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送達制度的現狀與路徑選擇

姜福曉，崔興巖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100029)

送達難已經成為目前耗費司法資源、影響辦案質量及增加當事人訴訟成本的重要因素。然而這一問題卻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其實，“法院向當事人送達還是當事人到法院領取文書”這一問題只是一個表象，其深層原因在于我們如何對民事送達的制度定位和價值取向進行理解。研究民事送達的制度定位、價值取向以及研究在此基礎上如何對民事送達制度進行完善，從而破解“送達難”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制度現狀與實踐樣態

(一)我國民事送達的制度現狀

目前我國關于域內民事送達的法律文件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至八十四條，第七十七條規定送達方法和送達日期，另外七條分別規定直接送達、留置送達、委托送達、郵寄送達、轉交送達及公告送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1992］22號)第八十一至九十條，對民事送達制度進一步進行了規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法釋［2003］15號)第五至十一條對簡易程序的送達問題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從司法解釋層面確認了捎口信、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簡易送達方式，并對當事人的送達地址告知義務及送達地址確認制度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以法院專遞方式郵寄送達民事訴訟文書的若干規定》(法釋［2004］13號)專門就解決人民法院直接送達訴訟文書困難的問題對法院專遞方式郵寄送達方式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二)民事送達實踐中的表現及原因分析

盡管有上述相關規定，但送達難的問題在司法實務中依然突出。據筆者在實務中觀察，送達難問題主要表現在這些問題上:有的當事人居無定所，有的單位是“皮包公司”，難以尋找下落;當事人惡意隱瞞被告真實住址;有關人員身份難以認定。送達人往往不認識被送達人，個別被送達人利用這一點矢口否認自己就是當事人。此外同住人不一定是家屬，由于送達人員沒有事先驗證身份的權力，很難確認受送達人身份，導致受送達人不予接受。一些法人和其它組織內部工作人員不一定有明確分工，因此可能出現拒收或互相推諉，導致送達無效。司法專遞人員的非專業性導致送達工作失誤，公告送達存在缺陷，送達成本昂貴并占用過多審判力量等。上述種種送達難的表現，主要可歸納為三方面原因:

1.人的原因。一方面，當事人或相關訴訟參加人缺乏訴訟誠信精神，部分當事人預見到訴訟結果可能對自己不利時，就會惡意逃避送達。部分受送達人通過拒簽法律文書達到拖延訴訟目的。單位受送達人經常讓臨時工作人員接受而推托自己未收到文書，有的干脆拒絕簽字。另一方面，部分法院工作人員工作態度不好，導致當事人抵觸心理而影響送達，或由于業務水平不足而導致送達不合格。有些法院工作人員缺乏公正司法觀念，不能準確理解法律意旨，業務素質不高，視送達工作為隨意性工作，沒有及時送達，致使當事人訴訟權利得不到保護。羅爾斯說過:“不正義的行為之一就是法官及其他有權者沒有運用恰當的規則或者不能正確的解釋規則?！保?］

2.物質保障不足，給民事送達造成一定困難。很多基層法院用于送達的車輛僅有兩三輛，送達人員也非常有限，而需要送達的案件卻每年有幾千件甚至上萬件，從而導致送達慢、送達難。

3.制度層面的原因。送達制度至少應當包括主體、客體、送達方式、送達地點、送達程序、送達法律效果等內容。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關于民事送達的8個條文中，除一條規定送達回證外，其他七條只規定6種送達方式。我國民事訴訟法對送達主體和受送達主體規定不明確。第一，《民事訴訟法》第七十八條規定:“送達訴訟文書，應當直接送交受送達人?！痹摋l文未明確送達主體，司法實踐中，我國實行的是職權送達主義，送達的主體只有人民法院。民事訴訟法也未明確受送達主體范圍，以至在審判實踐中，對其他訴訟參與人如證人、鑒定人、指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等在法律文書送達、傳票和出庭通知的使用上很不規范，影響送達效果。第二，法律條文規定過于空洞。對具體送達主體、程序以及當事人躲避送達、基層組織或所在單位不配合，如何處理無相關的規定。對公告送達也只規定了允許公告送達的情況，未規定公告應采用的具體方式和程序。第三，法定送達方式不完備。在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確認的送達方式中最常用的有直接送達、郵寄送達和公告送達三種。部分送達方式已不能適應當前司法實踐的需要，導致法院在送達過程中遇到相關情況時，傳統方式無法送達而用新送達方式又無法律依據，影響送達合法性和案件質量。第四，缺少強制性措施保障，導致當事人拒收、躲避甚至撕毀訴訟文書以及有關單位或基層組織不配合情況普遍存在，往往只能選擇公告送達，而無規定相關法律后果。

在傳統送達制度下，民事送達主體必須是法院。民事送達制度剛性有余、柔性不足是導致送達難的主要制度原因。其深層原因則在于傳統重實體輕程序、重權力而輕權利的立法觀念以及在司法實踐中人文關懷的缺乏。在這種觀念籠罩下，送達制度作為一項程序性制度，只是為實體法服務的工具而已，失去了獨立價值。

