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理人到場的利弊及司法應對

辛瀟瀟，姜 婷

(天津市寶坻區人民檢察院，天津301800)

刑事訴訟法修訂后，增設了未成年人犯罪的訴訟程序。其中第二百七十條第一款規定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訊問和審判時，應當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部分特定情形下，可以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法定代理人到場的規定從“可以”變成“應當”，不僅是立法角度的剛性體現，而且貫徹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理念，與未成年人保護法關于“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保持了統一。值得重視的是，“法定代理人到場”成為現實以后利弊并存，其積極意義固然非常明顯，然而由于到場者的不當甚至違法行為導致的負面效應同樣不容忽視。對此我們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堅持唯物辯證的理念，以客觀公正的視角正確應對。

一、法定代理人到場的積極意義

1．有效維護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及合法權益。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多數文化水平不高、身心發育尚不成熟，因而對事物的判斷和處置可能都有欠缺。我國刑法規定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應當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涉嫌犯罪而進入司法程序的未成年人，本身已經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因而在訊問和審判過程中受到不公正處遇，甚至面臨威脅、恐嚇、刑訊逼供等情形時，往往不能正確對待致使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相應地，如果此時其監護人在場，至少能夠起到一個“主心骨”的作用，并適當對訊問行為施以監督。

2．能有效提高供述的真實性和可信度。一方面，訊問時法定代理人(即監護人)在場，能夠從心理上促使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正確認識和對待自己實施的犯罪行為，并對于司法人員的問話如實作答。至少可以假定這樣一個前提:在場的法定代理人會堅持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立場。那么，如果犯罪嫌疑人與監護人都閱讀并認可了訊問筆錄且簽字確認，其可信程度必然大大提高。即便后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產生翻供企圖，這也足以成為證實偵查及訊問過程合法、證實犯罪的有力證據。

3．有利于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感化與法制教育。從這一角度來說，監護人不僅與犯罪嫌疑人具有無比親密的親情關系，而且從主觀上更希望他們能夠悔過自新并受到從輕處罰。因此，即便嫌疑人具有抵觸情緒，在場的法定代理人也會主動配合司法人員開展說服教育工作。同時，這種形式的說服教育與司法人員的教育相比，往往具有更加明顯的效果。

4．能夠協同解決與案件相關的問題。未成年人實施的許多犯罪案件是符合刑事和解條件的。但是能否和解、怎么和解，他們反而因為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且無法與被害人有效溝通而不能起到決定作用。訊問時如果法定代理人在場，很容易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協調解決賠償問題，從而達成和解意向。另外，實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由于本人的年齡、身份等問題對是否構成犯罪、犯罪的性質產生影響。監護人一般了解這些真實信息，有利于辦案人員在第一時間進行核實。即使當場出現疑問，或者存在變更證據的苗頭，也能促使及時發現問題并迅速處理。

二、法定代理人到場的現實弊端

1．影響訴訟效率。與單獨訊問犯罪嫌疑人比較而言，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場，必然要增加辦案人員的工作量。如取得法定代理人的聯系方式并進行事先溝通;安排適當的訊問時間;犯罪嫌疑人在押的，需要辦理進入看守所的手續;訊問過程中，需要隨時注意是否存在其他影響訴訟的行為和問題。應當說，這是形式上的外在表現，雖然應當通過主觀努力克服，但畢竟是客觀存在的現實。

2．干擾訊問進程。法定代理人作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監護人，在訊問現場經常出現的心理反應包括幾種情況:恨鐵不成鋼;極端袒護;過分否定;因溺愛而完全不能正確認識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性質。受這些因素影響，往往存在各種影響訊問的可能。如現場對被訊問人以眼色、手勢等進行暗示，引導其避重就輕，干擾回答問題;個人情緒因悲傷、激動、憤怒等原因而產生過激表現，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產生不穩定的心理因素;對嫌疑人過度正言厲色而致其不敢正面回答問題;與辦案人員胡攪蠻纏，故意實施不正常的干擾等等。類似現象雖能處置，但很可能在瞬間對某些具有不穩定因素的案件產生干擾作用。

3．其他干擾辦案、妨害訴訟的危險行為。一是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通供證。隨著我國司法制度的不斷完善，對于未成年人犯罪越來越多地開始實施非監禁化、輕刑化。訊問時，在場的法定代理人如果“別有用心”，可以在基本知悉案情的基礎上，協助與其他未羈押的犯罪嫌疑人串通供證，甚至是毀滅和偽造證據，來謀求較輕的刑罰處罰。二是對證人、被害人施以威脅?；谕瑯拥睦碛?，不能排除法定代理人為了減輕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處罰，而威脅證人、被害人的情況。其他類似情形還包括協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潛逃行為等各種可能。這些問題的存在，對于正常的訴訟秩序形成了極大的干擾。

