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對策探究

孫 穎

(天津市靜?？h人民檢察院，天津301600)

近年來，刑事和解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實際效果在全社會得到廣泛認可和推行。在刑事和解的探索實踐中，各地檢察機關總結積累了很多經驗與做法，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只有不斷破解這些難題，刑事和解才能不斷深入。于2013年1月1日生效施行的《刑事訴訟法》專門增加了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專章，作為第五編第二章。

一、用新刑訴法的視角看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契合了構建和諧社會的語境，并體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精神，因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從各地檢察機關的信息顯示，近年來，由檢察機關開展的刑事和解嘗試一直都在穩步前行，并逐漸獲得各界認同。例如:2003年北京市政法委下發了《關于北京市政法機關辦理輕傷害案件工作研討會紀要》、2007年江蘇省無錫市出臺了《關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見(試行)》等，都開始對輕微刑事案件試行刑事和解制度。這次刑事訴訟法大修，試行多年的刑事和解已得到法律的認可，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以專章規定了刑事和解程序，明確了適用的案件范圍、條件、程序和法律效力，對于規范司法實踐，保證案件處理效果，具有積極意義。

二、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價值和現實必要性

1．保障被害人的利益，提高其訴訟地位。傳統的刑事司法中，犯罪因侵害國家和社會的利益而由國家公訴機關代替被害人提出控訴，被害人處于被邊緣化的訴訟地位，只能起到輔助查明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作用，而且受害人利益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法院判決執行難也是眾所周知的司法痼疾，刑事和解制度改變了這一現狀，被害人可以與犯罪嫌疑人和解，在已經受到傷害的前提下享有很大的控制權，可以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提升自己在訴訟中的地位。

2．保護加害人的權利，有效預防行為人再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處理方式，尤其是在刑事和解的前提下做出的不起訴決定，可以防止犯罪的標簽對人產生的不利影響，也避免了羈押期間受其他被監管人員“感染”的可能，使行為人通過積極的、負責任的態度重新融入社會，既減輕了刑罰執行的成本，也解決了犯罪人重歸社會的問題。

3．實現社會整體效益的最大化。硬性的刑事法律調整所產生的后果有可能與社會所期望的結果有所差別。對被害人而言，傷害已經造成，理性的做法就是從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這里的利益包括經濟利益和精神利益。對犯罪人而言，在自由與經濟損失之間，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自由更加可貴一些，況且有些犯罪的人也希望有這種途經賠償被害人。從社會公共秩序和利益的角度考慮，刑事和解可以避免私力救濟可能帶來的惡性循環，從而維護社會和諧。從我院辦理的輕傷害和解案件來看，雙方當事人之間原本就存在諸如親友、鄰里、同事等特殊關系。在檢察機關主持下，加害人和受害人建立對話關系，加害人主動承認過錯并積極賠償受害人損失，受害人精神及物質層面的損失及時得到雙重恢復，使雙方已破裂的關系得以修復，刑事和解使司法資源的配置更趨合理。

三、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存在的問題

1．同罪不同型處理，弱化法的規范和預防作用。刑事和解制度從實施情況來看，有無賠償能力成為是否適用和解制度的重要決定因素，容易傷及法律的權威，因為和解以后，同樣的案件可能會出現明顯的不同處理，從而出現同罪而刑罰適用不平等問題，與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相悖。加害人以金錢賠償獲得受害人諒解，換取刑罰上的從輕處理，會令人產生可以“以錢買刑”的錯覺，降低刑罰威懾力，從而弱化法的正常規范作用，人們就會拷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拷問制度設計的公平性，給公平正義的理念帶來沖突。

2．賠償標準無法確定，容易異化成“博弈”。由于刑事和解的賠償沒有統一的標準，容易出現被害人“漫天要價”，加害人討價還價的“博弈”局面，使檢察機關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從刑事和解制度的設立原意來看，從寬處理刑事和解案件，是出于鼓勵犯罪嫌疑人真誠悔過致歉并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而加害人一方附加條件給付賠償則是本末倒置，不僅與刑事和解本質背道而馳，還蔑視國家機關的控訴職能，使刑事和解制度成為雙方當事人利用的工具或籌碼。

3．和解協議缺乏強制執行力，造成司法資源浪費。實踐中，檢察機關經常會碰到刑事和解幾多反復的情形。和解協議不能像其他刑事裁判一樣具有國家強制力的保證，在履行中可能會出現無力履行、消極履行、惡意不履行等情況。此外，由于檢察機關工作任務繁重，辦案壓力較大等因素，對和解后加害人的表現無法實現有力的事后監督。從整個司法程序而言，刑事和解確實使司法成本降低了，但是對檢察機關而言，辦案的成本反而增加了，如若最后協議無法執行，更是對前期司法資源的浪費。

