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札的多模態話語分析——以毛澤東致宋慶齡的信札為例

郭應祥

（河南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河南 洛陽 471003）

1.引言

在中國傳統社會，書信在人們日常交往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元代學者張晏有云“告不如書簡”就說明了這一事實?，F存的傳統信札，即通常所說的手札，不僅在行文上生動有趣，而且許多更是珍貴的書法作品。本文以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法和Kress & Leeuwen的視覺語法為理論基礎，對毛澤東1949年6月19日致宋慶齡的一封手札封面進行多模態話語分析，探討了由中國傳統信札構成的圖像是如何同文字共同實現表意功能的。

2.理論背景

2.1 系統功能語法

系統功能語法把語言看作社會符號。Halliday（2004）在他的系統功能語法中提出了語言的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語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胡壯麟，朱永生，張德祿，李戰子，2005）。

2.2 視覺語法理論

多模態話語分析從系統功能語言學那里接受了語言是社會符號（social semiotic）和意義潛勢（meaning potential）的觀點，認為語言以外的其他符號系統也是意義的源泉；接受了系統理論，認為多模態話語本身也具有系統性；接受了純理功能假說（meta-function hypothesis），認為多模態話語與只包含語言符號的話語一樣，也具有多功能性，即同時具有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朱永生2007）。

3.信封的多模態話語分析

3.1 信封的再現意義

Kress & Van Leeuwen （1996）強調，圖像中參與者和環境等元素對圖像再現意義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他們認為圖像有兩種再現模式，敘事再現和概念再現。敘事再現中，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是通過相互作用來體現的，具體可以分為行動過程、反應過程、言語和心理過程三個方面。作為敘事圖像的標志，矢量（vector）由圖中的元素構成，是這些元素形成的斜線，通常是強烈的對角線。（李戰子，2003）

信封的主要參與者有4個，作為背景的信封本身，信封上用毛筆書寫的內容，“面呈”，“慶齡先生”和“毛”。背景為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委員會專用信封，信封底色為灰色，上面印刷部分的內容有兩部分組成，信封中央有一個豎排矩形方框，顯然是用來填寫收信人的相關信息的，左側稍偏下方為單行豎排繁體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的方框與其左側的文字顏色均采用紅色，整個信封內容樸素端莊，簡約大方。信封上面書寫的內容也十分簡約，豎排，從右到左分成3列，寥寥8個字，行書字體，草書筆意，鐵畫銀鉤，遒勁有力。黑色的書寫文字與背景紅色的印刷字體及方框構成了信封的全部內容。其中，“宋慶齡先生”5個字位于紅色方框內，方框處于信封的中心位置，而“宋慶齡先生”5字又在方框內書寫，即處于整個信封中心的中心位置。同時，信封上一共書寫8個字，方框中書寫的內容就占去了5個，超過一半，構成這一充滿張力的矢量，給人以極強的視覺沖擊力。該矢量將信封從中間分開，其左右各一部分?！懊娉省?字位于右上部分，“毛”位于左下部分。這兩部分又非常巧妙地各自構成一個矢量?！懊娉省?，說明了信札的傳送方式—不像通常的書信那樣通過郵局郵寄，而是直接由時任中央候補委員的鄧穎超當面新手交給宋慶齡。左下方單字1個“毛”，則表示信的發出者?！懊弊治挥谧笙路?，有2層含義：首先，從書法章法角度審視，該字所處的位置保證了信封整體布局的平衡，使整個圖像重心穩定（可參看王羲之所書《快雪時晴帖》）；其次，表示寫信人對收信人的敬重。

3.2 信封的互動意義

互動意義是關于圖像的制作者、圖像所表征的事物（包括人）和圖像觀看者之間的關系，同時提示觀看者對表征事物應持的態度?；右饬x有四個要素構成：接觸、社會距離、態度和情態（王紅陽，2007）。由于信封內容所限，文章從社會距離和情態兩個方面分析信封的互動意義。

3.2.1 社會距離

圖像鏡頭取景框架的大小也會影響到圖像參與者與圖像觀看者之間的親疏關系。親近距離：只看到臉部或頭部；個人近距離：頭部和肩部；個人遠距離：腰部以上；社會近距離：整個人；社會遠距離：整個人并且周圍有空間環繞；公共距離：至少4～5個人的距離（Kress & Van Leeuwen，1996）。

信封上的3個參與者都比較靠近中央位置，“宋慶齡先生”5個字位于正中央的紅色方框內部，字形相對較大，尤其是“宋慶齡”3字，親近距離，宋慶齡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而“宋慶齡”3個字恰恰字形較大，這不能不說是作者毛澤東的別具匠心，既向收信人傳達了自己的意圖，同時又表明作者對宋慶齡的尊敬?！跋壬奔捌渥笥覂蓚?“毛”和“面呈”，字形較小，試圖與收信人建立一種公共距離的關系。

