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學創作群體公共交往網絡研究——從周瘦鵑任主編時的《申報·自由談》談起

劉 莉

（浙江省文化藝術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3）

《申報》是中國近代發行時間最長、發行量最大、在民眾中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也是近代報刊中最早刊載小說的報紙?！渡陥蟆吩鴦撧k過多種副刊，《自由談》是其中發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種?！渡陥蟆ぷ杂烧劇窂?911年7月24日創辦到1949年5月27日?？?，38年的歷史中，主編曾幾經更換，從最早的王鈍根到最后一任主編王任叔，其中，周瘦鵑擔任主編的時間是最長的，從1920年到1932年，幾乎占《自由談》歷史的三分之一。在周瘦鵑主編時期，《自由談》聚集了一大批當時在上海專業從事寫作的文人，他們是《自由談》稿件最主要的創作者。20世紀20年代正是新舊文學激烈交鋒的時期，新舊文學兩大陣營界限嚴格，“新文學家對通俗文學的打壓和敵視，使得此時的新文學雜志只刊登新文學家的作品，通俗期刊只刊登通俗文學家的作品，雙方涇渭分明，同時也逼迫通俗文學家加強了內部的凝聚力，他們聚在一起朝各個通俗文學雜志滾動”[1]。

20年代《自由談》上經常出現的作家有：天虛我生（陳蝶仙）、徐卓呆、包天笑、程瞻廬、江紅蕉、張碧梧、張枕綠、胡寄塵、嚴芙孫、王天恨、范煙橋、范菊高、錢釋云、劉恨我、俞牖云、曹夢魚、顧醉萸、廖國芳、谷劍塵、秦瘦鷗、柯定盦、吳云夢、徐碧波、童心園、霜瑪瑙盦主，再加上主編周瘦鵑，我們就會發現，這些作家在近現代文學史上都被冠以“鴛鴦蝴蝶派”或是“禮拜六派”的“美名”，就連《自由談》也被當作“鴛鴦蝴蝶派”或是“禮拜六派”發表作品的陣地出現在評論家的視野中?！傍x鴦蝴蝶派”在近現代文學史上名氣甚大，但是這種名氣很大一部分卻是它的反對者們意外加于它身上的。關于這一點，范伯群先生曾在《禮拜六的蝴蝶夢—論鴛鴦蝴蝶派》一書中作過詳細的梳理[2]，復旦大學季宵瑤的論文《“鴛鴦蝴蝶派”之再考察：1920年代上海文人交游網絡》也進行了深入探究，認為所謂的“鴛鴦蝴蝶派”和“禮拜六派”，在新文學家的眼中與其說是一個流派，不如說是一種話語武器，根據現實斗爭的需要，不斷地被賦予新的涵義。[3]范伯群先生在《20世紀中國通俗文學史》“序言”中鄭重地提出：“不能將不屬‘新文學界’的作家隨意劃入鴛鴦蝴蝶派中去，它雖然摘掉了‘逆流’之類的帽子，也已不含責備和貶抑，但不是就不是。也不能將《小說月報》改組前的其他近現代文學雜志隨意劃為鴛鴦蝴蝶派期刊。這樣鄭重地提出，是為了糾正現代文學史上的若干錯案，并有利于嚴謹地敘述一部百年雅俗文學史?！盵4]在本文的敘述中，將20世紀20年代《申報·自由談》的創作群體統稱為“舊派文人”，以此既表明他們的群體特征，又區別于革命敘事脈絡。

既然“鴛鴦蝴蝶派”是一個虛構大于真實的話語武器，那么，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作品的這些作家是通過何種超越于派別之上的紐帶聯結起來的呢？他們是否也分享一些共同的價值觀？這種聯結和分享又對刊物和作品起到了一種什么樣的作用？

