為國家已經到了最危急的關頭，要自強自立，首先必須興學、興兵。[9]10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慈禧、光緒流亡山西途中，“未幾，即有重振學務只議，……朝廷于避秋不遑之時，以興學育才為先務，誠屬規模遠大，……此時亦為最切矣?！盵10]16在如此非常時期非常年代，能夠認識到普及教育和培養人材對一個國家自強雪恥的迫切重要，岑春煊進取的思想和遠見卓識，在晚清官場中實屬難得。

岑春煊“廣興教育”而強國的思想，其實踐地方就是山西，創辦山西大學堂就是其舉措之一。當時的山西，“地方荒旱，人民謀食維艱”，岑春煊到來之后看到這種情形，說：“無如山西貧困至此”。遵從朝廷旨意，他一邊從清理山西教案，入手安定、埋葬、撫恤教民，一邊在李提摩太等教士的幫助下，著手新式學堂的創辦工作。

曾為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出謀劃策的英國人李提摩太，在義和團活動中感受到了多數中國百姓思想的落后無知，堅持要在太原開辦一所高等學府，教化中國青年學子。征得英美等國公使同意后，在山西巡撫岑春煊的支持下，李提摩太從山西賠款中拿出五十萬兩白銀返還山西，創立山西大學堂（即后來的山西大學）。他說，籌建大學的目的在于專門開導晉省人民知識，設立學堂，教育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到迷惑。他認為“無知和迷信正是導致對外國人的屠殺（山西教案）的主要原因?！盵11]299

李提摩太在其回憶錄里記載了岑春煊在山西教育辦學過程所做的諸多努力和支持。巡撫岑春煊撥出城里最好的房舍，供學校暫時使用。當時有個反對西學的官員，忙于給北京朝廷寫信彈劾岑春煊，指斥其崇洋媚外，散布謠言。岑春煊大發雷霆，立刻命令該官員交出屬于學校的所有財產，立即離開，如在太原多待一天，則性命難保。[12]302為了提高青年人入學的積極性，學堂規定凡被推薦就學之生員免繳食、宿、書籍費，且每月每人發給二到八兩的助學金，每日必出四題考試，限一小時內答完，教習當堂劃分數，每月結算；分數在80分以上者均給獎金，85分給八兩五銀子，90分給九兩。學生分上等生月給11兩，中等生給六兩，普通生給四兩，三月不出門獎12兩，每班設正班長和副班長，在上尚有總班長，亦均各有銀兩不等，對學生獎學之優厚，可以概見。這種花錢激勵學生讀書的做法極大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13]303

李提摩太啟程去北京辦理學堂所需要的政府批文，岑春煊邀請山西地方官員為其餞行。宴會期間，李提摩太對岑春煊表示祝賀，感謝在他就任期間著手推動了山西前所未有的兩項偉大事業：一個創辦了這所山西大學堂，使山西教育從此能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比肩，一個是開始修建一條鐵路（1902年開通太原到北京鐵路）。這些都將給山西民眾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希望和利益。岑春煊說：“這兩項偉業都應歸功于你！倘若沒有你在這里，這兩件事是不會付諸實施的”。[14]302這并非自謙，實際上，岑春煊當時的心情應該十分復雜，在其自述筆記中說：“由李提摩太既各主教主持，捐充山西大學堂開辦經費。此為中國創辦大學之始，而出教案賠款捐助，良可嘆也?！盵15]21岑春煊最終實現了中國最早的教會大學——山西大學堂的創辦理想。岑春煊這種辦學救國的思想為山西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山西大學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建立的三所國立大學之一，一方面與晚清政府、山西地方官紳重視科學、舉辦教育有重要關系，更與當時擔任山西巡撫的岑春煊所作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后來岑春煊調任至四川總督時期，立即組織翰林學士開始主辦四川的高等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年），他調任兩廣總督后，仍舊不遺余力地大興當地的文化教育。在當時的動蕩社會形勢下，在各省的晚清政治官員中，岑春煊可稱為大興教育的翹楚。無論如何，大學的建立，對于二十世紀初期經歷了諸多天災人禍的山西百姓來說，是一件萬幸中的幸事，它不僅推動了山西近代教育，而且帶動了近代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新式山西大學堂剛推出三個月，朝廷就頒布詔書，要求在每個省會城市建立一所現代化大學堂?！斑@一計劃使中國一時間充滿了希望，”一種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熱潮迅速擴展，“蔓延了整個帝國，許多寺廟被改成學?！?。[16]287

岑春煊的一生，或褒或貶已經不重要了。一方面，他從始自終都是忠心耿耿的一位封建官員，總是不容置疑地執行著朝廷和慈禧的各項旨意，盡心竭力效忠于茍延殘喘的晚清政府，鎮壓過回亂、義和團以及農民群眾的反抗運動。在慈禧流亡山西時期，他更是及時救駕，鞍前馬后的服侍途中的衣食住行、地方接待和軍隊護衛等一切事宜，將自己對封建朝廷的愚忠思想表現的淋漓盡致。

但另一方面，他順應歷史潮流，裁撤冗員改革吏治的政治主張，興西學發展教育以強國立國的視野和遠見，敢于直言積極推動清末新政等所表現出來的能力和魄力，卻也是晚清重臣中難得的。尤其是“廣興教育”思想的提倡，表現出其卓越的眼光和智慧。他屢次大力吁請國家最高統治者和地方行政長官將興辦教育，促進西學，培育人才列為國家第一要務。而他本人更是言出而果行，為官一任，興教一方。

當然，這種用西學興教育的思想也不過是走馬觀花式的注重形式的短期的應付舉措，與張之洞等人所設計的照抄照搬的日本教育制度一樣，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近代中國發展中所存在的根本問題，最終只能是等待舊有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徹底崩潰。

［1］［2］［3］［8］［9］［10］［15］（清）岑春煊：《樂齋漫筆》，《近代筆記史料叢刊》［M］.北京：中華書局，2007.13-21.

［4］（清）吳永口述.劉治襄記錄.庚子西狩叢談［M］.近代文史資料，長沙：岳麓書社，1985.

［5］（清）清德宗景皇帝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7.

［6］（清）朱壽鵬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4647-4687.

［7］［11］［12］［13］［14］［16］（英）李提摩太著.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87-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