3.2.2 情態

在圖像分析中，情態是指某種圖畫表達手段的使用程度，如色彩、色調、深度和再現細節等（Kress & Van Leeuwen，1996）。Kress & Van Leeuwen 從色彩飽和度、色彩區分度、色彩協調度、語境化（指從沒有背景到極為細致的背景）、再現（指從最抽象到對細節的最大限度的再現）、深度（指從沒有深度到最大程度的透視）、亮度（即從最大數量的不同明亮程度到只有明與暗兩種）等八個視覺標記，探討了圖像中情態的現實主義量值高低。（李戰子，2003）

信封采用了灰白色背景，紅色印刷字體及方框，黑色書寫字體的高情態色調，對比鮮明的色彩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從色彩的飽和度與協調度來看，信封雖然總體飽和度較低，但卻使用了高飽和度的紅色，與無彩色灰、黑進行對比，深淺鮮明，搭配極其協調。從語境來看，信封背景為無彩色灰色迅速轉變為高飽和度的紅色，對比明顯，同時也構成一個隱喻，紅色象征著熱烈、進取和革命，紅旗，紅軍，紅星，北京的紅墻，中國共產黨從初創時期的最初50名黨員，逐漸壯大，后來處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中，再由星星之火發展成為今天的燎原之勢。信封在深度、再現和亮度方面也體現了高情態的量值。通過層次分明的亮度和對比鮮明的色調，信封向收信人最大程度地展現了作者熱切盼望宋慶齡到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心情，從而提示了信的主旨。

3.3 信封的構圖意義

多模態話語的構圖意義有三種資源：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取景（framing）和顯著性（salience）。

3.3.1 信息值

信息值是通過元素在構圖中的放置位置來實現的。任何特定元素，在整體中的角色取決于它是被放置在左邊還是右邊，中間還是邊緣，或者圖片空間的上方還是下方。Kress &Van Leeuwen（1996）認為，放置在左邊的信息是已知信息，放在右邊的是新信息；放置在中間的圖像具有核心信息提供者的功能，而放置在邊緣上的信息則起著輔助核心信息的功能。（李戰子，2003）

信封中宋慶齡的名字位于畫面中央，3個字顏色為黑色，與方框的顏色紅色對比鮮明，這表明宋慶齡是黨外人士，是中國共產黨要邀請的貴賓（同年8月26日宋慶齡乘車到達北平火車站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前往迎接便是證明）。如果仔細審視，不難發現右上角的“面呈”和左下角的“毛”3個字均有稍稍傾斜，前者從右上向左下傾斜，后者向右下傾斜，兩者都在靠近中間5個字“宋慶齡先生”。信封以這種方式布局是作者有意而為之，說明宋慶齡在中國共產黨人心目中的崇高的地位，也表明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邀請宋慶齡到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誠心誠意的。

3.3.2 取景

取景指的是有無取景手段（可通過造成分割線條、或實際分割框架的線條來實現），這些線條割斷或連接圖像中的元素，表示它們在某種意義上是屬于還是不屬于的（轉引自李戰子2003）。

整個信封的色彩對比鮮明，主色調為灰色，印刷字體及中央的方框為紅色，形成分割線條。表面上看，這種分割形象地向觀看者展示了兩種對比鮮明的色彩，從更深層次看，代表中國共產黨從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突出重圍，逐漸壯大，并最終取得了勝利。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宋慶齡雖然不是一名共產黨員，卻和共產黨一起，為中國革命事業共同奮斗。毛澤東手書的8個字中，收信人“宋慶齡先生”位于紅色方框內，也表明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宋慶齡對中國革命做出的貢獻卻是巨大的。劉少奇曾經說過：“對中國革命，她的貢獻甚至超過我們黨的一些負責同志”。

3.3.3 顯著性

顯著性是指圖像中的元素吸引觀看者注意力的不同程度?？赏ㄟ^被放置的位置、前景或背景、相對尺寸、色調的對比（或色彩）、鮮明度的不同程度來實現。（李戰子2003）

宋慶齡原先對赴北平是有顧慮的，因為孫中山先生在1925年就病逝在北平，當時的不幸，記憶猶新，她說：“北平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八螒c齡先生”是整個信封內容的焦點，位于信封的中央位置的方框內，象征著當時她心中的矛盾和掙扎，同時也為同年的8月26日宋慶齡同意到北平做了鋪墊，表現了一位愛國政治家的高風亮節。

4.結束語

本文首先簡單介紹了多模態話語分析的理論基礎—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法，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Kress &Van Leeuwen的視覺語法理論框架。并以此為基礎分析了毛澤東致宋慶齡的信札，研究了圖像的再現意義、互動意義、構圖意義，以它們是如何同文字一起共同實現表意功能的。研究發現，在信息技術日益發展的今天，用多模態話語分析對我國傳統信札的研讀是一種需要和必然。

[1]Halliday，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i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2004.

[2]Kress，G. & Leeuwen，T. V. Reading Images [M]. Burwood: Brown Prior Anderson，1996.

[3]胡壯麟，朱永生，張德祿，李戰子. 系統功能語言學概論[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4]李戰子. 多模態話語的社會符號學分析[J]. 外語研究，2003.

[5]王紅陽. 多模態廣告語篇的互動意義的構建[J].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7.

[6]朱永生. 多模態話語分析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 [J]. 外語學刊，2007.