一、近代知識分子交往的公共網絡

“傳統社會是一個以時間為脈絡的社會，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其根源無不在歷史之中，個人的自我認同是在尋找歷史的脈絡感中實現的。相比之下，現代社會則更多地是一個以空間為核心的社會?！盵5]2這里許紀霖先生所說的“空間”概念并不是哲學的時空觀中的空間范疇，而是一種社會文化關系。任何時代的知識分子，即使是古代那些隱居的高人雅士，都無法脫離具體的物質空間和文化空間生存，知識分子總是生活在一定的具體的空間關系中。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知識分子活動的空間隸屬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血緣和地緣關系成了他們自我認同的重要關系網絡。除此之外，古代教育體制所形成的私塾、書院、科舉等學統關系也是古代知識分子一個重要的關系架構。到近代以后，由于現代意義上的大都市的形成，人口、資本、知識向大都市高度集中，知識分子為了追求自身的價值定位，被迫逐漸擺脫血緣、地緣關系，進入大都市的公共交往空間。在都市這個特定的背景中，一群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幾乎完全陌生的人，自覺地、人為地營造各種各樣的私人交往和公共交往，從而建構新的關系網絡，從中得到所需的社會資源。

對于現代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有一些可利用的公共網絡，這就是學校、社團和傳媒?，F代的學校教育雖然使更多的人擁有了接受教育、提升地位的機會，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學校教育也重新分配了社會資源和教育資源，進一步地將人分為不同的階層。許紀霖指出：“大學不僅生產知識，而且通過等級化的文憑，參加了社會階層的生產和再生產?！盵5]14

知識分子可利用的第二個公共網絡是社團，他們在社團中實現自身的組織化和社會文化實踐。知識分子對社團的選擇一般都基于自身的文化品格、生活趣味和政治立場。一方面，他們通過結社組織起來，另一方面，又通過結社而相互攻擊、自我分裂。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結社，有的是以一種很松散的方式，通過不固定時間的聚餐聚會來聯絡感情、交流思想，而更多的是，或許受到傳統的“君子群而不黨”的影響，以同人刊物的形式聯結起來。如胡適曾組織過多個同人刊物：20世紀20年代的《努力周報》、30年代的《獨立評論》、40年代的《獨立時論》，對政治表現出一種“不感興趣的興趣”，試圖通過公共輿論來影響政治和社會。

知識分子可利用的第三個網絡是傳媒。近代傳媒剛剛興起的時候，承擔了諸多社會功能，如傳播知識、開啟民智、制造公共輿論等，傳媒在近代歷史上是除了學校之外知識分子最大的公共網絡。如上文所述，眾多的社團以同人刊物的形式組織起來，在這里，傳媒不僅可以供志同道合的同人共同體向公眾表達思想，而且這個傳媒的具體載體所表現出來的風貌正可以當作其成員的精神代言。

除了以上所述的幾種公共網絡之外，在現代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中，傳統的地緣關系仍然發揮著重要的凝聚作用。如《新青年》早期的成員都是安徽籍的知識分子?，F代的學緣、社團和傳媒再加上傳統的地緣關系相互交錯，構成了錯綜復雜的現代知識分子的交往網絡。

梳理《自由談》創作群體的生平資料，我們可以看出，《申報·自由談》的作者群體是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共同體：從教育程度上來說，這些人大多出生在19世紀末期，年幼的時候受過私塾教育，接受過傳統文化的熏陶，因此有一定的舊學基礎，其中的大部分人受過新式的高等教育，有些精通日文或英文，能夠基本閱讀英文報刊書籍，因此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從地緣上來說，這些作家的籍貫以江浙地區為主，尤以江蘇蘇州人居多，而出生于他們賴以生存的大都市—上?！娜溯^少；從職業經歷來看，這些作家以從事教育行業的居多，其他大都也是與文化事業相關的職業，大部分人有自己創辦或主編某種刊物的經歷。

在這個知識分子共同體的公共交往中，起重要凝聚作用的是傳媒、社團和地緣關系。傳媒、社團和地緣這些公共交往網絡不僅決定了知識分子共同體的一些基本特征，而且在交往過程中增強、放大了這個知識分子共同體的屬性。

二、以傳媒為中心的交往網絡

20世紀20年代，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某位作家的名字經常會出現在某個刊物上，《小申報》上有篇文章寫道：