三、法定代理人到場制度實施過程中檢察機關的司法應對

1．堅持正確的司法理念。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設計的基本精神是保障人權與懲罰犯罪的統一。未成年人犯罪多發的態勢雖然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采取分散式模式，注重對未成年人利益的保護，強調刑罰的寬嚴相濟，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從寬處罰、刑罰和非刑罰處置措施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發展，［1］但我們必須在客觀認識的基礎上切實貫徹刑法的謙抑性原則;正確理解刑罰的目的及其作用，樹立應有的司法導向。限制公權，保護私權是協調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2］保障人權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公權的限制。刑事訴訟法的修訂既然確立了人權保障的理念，我們就應當在執法當中使之切實得以實現。立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程序，在公權與私權有所沖突時，不能單純為了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忽視私權。法定代理人到場的制度設計之目的就是限制公權，因而我們對其積極作用要有充分認識，并從立法高度予以認真貫徹。

2．嚴格依照法律規定辦案，依法保障法定代理人行使權利。法定代理人到場，不僅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也是法律賦予其監護人的權利。正確適用法律不能只是流于表面和形式，通知與實現法定代理人到場，應當切實保障他們發揮對訴訟行為的監督作用，保障他們依法維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要保障法定代理人依法參與對未成年人的訊問，不受非法干預;接受法定代理人對司法工作人員違法或不適當行為進行監督、提出糾正;符合條件時允許他們與未成年人溝通，了解其犯罪動機、目的;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辯護意見;就刑事賠償等有利于被害人的問題進行交流;對未成年人實行正當教育和心理疏導。

3．客觀認識、辯證分析、正確對待法定代理人的心理狀態，這是一個核心因素。法定代理人到場是否對訴訟產生不利影響，完全取決于他的心理狀態。因而，無論是在訊問之前或者訊問當時，案件的承辦人員都有必要對法定代理人的行為、反應進行估測，進而評價其可能存在的心態或者變化趨勢。如果法定代理人的行為表現存在異?；蛘咂渌焕麅A向，要事先做好應對的準備，以免出現突發情況而不能正確處置。

4．事先與法定代理人進行有效的溝通。對于需要到場的法定代理人，案件的承辦人員不能僅僅履行通知義務，還要與他們進行必要的交流和溝通。如了解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生理和心理疾患、可能導致犯罪的原因;對法定代理人到場的責、權進行必要的說明、解釋和預先提示;交流有關教育、幫助、挽救等方面的內容;與案件有關的其他情況。這些措施必然能夠提高訴訟效率與幫教工作的實際效果。

5．到場的法定代理人干擾訴訟時的應對措施。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了法定代理人到場的權利，但是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即不得非法干涉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的正當訴訟活動，特別是在訊問過程中不插話、引導未成年人回答、不歪曲文字表達意思等;遵紀守法;不泄露與案件有關的秘密;不得串通供證、做偽證或者毀滅、偽造證據;不得威脅證人、被害人;不得有其他干擾訴訟的行為。對于到場法定代理人，如果實施了違法行為，要根據不同情況作出不同的處理:第一，對于干擾訴訟過程情節輕微的，予以警告或者訓誡。第二，對于嚴重干擾訴訟過程的，采取法定代理人到場的替代措施，如可以變更為合適成年人到場(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是指司法機關在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必須有合適成年人在場的制度［3］)、委托的律師或者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到場;允許法定代理人通過訊問錄像、看守所的監控措施旁觀訊問過程而不能現場干預。第三，法定代理人干擾訴訟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規定予以刑事處罰。

6．提高司法人員的抗御干擾能力。對于辦理的案件，事先要對可能存在的變數進行評估，并判斷受到干擾的可能性大小。根據不同情況，要有對應的處理措施，以避免訴訟活動受到不正常的干擾或者阻礙。同時，要提高辦案人員固定證據的能力，使案件的事實和證據都符合證明標準，排除瑕疵、矛盾;提高應變能力與處置能力，能夠依法應對訴訟過程中出現的異常問題。

［1］趙秉志，袁 彬．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的發展與完善［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3)．

［2］李建光．論刑事訴訟中人權保障的缺陷及完善［J］．河北法學，2010，28(12)．

［3］佟曉琳．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應探索建立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J］．中國檢察官，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