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訴案件刑事和解的司法處置與檢察監督

于向陽，韓江濤

(天津市寶坻區人民檢察院，天津301800)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后，在特別程序中增加了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章節，這使得司法機關多年來對刑事和解制度的實踐和探索終于以法律條文的形式體現在刑訴法中，使實踐中的刑事和解有了規范的法律依據。檢察機關作為刑事訴訟中的公訴機關和監督機關，雖然對刑事和解制度進行了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但是在新的刑訴法下，怎樣結合自身的檢察職能，對刑事和解案件進行具體操作和執行，尚缺乏明確的規定。

一、檢察環節刑事和解案件的現狀評析

1．適用范圍較為片面。在刑訴法修改前，實踐中刑事和解案件所適用的范圍比修訂后的規定要略為寬泛。在基層檢察機關，重傷害案件及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等侵害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及侵財類案件，占公訴案件比例較高，對于這類案件的刑事和解及處置，修訂后的刑訴法則沒有進行規定。實際上在這類案件中加害人同樣需要渠道來表示悔罪及對被害人的歉意，被害人也仍希望能盡快得到賠償，如加害人主觀惡性不大，社會危險性較低，仍可適用刑事和解的相關規定，因此這類案件在刑事和解方面仍有拓展空間。如盜竊案，數額達到巨大標準后，適用法定刑為三年以上，但是如退賠被害人并得到諒解，是可以建議對加害人從寬處理的。

2．效果不明顯。首先，在程序上難以體現和解案件的效果。以往司法實踐中所謂達成刑事和解在相當程度上是刑事附帶民事部分的和解，而對于刑事部分，仍按照既定訴訟程序進行，所以，此種意義上的刑事和解其實質內涵往往較為片面。檢察機關在這類案件的司法處置上往往顧慮社會輿論與被害人情緒等因素，極少啟動不起訴等程序終結和解案件。因此這類案件的處置僅是在庭審程序中減少了附帶民事部分，卻難以體現出刑事和解案件本身的特點。其次，在實質上難以達到和解的理想效果。例如，在重傷害等案件中，盡管被害人期望和解熱情較高，而加害人面對賠償后仍要接受三年甚至以上有期徒刑的處罰往往難以接受，甚至產生“破罐破摔”的想法而放棄賠償。因此往往這類案件和解的比例較低，原因在于修訂后的刑訴法未將這類案件列入其中，而在刑法條文中，和解僅作為酌定情節考量。這使得檢察機關缺乏有效的處置方式，審判機關也固守于刑法條文而不肯輕易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由此，在實質上難以體現刑事和解程序節約司法資源，修復社會關系的效果。［1］

3．缺乏有效途徑。檢察機關作為刑事訴訟的中間環節，承擔著刑事案件的偵查監督和審查起訴工作。然而開展刑事和解工作并非公訴工作的當然內容，且啟動該程序會加大工作量，還須承擔由此帶來的辦案風險。實踐中，檢察機關開展和解工作一般僅限于在雙方當事人之間“牽橋搭線”，或者在檢察機關的主持下由雙方當面就和解問題進行商談，效果并不理想。此外，在檢察監督層面，對部分刑事和解案件存在監督的真空。如在案件偵查階段因雙方達成和解而不立案或者撤銷立案的案件。

4．缺乏相應配合機制。修訂后的刑訴法，對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達成和解后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如此，犯罪賠錢、道歉就免除了所有責任，是會有“花錢買刑”的嫌疑，社會輿論及被害人對此當然會有所質疑，這種處理方式的確有些操之過急。構成犯罪，不能僅因達成和解而免于一切處罰。而我國法律尚缺乏相應的機制來配合不起訴案件的后續程序。此外，加害人分期履行和解義務案件，加害人因和解而獲得較輕的刑罰或者處理后，如不履行或者不積極履行相關義務，檢察機關也缺乏相應司法措施來促使其履行義務，保證被害人權益。

二、刑事和解與對應的司法處置

(一)開展刑事和解途徑

檢察機關在刑事和解案件中，除承辦人主動聯系雙方當事人開展和解工作外，檢察機關還可通過“檢力下沉”，設立巡回檢察室等措施服務基層部門，與鄉鎮街等基層司法調解機關加強聯系，對符合條件的案件由司法調解機關進行調解，并制作和解協議。司法實踐中一些地區檢察機關嘗試以基層檢察室為載體，開展“法治校長、法治村長、法治廠長”等服務社會管理的職能。筆者認為，可以通過這一途徑，對所轄范圍內的刑事案件結合基層組織開展刑事和解。

(二)司法處置方式

1．依托不起訴權對情節較輕的案件不予起訴。不起訴權雖作為檢察機關的法定職權，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各種原因一般應用較少。在刑事和解領域，檢察機關可以運用這一職權，對一定范圍內的案件開展刑事和解。因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例如侵財型犯罪，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剛達到追訴標準的案件，且犯罪嫌疑人多為初犯，這類人本身社會危險性很低，只是因為一時沖動而犯罪，如對其進行適當教育，即可使其認識錯誤，主動悔改。對其不予起訴，不僅節約司法資源，更重要的是能夠避免其因被判刑而在社會群體中遭受歧視及至心理上遭受創傷。因此，這類案件如達成刑事和解，可對其作出相對不起訴的決定。對于不起訴的案件，可以對加害人附加一段時間的社區服務等公益性義務，通過他的公益服務來彌補其對社會秩序造成的損害。