欲看包天笑、沈家驤之著作者，必須看《星期》。欲看嚴獨鶴、程瞻廬、陸澹盦之著作者，必須看《紅》雜志。欲看周瘦鵑之著作者，必須看《紫蘭花片》《半月》及《禮拜六》。欲看王鈍根之著作者，必須看《心聲》及《禮拜六》。欲看李涵秋之著作者，必須看《快活》。欲看貢少芹、李定夷之著作者，必須看《小說新報》。欲看趙苕狂之著作者，必須看《游戲世界》。欲看許廑父、徐枕亞之著作者，必須看《小說日報》。欲看沈雁冰、冰心女士之著作者，必須看《小說月報》。欲看江紅蕉之著作者，必須看《半月》《星期》及明正出版①此處原文作者有誤，《家庭》雜志應為世界書局出版。之《家庭》雜志。[6]

可見，在讀者的心目中，某些刊物有相對固定的作者群，或者說，某些作家的作品有相對固定的發表園地。

在一個刊物固定作者群的形成過程中，主編往往扮演著核心的角色，起著一種類似文壇領袖的作用。作為主編，他們手中掌握著重要的文化和社會資源，可以選擇發表哪篇作品以及褒揚哪位作家，受到他們提攜的年輕作家會長久地與他們保持師生或者朋友的關系。包天笑、周瘦鵑、陳蝶仙、王鈍根等人，均主持報紙副刊或雜志筆政多年，受到他們提攜成名的作家不在少數。周瘦鵑本身就得到過包天笑、陳蝶仙和王鈍根等人的幫助，他的小說最早投稿包天笑主編的《婦女時報》，受到包的賞識，后來又投到《自由談》，王鈍根“愛其情致纏綿，字跡娟秀”，力邀其任《自由談》常任撰述，“兼作《游戲雜志》《禮拜六》之臺柱”[7]。在他成名之后，同樣承擔起了提拔后進的責任，朱鴛雛、張舍我、張枕綠、程小青等人都因他的提攜而崛起于通俗文壇。從另一方面來說，一份刊物如果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住陣腳，一個穩定且高質量的創作團隊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豐富的人脈資源是擔任主編不可或缺的條件，正是主編和作者之間這種雙向需求的互動，才促成了以刊物和主編為中心的作者群體和公共交往網絡的形成。況且，在民初的上海舊派文人中，編輯與作者這兩重身份很多時候是互相重疊的，只有互相提攜才能保證共同利益的實現。

周瘦鵑編輯《自由談》正是在這種人際交往網絡中獲得成功的。在周瘦鵑正式擔任《自由談》主編一職之前，他早就開始在《自由談》上發表作品，之前的歷任主編都是他在當時的通俗文學圈內的好友。多年以后，回憶起當時接任《自由談》主編一職，他的興奮之情仍然可見：“1920年4月1日，我承《申報》主人史量才先生之招，踏進了漢口路申報館的大門，半小時懇談之下，竟以副刊《自由談》編輯一席交給了我。那時《自由談》并沒有固定的編輯，由總編輯陳冷血先生兼管著，真是大材小用。陳先生每天寫一段評論時事的‘自由談之自由談’，短小精悍，鞭辟入里。而我卻擔任了整整一年的特約撰述，每天在家寫作一篇小品文，送去副刊，從未間斷，中外古今，無所不談，花樣兒倒是層出不窮的。史先生大概已察看了我一年，認為編《自由談》可以勝任，這才把我招去了。像我這么一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居然爬上了報館編輯先生的席位，一時歡天喜地，真有一跤跌在青云里之感?！盵8]周瘦鵑開始編輯《自由談》的第一期報紙上，除了親自操觚的短篇小說《紫羅蘭庵說集》系列和一篇小品文《花生日瑣記》之外，其他文章都出自當時滬上鼎鼎有名的通俗文學家之手：張舍我、朱鴛雛、張碧梧、程瞻廬。程瞻廬開篇就連載了自己的長篇小說《眾醉獨醒》。朋友們的捧場，使周瘦鵑的《自由談》編輯生涯順風順水。在以后的編輯歲月中，《自由談》進行了多種嘗試，如“小說周刊” “家庭周刊” “小說半月刊” “家庭半月刊”，各種節日的臨時特刊，這些都離不開周瘦鵑身邊這一群朋友的支持和幫助。