二、路徑選擇和制度設計

(一)路徑選擇的基本標準

民事送達的制度功能為訴訟信息傳遞，因此民事送達制度路徑確定的首要標準是確保訴訟信息被送達人知悉。司法過程作為一種看得見的正義，必須保證高度透明性和公開性，實現這一目的的基本制度便是卷宗制度。因此送達方式須具備一定外觀記錄方式，可供事后查詢，如送達回證、郵寄回執等。民事訴訟作為國家提供的公力救濟方式，不僅要保證程序正義，還要保證司法效率，降低訴訟成本。減少成本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減少整個社會付出的成本總量，即絕對成本;二是將成本總量在訴訟參與方中進行合理分配，即相對成本。

(二)民事送達制度完善的路徑

解決民事送達中的諸多問題尤其是送達難的問題，理應遵循以上三個標準。送達主體、送達方式、不同送達行為的要求寬嚴這些具體規則如何制定，均應當考量這三個標準，而不能受制于傳統思維定勢，如送達主體只能是法院、送達方式僅限于法條規定的幾種、各種送達行為都要采用同樣嚴格的標準。

1.以人為本，實行送達主體雙重化。主體雙重化是指以法院送達為主、當事人送達為輔的送達體制，即以法院送達為主，當事人之間傳送訴訟文書為輔。送達主體雙重化的立法主要有兩個版本。其一是以德國為代表，以法院送達為主、當事人送達為輔的體制。當事人除自己或律師送達外還可以申請法院送達員辦理。既可由當事人自己送達也可以交郵局送達，或由己方律師不拘形式地將訴訟文件交給對方律師。［2］其二是以美國為代表，區分不同訴訟階段和訴訟環節確定送達主體。［3］

另外，法院與當事人之間還應建立和諧的合作關系，如在送達過程中可采取先通知后補簽送達回證。以人為本，尊重當事人選擇應當成為設計、改革民事送達制度的基本理念。我國民事送達體制的改革需從民事送達的制度定位和價值取向中尋求依據，而不是單純以法院為中心考慮問題。從保障民事權利主體實現權利和提高訴訟效率的角度考慮，我國應建立送達主體雙重化體制，減少送達環節的司法需求，以緩解司法資源供給不足的問題。

2.科學發展，實行分類送達制度，適度增強送達制度的彈性。分類送達制度是根據送達行為對訴訟程序的重要性作出分類，把不同送達行為評定為不同等級，根據不同送達行為的特點設置繁簡不同的送達方式。分類送達同樣要遵循送達制度設計的基本標準，應保證信息被受送達人知悉、有客觀記錄，在此基礎上使送達成本最小化。立法應對不同送達行為及相應送達方式作明確規定。

送達分類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按送達所屬訴訟程序的繁簡進行分類，即簡易程序的送達和普通程序的送達。從我國現有制度來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法釋［2003］15號)對簡易程序送達進行了較為合理的規定，這是分類送達的良好開端。另外，還可就同一訴訟程序中不同階段的送達行為而進行不同規定，如合議庭成員通知送達和判決書送達就可區別對待而采取寬嚴不同的要求。

3.從立法層面確認新的送達方式，增強送達制度開放性。隨著社會生活復雜程度的增加，民事訴訟法及周邊規定的送達方式如直接送達、留置送達等已不能完全適應司法實踐需要。與此同時，移動通訊、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又為完善送達制度提供了契機。以電話通知送達為例，現有普及程度和技術完全可克服難于有效記載的缺點，錄音磁帶或數字錄音不但可完整記錄通話內容，而且可以作為檔案存入卷宗。目前已經有不少法院開始了這方面嘗試。浙江、江西等法院已經成功利用電子郵件送達開庭傳票、調解書，［4］四川省成都市中級法院上網發布執行公告，福建省泉州市中級法院網上開設執行工作網站。浙江高院也在司法送達制度化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以正式文件對短信、傳真和電子郵件送達進行了規定。

盡管如此，以上各種新型送達方式的探索在現有民事程序法律體系中仍找不到應有位置。這些實踐應成為民事程序立法或司法解釋的重要考慮因素。從制度上確認這些新送達方式，是正當程序理念對民事送達制度的訴求。

結語

傳統重實體輕程序、重權力而輕權利的立法觀念以及在實踐人文關懷的缺乏掩蓋了民事送達制度的重要性。民事送達程序作為民事訴訟信息中樞有獨立的意義。民事送達制度設計應當以人為本，在公正和效率兩大價值中做出科學平衡。最高人民法院作為法律解釋機關，以司法解釋形式對民事送達制度進行完善和改革，是一種較為可行的辦法。

［1］［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2］譚桂秋.德、日、法、美四國民事訴訟送達制度的比較分析［J］.比較法研究，2011(4).

［3］［美］史蒂文·蘇木，瑪格瑞特·伍.美國民事訴訟的真諦［M］.蔡彥敏，徐 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4］鄒征優.江西高院電子郵件送達或雙贏［N］.人民法院報，2013－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