2．參照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實行附條件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是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訴訟程序所作的特別規定。在刑事和解案件的處理程序中，可以參照這一規定。對達成刑事和解的案件，檢察機關可以根據案情對其加害人不予起訴，但是應當設置一定期限的考驗期，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考核來檢驗加害人的悔改程度。個別加害人雖然在物質上對被害人進行了賠償，但其內心是否真正悔改，從當場表現往往難以確定，對此檢察機關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一方面可以觀察其表現，另一方面也促使其在考驗期內約束行為、認真悔改。檢察機關應結合有關部門積極探索社區矯正、社區服務、管束制度等，與社區、學校、單位等緊密配合對加害人實施跟蹤幫教，準確把握其工作、學習、生活狀況和思想動態，矯正其違法行為和一些惡習，強化其法律意識，促使其改過自新。

3．充分發揮量刑建議權，對達成和解案件發表量刑意見。檢察機關作為量刑建議的發起方，在雙方達成刑事和解后，可結合《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中對于和解類案件的相關規定，以量刑建議的方式對加害人所適用的刑罰充分發表意見。比如可能判處三年以上的侵財、侵犯人身權利的案件，對于主觀惡性較低、積極悔改的犯罪嫌疑人，在達成和解后，可以根據具體案情，積極探索合理適用法定刑以下刑罰的處理方式。

4．通過刑事和解審查羈押的必要性。羈押必要性審查是修訂后的刑訴法對檢察機關職權的又一項重要規定。其內容主要是對于被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仍應進行羈押的必要性審查，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保障人身自由，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2］在刑事和解案件中，加害人家屬經加害人同意后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能充分體現出加害人對自己犯罪行為的認知和悔改，表明其社會危險性降低，檢察機關應當及時對其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如對其采取取保候審等強制措施，不存在影響訴訟的順利進行及被害人的安全等因素時，發現確實無羈押必要的，應當及時對其變更強制措施。通過改變強制措施，節省司法資源的同時，使加害人體會到認罪悔罪所得到的社會諒解，更能促使其在內心深處主動反省罪過，回報社會。

三、檢察監督權在刑事和解中的運用

(一)公安機關主持刑事和解案件的監督

公安機關主持刑事和解的案件一般有兩種處理方式。(1)將和解協議及相關材料同案卷一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這類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后，檢察機關承辦人應核實和解的真實性及合理性，發現問題及時處理。(2)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后不立案或撤銷案件。盡管公安機關的這種處理方式缺乏相關法律依據，但其客觀存在卻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犯罪情節相對輕微的案件，基層公安機關的處理方式在總體上所取得的社會效果是應當肯定的。但是，這種案件往往因為撤案而不會進行到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的環節，所以檢察機關對于這種案件的監督幾乎為零。因此，檢察機關需要探索新的監督途徑。如:可以通過與公安機關協商，或以會簽文件的形式確立處理程序。這種案件在終結前，將有關材料移送檢察機關有關部門進行簡化程序的審核，經審核無誤后，再轉回公安機關進行處理。在審核中發現問題的，及時要求公安機關進行說明，認為情節相對較重，應當提起公訴的，要求公安機關將案件移送審查起訴。這樣既可以保證案件處理的效率，又能通過檢察機關的審核保證案件的處理質量及刑事和解部分的公正性。

(二)法院主持刑事和解案件的監督

案件在審判階段進行刑事和解，審判機關會通過判決對被告人相關情節進行評價，并以量刑的方式體現。審判階段是加害人與被害人距離案件處理結果最近也是最后的階段，這一階段中，加害人往往會比較急于進行和解，而個別被害人會趁機漫天要價，增加和解難度。筆者所經辦的一件輕傷害案件中，加害人為了能獲得緩刑，急于賠償，而被害人見此情景則開出了30萬元的高價，否則免談。實踐中這樣的案例并非少數。對于這種案件，檢察機關在庭審時可以就和解的內容及結果適當發表意見，監督和解的公正性和合理性，適時保證加害人的合法權益。在判決審查時，則應對因和解所涉及的內容及刑罰適用幅度及時進行審查，發現有失公平、公正時，應及時向審判機關提出意見。

(三)和解協議執行情況的監督

刑事和解協議因與刑事犯罪之間存在密切關系，因此其不同于因普通民事關系而產生的協議。筆者認為，可以賦予檢察機關所主持的刑事和解協議一定的強制力。對于分期履行的和解案件，設定案件跟蹤制度，由承辦人定期核查加害人履行協議情況，或者結合基層組織，監督其按時履行義務。如不履行，可以通過由基層組織或者調解委員等單位依據和解協議督促其履行，甚至結合公安機關通過行政處理方式迫使其履行規定義務。

［1］吳宗憲．恢復性司法評述［J］．江蘇公安?？茖W校校報，2002(3)．

［2］萬 春．新刑事訴訟法對偵查監督工作的影響及其應對［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