民國的報刊雜志，由于數量眾多，競爭是很激烈的，編輯在作者和讀者之間，起著溝通和橋梁的作用，這對一家報刊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坝绕湟环N新創辦的報刊，怎樣組稿，怎樣標出獨特點，怎樣才能吸引讀者，殫思竭慮，面面俱到，這是談何容易??！至于繼承其事的，如果蕭規曹隨，那還問題不大，若要在原有基礎上，革故鼎新，出奇制勝，就同樣得花大力氣?！盵9]為了能讓刊物稿件充足，質量上乘，民國的這些編輯們煞費苦心?？胺Q民國小報翹楚的《晶報》主編余大雄，鑒于當時讀者喜歡追捧名家，他就不惜時間和精力，奔走于各名家之門取稿，一次取不到就兩次三次，非取到稿不可，因此《晶報》的作者陣容，比什么大報都強。[9]“還有《社會日報》，連載汪仲賢的《上海俗語圖說》，筆墨輕靈生動，擁有很多讀者?？墒峭羰仙砑鏀德?，忙不過來，對于寫作，大有不逼不寫之概。那位編輯胡雄飛，每天晚上來伺候他，坐等取稿?！盵9]1925年畢倚虹主編《上海畫報》時，特邀周瘦鵑做主要撰稿人，幾乎每期必有一篇短文。后來畢倚虹生病，周瘦鵑更是代畢倚虹全權負責刊物事務，將版面由原來的橫式改為直式，內容甚至比畢倚虹主編時期更加豐富多樣。1920年周瘦鵑邀請了當時滬上的九位名作家以“夢里”為題為《自由談》寫點題小說?！笆甍N喜言哀情，結習難除，作哀情小說；天虛我生老于社會世故飽經，作社會小說；程瞻廬善寫家庭瑣事，作家庭小說；朱鴛雛方主學校教席，作教育小說；陳小蝶富理想，作理想小說；徐半梅工滑稽，作滑稽小說；程小青好偵探，作偵探小說；張舍我昌言愛國，作愛國小說；張碧梧時念庭闈之恩，作倫理小說；張枕綠方享新婚之樂，作艷情小說?！盵10]報刊的主編能夠從朋友圈中得到穩定的、高質量的稿源，并非是在主編的權威下“理所當然”的事情，這是他們平日里“友情投資”獲得回報的表現。

民國時期，很多報刊雜志都很熱衷于推出各種各樣的特刊，這樣的特刊通常都需要名家的作品來裝點氣氛、支撐場面。一般情況下，特刊有以下幾種：節慶日的增刊、周年紀念，或者創刊號特刊等。1923年，《快活》雜志創刊，編輯主任為李涵秋，鑒于周瘦鵑在當時報刊界的地位，特邀請他為“創刊號”寫篇文章，盡管事務繁忙，周瘦鵑還是硬著頭皮寫出了這篇文章：“《快活》出版，找我做一篇描寫快活的小說，我本想快快活活的做一篇，叵耐事情太忙了，想不出好意思來。要快活竟不能快活，只得懷著一肚皮的不快活，勉勉強強說幾句祝頌《快活》的話?！盵11]

1924年1月5日，王鈍根主編的《社會之花》創刊，就邀請到了嚴獨鶴、畢倚虹、向愷然、劉豁公、嚴芙孫、鄭逸梅、平襟亞等人的稿件，周瘦鵑雖然筆政異常繁忙，也做了《?！瓷鐣ā怠芬晃?，寫道：“如今文藝界中，卻有一枝十全十美的好花開出來了。有一等一的色，一等一的香，卻又不像紫羅蘭的短命，玫瑰花的有刺。這朵花芳名叫什么?就叫作《社會之花》?！盵7]正如在編輯刊物時受王鈍根的捧場一樣，周瘦鵑也在文章中大力向讀者推薦王鈍根的這本刊物。