4．和解方式單一，有損公權力權威和形象。從司法實踐看，刑事和解大多數是拿錢說事。這種單一的“以錢代刑”方式，易使一部分有錢人憑借刑事和解逃避刑事責任，使無賠償能力的人無法選擇刑事和解程序。經濟賠償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被害人的精神撫慰并不全能由經濟賠償代替。以經濟賠償是否到位來決定刑事和解的成敗，會在社會上造成刑事和解就是“賠錢免刑”或“拿錢買刑”的印象，使人對司法公平正義產生懷疑。

5．缺乏法律監督機制，容易滋生司法腐敗。刑事和解是把“雙刃劍”，用的好，可以更好地化解社會矛盾;用的不好，可能導致法律適用上的不平等。目前刑事和解大多由承辦人一人負責啟動、調解，運動員和裁判員的雙重身份，也會給某些執法人員徇私枉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缺乏必要的監督，加大了司法腐敗的風險。

四、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對策探究

1．細化實施程序，規范刑事和解適用。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嚴格限定了當事人和解的條件和案件范圍，以及和解的方式、結果和程序。檢察機關在適用刑事和解時，應根據不同訴訟階段，細化執行程序，推進執法規范化。以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主持進行和解為例，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步驟:(1)受案階段。由承辦人初審，在告知程序中復核雙方當事人，如果雙方或者一方表示出調解意愿，則按照法定條件對案件能否適用和解程序進行審查;(2)協商階段。至于是由雙方自行協商還是“檢調對接”，無需嚴格限制，可視案件具體情況適用;(3)組織見面階段。由檢察機關適時組織案件雙方見面，根據案件情況確定并通知有關參加者;(4)審查階段。由檢察機關對和解協議的效力及可行性進行審查。

2．明確賠償標準和尺度、建立多元化的和解方式。刑事和解更多的是雙方合意的體現，對賠償范圍、賠償數額可以由雙方協商。雖然這些協議內容應盡可能體現自由意志，但由于刑事和解的適用與刑事法律所達到的效果有著必然的聯系，所以有必要對這種“合意”加以一定的約束，避免使刑事和解成為討價還價和逃避法律的砝碼。同時，應該取消和解方式的單一化，從立法上增加非監禁處置措施，如訓誡、具結悔過、社會幫教、勞動賠償、社區公益勞動等多種和解方式，以供刑事和解選用。

3．確認刑事和解協議的效力，加強對加害人的事后監督。要從根本上解決當事人反悔的問題，最終還得從法律上確認和解協議的法律效力。一旦經當事人自愿達成的刑事和解協議經雙方當事人簽字后，經檢方確認刑事和解具有強制執行力，非因法定事由不得主張撤銷或者變更。如果被害人在協議沒有履行的情況下提出反悔，表明已經遭到損害的社會關系并沒有得到修復，并不符合刑事和解的價值取向，在此情況下，司法機關應當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責任，以達到刑法所具有的懲罰性功能。

4．建立暫緩起訴制度，確保刑事和解的順利進行。適用和解暫緩起訴，規定一定的寬緩期，實現暫緩賠償和分期賠償，可以緩解加害人因一時經濟困難而無法賠償的問題，促進和解的最終實現，減少“同罪不同刑”情況的出現。但這種暫緩制度也是在法律規定的程序期間內進行，從對當事人雙方最大利益保護的角度出發，但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如果在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后出現一方反悔或者缺乏履行能力，檢察機關應當根據情況繼續啟動追究其刑事責任的程序。

5．加強和解執行監督，保證刑事和解的公正合法。為了防止有人在刑事和解中濫用權力，相關監督制約機制是十分必要的。對內可以通過檢務督察、人民監督等方式進行監督，嚴格定期審查和重點個案報備制度，防止片面追求刑事和解而造成辦案拖延或借刑事和解之名，降格處理、放縱犯罪等違法違規現象;對外要加強協調，建議政法機關協調制定統一的與人民調解、教育、民政部門、社區基層組織的對接、配合機制，并對相關司法考核體制進行優化，以增加刑事和解程序的公開性和透明度。

6．建立受害人國家代償制度，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公平。從目前刑事和解的實踐看，建立起以國家財政撥款和社會力量募捐款項等為主要來源的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基金，以減少不同嫌疑人因賠償能力的不同而導致的司法不公。對達成和解協議，已經窮盡手段，但仍無力賠償的加害人，可以經其申請，在檢察機關查證后，由國家代為賠償。國家代為滿足受害人的賠償要求后，獲得對加害人的追償權，加害人有義務定期或一次性予以償還。筆者認為，這項制度的建立存在著極大的困難，并非檢察機關或者司法機關可以單方促成的，需要全社會各方的支持與推動，相信隨著司法體制的不斷進步，社會救助體系的不斷完善，國家賠償機制的不斷發展，相關的受害人代償制度終會建立起來。

［1］陳崇諾．檢察改革視野下刑事和解制度的實踐與完善［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9(12)．

［2］李莉航．新刑訴背景下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再研究［J］．法制與經濟，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