這種臨時特刊的索稿總帶點強迫的意思，被很多作者形容為“拉夫綁票”，“卻又嚴于軍令”，這種“軍令”類似于“情面”，令人無法招架。徐卓呆編輯《新上?！冯s志，致信范煙橋，請代為征集蘇州星社社友作品，信中便直接寫道：“請代為拉夫，輸送本司令部?！庇捎诋敃r的這些舊派文人很多都是編輯與作者的雙重身份，因此對報刊在特殊時期的約稿作出支持的姿態，就仿佛是無形的友情投資，可以換取未來的回報，即自己某日也可以以編輯的身份向對方約稿，在出版業日漸市場化的民國時期，爭奪名家和讀者的競爭日趨激烈，這種“禮尚往來”的編輯和作者之間的互動，其傳遞行為本身的象征意義已超越了它所傳遞的實際內容，盡管這種命題作文的文字只是些陳詞濫調，但是“它們所承載的友好信息，卻推動身份認同的形成，也將友情為基礎的文人網絡鞏固得更為緊密，在這里，這種‘集體參與’與商業考慮不但不相違背，實則是相輔相成的兩個側面。協作互助本就是為了謀求共同利益，交誼網絡的建立成為保障文人在編輯、創作事業上獲取成功的重要基石”[3]26。

三、以社團為中心的交往網絡

《自由談》作家的另一個公共交往網絡是社團，和這些民國舊派文人有關的社團主要有三個：南社、星社、青社。

早在1907年7月29日，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人在上海成立以反清為目的的文化人士團體神交社時，包天笑就參與其中。1909年11月6日，南社在蘇州虎丘舉行了成立大會，宣布正式成立。1910年，南社第三次雅集在上海張家花園舉行，包天笑被選舉為庶務?！笆鼊铡鳖櫭剂x，大概就是打理社中日常事務，“我的加入南社，因為南社中早已有了我幾位老朋友。如陳佩忍（去?。?，在吳江同里鎮金松岑家里就認得的。如蘇曼殊，在蘇州吳中公學社就認得的，還有許多人，也都是到上海來后認得的……那時主持南社的人，我只知道陳佩忍與朱少屏”[12]。那時包在《時報》任職，其小說《留芳記》《上海春秋》還沒有發表，他作為通俗文學大家的地位也尚未確立，加上他為人隨和，喜歡熱鬧，人緣廣泛，交際能力強，因此，他被選為庶務也是恰如其分的。周瘦鵑后來也加入了南社，還有姚鹓雛、朱鴛雛、王鈍根、胡寄塵、陳蝶仙（天虛我生）、徐枕亞等人也都先后加入了南社。但是在南社的歷史上，除了朱鴛雛因為被柳亞子開除出社一事為人所知外，這些通俗文學家基本活動不多，名氣也不怎么大。這主要是由南社的性質所致。南社是一個以反清為目的的革命社團，而這些通俗文學家卻更追求中國古代士大夫那種安閑自適的生活作風，和劍拔弩張的南社格格不入。

相較而言，青社和后來的星社在這些通俗文學家日常交游中占的比重更大。1922年，范煙橋從吳江桐花里遷到了蘇州，并在溫家岸買到了一宅，緊鄰顧阿瑛的雅園遺址，“庭院間老樹參天，雜卉匝地，一泓清水，數疊奇峰，確是個習靜吟嘯之所”[13]166。在蘇州的文人便經常在這清幽之所聚會，后來，范煙橋就提議組織一社，于是決定在那年七夕為第一次聚合之時，因為正值雙星渡河之日，因此取名為“星社”。第一次聚合的地點，就在金閶門外的寒碧山莊。初次聚會的作家有趙眠云、顧明道、范君博、屠守拙、孫紀于、范煙橋、范菊高（范煙橋之弟）、姚賡夔（后改署蘇鳳）、鄭逸梅共九人。幾人在那里“竹露品茶，林風納爽”，還請了攝影師拍了一張集體照，“留為鴻雪”。據鄭逸梅的記載，后來又加入的有程瞻廬、朱楓隱、程小青、蔣吟秋、陶冷月、徐碧波、范佩萸、尤半狂、尤次范、尤戟門、金芳雄、陳迦盦、陳蓮痕、吳聞天、黃若玄、黃南丁、黃轉陶、趙芝巖、周克讓、包天笑、嚴獨鶴、周瘦鵑、丁慕琴、江紅蕉、張枕綠、張舍我等。星社是一個比較松散的文藝團體，徐碧波說他們是抱著“無社章、無社長、無社費、無社址的四無主義”[14]，活動以茶話會和雅集為主，剛開始規定每星期聚會一次，“蘇州居住條件較好，大都有些齋軒書室，也就輪流在家做東道主，備著香茗，佐以自制的佳點，且飲且啖，又復隨意看看圖籍書畫，以及家藏的文物，大小的報刊，并在文藝上作交換探討，覺得很有意思”[13]168。還規定每月聚餐一次，也是由各社員輪流主持，“有時在家設席，有時假座菜館，一時在蘇的同文，紛紛加入”[13]168。在星社社員的活動中，充滿著樂趣和興味。有一次，眾社友在蘇州城內天來福菜館聚餐，雖然飯菜味道甚佳，但是眾社友卻認為這招牌—“天來?！薄疵馓?，有人就提議擬一嵌字聯，蔣吟秋隨即寫了一副七言聯：“天然清福詩書畫，邈兮高風歸去來?！盵13]170把“天來?！比智兜脺喅勺匀?，大家都為之擊節贊賞。江浙戰火紛起的時候，在蘇州的很多文人紛紛遷往上海，星社的中心也就由蘇州轉到了上海?！吧虾Ｈ宋闹?，更勝于蘇州，于是參加星社的，紛至沓來?！盵13]173后期星社的活動地點主要在上海，規模比蘇州有所擴大，書畫、電影、戲劇等“一切從事于文藝工作”的人士都有參加，一年中在豫園、冠生園等地舉行了六七次雅集，每次都有新社友加入。1932年星社在鶴園舉行十年紀念雅集時周瘦鵑正式加入。1937年，趙眠云、范煙橋在豫園萃秀堂舉行雅集，一共到會二十八人，事先約好每人帶一件贈品，編號抽簽交換作為留念，徐碧波夫婦抽到了周瘦鵑帶去的紫羅蘭花和禾犀松盆景，包天笑抽到了瓷制高跟鞋形狀的煙灰缸，鄭逸梅抽到了包天笑帶去的玩具。星社最后一次大規模集會是在滬南半淞園舉行，參加者每人帶一件家藏的有趣味的玩意供展覽，顧醉萸帶來了《孽?；ā分魅撕槲那涞挠≌?，顏文樑帶來了非洲黑人飲器，黃覺寺帶來了意大利游船模型，還有陳巨來的合錦扇，鄭逸梅的明妓馬湘蘭的花卉扇、南國紅豆、清宮御用朱墨，徐卓呆配著紅木座的炮彈彈殼等等，尤半狂未帶展品，旁人問他，他說：“本身自認頗有趣味，那就不需另有東西了?！盵13]174

星社在上海對應的是青社，青社比星社早成立一個月，發起者為徐卓呆、張舍我、張枕綠、嚴芙孫，初次聚會在半淞園舉行，眾社友推舉包天笑、胡寄塵起草社章，張枕綠為文牘干事，嚴芙孫為會計干事，張舍我為庶務干事。但是青社成立沒多久就告解散，在時間長度和活動密度上能與星社相提并論的上海文人團體，是一個叫“狼虎會”的非正式聚餐會。

徐碧波1923年發表的星社茶話會紀事中寫道：“滬上畫家、小說家，遇星期輒聚餐，名其會曰狼虎。蘇地諸同志，因亦發起星期茶話會?！盵15]表明星社之發起時模仿上海的“狼虎會”。狼虎會的成立，據陳小蝶回憶是在四民路民樂園，當時，他和李常覺、丁慕琴（丁悚）、周瘦鵑關系甚好，四人都對電影充滿興趣，于是經常輪流做東看電影。因為距離住處較遠，每次坐黃包車看電影都趕不及回家吃飯，于是就每逢星期六，先在館子里吃好飯，再同赴影院。后來，嚴獨鶴、畢倚虹、陳蝶仙、王鈍根等人陸續加入。狼虎會的成員多數是活躍于上海文化界的人物，“錫以嘉名曰：狼虎。蓋謂與會者須狼吞虎咽，不以為謙相尚”[16]68。表現出一種消閑逸樂的趣味所在，他們穿游于滬上各名家菜館，時時光顧，并在雜志上對各個餐館進行評價，為準備宴客的讀者提供參考。①嚴獨鶴在《紅雜志》“社會調查錄”欄目發表《滬上酒食肆之比較》，自稱身為狼虎會的成員，即取得“老饕資格”，時時光顧滬上各餐館，足以給準備宴客的讀者提供參考，文中對滬上的川菜、閩菜、京館、蘇館做了許多點評。

參加狼虎會，不單是享受美食，“每次集會，大家除飲啖而外，又恣為諧謔”，戲謔的花樣之多，幾乎可以編出一部“狼虎詞典”。[17]“每次席面一開，筷子一動，笑的工作，就開始了，笑話迭出，笑聲大縱，直到笑到闔席的人捧著肚子，淌了眼淚為止，因為我們狼兄虎弟向來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則，就是不許拘禮貌，不許說假話，更不許鬧意見，大家平時彼此事忙，不大會晤，借狼虎會晤敘一下子，便非大笑特笑不可?！盵18]周瘦鵑在《紫蘭花片》上曾經向讀者介紹過狼虎會的成員在游西湖時大家玩的幾種游戲。第一種游戲分成兩人一組，一人做書記，請每人任意報一個字，書記逐一記在紙上，湊滿一百多個字，讀起來就是一篇不通的文章，往往有極可笑的句子出現，如有一次出現一句“鵑飛屎中哭”，李常覺、陳小蝶經常以此來取笑周瘦鵑。第二種游戲類似于今人所玩的“時間地點人物”游戲，每人取兩個紙條，分別寫下在哪里，做什么事情，然后每人隨即抽出一條來報出結果，如李常覺報出“李常覺在抽斗里翻筋斗”，陳小蝶報“陳小蝶在天堂上挑糞”，當時在西溪船中，兩條船并行玩這個，眾人幾乎要把船笑翻了?！拔覀円话嗯笥烟染墼谝黄饡r，總喜歡開玩笑，說也奇怪，明明都是二十歲三十歲以外的人，卻一個個好像變做了小孩子一般?！盵19]

在一次集會上，天虛我生即席賦詩贈友人，詩前小序云：“于休沐之日每一小集酌，惟玄酒朋，皆素心。而常與斯集者，有鈍根、獨鶴之冷雋，常覺、瘦鵑之詼諧，丁、姚二子工于丹青，江、楊兩君乃善絲竹；往往一言脫吻，眾座捧腹，一簋甫陳，眾箸已舉，坐無不笑之人，案少生還之饌。高吟喌喌，宗郎之神采珊然；擊筑嗚嗚，酒兵之旌旗可想。誠開竹林之生面，亦蘭亭之別裁也?！盵16]69

湯哲聲先生認為這些人是中國最后一批風流倜儻的傳統名士，從以上他們記敘自己交游的情況來看，名副其實。風雅的趣味、脫俗的品味、詼諧的言談以及種種有趣的細節總是被不厭其煩地重新書寫，他們固然是江南傳統文化孕育出的才子名士，但是身為現代都市里的文字勞工，他們的創作與新興的傳媒聯系起來，必然要考慮到如何順應讀者的心理期待和心理需求，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身份塑造方式。在這種意義上，無論是在南社的斗詩斗酒，還是星社的詩酒風流，或是狼虎會飲啖諧謔，其實都是這些舊派文人戲劇化的自我形象展示，而這種交游宴樂的真實含義，除了消遣放松之外，思想交流、信息交換、資源獲取恐怕是更深層次的目的所在。

[1]范伯群.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606.

[2]范伯群.禮拜六的蝴蝶夢—論鴛鴦蝴蝶派[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3]季宵瑤.“鴛鴦蝴蝶派”之再考察：1920年代上海文人交游網絡[D].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08.

[4]范伯群，湯哲聲，孔慶東.20世紀中國通俗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0.

[5]許紀霖.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 1895—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韻香閣主.隨便說說[N].新申報·小申報，1923-02-01（6）.

[7]王鈍根.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J].社會之花,1924：1（5）：6.

[8]周瘦鵑.二十余年老伴侶[M]//周瘦鵑.姑蘇書簡.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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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瘦鵑.自由談之自由談[N].申報·自由談，1920-06-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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